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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场景是指影视剧或生活中特定的情境。电视使得我们以往非常清晰且易于辨认的场景发生了巨大逆转，重新界定了场景，从而使人们产生了一种普遍的“无地点感”，这反过来又引起了文化模式的变迁。梅罗维茨出版于1985年的名著《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正是按照这个思路展开的。
【关键词】场景电视梅罗维茨
梅洛维茨的媒介观点很大程度上受到麦克卢汉和戈夫曼的技术决定论的影响，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一书中，消失的地域意为“no sense of place”，意思是由于电视这种媒介的作用，不同地域之间社会意义逐渐减弱乃至消亡，需要指出的是本书中的电子媒介特指电视，而非我们如今普及的互联网。电视作为一种文化媒介出现后，引起了人们感官的不平衡，进而影响了人的意识和行为。因此不同地域的人们由于受到电视的影响，意识和行为也渐渐趋于一致，各自的地域分野不再明显。书中对媒介的发展趋向并未提出明确的看法和建议，但书中的观点独到新颖，值得借鉴。
一、儿童的成人化和成人的儿童化
大卫·帕金翰在其《童年之死——在电子媒体时代成长的儿童》一书的开篇中说，“在即将要结束的20世纪最后这几年里，‘童年己然消逝的断言已经成为最流行的一声哀叹’，这声哀叹回荡在所有的社会领域中：包括家庭、学校、政界，也许最突出的是在媒体领域，童年的意义与地位的传统确定性已经遭到了持续的侵蚀与破坏，我们似乎再也不知道在哪里可以寻找到童年。”
电视媒介消除了关于成人世界的观念，“我们现在居住于一个大众无所不知的世界，没有几个话题是没有作公开讨论的”。在印刷媒体的环境中，儿童读物与成人读物径渭分明，成人行为作为后区（台）对儿童而言是不可见、也不可理解的。父母常常可以轻巧地用“你长大了就知道了”来敷衍和回避孩子某些敏感的问题，这样的策略通常能够取得成功，孩子往往很快就会转移他们的注意力和好奇心，但是，自从有了电视，一切就不一样了，电视暴露了成人的后台行为，正如梅罗维茨所说，儿童的图书世界能隔离出为儿童展示生活的理想观点，而电视新闻和娱乐却可以为小孩展示成人撒谎、喝酒、欺骗和杀人的画面。”
所以我们经常惊奇的感叹“现在的孩子越来越聪明了。”这种“聪明”不仅表现在孩子们知道的越来越多，而且他们对许多问题的反应及其思维和行为方式都在某种程度上变得成人化了。儿童心理学家艾尔凯德把电视机前长大的一代称为“被催赶着长大的儿童”。
梅罗维茨分析说：“今天的儿童似乎更不像孩子，他们说话、穿衣和行为比过去都更像成年人”。
当孩子们越来越早熟、变得少年老成时，相反的趋势也在逐渐形成，成年人与他们的上一代人相比，也在变得越来越孩子气。在过去20年间长大的许多成年人还像成长太快的男孩那样说话、穿衣和行事。当然，所有的儿童和成年人不会也不可能行为完全相同，但是与过去相比，行为上有了更多的相似之处，传统的分界线消失了。
二、政治英雄和市井平民
由于电子场景带来新的群体身份，引起了群体身份角色发生变化，电子媒介融合了许多不同的行为场景，同化了群体身份，加上共享观念以及越发公共的场景造成了原本孤立的、不同的群体成员开始寻求公平的权利和待遇。
电视改变了领导人营造和维护其形象的信息环境，梅罗维茨说到：“我认为总统形象的降低也许与缺少潜在的伟大领导毫无关系，而是与具体的传播环境关系很大。现有的传播环境破坏了政治家按传统的‘伟大领导人’那样行为的能力，因此也就不被看成是传统的‘伟大领导人’。”权力和秘密紧紧相连，权力就是秘密。秘密强化了权力的威严，深宫大院、戒备森严的场所使权力处于不可见的地带，领导人的私人生活乃是秘密中的秘密，必须严加守护。而在电视时代，摄像机己经获准进入白宫和梵蒂冈的内部，政治家甚至包括宗教领袖们要控制自己的形象也非常困难，哪怕有最高明的形象顾问精心策划，领导人的身体语言在特写镜头下也会不可掩饰地暴露他们的身体缺陷或者微妙的心理活动。这时便会显露出伟大领导人的“人性”，这些可能会告诉我们，我们所仰视的人与我们自己没有什么区别。
