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运动过后，清政府不得不推行一些“新政”，借以维护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而改革教育即是新政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改革教育，主要是废除科举制度，兴办新式学堂，将自然科学等所谓“西学”引进学堂，废除那些以读经讲经、学做八股文，以应科考的传统教育。清政府在其颁布的《诏书》中有“兴学育才，实为当今急务”的话。本文试就清朝的最后十年以至抗战前忻县（今忻州市忻府区）兴学育才情况略述之。
　　改秀容书院为新兴中学堂
　　在废除科举制度的前三年，即光绪廿八年（1902年），山西省成立了山西大学堂，这是全国最早兴办的大学堂之一。就在这一年，忻州将为习举子业（科举考试）而设的秀容书院改建为新兴中学堂，以书院最后一任山长米毓瑞（光绪十六年进士）为学堂总教（即校长）。与忻州同一年改书院为学堂的还有泽州府、绛州等两三家，开山西省改书院为学堂之先河。当时的背景是：在新兴中学堂建立的前两年，也就是义和团运动最激烈的光绪廿六年（1900年）7月，在忻州知州徐桂芬、都司海英的支持下，杀死教民20余人，于东城门瓮圈子里杀死外国传教士8人。翌年，在帝国主义的胁迫下，政府下令，凡杀外国传教士、教民的地方停止科举考试5年，忻州当然也在被惩罚之列。其实，这一惩罚，对忻州的改书院为学堂反倒起了推动作用，可谓坏事变成了好事。也就是说，倘若无此惩罚，倘若科考照行不误，改书院为学堂的事定要推迟几年。
　　新兴中学堂后来改名为忻州中学堂。民国元年（1912年），由于废除了府、州的建制，忻州改为忻县，所有的学堂均改称学校，故忻州中学堂又改名为忻县中学校。中学堂在初成立的五六年间，学生不多，亦未分班次，因一切方在草创，没有明定修业年限，后来才编成甲、乙、丙、丁等班。在清末的最后十年，中学堂只毕业了一个班，即甲班，共9人，时在宣统二年（1910年）。从民国元年至1937年忻口战役之前的忻县中学共招过29班学生（即6至34班），毕业学生29个班（即乙班至30班），不下1000人。31至34班因日寇入侵未能卒业。
　　注重培养师资
　　为了开办新式学堂，为学堂培养师资，约在光绪卅二年（1906年）或更早一些，忻州就办起了师范传习所，以及教育会、劝学所等机构。
　　师范传习所设于州衙东邻之贡院（即以前考秀才之处），这是一所培养小学教师的速成师范学校，由赵烈文（字季武，清生员）任总教。在传习所学习的大多是三四十岁的生员或童生，学习时间虽仅三个月，然所学课程却甚多，按光绪卅二年（1906年）2月发给匡村邢纶的忻州师范传习所毕业文凭，所列课程有伦理、心理、国文、教育学、教授法、管理法、学校制度、教育史、地理、算学、法制、格致、体操等13门。文凭上还写有各门功课的结业成绩及总成绩，可谓详细。学员毕业后，即分配到乡村当了小学教师，从此村学逐渐取代了私塾，教授科学文化知识的新教师逐渐取代了那些只会讲授经书的塾师。清末的师范传习所一共办了多少期，至何年结束，尚待查考。
　　民国十一年（1922年）以后，在忻中附设了春季始业的二年制简易师范班，十年间共招了5个班，毕业学生150人左右。后来还招了一个女师班，学制为四年，因忻口战役故，未能卒业。
　　女学堂之创设
　　忻州女学堂创建于光绪卅二年（1906年），比高等小学堂早一年，可见忻人对女学之重视。梁硕光先生写的《忻州创设女学堂宣言》称：“今春绅学界即倡是举，当因筹款维艰，奢望莫展，至秋初，诸同人仍伸前议，始捐资创设，维是雏形虽具，犹待扩充。”
　　女学堂设于今忻府区十字街往东之兴国寺。最初，学堂只有初级班，几年后又有了高级班，后来人们习惯上总是称女高小。女高小首任总教为何人，已不得而知，但知东石村举人焦元声（字琴南）当过校长。从民国六年（1917年）起，校长便是北义井村的常恕先生了。常乃廪生出身，亦曾在师范传习所学习过。
