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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是《民主》杂志创刊30周年，同时也是《民主》周刊编委董秋斯先生诞辰120周年和逝世50周年。
董秋斯（1899—1969年），祖籍天津市静海县，原名绍明，字景天，笔名“秋斯”“求思”“求是”“求实”等。民进第二届理事会候补理事，第三届中央理事会理事、宣传部部长，第四、五届中央委员会委员。曾任上海翻译工作者协会会长，后调入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翻译局，牵头创办《翻译通报》并任主编，相继任人民出版社翻译室主任、编审，《译文》（1959年更名为《世界文学》）编委、副主任等职。
董秋斯是著名翻译家，在译学界有深远影响。他从事翻译工作近50年，翻译了数百万字的作品，包括《大卫·科波菲尔》《战争与和平》《士敏土》《杰克·伦敦传》《红马驹》等，很多译本已经成为经典，被长期再版，并被很多外语类专业院校作为必读书目。董秋斯在成为翻译家之前，曾是一位进步办刊人，他受鲁迅先生影响走上翻译道路，有关他的很多人与事，至今仍熠熠生辉。
进步办刊人
董秋斯的办刊经历始于学生时代，与他的革命工作紧密相连，或者说办刊工作是他参与进步运动和革命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董秋斯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时，参加了五四运动。1921—1926年，他考入燕京大学，先于文理科半工半读，后就读于哲学系。五卅运动爆发，董秋斯迅即投入这一运动。他担任燕京大学学生会主席，和同学刘谦初、张采真等合编《燕大周刊》，并与熊佛西等发起并成立燕大文学会。《燕大周刊》创始人、第一任总编辑为熊佛西，创立时宗旨是“以科学的精神讨论学术”，后来越来越偏重文艺。这种倾向的转变，取决于办刊人和作者群体的倾向。董秋斯担任其总编辑期间，发表过不少宣传文学革命的文章。最后一任总编辑姜公偉曾这样描述：“后来董绍明君当编辑，依然偏重文艺……”《燕大周刊》创刊于1923年，终刊于1927年，正好与新文学产生的后半程（1923—1927年）同相始终，集结了周作人、俞平伯、冰心、许地山等燕大师生系列作品，以其各具先锋性和探索性的思想和艺术成就汇入新文学主流[王翠艳：《〈燕大周刊〉与五四新文学的互动》，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5（9）]。
1926年，董秋斯参加三·一八爱国运动，加入燕大的学生队伍去段祺瑞的执政府请愿，遭遇反动军阀蓄意屠杀，幸免于难。同年，他大学毕业，应聘到当时的全国革命策源地广州任教，得以接触一些马列主义书刊。12月初，他和刘谦初、孟用潜以及妻子蔡咏裳奔赴武汉，加入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政治部从事宣传工作，主编《血路》月刊，继续传播反帝反封建的先进思想。
大革命失败后，出于从参与历次运动中吸取的教训和对中国命运的思考，董秋斯开始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以极大的热忱阅读当时能够找到的苏联文学作品，从中汲取继续革命的力量，并走上革命道路。董秋斯到上海，他的老同学和挚友张采真在上海中共中央秘书处工作，引荐董秋斯接编中共的外围刊物《世界月刊》，以便公开宣传党的政策。1930年，董秋斯参加当时有鲁迅担任领导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并主编了《国际》月刊。在《世界月刊》上，最先刊登了《田中奏折》，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野心，董秋斯因此结识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据董秋斯的女儿董仲民回忆，1931年，经过史沫特莱的介绍，董秋斯和蔡咏裳参加了第三国际东方局（亦为苏联红军总参情报部东方局）的工作[董仲民：《忆我的父亲、革命文学翻译家董秋斯》，载《纵横》，2007（1）]。
