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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家父年老多病的缘故，近年来不得不增加了些回乡探亲的安排。
阔别多年的故乡，给我最突出的印象，就如同操劳了一生的家父，已经老了。去年的印象是这样，今年的印象更是这样。
最近的一次回乡，是在炎热而且多灾多难的暑期。喜的是，地处山东南部沂蒙山区的老家，固然炎热难耐，但绝对算得上风调雨顺，花生、玉米等各种农作物长势喜人、丰收在即。
从我1981年上大学离开到现在，整整30年，一个七八百口人的村庄，仍然是七八百口人，几乎没有增长。有变化的是，村子变大了，过去村头的一些适合或不适合种庄稼的地方，都变成了新房子。一条窄窄的村村通公路通到村里，一些模仿城市楼房格局而建的新式农民住宅占据了公路旁边的有利地形。而村子中心的街道格局仍然如同30年前一般。有变化的是，大量的老宅子已经人去楼空，任其荒废着。由于早年的村庄规划中根本没有机动车的概念，街道都过于狭窄，能进独轮车就行，在如今种地都已经机械化的时代，已经不再适合年轻人居住。因此，几乎所有老宅子都随着老人的去世而荒废了。村庄的野草显示出勃勃生机，几乎无视人的存在，甚至是有意地向人类争取存在的空间。
家父仍住在老宅子里，前后左右已有数家住宅无人居住了。当年我读初中高中的一所联合中学也早已变成了联合小学，招收前后7个村子的小学生，一至六年级，总共只有三百多名學生。
正是农闲的季节，地里干活的人多是老人或妇女。在村子里转转，有时会见到一些八九十岁的老年人，因失去了劳动能力，天凉的时候出来晒晒太阳，天热的时候出来乘凉。
村子里的年轻人，准确地说，是一些青壮年劳动力，都到外面打工去了。这也难怪，虽然如今政策好，种地不再纳税、也不再经常“被集资”了，但只要身体好的，都想在外面多挣点儿活钱。一些叔叔辈的，六十多岁了仍在外打工，直到干不动了，再回家养老——回到家里干点儿力所能及的农活，种点粮食蔬菜自己吃着，用打工挣来的钱买点烟酒油盐消费。年轻打工者中，部分人仍种着家里的承包地，农忙时回家种地收割，农闲时在外打工。更有一些年轻人，全家在外打工，完全脱离了土地，只在春节时回家过个年。有些人直接将孩子交给爷爷奶奶带着。而他们平时无人居住的房子，一律大门紧锁。
偶尔会遇到几个孩子，使这个年老的村庄多少显出一些生机或希望来。但这些孩子，无论独生非独生，都没有跟爷爷奶奶学习种地的打算，即使平时会给大人做一些帮手，干一些家务活之类，但几乎从不下地干农活，因为他们已经志不在此。
正赶上人口普查的准备阶段，我们村超生人口仍然存在，约20人，前后村都较少，顶多10人左右。当然，这并不是一年超生的情况，而是若干年的积累。因此情况并不严重。
长期生活在城市，时不时的会感受到人口多的压力与不便。这可能与中国的城市化有关。虽然中国已经步入老龄社会，但城市化进程才刚刚开始不久，几乎百分之百的农村年轻人进入了城市。有了大量年轻劳动力的稀释，中国的城市正日益变得年轻。但是，没有了年轻人的农村却已经老了。
农村的老，除了表现为老年人、妇女负责种地之外，更主要的原因在于没有接班人。农村出生的年轻人，最终都是给城市准备的。因此，近有研究者称中国已经出现老龄化社会的城乡倒挂问题，实在不足为奇。
看不到干农活的年轻劳动力，而庄稼又长得那么好，除了老天帮忙外，主要依靠的是机械化与高科技。一些主要粮食作物的耕种收割，全部依赖机械化操作。受产业化的冲击，农户不再养猪，种地也就不再使用传统的农家肥，只用化肥了事，而且使用量在逐年增加；锄地等田间管理的活儿，如今撒撒除草剂、打打农药就齐了。农业劳动整体上比过去轻松多了。虽然如此，播种、收割都有极强的时间要求，而且并非所有作物都适于机械化操作。因此一些老人多选择容易收割的农作物播种，比如不种花生而改种大豆等。
家父65岁以后，我就时常劝他少干点儿，反正不缺吃用，也不缺钱花，别累着。地里的活，多是适合年轻人干的重体力活，经常是想省力气而省不下来。家父就是前年在地里干活摔伤了腰部并严重影响健康而停止劳作的，否则根本不会停下来的。因为许多比家父年长的老人至今仍在地里忙碌着。由于停止了繁重的农活，加上必要的治疗与休养，家父的健康状况比去年好了许多，虽然由于受伤而驼背得厉害，但生活上基本可以自理。想把他带到城里来，操劳了一生的家父又不习惯。
村里老人偶有议论的，是正在进行中的新农村建设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推倒全部农村村落盖楼房，让农民住进楼房里去，将传统的村庄改造为新式的社区。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听起来固然不错，但理想终归是理想，落实起来难度颇大矣。别的不说，单单农村的老人便非常不适合住楼房。
北京市一些没有电梯的6层楼房，仅仅随着老年人的增加便显出其弊端来，政府正积极为这些多层楼房加装电梯。而农村的老人也不会仅仅为了某些人的理想而适合住进楼房的。也许，楼房是适合年轻人的，而老人更适合住平房。
