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针对坦慕尼派腐败贪污的斗争中,诞生了美国的城市公共预算制度。这对现实的中国很有启发。
　　19世纪中期,再也没有比纽约城的坦慕尼大厦更腐败、更强权的政治机器了。
　　当时,坦慕尼大厦的领导人无耻地操纵选举箱,掌握着几千个涌入纽约港的欧洲移民的命运。曾经看起来不可一世的坦慕尼派终于在20世纪60年代瓦解了,留给纽约城的遗产是腐败和因此永远改变了的政治前景。
　　
　　坦慕尼圣公会
　　
　　1786年,一群前乔治·华盛顿大陆军里的士兵联合起来组成了自己的政治组织。他们称自己为坦慕尼圣公会,该政治团体以印第安人热爱和平的伦尼莱纳佩族首领坦慕嫩德的名字命名,也自称“圣坦慕尼之子”。
　　坦慕尼圣公会在组织形式上吸收了很多印第安人的文化内容,比如他们称聚会的大厅为维格瓦姆(印第安人用兽皮搭建的简陋棚屋),称呼首领为“萨切姆斯”(印第安语,意为酋长)。因为其聚会的维格瓦姆设在坦慕尼旅馆。不久之后该协会被称为坦慕尼大厦。
　　坦慕尼大厦的首位领导人艾伦·波尔,非常敌视华盛顿,称其为“冲动的暴发户”。独立战争结束后,渡尔来到纽约定居,成了非常成功的律师。他与纽约城的富人建立起了紧密的联系,同时也关心下层民众的利益,这些关系后来成了坦慕尼派领导人的政治筹码。
　　19世纪初欧洲移民潮水般涌入纽约城,给坦慕尼派带来了可乘之机。从轮船下来之后,移民们发现自己置身于各个工会和不同派系的威逼利诱之下,各个组织都许诺帮助这些初来乍到的穷人在陌生的国度生活下去,而移民们需要以手中的选票作为回报。有些组织确实兑现了自己的诺言,给移民提供食物、住处、工作等最基本的保障,还常常帮助他们对付警察。选民们自然感激涕零。但是更多的橄榄枝是非常可疑的。
　　在南北战争期间,坦慕尼派摇身一变成为美国民主党的同盟,并进而控制了纽约市民主党,随后控制了纽约市。坦慕尼派获得的第一个重大政治胜利发生在1854年,其首领弗兰多·伍德当选纽约市长。他上台的第一件事就是尽力保证爱尔兰移民的利益,这条政治策略在后来的选举中的得到了回报。可以说伍德启动了坦慕尼派的腐败机器。
　　坦慕尼派通过控制纽约的市政资源,用政府的工作机会来换取选票,用政府的合同换取贿赂的方法,明目张胆地实行“权钱交易”。坦慕尼派的大佬们被人们称为“老板”,老板们通过种种途径捞钱自肥。而这些老板中最出名的要数特威德了。
　　
　　老大特威德
　　
　　没有任何一个政治家比威廉·特威德更堪为都市腐败的典范。看过电影《纽约黑帮》的人对他应该不陌生。特威德是真正的本土黑帮的幕后大老板,倚仗本土黑帮的支持对纽约进行统治。
　　作为特威德家的第五个孩子和最受宠的一个,威廉·特威德1823年出生于纽约城。11岁的时候,他离开学校到父亲的帽子作坊当学徒,两年后,老特威德把儿子送到马具和五金商人处学习。后来特威德又当过木匠、薄记员、消防员,1851年当选纽约市议员,并开始在政坛上急速冒升,1860年当选民主党纽约县主席,成为坦慕尼派的首领。
　　在1860-1870年期间,特威德操纵了纽约州和纽约市所有官员的任命,同时借助黑帮的力量,以非法手段强迫所有大小选举结果合乎自己的意愿,包括纽约州议员,纽约市市长等关键职位的人选,都必须经过他的同意。在他控制纽约期间,共指使他人及自己贪污骗取了3000万-2亿美元的政府公共基金,培植和利用了多股黑帮势力。
　　东窗事发之后,担任纽约时报发行人的乔治·琼斯,以及改革派律师萨慕尔·提登等进步派,开始了驱逐与推翻特威德势力的抗议行动。特威德本来想用金钱贿赂奈斯特与琼斯,希望他们不要再穷追猛打,但是以失败告终。
