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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为什么选这篇文章
2006年，我们在修订《新语文读本》时，在《献给母亲的歌》这一单元里，选了歌德、海涅等诗人写的诗——母爱本来就是最容易发而为歌的，这是诗歌的永恒主题。散文也很适于表达母爱，或偏于记事——在另一个《我的家》单元里，就选过老舍写的《我的母亲》，或偏于抒情——我们特地编了一篇智利作家米斯特拉尔写的满怀深情、想象丰富的《忆母亲》。
但作为主编的我，仍不满足，我提出：能不能选一篇写母爱的小说，或小说化的散文?——我们应该给学生提供多种表达母爱的文体和方式。
于是，朋友们向我推荐了里柯克的《我们是怎样过母亲节的》。
故事、情节
小说的第一要素，是要有故事、有情节。
于是，就有了这样的开头：“我们决定为‘母亲节’举行一次特别庆祝。”这里讲的“特别”，是“特别隆重”的意思。可是，读完全文，就会知道，真正“特别”的，是接着发生的一系列的事情。这大概就是小说家埋下的伏笔吧。
接着的叙述(“我们要”如何如何，“我们计划”怎样怎样)，都没有什么特别的，我们甚至担心，这样写下去，无非是关于母亲节盛典的描述，就不是小说了。但紧接着的这一句，却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在“我们”做好了种种“计划”以后，“我们请母亲安排格言和布置装饰品，因为在圣诞节她是经常干这些事情的”。——怎么?“我们”计划，“请”母亲来做事情，而且还有理由：她“经常”这样干?这是什么逻辑?
但不容我们深想，叙述就这么展开了，出现了一连串出人意料的事情，这就有故事、有情节了——
情节一：为了过节，姐妹俩买了新帽子，理应穿戴一新的母亲，却依然戴着“那顶旧帽子”。
情节二：本来“计划”带母亲“到乡下去美滋滋地兜游一番”，却突然“稍微修改了一下”，变成让父亲去试用他新买的钓竿，母亲在一旁“看着父亲钓鱼”。
情节三：“母亲把所有的东西都给我们收拾齐全”，“准备上车”时，却突然决定“留下来”了。
这都是人们通常说的情节的“逆转”。有意思的是，每一次逆转，似乎都有充足的理由，而且都是为母亲着想。比如，母亲“似乎更喜欢”旧帽子，“不喜欢新的”，她戴旧帽子“非常合适”。比如，“对母亲来说，有个(钓鱼的)明确目标会更好些”，“她宁愿看着父亲钓鱼，她自己却不想钓”。比如，“父亲有些担心，要是母亲出门，她没准会着凉的”，留在家里“可以给母亲一点安静”，“很高兴能让母亲避免这一场折腾”，等等。
本来是违反常情常理的事，但在叙述者“我们”(父亲和儿女们)的叙述中，都变成合情合理的了。但读者却会去看、去想，这就看出了荒诞，而且从“我们”的振振有词中读出了冠冕堂皇的自私。这大概就是不动声色的叙述中的情节的“反讽性”吧。
人物
小说还要有人物。
于是，我们又注意到，在以上的叙述中，全是“我们”如何计划、如何改变计划，又如何对这些改变提出种种理由，如何为母亲着想，也就是说，叙述的中心是母亲，但母亲始终没有出场。这里，当然也有人物，对父亲的刻画，就相当生动。比如，在情节三里，父亲一再说不必管自己，不要为自己操心，“愿意留在家里”。这并非故意作秀，也不乏真诚，但却也掩盖不住他内心还是担心，他甚至害怕一个人单独留在家中：他已经习惯于在母亲的照料下生活了。子女们也都知道：“他果真留下来的话，准会闯祸”，结果他越是表态要留下来，就越导致了母亲最后留下的结果。这可以说是骨子里的自私，但却是一种习惯造成的、当事人自己也未必自觉的自私。子女们又何尝不是如此?这样的刻画，就有了一定深度。
作者真正着意要写的，还是母亲。但直到最后，“我们”——父亲和儿女们，“玩得痛快极了”(请注意：这时已经不提“过母亲节”了)，“到家已经很晚”的时候，才正面写到了母亲。但依然不让她开口，只是写她一系列的动作：“给我们”准备热腾腾的饭菜，“给父亲”拿来毛巾和肥皂，“帮女孩子”开饭，吃饭时“屡次三番”站起来帮着上菜，最后，还坚持要一个人擦桌子、洗碗碟，并且说自己“情愿亲自做这些事”。——一个默默为全家操劳的母亲形象已跃然纸上。
最后一笔，是母亲第一次开口“她说，这是她有生以来过得最最快乐的一天。”
还有对母亲神态的观察：“我觉得她眼里含着泪水。”——写到这里，作者第一次收起了嘲讽的语气。
这一句话、一个眼神，最后完成了母亲的形象。
应该说，母亲最后的说话与态度，也是出乎我们意料的。因为读者早就为这样的结果愤愤不平了，名为为母亲过节，只是让父亲和孩子痛痛快快地玩了一天，母亲却比平日加倍辛苦地操劳了一天!但现在，母亲却表示，她过了一个“最最快乐的”真正的“母亲节”!