三、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
传统上妇女被固守在家中，不能轻易接触外部世界，而男人可以随便出入各种公共场所，获悉各种外部信息。因此由场景的隔离造就的信息接触系统的不同最终导致男性与女性在角色分工、气质和权力等方面出现了明显差异。
梅罗维茨认为，60年代开始的妇女争取权利的运动，就跟电子媒介特别是电视所导致的社会场景的融合有关。电视节目中经常暴露很多男性节目和男性话题，这些是传统的女性在家中不能接触到的，由于电视解码的容易性，即使不会阅读的女性，也很容易看懂电视节目的内容。正是由于这种对公共场景的暴露，使得女性发现自己被隔离在主流之外，成为人数上虽然占多数的少数群体，这必然使得女性要求积极加入与男性平等的社会场景之中，引发了一系列的女权运动。
同时由于人们可以在电视中看到异性的各个侧面，就使得异性之间的神秘感开始消失，人们开始看到男性在自己的后台行为中也有着优柔寡断的一面，同时也能欣赏到女人刚强坚韧的一面，不少女性成为事业上的“女强人”。这种共享的信息环境使得男性和女性从传统的身份定位中解脱出来，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出现了融合。
四、东方和西方的意识形态
在当代世界，西方对东方进行不平衡的意识形态渗透。大众传媒具有获取信息和传播信息、同时具有监督和娱乐的基本功能，满足社会多阶层全方位的信息需求。然而，随着大众传媒技术的快速发展，大众传媒也带来了文化、思想、政治领域的霸权。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始终不遗余力地将传媒作为塑造和渗透意识形态的重要工具，对东方意识形态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他们主要通过两种方式进行：
一是利用媒体进行歪曲报道。如对2011年“7·23”动车事故的报道，美国《洛杉矶时报》指称：这次的灾难事故与收受贿赂，质量低劣有关，使得铁道部面临更大的审视。又如对新疆“7·5”打砸抢烧暴力事件的报道，用“偏见”代替“事实”，刊登大量名不副实的图片，并被多家外媒转发，挑拨民族矛盾，违反了媒体报道最基本的公正客观原则。
【关键词】场景电视梅罗维茨
梅洛维茨的媒介观点很大程度上受到麦克卢汉和戈夫曼的技术决定论的影响，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一书中，消失的地域意为“no sense of place”，意思是由于电视这种媒介的作用，不同地域之间社会意义逐渐减弱乃至消亡，需要指出的是本书中的电子媒介特指电视，而非我们如今普及的互联网。电视作为一种文化媒介出现后，引起了人们感官的不平衡，进而影响了人的意识和行为。因此不同地域的人们由于受到电视的影响，意识和行为也渐渐趋于一致，各自的地域分野不再明显。书中对媒介的发展趋向并未提出明确的看法和建议，但书中的观点独到新颖，值得借鉴。
一、儿童的成人化和成人的儿童化
大卫·帕金翰在其《童年之死——在电子媒体时代成长的儿童》一书的开篇中说，“在即将要结束的20世纪最后这几年里，‘童年己然消逝的断言已经成为最流行的一声哀叹’，这声哀叹回荡在所有的社会领域中：包括家庭、学校、政界，也许最突出的是在媒体领域，童年的意义与地位的传统确定性已经遭到了持续的侵蚀与破坏，我们似乎再也不知道在哪里可以寻找到童年。”
电视媒介消除了关于成人世界的观念，“我们现在居住于一个大众无所不知的世界，没有几个话题是没有作公开讨论的”。在印刷媒体的环境中，儿童读物与成人读物径渭分明，成人行为作为后区（台）对儿童而言是不可见、也不可理解的。父母常常可以轻巧地用“你长大了就知道了”来敷衍和回避孩子某些敏感的问题，这样的策略通常能够取得成功，孩子往往很快就会转移他们的注意力和好奇心，但是，自从有了电视，一切就不一样了，电视暴露了成人的后台行为，正如梅罗维茨所说，儿童的图书世界能隔离出为儿童展示生活的理想观点，而电视新闻和娱乐却可以为小孩展示成人撒谎、喝酒、欺骗和杀人的画面。”