因此，我以为，适合年轻城市的楼房居住模式，万万不可强行推广到已经严重老化的农村去，否则，会生出无穷的弊端吧。
（责编田茵）
阔别多年的故乡，给我最突出的印象，就如同操劳了一生的家父，已经老了。去年的印象是这样，今年的印象更是这样。
最近的一次回乡，是在炎热而且多灾多难的暑期。喜的是，地处山东南部沂蒙山区的老家，固然炎热难耐，但绝对算得上风调雨顺，花生、玉米等各种农作物长势喜人、丰收在即。
从我1981年上大学离开到现在，整整30年，一个七八百口人的村庄，仍然是七八百口人，几乎没有增长。有变化的是，村子变大了，过去村头的一些适合或不适合种庄稼的地方，都变成了新房子。一条窄窄的村村通公路通到村里，一些模仿城市楼房格局而建的新式农民住宅占据了公路旁边的有利地形。而村子中心的街道格局仍然如同30年前一般。有变化的是，大量的老宅子已经人去楼空，任其荒废着。由于早年的村庄规划中根本没有机动车的概念，街道都过于狭窄，能进独轮车就行，在如今种地都已经机械化的时代，已经不再适合年轻人居住。因此，几乎所有老宅子都随着老人的去世而荒废了。村庄的野草显示出勃勃生机，几乎无视人的存在，甚至是有意地向人类争取存在的空间。
家父仍住在老宅子里，前后左右已有数家住宅无人居住了。当年我读初中高中的一所联合中学也早已变成了联合小学，招收前后7个村子的小学生，一至六年级，总共只有三百多名學生。
正是农闲的季节，地里干活的人多是老人或妇女。在村子里转转，有时会见到一些八九十岁的老年人，因失去了劳动能力，天凉的时候出来晒晒太阳，天热的时候出来乘凉。
村子里的年轻人，准确地说，是一些青壮年劳动力，都到外面打工去了。这也难怪，虽然如今政策好，种地不再纳税、也不再经常“被集资”了，但只要身体好的，都想在外面多挣点儿活钱。一些叔叔辈的，六十多岁了仍在外打工，直到干不动了，再回家养老——回到家里干点儿力所能及的农活，种点粮食蔬菜自己吃着，用打工挣来的钱买点烟酒油盐消费。年轻打工者中，部分人仍种着家里的承包地，农忙时回家种地收割，农闲时在外打工。更有一些年轻人，全家在外打工，完全脱离了土地，只在春节时回家过个年。有些人直接将孩子交给爷爷奶奶带着。而他们平时无人居住的房子，一律大门紧锁。
偶尔会遇到几个孩子，使这个年老的村庄多少显出一些生机或希望来。但这些孩子，无论独生非独生，都没有跟爷爷奶奶学习种地的打算，即使平时会给大人做一些帮手，干一些家务活之类，但几乎从不下地干农活，因为他们已经志不在此。
正赶上人口普查的准备阶段，我们村超生人口仍然存在，约20人，前后村都较少，顶多10人左右。当然，这并不是一年超生的情况，而是若干年的积累。因此情况并不严重。
长期生活在城市，时不时的会感受到人口多的压力与不便。这可能与中国的城市化有关。虽然中国已经步入老龄社会，但城市化进程才刚刚开始不久，几乎百分之百的农村年轻人进入了城市。有了大量年轻劳动力的稀释，中国的城市正日益变得年轻。但是，没有了年轻人的农村却已经老了。
农村的老，除了表现为老年人、妇女负责种地之外，更主要的原因在于没有接班人。农村出生的年轻人，最终都是给城市准备的。因此，近有研究者称中国已经出现老龄化社会的城乡倒挂问题，实在不足为奇。
看不到干农活的年轻劳动力，而庄稼又长得那么好，除了老天帮忙外，主要依靠的是机械化与高科技。一些主要粮食作物的耕种收割，全部依赖机械化操作。受产业化的冲击，农户不再养猪，种地也就不再使用传统的农家肥，只用化肥了事，而且使用量在逐年增加；锄地等田间管理的活儿，如今撒撒除草剂、打打农药就齐了。农业劳动整体上比过去轻松多了。虽然如此，播种、收割都有极强的时间要求，而且并非所有作物都适于机械化操作。因此一些老人多选择容易收割的农作物播种，比如不种花生而改种大豆等。
家父65岁以后，我就时常劝他少干点儿，反正不缺吃用，也不缺钱花，别累着。地里的活，多是适合年轻人干的重体力活，经常是想省力气而省不下来。家父就是前年在地里干活摔伤了腰部并严重影响健康而停止劳作的，否则根本不会停下来的。因为许多比家父年长的老人至今仍在地里忙碌着。由于停止了繁重的农活，加上必要的治疗与休养，家父的健康状况比去年好了许多，虽然由于受伤而驼背得厉害，但生活上基本可以自理。想把他带到城里来，操劳了一生的家父又不习惯。
村里老人偶有议论的，是正在进行中的新农村建设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推倒全部农村村落盖楼房，让农民住进楼房里去，将传统的村庄改造为新式的社区。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听起来固然不错，但理想终归是理想，落实起来难度颇大矣。别的不说，单单农村的老人便非常不适合住楼房。
北京市一些没有电梯的6层楼房，仅仅随着老年人的增加便显出其弊端来，政府正积极为这些多层楼房加装电梯。而农村的老人也不会仅仅为了某些人的理想而适合住进楼房的。也许，楼房是适合年轻人的，而老人更适合住平房。
因此，我以为，适合年轻城市的楼房居住模式，万万不可强行推广到已经严重老化的农村去，否则，会生出无穷的弊端吧。
（责编田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