董仲民《忆我的父亲、革命文学翻译家董秋斯》一文记载，董秋斯后因身体原因，经组织同意正式退出东方局，到上海参与地下党的工作。1979年4月13日《光明日报》发表的悼词中记载，董秋斯先生1941年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工作，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5年，10月13日，《民主》周刊创办，郑振铎任主编，董秋斯是编委之一。他是一位勤奋且负责任的编委，几乎在每期《民主》周刊上发表文章或译作。这些文章和译作，大多言语犀利，针砭时弊，具有很强的进步性。如他在《民主》周刊创刊号上，发表译作埃德加·斯诺的《纳粹罪犯访问记》，并在译者记中写道“只想提醒大家一件事：德国与日本不但同属法西斯国家；日本在过去加意模仿德国”。他在《民主》周刊第六期上发表《论新闻自由运动》一文，勇敢揭露国民党当局在上海实行假新闻自由的事实，指出“战争已经停止了快三个月，我们上海人还没有资格享受这一项自由（指思想自由及言论自由）”和国民党当局不准《新华日报》在上海发行的行径。
针对美国政府怂恿蒋介石内战的对华政策，1945年12月中旬，马叙伦、王绍鏊利用马歇尔来沪之机，联络包括董秋斯在内的郑振铎、林汉达、徐伯昕、周建人、许广平、严景耀以及文化界其他爱国知名人士共61人联名发表了《给美国人民的公开信》。1946年1月2日，中国民主促进会召开第二次会员大会，董秋斯出席，会议选票上44个会员名字中有董秋斯。
革命文学翻译家
董秋斯在鲁迅先生的影响下，走上翻译道路，他曾撰写《鲁迅先生对我的影响》（《民主》周刊第二期）一文，记述了这段经历：当时冯雪峰动员一群年轻人，时常去鲁迅先生处“唠叨”，希望鲁迅写用文艺的形式表现当时的社会运动的作品，董秋斯也被动员去对鲁迅说“只要先生肯写，我们有一般朋友，可以替先生搜集材料”，鲁迅回答说，写文艺作品不同写论文，专靠别人供给的材料是不行的。关于劳动阶级的生活，他只知道几十年前浙江绍兴乡间的农民。离开故乡以后，一直在教育界做事，所接触的限于学校里的同事和学生。别的方面知道得很少，不知道所以不能写。鲁迅对创作严肃认真的态度，给董秋斯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他借用陶渊明的诗句“本既不丰，又忧病继之”来形容他当时的情况，经过慎重考虑，投身翻译，而且正如他自己立志所做的那样“一直翻译到拿不动笔的时候”。
《士敏土》是董秋斯翻译的第一本长篇小说（与蔡咏裳合作）。这是一部反映苏联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长篇小说，被高尔基称为“第一次坚定地采取了和辉煌地照出了当代最有意义的主题——劳动”，被鲁迅称为“新俄文学的永久的碑碣”。《士敏土》一经译出，便显示了影响力，鲁迅先生亲自作《代序》，并撰写《图序》。1931年11月，时任山东地下党委书记的刘谦初在就义前几个月读了《士敏土》后，从狱中写信给董秋斯说：“我们简直忘记了一切，眼前但愿有一所庄严灿烂的士敏土厂！”（见《中共党史人物传》，第二十一卷《刘谦初》，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 1934年，董秋斯因病进入北平协和医院诊治，后回到上海，此后11年，他把养病和地下工作之余的大部分时间都用于翻译外国文学，其中费时最多的是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从1938年开译，1949年出版上半部，1958年出齐。茅盾对董秋斯的译本给予很高评价，他说同原先的旧译本相比，“还是董秋斯从英文转译的本子好些。他采用的是茅德的本子。茅德是托尔斯泰的挚友，茅德的译文经托尔斯泰本人审定，认为是好的”（见《茅盾译文选集·序》，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
董秋斯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翻译了部分有关马克思的作品，如列宁的《卡尔·马克思》、拉法格的《忆马克思》、李卜克内西的《星期日在荒原上的邀请》和《马克思与孩子》等，这些文章收入读书出版社的《卡尔·马克思——人、思想家、革命者》一书，于1939年出版。此外还有奥兹本的《精神分析学与辩证唯物论》（再版时恢复原名《弗洛伊德与马克思》）。