所以我们经常惊奇的感叹“现在的孩子越来越聪明了。”这种“聪明”不仅表现在孩子们知道的越来越多，而且他们对许多问题的反应及其思维和行为方式都在某种程度上变得成人化了。儿童心理学家艾尔凯德把电视机前长大的一代称为“被催赶着长大的儿童”。
梅罗维茨分析说：“今天的儿童似乎更不像孩子，他们说话、穿衣和行为比过去都更像成年人”。
当孩子们越来越早熟、变得少年老成时，相反的趋势也在逐渐形成，成年人与他们的上一代人相比，也在变得越来越孩子气。在过去20年间长大的许多成年人还像成长太快的男孩那样说话、穿衣和行事。当然，所有的儿童和成年人不会也不可能行为完全相同，但是与过去相比，行为上有了更多的相似之处，传统的分界线消失了。
二、政治英雄和市井平民
由于电子场景带来新的群体身份，引起了群体身份角色发生变化，电子媒介融合了许多不同的行为场景，同化了群体身份，加上共享观念以及越发公共的场景造成了原本孤立的、不同的群体成员开始寻求公平的权利和待遇。
电视改变了领导人营造和维护其形象的信息环境，梅罗维茨说到：“我认为总统形象的降低也许与缺少潜在的伟大领导毫无关系，而是与具体的传播环境关系很大。现有的传播环境破坏了政治家按传统的‘伟大领导人’那样行为的能力，因此也就不被看成是传统的‘伟大领导人’。”权力和秘密紧紧相连，权力就是秘密。秘密强化了权力的威严，深宫大院、戒备森严的场所使权力处于不可见的地带，领导人的私人生活乃是秘密中的秘密，必须严加守护。而在电视时代，摄像机己经获准进入白宫和梵蒂冈的内部，政治家甚至包括宗教领袖们要控制自己的形象也非常困难，哪怕有最高明的形象顾问精心策划，领导人的身体语言在特写镜头下也会不可掩饰地暴露他们的身体缺陷或者微妙的心理活动。这时便会显露出伟大领导人的“人性”，这些可能会告诉我们，我们所仰视的人与我们自己没有什么区别。
三、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
传统上妇女被固守在家中，不能轻易接触外部世界，而男人可以随便出入各种公共场所，获悉各种外部信息。因此由场景的隔离造就的信息接触系统的不同最终导致男性与女性在角色分工、气质和权力等方面出现了明显差异。
梅罗维茨认为，60年代开始的妇女争取权利的运动，就跟电子媒介特别是电视所导致的社会场景的融合有关。电视节目中经常暴露很多男性节目和男性话题，这些是传统的女性在家中不能接触到的，由于电视解码的容易性，即使不会阅读的女性，也很容易看懂电视节目的内容。正是由于这种对公共场景的暴露，使得女性发现自己被隔离在主流之外，成为人数上虽然占多数的少数群体，这必然使得女性要求积极加入与男性平等的社会场景之中，引发了一系列的女权运动。
同时由于人们可以在电视中看到异性的各个侧面，就使得异性之间的神秘感开始消失，人们开始看到男性在自己的后台行为中也有着优柔寡断的一面，同时也能欣赏到女人刚强坚韧的一面，不少女性成为事业上的“女强人”。这种共享的信息环境使得男性和女性从传统的身份定位中解脱出来，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出现了融合。
四、东方和西方的意识形态
在当代世界，西方对东方进行不平衡的意识形态渗透。大众传媒具有获取信息和传播信息、同时具有监督和娱乐的基本功能，满足社会多阶层全方位的信息需求。然而，随着大众传媒技术的快速发展，大众传媒也带来了文化、思想、政治领域的霸权。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始终不遗余力地将传媒作为塑造和渗透意识形态的重要工具，对东方意识形态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他们主要通过两种方式进行：
一是利用媒体进行歪曲报道。如对2011年“7·23”动车事故的报道，美国《洛杉矶时报》指称：这次的灾难事故与收受贿赂，质量低劣有关，使得铁道部面临更大的审视。又如对新疆“7·5”打砸抢烧暴力事件的报道，用“偏见”代替“事实”，刊登大量名不副实的图片，并被多家外媒转发，挑拨民族矛盾，违反了媒体报道最基本的公正客观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