——这是什么道理?
这正是作者要和我们一起讨论的——
什么是“母爱”?
母亲之所以感到，而且是自然地、由衷地感到，“这是她有生以来过得最最快乐的一天”，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这一天“我们大伙都玩得痛快极了”。也就是说，只要亲人——丈夫、儿子和女儿过得快活，母亲就觉得快乐。她的快乐是建立在家人快乐的基础上的：这是母亲的快乐观、幸福观。只要丈夫、儿女需要，她就愿意献出自己的一切，“情愿亲自做”一切事情，即使劳累不堪，也自以为快乐。这就是母亲的逻辑。因此，在她看来，只要女儿戴上了新帽子，并且感到高兴，那么，她依然戴着“那顶旧帽子”，根本就是无所谓的：只要丈夫能够试用他新买来的钓竿，并且因此感到快活，自己去不去兜风，是无所谓的；她当然也很愿意和全家人一起出去玩一天，但如果汽车太挤(她也认为“父亲的鱼篓、钓竿以及便餐”都是不可取消的)，需要留一个人，那么，应该作出牺牲的，就是她自己，如果真的是丈夫，或者儿子、女儿中任何一人留下，她都会不安的：她已经习惯于为家人(丈夫、儿女)着想，习惯于不为自己着想了。
这就是母亲的爱：绝对的、无条件的、无私奉献的、不要求回报的、无怨无悔的爱，是鲁迅所说的，完全出于人的天性、本性的，“离绝了交换关系利害关系的爱”。
这正是母爱的伟大之处。这也是这篇小说的真正主旨、主题所在：歌颂这样的伟大的母爱。
全篇的嘲讽、调侃，最后归结于这样深沉的抒情，这大概也是出乎我们意料的吧。
耐人寻味的标题
但这篇作品又确实有调侃的意思。那么，作者要调侃的是什么呢?
我们来琢磨文章的标题。“我们是怎么过母亲节的”，表面上看，这是故事内容的一个陈述。但其重心显然在“我们”上，这就隐含着一个追问：“我们是怎么对待母亲的?”而这个追问，其实是贯穿全文的，是一条明显的线索。
文章一开头就说：“母亲为我们成年累月地操劳，她吃足苦头和付出牺牲，全是为了我们的缘故。”看来“我们”并非不懂得母爱的牺牲精神。
但当“我们”“请母亲安排格言和布置装饰品”时，却以“她是经常干这些事情的”为理由。这就意味着，“我们”已经习惯于母亲作出牺牲了。——这是不是有问题呢?文章开始出现了调侃。
在以后的情节发展中，“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要求母亲作出牺牲，而且理由充分，心安理得，视为当然。——问题就越来越大了。调侃的味道也越来越浓厚了。
直到最后，当母亲含泪说出“这是她有生以来过得最最快乐的一天”，“我们”的反应居然是“大家都感觉到，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得到了最大的报偿”。——什么“我们所做的一切”!
“我们”所做的，不就是坦然地接受母亲作出的一切牺牲吗?难道这也需要“报偿”吗?
问题正在这里，母亲、妻子不要求回报，但作为子女、丈夫，难道就不应该有所反省吗?难道“我们”就可以视为习惯，心安于此，不作任何回报吗?“我们”又为母亲做了什么呢?亲人的爱、家人的爱，必须是双向的，如果“我们”只是利用母亲的无私的爱，来满足自己的私心、私欲，那“我们”不就离这天然、天性的爱越来越远了吗?
这正是文章的作者通过他的调侃，向小说中的“我们”提出的问题。
这也是对读者的提醒。读完这篇小说，我们是不是应该反省自己：“我”是怎样对待母亲的爱的?
一点余论：写作和阅读是不同的思维活动
最后，还要请读者注意我们这篇赏析文章的标题：怎样写“母爱”，“母爱”是什么?