1947年，董秋斯翻译的《大卫·科波菲尔》由上海骆驼书店初版，该书为英国作家查尔斯·狄更斯的自传体小说，反映了19世纪上半期英国的社会现实，作品塑造了不同阶层的典型人物形象，揭露了社会的黑暗和腐朽，反映了对劳苦大众的深切同情，董秋斯翻译此作品，在当时具有革命和进步意义。
译论先驱者
董秋斯丰富的办刊经验与长期的翻译实践，为他在新中国成立后研究翻译理论、办翻译类刊物奠定了坚实基础。
1949年，董秋斯主编《翻译》月刊，专门介绍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学成就，宣传中国共产党在文化方面的方针政策。
1950年，董秋斯参与创办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个翻译协会——上海翻译工作者协会。欧阳文彬在《上海解放前后我参加的出版活动》[《出版史料》，2009（3）]一文中记述：“上海刚解放时，我还在开明书店工作。不久，在党员的身份公开后，我编入市中区委领导的党支部，与翻译家董秋斯一起过组织生活。他与我谈一些翻译出版方面的想法。他翻译的《士敏土》曾得到鲁迅先生的关注和鼓励，是著名的翻译家。他向我谈起，解放前夕，地下党文委想改变上海翻译界各自为政、各行其事的现状，要将翻译工作者组织起来，有目标有计划地开展工作，并把这一任务布置给他。在董秋斯的奔走联络下，已经邀集到巴金、姜椿芳、冯雪峰、冯宾符、林淡秋、胡仲持、吕叔湘、罗稷南、草婴等四十多位翻译家作为发起人，开展上海翻译工作者协会的筹备工作，6月19日，上海解放不到一个月，召开了第一次发起人会议。董秋斯被选为译协主席，我担任秘书长。”姚以恩在《新中国第一个翻译协会》（《文汇报》，2008年8月5日第十版）中记录了任以奇的一段回忆：“大约在1950年，上海成立了译协，会长是董秋斯同志，领导人还有姜（椿芳）先生、冯宾符同志等。秘书长是欧阳文彬，副秘书长是任以奇。”
1950年，董秋斯调至北京，主编《翻译通报》，负责联系全国翻译工作者、调查研究、交流翻译经验等。1953年初，董秋斯出任中国作家协会创办的月刊《译文》（1959年更名为《世界文学》）的副主編。1964年，《世界文学》划归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董秋斯随之入社科院工作。
1951年，董秋斯最早在题为《翻译理论的建设》一文中提出在我国建立“翻译学”的主张。他担任《翻译通报》主编期间曾经掀起过翻译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高潮，并最早提出要建立一个完整的翻译体系，是提出“中国翻译学”这一说法的第一人[那艳武：《翻译家董秋斯研究》，天津财经大学，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张静：《21世纪3种中国本土翻译理论综述》，载《英语广场》，2016（9）]。董秋斯是国内外明确提出建立翻译学的第一人，比霍姆斯（1972年）早了20多年[汪庆华：《传承中国译论的再创作者——董秋斯翻译思想研究》，载《广西社会科学》，2011（3）]。翻译到底是科学还是艺术这一问题在东西方译界争论已久，20世纪50年代起，西方学者如[英]约翰·卡特福德（John Catford ）、[德]沃尔弗拉姆·威尔斯（Wolfram Wilss）等开始将翻译与语言学结合起来，认为翻译是一门科学。在我国，董秋斯在20世纪50年代初率先从语言学的视角肯定了“翻译是一门科学”的命题[张经浩：《翻译学：一个未圆且难圆的梦》，载《外语与外语教学》，1999（10）]。董秋斯站在时代和历史的高度，率先明确提出了建设我国翻译理论的主张，他在发表于1951年4期《翻译通报》的《论翻译理论的建设》一文中，提出了翻译理论建设的短期和长期计划，最终应该完成的两大任务：编写翻译史和建立翻译学，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提出这样的翻译理论建设构想是很有预见性的。
董秋斯对中国翻译学科的建立、翻译理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他在《民主》杂志历史、民进会史，中国近现代期刊史上也持久散发着属于他自己的独特的光和热。
