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从不缺大师，从格列科、委拉斯贵兹、戈雅，到毕加索、米罗、达利、塔皮埃斯。这一次，他们来了——16到18世纪的几位大师。于中国美术馆展出的《从提香到戈雅——普拉多博物馆藏艺术珍品展》，是一次令人感激的难得。对爱戈雅的人，尤其如此。
　　在第14号展厅一隅，彼得·保罗·鲁本斯的《农神吞噬其子》挂在那里，这是—个希腊神话题材。
　　农神名为塞图恩，是希腊神话里的第二任天王，即宙斯之父，为了避免他所受诅咒的应验——他的性命将终结于他的儿女之手——塞图恩把他的儿女一一吞吃了，直到宙斯的母亲使用了掉包计。
　　这是一个让人觉得恐怖的题材，吞噬的场面让人震惊，廖廖星光之下，一个农夫低头咬住怀中婴儿的胸口，血水从伤口渗出，婴儿的眼神凄厉而绝望。
　　在这幅画的旁边，是鲁本斯和谐而梦幻的《仙女和森林之神》，也许这是策展者的有意安排，好安抚惊魂未定的参观者。
　　但这种麻痹般的安抚是脆弱无力的，因为他让人想起关于这个题材另一幅更为知名的作品，那就是戈雅版农神噬子。
　　
　　这也许是人世间最让人过目难忘的画面之一，颠狂木讷的巨人塞图恩弓腰屈膝站在那里，一个成年男子被他举在胸口，塞图恩的双手紧紧攥着男人的身躯，手指深深插入被噬者的脊背，撕裂只在一瞬之间。男人的头已经被吃掉了，塞图恩正在嚼他的胳膊。
　　与希腊神话里，被吞吃的儿女又被塞图恩吐出来相比对，戈雅笔下的塞图恩无法再吐出他的子女，吐噬在这里变成了咬食，更多的黑暗被凝聚其中。
　　对于戈雅，人们并不陌生，这位18世纪的艺术大师与之前的格列科、委拉斯贵兹并称为西班牙三杰。其对后人影响之深远恐怕极少有人能企及，20世纪的诸多现代派均把他视为先贤导师。意大利美术史学家文杜里评价戈雅：“他是一个在理想方面和技法方面全部打破了18世纪传统的画家和新传统的创造者……正如古代希腊罗马的诗歌是从荷马开始的一样，近代绘画是从戈雅开始的。”
　　戈雅的一生充满了传奇与神秘色彩，出身于农户的他曾两次报考西班牙圣费南多皇家美术学院均名落孙山，之后却当上了这个学院的副院长；他被国王卡洛斯四世任命为宫廷首席画师，但他为他们的画像却充满了讥讽的笔调；他给卡洛斯四世画的全家福会让人觉得像是一群中了彩票的丑陋猴子，但国王全家却浑然未觉。在当时西班牙宗教法规严酷的环境下，他敢于画《裸体的马哈》(马哈意为“姑娘”)，其后又因人告密，他在一夜之间绘了一幅《着衣的马哈》，如今这两幅作品并排陈列在普拉多博物馆的展厅里，成为传奇。
　　但另人咀嚼最深的仍然是他晚年绘制的“黑色绘画”。那时的戈雅已经70多岁，耳聋已多年的他远离喧嚣，独居于马德里郊外的一处乡间别墅，他把它称为“聋人之屋”。就在1820年到1821年间，他在寓所的底楼和二楼两个房间的墙上绘制了一系列令人匪夷所思的图像，画面使用了大量的阴暗色调，内容也让人觉得狰狞恐怖。
　　除了农神噬子这样的画面，人们还可以见到两个深陷沼泽的人仍在挥棒互殴，一只在流沙中渐渐下沉的狗、一个怪物在向一个耳聋的老人说话、一个老人在跟一个骷髅共进晚餐……更多的画面，人们甚至无法辨出其主题，感到的只是无边的黑暗与绝望。
　　事隔两百年后，尽管宗教裁判所和战争离我们已越来越远，但这些画面放置于今仍令人觉得深刻且适用。
　　大概是在去年，曾经执导《莫扎特传》的“音画巨匠”米洛斯·福尔曼执导了一部关于戈雅的影片《戈雅之灵》。记得看那部电影时已经是倦意极浓的凌晨两点，但当那一幅幅夸张怪异的画作伴随着森然音乐呈现时，空气都冷得可以发出咔咔的声响。
　　很多人觉得在这部影片里，对戈雅的描绘笔墨太少，其实正是这些对戈雅以外事件的讲述，才真正让我们贴近了戈雅的心灵，也才感到那些“黑色绘画”是那么的亲切而隽永。
　　可惜的是，此次于中国美术馆举行的展览中，尽管戈雅的作品有5幅之多，但基本都是其早期和中期的作品，集中展现了他典雅优美的一面，只有在《飞翔的女巫》和《死去的野鸡》中隐约见到戈雅对人类非理性的思考。但这就是戈雅，风格多样，琢磨不定。
　　米洛斯·福尔曼在《戈雅之灵》的结尾处很好地表达了这一点，三段动人心魂的音乐配以戈雅三种风貌的作品，单提出来，也会百看不厌而成为人们接近戈雅灵魂的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