先谈“怎样写”，再说“写什么”：这也是要费一番斟酌的。这里，似乎有一个写作和阅读思维过程的区别问题。一般说来，写作时，是先有“写什么”的想法和冲动，再考虑“怎样写”的。而阅读，却是一个反向的运动，即先注意“怎样写”和“如何表达”，再由此而达到对“写什么”“要表达什么意思”的理解和把握。
弄清楚这样的区别，可能对我们的阅读教学有所启示。
2006年，我们在修订《新语文读本》时，在《献给母亲的歌》这一单元里，选了歌德、海涅等诗人写的诗——母爱本来就是最容易发而为歌的，这是诗歌的永恒主题。散文也很适于表达母爱，或偏于记事——在另一个《我的家》单元里，就选过老舍写的《我的母亲》，或偏于抒情——我们特地编了一篇智利作家米斯特拉尔写的满怀深情、想象丰富的《忆母亲》。
但作为主编的我，仍不满足，我提出：能不能选一篇写母爱的小说，或小说化的散文?——我们应该给学生提供多种表达母爱的文体和方式。
于是，朋友们向我推荐了里柯克的《我们是怎样过母亲节的》。
故事、情节
小说的第一要素，是要有故事、有情节。
于是，就有了这样的开头：“我们决定为‘母亲节’举行一次特别庆祝。”这里讲的“特别”，是“特别隆重”的意思。可是，读完全文，就会知道，真正“特别”的，是接着发生的一系列的事情。这大概就是小说家埋下的伏笔吧。
接着的叙述(“我们要”如何如何，“我们计划”怎样怎样)，都没有什么特别的，我们甚至担心，这样写下去，无非是关于母亲节盛典的描述，就不是小说了。但紧接着的这一句，却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在“我们”做好了种种“计划”以后，“我们请母亲安排格言和布置装饰品，因为在圣诞节她是经常干这些事情的”。——怎么?“我们”计划，“请”母亲来做事情，而且还有理由：她“经常”这样干?这是什么逻辑?
但不容我们深想，叙述就这么展开了，出现了一连串出人意料的事情，这就有故事、有情节了——
情节一：为了过节，姐妹俩买了新帽子，理应穿戴一新的母亲，却依然戴着“那顶旧帽子”。
情节二：本来“计划”带母亲“到乡下去美滋滋地兜游一番”，却突然“稍微修改了一下”，变成让父亲去试用他新买的钓竿，母亲在一旁“看着父亲钓鱼”。
情节三：“母亲把所有的东西都给我们收拾齐全”，“准备上车”时，却突然决定“留下来”了。
这都是人们通常说的情节的“逆转”。有意思的是，每一次逆转，似乎都有充足的理由，而且都是为母亲着想。比如，母亲“似乎更喜欢”旧帽子，“不喜欢新的”，她戴旧帽子“非常合适”。比如，“对母亲来说，有个(钓鱼的)明确目标会更好些”，“她宁愿看着父亲钓鱼，她自己却不想钓”。比如，“父亲有些担心，要是母亲出门，她没准会着凉的”，留在家里“可以给母亲一点安静”，“很高兴能让母亲避免这一场折腾”，等等。
本来是违反常情常理的事，但在叙述者“我们”(父亲和儿女们)的叙述中，都变成合情合理的了。但读者却会去看、去想，这就看出了荒诞，而且从“我们”的振振有词中读出了冠冕堂皇的自私。这大概就是不动声色的叙述中的情节的“反讽性”吧。
人物
小说还要有人物。
于是，我们又注意到，在以上的叙述中，全是“我们”如何计划、如何改变计划，又如何对这些改变提出种种理由，如何为母亲着想，也就是说，叙述的中心是母亲，但母亲始终没有出场。这里，当然也有人物，对父亲的刻画，就相当生动。比如，在情节三里，父亲一再说不必管自己，不要为自己操心，“愿意留在家里”。这并非故意作秀，也不乏真诚，但却也掩盖不住他内心还是担心，他甚至害怕一个人单独留在家中：他已经习惯于在母亲的照料下生活了。子女们也都知道：“他果真留下来的话，准会闯祸”，结果他越是表态要留下来，就越导致了母亲最后留下的结果。这可以说是骨子里的自私，但却是一种习惯造成的、当事人自己也未必自觉的自私。子女们又何尝不是如此?这样的刻画，就有了一定深度。
作者真正着意要写的，还是母亲。但直到最后，“我们”——父亲和儿女们，“玩得痛快极了”(请注意：这时已经不提“过母亲节”了)，“到家已经很晚”的时候，才正面写到了母亲。但依然不让她开口，只是写她一系列的动作：“给我们”准备热腾腾的饭菜，“给父亲”拿来毛巾和肥皂，“帮女孩子”开饭，吃饭时“屡次三番”站起来帮着上菜，最后，还坚持要一个人擦桌子、洗碗碟，并且说自己“情愿亲自做这些事”。——一个默默为全家操劳的母亲形象已跃然纸上。
最后一笔，是母亲第一次开口“她说，这是她有生以来过得最最快乐的一天。”
还有对母亲神态的观察：“我觉得她眼里含着泪水。”——写到这里，作者第一次收起了嘲讽的语气。
这一句话、一个眼神，最后完成了母亲的形象。
应该说，母亲最后的说话与态度，也是出乎我们意料的。因为读者早就为这样的结果愤愤不平了，名为为母亲过节，只是让父亲和孩子痛痛快快地玩了一天，母亲却比平日加倍辛苦地操劳了一天!但现在，母亲却表示，她过了一个“最最快乐的”真正的“母亲节”!