董秋斯（1899—1969年），祖籍天津市静海县，原名绍明，字景天，笔名“秋斯”“求思”“求是”“求实”等。民进第二届理事会候补理事，第三届中央理事会理事、宣传部部长，第四、五届中央委员会委员。曾任上海翻译工作者协会会长，后调入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翻译局，牵头创办《翻译通报》并任主编，相继任人民出版社翻译室主任、编审，《译文》（1959年更名为《世界文学》）编委、副主任等职。
董秋斯是著名翻译家，在译学界有深远影响。他从事翻译工作近50年，翻译了数百万字的作品，包括《大卫·科波菲尔》《战争与和平》《士敏土》《杰克·伦敦传》《红马驹》等，很多译本已经成为经典，被长期再版，并被很多外语类专业院校作为必读书目。董秋斯在成为翻译家之前，曾是一位进步办刊人，他受鲁迅先生影响走上翻译道路，有关他的很多人与事，至今仍熠熠生辉。
进步办刊人
董秋斯的办刊经历始于学生时代，与他的革命工作紧密相连，或者说办刊工作是他参与进步运动和革命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董秋斯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时，参加了五四运动。1921—1926年，他考入燕京大学，先于文理科半工半读，后就读于哲学系。五卅运动爆发，董秋斯迅即投入这一运动。他担任燕京大学学生会主席，和同学刘谦初、张采真等合编《燕大周刊》，并与熊佛西等发起并成立燕大文学会。《燕大周刊》创始人、第一任总编辑为熊佛西，创立时宗旨是“以科学的精神讨论学术”，后来越来越偏重文艺。这种倾向的转变，取决于办刊人和作者群体的倾向。董秋斯担任其总编辑期间，发表过不少宣传文学革命的文章。最后一任总编辑姜公偉曾这样描述：“后来董绍明君当编辑，依然偏重文艺……”《燕大周刊》创刊于1923年，终刊于1927年，正好与新文学产生的后半程（1923—1927年）同相始终，集结了周作人、俞平伯、冰心、许地山等燕大师生系列作品，以其各具先锋性和探索性的思想和艺术成就汇入新文学主流[王翠艳：《〈燕大周刊〉与五四新文学的互动》，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5（9）]。
1926年，董秋斯参加三·一八爱国运动，加入燕大的学生队伍去段祺瑞的执政府请愿，遭遇反动军阀蓄意屠杀，幸免于难。同年，他大学毕业，应聘到当时的全国革命策源地广州任教，得以接触一些马列主义书刊。12月初，他和刘谦初、孟用潜以及妻子蔡咏裳奔赴武汉，加入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政治部从事宣传工作，主编《血路》月刊，继续传播反帝反封建的先进思想。
大革命失败后，出于从参与历次运动中吸取的教训和对中国命运的思考，董秋斯开始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以极大的热忱阅读当时能够找到的苏联文学作品，从中汲取继续革命的力量，并走上革命道路。董秋斯到上海，他的老同学和挚友张采真在上海中共中央秘书处工作，引荐董秋斯接编中共的外围刊物《世界月刊》，以便公开宣传党的政策。1930年，董秋斯参加当时有鲁迅担任领导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并主编了《国际》月刊。在《世界月刊》上，最先刊登了《田中奏折》，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野心，董秋斯因此结识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据董秋斯的女儿董仲民回忆，1931年，经过史沫特莱的介绍，董秋斯和蔡咏裳参加了第三国际东方局（亦为苏联红军总参情报部东方局）的工作[董仲民：《忆我的父亲、革命文学翻译家董秋斯》，载《纵横》，2007（1）]。
