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暂且放下吃狗肉的是是非非，来看看古人是怎么对待狗肉的。
　　中国人自古就有吃狗肉的习惯，至迟在先秦时期，狗肉就进入了我们祖先的食谱。《礼记》记载：“诸侯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庶人无故不食珍。”狗肉在先民食谱上的地位如同猪肉，是士以上的贵族才有资格享受的美味。
　　古人还明确将狗分为三类：守犬、田犬、食犬。《礼记》又载：“守犬、田犬则授摈者，既受，乃问犬名。”这是什么意思呢？唐人孔颖达注释说：“犬有三种：一曰守犬，守御宅舍者也；二曰田犬，田猎所用也；三曰食犬，充君子庖厨庶羞用也。田犬、守犬有名，食犬无名。献田犬、守犬，则主人摈者既受之，乃问犬名。”守犬与田犬都有名字，可以作为珍贵的礼物送给客人，客人接受后，要询问狗狗的名字，而食犬则没有名字，它的归宿是盘中餐。
　　到了秦汉时期，狗肉又从贵族的食谱扩展至平民的餐桌，由于吃狗肉的市民多了起来，市井间还出现“屠狗”的职业。刘邦麾下大将樊哙发迹之前就是一名杀狗卖肉的屠夫，《史记》与《前汉书》都说，“樊哙，沛人也，以屠狗为事。”
　　这个时期，狗肉的地位，似乎还高于猪肉与鸡肉，因为《盐铁论》称，汉朝人祭祀时，“富者祈名岳，望山川，椎牛击鼓，戏倡舞象；中者南居当路，水上云台，屠羊杀狗，鼓瑟吹笙；贫者鸡豕五芳。”富人祭祀用的祭肉是牛肉，中产用的是羊肉与狗肉，贫者用的是猪肉与鸡肉。当然，所有的祭肉，最后都会被人们吃进肚子里。
　　但比较奇怪的是，唐宋时期，狗肉不但从祭台上消失了，而且绝大多数人都不再吃狗肉，唐朝的长安、洛阳市井间虽然也有屠狗之人，但基本上都是“豪横犯法”的“恶少年”所为。唐人张守节与颜师古给《史记》、《前汉书》作注时，还专门解释了樊哙的职业：“时人食狗，亦与羊豕同，故哙专屠以卖。”显然唐朝市场上狗肉已相当罕见，读书人对“屠狗”的职业很陌生，所以才需要特别解释。
　　徐州的那个“杀狗公事”最后如何处理，苏东坡没有明说。我们猜测，苏太守应该惩罚了屠狗之人，并下了今后不准杀狗的禁令。以前我也讲过这个故事，但理解成“苏轼只是反对在举行公宴乡饮时宰杀家犬，并不干涉民间是否食用狗肉”，现在看来，我之前的理解是有误的。
　　宋徽宗时，宋朝政府还下令在全国范围禁止屠狗：“降指挥，禁天下杀狗，赏钱至二万。”举报屠狗的人可以赏二万钱。不过，这次禁止屠狗的理由比较奇葩，因为宋徽宗生肖属狗。也因此，当时的太学生都拿这条禁令开玩笑：神宗皇帝生肖属鼠，却未听说昔日禁止民间养猫。
　　不过，以我的推测，太学生倒不是反对禁止屠狗，而是觉得禁令的理由太荒谬，如果让太学生吃狗肉，他们应该是不吃的，因为按宋朝人的主流观念，屠狗椎牛是黑社会分子的标志，那些游走在社会边缘的群体才喜欢吃狗肉，以吃狗肉的行为表达他们的反叛姿态，比如北宋初，京城有“无赖辈，相聚蒱博，开柜坊，屠牛马驴狗以食，私销铸铜钱为器用杂物”。南宋时，宣城县境内，“有聚落，皆亡赖恶子及不逞宗室啸集，屠牛杀狗，酿私酒，铸毛钱，造楮币，凡违禁害人之事，靡所不有”。
　　宋代寻常人家的日常食谱里，已经不见狗肉。北宋《东京梦华录》收录了东京城常见的所有肉类食品，其中羊肉类占36%，猪肉类占12%，鸡肉等禽类肉食约为11%，鱼贝类约为15%，没有狗肉。南宋《梦粱录》也列有杭州城流行的200多个菜单，其中鱼虾类约占一半，同样没有狗肉。当然，民间老百姓偶尔杀条狗打打牙祭，想来也是有的。
　　宋朝以降，尽管吃狗肉者不乏其人，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吃狗肉被认为是一件不怎么体面的事情。这一点从宋代之后形成的两句俗语可以看出来，一句是“挂羊头卖狗肉”，最早出现在宋朝文献《五灯会元》中：“悬羊头，卖狗肉，坏后进，初几灭。”显示狗肉的地位远低于羊肉；另一句是“狗肉不上席”，狗肉只能私下里偷偷吃，不能摆上正式的宴席。
　　大张旗鼓地举办狗肉节，其实是近些年才兴起的饮食亚文化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