——这是什么道理?
这正是作者要和我们一起讨论的——
什么是“母爱”?
母亲之所以感到，而且是自然地、由衷地感到，“这是她有生以来过得最最快乐的一天”，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这一天“我们大伙都玩得痛快极了”。也就是说，只要亲人——丈夫、儿子和女儿过得快活，母亲就觉得快乐。她的快乐是建立在家人快乐的基础上的：这是母亲的快乐观、幸福观。只要丈夫、儿女需要，她就愿意献出自己的一切，“情愿亲自做”一切事情，即使劳累不堪，也自以为快乐。这就是母亲的逻辑。因此，在她看来，只要女儿戴上了新帽子，并且感到高兴，那么，她依然戴着“那顶旧帽子”，根本就是无所谓的：只要丈夫能够试用他新买来的钓竿，并且因此感到快活，自己去不去兜风，是无所谓的；她当然也很愿意和全家人一起出去玩一天，但如果汽车太挤(她也认为“父亲的鱼篓、钓竿以及便餐”都是不可取消的)，需要留一个人，那么，应该作出牺牲的，就是她自己，如果真的是丈夫，或者儿子、女儿中任何一人留下，她都会不安的：她已经习惯于为家人(丈夫、儿女)着想，习惯于不为自己着想了。
这就是母亲的爱：绝对的、无条件的、无私奉献的、不要求回报的、无怨无悔的爱，是鲁迅所说的，完全出于人的天性、本性的，“离绝了交换关系利害关系的爱”。
这正是母爱的伟大之处。这也是这篇小说的真正主旨、主题所在：歌颂这样的伟大的母爱。
全篇的嘲讽、调侃，最后归结于这样深沉的抒情，这大概也是出乎我们意料的吧。
耐人寻味的标题
但这篇作品又确实有调侃的意思。那么，作者要调侃的是什么呢?
我们来琢磨文章的标题。“我们是怎么过母亲节的”，表面上看，这是故事内容的一个陈述。但其重心显然在“我们”上，这就隐含着一个追问：“我们是怎么对待母亲的?”而这个追问，其实是贯穿全文的，是一条明显的线索。
文章一开头就说：“母亲为我们成年累月地操劳，她吃足苦头和付出牺牲，全是为了我们的缘故。”看来“我们”并非不懂得母爱的牺牲精神。
但当“我们”“请母亲安排格言和布置装饰品”时，却以“她是经常干这些事情的”为理由。这就意味着，“我们”已经习惯于母亲作出牺牲了。——这是不是有问题呢?文章开始出现了调侃。
在以后的情节发展中，“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要求母亲作出牺牲，而且理由充分，心安理得，视为当然。——问题就越来越大了。调侃的味道也越来越浓厚了。
直到最后，当母亲含泪说出“这是她有生以来过得最最快乐的一天”，“我们”的反应居然是“大家都感觉到，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得到了最大的报偿”。——什么“我们所做的一切”!
“我们”所做的，不就是坦然地接受母亲作出的一切牺牲吗?难道这也需要“报偿”吗?
问题正在这里，母亲、妻子不要求回报，但作为子女、丈夫，难道就不应该有所反省吗?难道“我们”就可以视为习惯，心安于此，不作任何回报吗?“我们”又为母亲做了什么呢?亲人的爱、家人的爱，必须是双向的，如果“我们”只是利用母亲的无私的爱，来满足自己的私心、私欲，那“我们”不就离这天然、天性的爱越来越远了吗?
这正是文章的作者通过他的调侃，向小说中的“我们”提出的问题。
这也是对读者的提醒。读完这篇小说，我们是不是应该反省自己：“我”是怎样对待母亲的爱的?
一点余论：写作和阅读是不同的思维活动
最后，还要请读者注意我们这篇赏析文章的标题：怎样写“母爱”，“母爱”是什么?
先谈“怎样写”，再说“写什么”：这也是要费一番斟酌的。这里，似乎有一个写作和阅读思维过程的区别问题。一般说来，写作时，是先有“写什么”的想法和冲动，再考虑“怎样写”的。而阅读，却是一个反向的运动，即先注意“怎样写”和“如何表达”，再由此而达到对“写什么”“要表达什么意思”的理解和把握。
弄清楚这样的区别，可能对我们的阅读教学有所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