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学问题从古至今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一个重要论题。在上古时期语言学可以说是人类学问的全部,它是思维的学问,是符号化和抽象能力的标志,是“文化”的结晶。它决定了人们思维方式和宇宙观的形成。故而西方早期哲学大师都是从语言学本体论和逻辑学发宗。并在这些学科奠定了自己的学问根基。随着近现代科学的确立,学科分工日细,各学科繁衍裂变,遂把一些综合科目的学问肢解成各类、科、目。这种划分固然益于专门化和分门别类探讨。但它的弊端也是明显的。进入当代,科学和哲学的发展又使这些科目分久必合。走向更广泛一致的宏观综合研究。它特别反映在哲学、人类学、语言学研究上。因为任何一门学问的最终解决必得靠比较、综合、分析和有机的考察,这种情况又造就了新一代人才辈出的情况。时代呼唤文艺复兴时期那种“巨人”(恩格斯语)和“通家”,人类学捷足先登,创出惊人成就,也造成了一种惊人的学术现象:这些既非哲学家又非语言学家的人都在这些学科里开创了新的时代,造就了新的学派、新的体系。这些成就的获得当然应归功于人类学理论的综合性和它开启的新思路。这给了我们有益的启示,昭示了学问竞进中的合→分→合的现象,这不是简单的循环往复,而是在一种更新更高境界中新的综合。当代语言学研究的成就不仅呼唤古代学问在当代社会的复归。而且更启迪我们当代的学术研究需要综合性,需要本体论研究的宏观视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