董仲民《忆我的父亲、革命文学翻译家董秋斯》一文记载，董秋斯后因身体原因，经组织同意正式退出东方局，到上海参与地下党的工作。1979年4月13日《光明日报》发表的悼词中记载，董秋斯先生1941年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工作，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5年，10月13日，《民主》周刊创办，郑振铎任主编，董秋斯是编委之一。他是一位勤奋且负责任的编委，几乎在每期《民主》周刊上发表文章或译作。这些文章和译作，大多言语犀利，针砭时弊，具有很强的进步性。如他在《民主》周刊创刊号上，发表译作埃德加·斯诺的《纳粹罪犯访问记》，并在译者记中写道“只想提醒大家一件事：德国与日本不但同属法西斯国家；日本在过去加意模仿德国”。他在《民主》周刊第六期上发表《论新闻自由运动》一文，勇敢揭露国民党当局在上海实行假新闻自由的事实，指出“战争已经停止了快三个月，我们上海人还没有资格享受这一项自由（指思想自由及言论自由）”和国民党当局不准《新华日报》在上海发行的行径。
针对美国政府怂恿蒋介石内战的对华政策，1945年12月中旬，马叙伦、王绍鏊利用马歇尔来沪之机，联络包括董秋斯在内的郑振铎、林汉达、徐伯昕、周建人、许广平、严景耀以及文化界其他爱国知名人士共61人联名发表了《给美国人民的公开信》。1946年1月2日，中国民主促进会召开第二次会员大会，董秋斯出席，会议选票上44个会员名字中有董秋斯。
革命文学翻译家
董秋斯在鲁迅先生的影响下，走上翻译道路，他曾撰写《鲁迅先生对我的影响》（《民主》周刊第二期）一文，记述了这段经历：当时冯雪峰动员一群年轻人，时常去鲁迅先生处“唠叨”，希望鲁迅写用文艺的形式表现当时的社会运动的作品，董秋斯也被动员去对鲁迅说“只要先生肯写，我们有一般朋友，可以替先生搜集材料”，鲁迅回答说，写文艺作品不同写论文，专靠别人供给的材料是不行的。关于劳动阶级的生活，他只知道几十年前浙江绍兴乡间的农民。离开故乡以后，一直在教育界做事，所接触的限于学校里的同事和学生。别的方面知道得很少，不知道所以不能写。鲁迅对创作严肃认真的态度，给董秋斯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他借用陶渊明的诗句“本既不丰，又忧病继之”来形容他当时的情况，经过慎重考虑，投身翻译，而且正如他自己立志所做的那样“一直翻译到拿不动笔的时候”。
《士敏土》是董秋斯翻译的第一本长篇小说（与蔡咏裳合作）。这是一部反映苏联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长篇小说，被高尔基称为“第一次坚定地采取了和辉煌地照出了当代最有意义的主题——劳动”，被鲁迅称为“新俄文学的永久的碑碣”。《士敏土》一经译出，便显示了影响力，鲁迅先生亲自作《代序》，并撰写《图序》。1931年11月，时任山东地下党委书记的刘谦初在就义前几个月读了《士敏土》后，从狱中写信给董秋斯说：“我们简直忘记了一切，眼前但愿有一所庄严灿烂的士敏土厂！”（见《中共党史人物传》，第二十一卷《刘谦初》，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 1934年，董秋斯因病进入北平协和医院诊治，后回到上海，此后11年，他把养病和地下工作之余的大部分时间都用于翻译外国文学，其中费时最多的是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从1938年开译，1949年出版上半部，1958年出齐。茅盾对董秋斯的译本给予很高评价，他说同原先的旧译本相比，“还是董秋斯从英文转译的本子好些。他采用的是茅德的本子。茅德是托尔斯泰的挚友，茅德的译文经托尔斯泰本人审定，认为是好的”（见《茅盾译文选集·序》，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
董秋斯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翻译了部分有关马克思的作品，如列宁的《卡尔·马克思》、拉法格的《忆马克思》、李卜克内西的《星期日在荒原上的邀请》和《马克思与孩子》等，这些文章收入读书出版社的《卡尔·马克思——人、思想家、革命者》一书，于1939年出版。此外还有奥兹本的《精神分析学与辩证唯物论》（再版时恢复原名《弗洛伊德与马克思》）。