　　乡村设立女学盖以流江、奇村最早。流江村女学之设立得力于赵良辰先生，惜不知始于何年。奇村女学成立于民国八年（1919年）以后。民国十四年（1925年）以后，除了偏远的山村和一些较小的自然村外，多数大的行政村都有了女学。女学教员多是城内女高小毕业的学生。民国廿一年（1932年），忻中开始招收女生，27班的董变芳、张梅英、郭润登、司士英即是忻中的第一批女生。
　　一高小与其他学校
　　新兴中学堂成立后没几年，城内就设立了初级模范小学堂。模范小学设于东街的城隍庙。若干年后，模范小学又增设了高小班，是为模范两级小学校，后改名为实验小学。邢恩绶（清廪生）、张克信曾任模范小学校长。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城内办起了忻州高等小学堂。高等小学堂设于贡院，跟师范传习所在同一处。高等小学堂学制初为四年。学堂首任总教可能是梁歌九先生（秀才出身）。学堂的老师不是秀才，就是山西大学毕业生，甚至还有日本留学生。按上过乙班的张士心先生写的《回忆忻县高小》，他们班有学生30来人，“我们甲、乙、丙三班均是公费，不交学费，不交饭费，买书则由自己付钱。”“那时的功课，以国文、算术为主。会写文章，会算难题，就是好学生。”民国元年（1912年），忻州改为忻县，故忻州高等小学堂改为忻县高等小学校。民国八年（1919年）后半年，又改名为忻县第一高等小学校（一高小）。1912年至1913年，陆续颁布了壬子、癸丑学制，高小学制由四年改为三年。1922年的壬戌学制又改为二年制。截至1937年抗战前，共毕业55个班，56至58班因日寇入侵未能卒业。从清代的高等小学堂到抗战前的一高小，历任校长6人，其中以石子山先生任职时间最长。石既是高等小学堂的校友（甲班学生），后来又当了一高小的校长（1922年底），直至1937年忻口战役前，历时15年，再加上光复后任云路校（其前身即一高小）校长3年，则总共18年。他办学有方，教绩卓著，桃李满天下。正因为如此，1993年，当其百岁冥诞时，海内外学子为他举行了纪念会，树立了石子山先生教思碑，编印了《纪念石子山文集》。 　　民国七年（1918年），贵州省人彭赞璜（字子猷，出身进士）从河津县调任忻县县长。彭赞璜在忻县任职九年，十分重视地方文化教育，在他到任的第二年，即在全县六个区各设高等小学一所。城关是一区，一区的高小也设在城隍庙，称国民小学校（南邻模范小学），张懋修当过该校校长；二区高小设于解原村，称二高小；三区高小设于曹村，称三高小；四区高小设于庄磨镇，称四高小；五区高小设于奇村镇，称五高小；六区高小设于部落镇，称六高小。二、三、四、五、六高小其规模较城内一高小要小，每年招生一个班。除增设高小外，县里还在忻县中学附设了乙种商业学校，校长杨定宇。商校所授基础课跟高小相仿，另加簿记、商业要项、珠算等专业课。商校前后共毕业3个班、100多名学生。為了督促教员认真教学，提高教学质量，彭赞璜还规定了检定小学教员办法。每年暑期之前，全县初小三年级学生要举行观摩考试，四年级学生要举行毕业考试。考试时，分开地区，于同一时间会考。各区高小、县高小及县中学生毕业考试时，彭赞璜多要亲临监考，发表讲话，予以鼓励。为了促进学生健康成长，他还很重视体育，每年秋后，县里要举办一次为期三天的中小学生运动会。
　　由于经费短缺，当时无论城乡，多是因陋就简，改造寺庙为学堂，故有“民国八年半，村村搬神像，撵和尚，改庙院，开办新学堂”的歌谣。总的说，在清末至抗战前30多年时间里，忻县办了不少学校，为国家培养了不少人才，为社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有识之士的无私奉献