　　1873年的11月19日,特威德被控犯下伪造文书与窃盗罪,被捕后不久获释。接着纽约州指控特威德窃取600万美金,因此他被收押在监,直到付出300万美元的保释金之后,才获准与其家人会面。在狱中,特威德被允许在监狱看守人员的陪伴下外出散步。1875年12月,特威德借着一次出外散步的机会,顺利潜逃到西班牙。在他被西班牙警方逮捕之前,特威德在西班牙逃亡达一年之久,在一艘西班牙船上担任水手的工作。之后特威德被引渡回美国并最终死于狱中。
　　特威德倒台之后,坦慕尼派的统治照样延续到了20世纪,然后才慢慢失去了权势,特别是1931年非坦慕尼派成员福罗瑞洛·拉·瓜迪亚当选市长,并在1937年和1941年两次连任之后,坦慕尼派渐渐失去了其影响力。20世纪50年代卡米尼德·萨皮奥当选市长之后,坦慕尼派又有东山再起之势,但是已经失去了往日的辉煌。
　　
　　公共预算制度
　　
　　在坦慕尼派的统治下,经过19世纪80年代较为平稳的发展之后,从1890年开始,纽约市的债务飞快上升。从1874年到1887年的13年中,纽约市债务从1.182亿美元上升至1.245亿美元,到1896年纽约市的债务达到了1.86亿美元。
　　债务的攀升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坦慕尼派的腐败造成的。而坦慕尼派之所以能够贪污政府资金,主要是因为当时城市的公共预算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直到19世纪末,纽约市的征税原则还是“以支定收”。财政方面的决策机构由8人组成,包括:市长、总会计师、市政委员会主席和5个区的区长。这种审议大多流于形式。给了贪污腐败以可乘之机。
　　面对纽约市无节制的负债和花费,很多会计制度的改革者都意识到,必须限制坦慕尼集团对城市财政的控制。20世纪前,美国从联邦政府、州政府到地方政府,都没有完整的公共预算制度。那时所谓预算不过是一堆杂乱无章的事后报账单。在这种情况下,民众和议会都无法对政府及其各部门进行有效的监督,结果,为贪赃枉法留下了无数机会,腐败现象屡禁不绝。
　　在肃清坦慕尼派势力的同时,1905年,纽约市进行财政行政改革的专业会计师与反对城市腐败的社会改革者们走到了一起,1906年,他们成立了“城市改进局”,并于1907年正式组建了“纽约城市研究局”。也正是在这一年,纽约市经历了严重的市政公债兑付危机,引发严重社会动荡,纽约市政府在向JP摩根集团借款300万美元后,才勉强渡过了这次危机。
　　面对危机,改革派指出,预算问题决不仅仅是个无关紧要的数字汇总问题,而是关系到民主制度是否名副其实的大问题。没有预算的政府是“看不见的政府”,而“看不见的政府”必然是“不负责任的政府”。
　　以此为契机,改革派制定了现代意义上的公共预算的科学原则,在民众的敦促下,纽约市在1908年推出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份现代公共预算。当然这份预算还很粗糙,只有市政府的4个主要部门拿出了分类开支计划。以后几年,纽约市的预算日臻完善。到1913年,预算文件已从1908年的122页增加到836页。
　　纽约市的经验很快引起了美国其他城市的兴趣。1916年,“预算”这个词就像“社会正义”、“美国方式”一样。成为时髦流行的政治术语。1921年4月,新当选的沃伦-哈丁总统正式签署了“预算与会计法”,从而在法律上完成了美国联邦一级的公共预算制度改革。而这正是坦慕尼派意料之外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