1947年，董秋斯翻译的《大卫·科波菲尔》由上海骆驼书店初版，该书为英国作家查尔斯·狄更斯的自传体小说，反映了19世纪上半期英国的社会现实，作品塑造了不同阶层的典型人物形象，揭露了社会的黑暗和腐朽，反映了对劳苦大众的深切同情，董秋斯翻译此作品，在当时具有革命和进步意义。
译论先驱者
董秋斯丰富的办刊经验与长期的翻译实践，为他在新中国成立后研究翻译理论、办翻译类刊物奠定了坚实基础。
1949年，董秋斯主编《翻译》月刊，专门介绍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学成就，宣传中国共产党在文化方面的方针政策。
1950年，董秋斯参与创办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个翻译协会——上海翻译工作者协会。欧阳文彬在《上海解放前后我参加的出版活动》[《出版史料》，2009（3）]一文中记述：“上海刚解放时，我还在开明书店工作。不久，在党员的身份公开后，我编入市中区委领导的党支部，与翻译家董秋斯一起过组织生活。他与我谈一些翻译出版方面的想法。他翻译的《士敏土》曾得到鲁迅先生的关注和鼓励，是著名的翻译家。他向我谈起，解放前夕，地下党文委想改变上海翻译界各自为政、各行其事的现状，要将翻译工作者组织起来，有目标有计划地开展工作，并把这一任务布置给他。在董秋斯的奔走联络下，已经邀集到巴金、姜椿芳、冯雪峰、冯宾符、林淡秋、胡仲持、吕叔湘、罗稷南、草婴等四十多位翻译家作为发起人，开展上海翻译工作者协会的筹备工作，6月19日，上海解放不到一个月，召开了第一次发起人会议。董秋斯被选为译协主席，我担任秘书长。”姚以恩在《新中国第一个翻译协会》（《文汇报》，2008年8月5日第十版）中记录了任以奇的一段回忆：“大约在1950年，上海成立了译协，会长是董秋斯同志，领导人还有姜（椿芳）先生、冯宾符同志等。秘书长是欧阳文彬，副秘书长是任以奇。”
1950年，董秋斯调至北京，主编《翻译通报》，负责联系全国翻译工作者、调查研究、交流翻译经验等。1953年初，董秋斯出任中国作家协会创办的月刊《译文》（1959年更名为《世界文学》）的副主編。1964年，《世界文学》划归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董秋斯随之入社科院工作。
1951年，董秋斯最早在题为《翻译理论的建设》一文中提出在我国建立“翻译学”的主张。他担任《翻译通报》主编期间曾经掀起过翻译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高潮，并最早提出要建立一个完整的翻译体系，是提出“中国翻译学”这一说法的第一人[那艳武：《翻译家董秋斯研究》，天津财经大学，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张静：《21世纪3种中国本土翻译理论综述》，载《英语广场》，2016（9）]。董秋斯是国内外明确提出建立翻译学的第一人，比霍姆斯（1972年）早了20多年[汪庆华：《传承中国译论的再创作者——董秋斯翻译思想研究》，载《广西社会科学》，2011（3）]。翻译到底是科学还是艺术这一问题在东西方译界争论已久，20世纪50年代起，西方学者如[英]约翰·卡特福德（John Catford ）、[德]沃尔弗拉姆·威尔斯（Wolfram Wilss）等开始将翻译与语言学结合起来，认为翻译是一门科学。在我国，董秋斯在20世纪50年代初率先从语言学的视角肯定了“翻译是一门科学”的命题[张经浩：《翻译学：一个未圆且难圆的梦》，载《外语与外语教学》，1999（10）]。董秋斯站在时代和历史的高度，率先明确提出了建设我国翻译理论的主张，他在发表于1951年4期《翻译通报》的《论翻译理论的建设》一文中，提出了翻译理论建设的短期和长期计划，最终应该完成的两大任务：编写翻译史和建立翻译学，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提出这样的翻译理论建设构想是很有预见性的。
董秋斯对中国翻译学科的建立、翻译理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他在《民主》杂志历史、民进会史，中国近现代期刊史上也持久散发着属于他自己的独特的光和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