　　清末推行新教育，为那些已习惯于科举取士的守旧者所不容，所以遇到很大阻力，再加上办学资金的缺乏等客观困难，实在是筚路蓝缕，这就有待那些无私无畏具有远见卓识和急公好义的人排忧解难也。忻州的米庭珍、李春和、赵良辰等就是这样的有识之士和无私奉献者。按《聘之米先生懿行碑》（陈敬棠撰）所记，当新学肇兴之际，绅民多持异议，甚至有的放出危言以恫吓，谋阻其行，然米庭珍等不畏惧，不少屈，信念弥坚，他与李春和筹巨款，创设各种学校百余所。光绪卅二年（1906年），在创办女学遇到困难时，米庭珍又与赵良辰慷慨捐资，以助其成。
　　中原大战后，晋钞狂跌，忻县中学经费拮据，民国二十年（1931年），双堡村财主郜鸿卿慨然捐赠大洋3000元，备充购置图书费用。为此，学校召开了表彰大会，并勒石纪念。石碑乃经幢形，树立于一进校门之院内，碑上刻有梁硕光先生之赞诗。诗曰：
　　其一
　　富而好礼古犹难，末俗浇漓不足观。希有费公今再见，千金敝屣挽狂澜。
　　其二
　　仁者唯能财发身，先生诚不愧斯人。菁莪造士流风远，博得芳名万古新。
　　留学省城及省外、国外的忻籍学生
　　需要说明的是，直至抗战前，忻县中学校没有高中班，所以忻中学生毕业后，除了就业的以外，还想深造，就得到省城或外地，当然，也有那读完本县高小后，就到省城或外省住中学或师范的，就我所知，高等小学堂毕业的石子山、张士心、焦敏之等人就没有住过忻中，而是直接考入太原的师范或中学的。张士心说，省立模范中学（即后来的省立一中）当年录取学生100人，忻县的学生就占了1/20，“这也显示了忻县高小的教学成绩良好……当时吾忻的学风在全省确是佼佼者。”民国廿一年（1932年）夏，在山西大学学习的忻籍学生共有80多人，占到山大全校学生总数（900余人）的9%。按忻县留省同乡会所编《新兴》杂志创刊号（1930年）所载之《忻县留省学生一览表》，民国十九年（1930年），我县学生读山大者62人，读并州大学者19人，读法专、商专、农专、工专、医专、美专等专门学校（都是专科）者共25人，读三晋、进山、云山、新民等中学及国民师范者59人，以上皆为男生。另有忻籍女生读并州大学预科（高中）者1人，读并州中学者5人，读尚志女中者1人。总计在太原读大学本专科者87人，读中学者67人。另外，按先父李良和与笔者本人所集资料，截至抗战前，忻人有读北京大学者7人，读北平大学者3人，读北京师范大学者15人，读辅仁大学（北京）者3人，读私立中国大学（北京）者5人，读北京医科大学者1人，读北京法政专门学校者1人，读私立北京朝阳大学者5人，读南京金陵大学者4人，读上海大学者1人，读天津北洋大学者1人，读南开大学者2人，读国立武昌高等师范者1人，读西安西北大学者1人，读保定军官学校者2人，留学日本者16人，留学苏联者2人，留学美国、法国者各1人。总计，在省外读大学者52人，留学外国者20人。这些学生都是在本县读过中学或高小的。
　　民国十九年与廿年县教育经费的支出
　　要办学，要培养人才，地方政府就得拨款，就得舍得花钱。我县政府不仅每年要给县立中小学拨经费，而且对那些在省内外求学的大学生、国外留学生及在省城读中学与师范的女学生也要予以津贴。按县财政局公布的民国廿年（1931年）支出款目（载忻县留省同乡会所编《新兴》杂志第1号），就学校来说，以支付给忻县中学的17425元为最多（此外，省财政厅每年还要补助忻中经费若干。据说，苏懋章任校长时，每年补助1000元），其次为县立一高小，5297元；女高小3966元，又其次也。另外，付给留学本省及外省各大学求学的学生津贴及旅费7800元（按先父读山西大学时所记账目，民国十八年（1929年），他前后两次共收到县津贴大洋60元）……总计，这一年共支出教育经费55789.021元，占本年财政总收入91496.965元的61%，足见县里对教育的重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