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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8月，法国国务活动家、前总理埃德加·富尔，通过我国驻瑞士大使李清泉，向我国提出访华的要求。经周恩来总理同意后，以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的名义邀请，于当年10月抵京，之后由外交学会秘书长谢黎陪同到山西太原参观访问。
一
富尔为什么要求访华，又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访华，外交部又为什么安排去一个非开放的城市太原参观、访问呢？据外交部通报的文件中讲述：这是戴高乐和法国政府经过长期考虑后，决定要写出一篇以“戴高乐主义的独特风格而震撼世界的政治文章”中的重要一笔。法国方面为避免世界注意，富尔行前在巴黎公开宣称他此次访华纯系私人访问，没有任何官方使命。但实质上他是奉戴高乐之命，专门来我国面谈法中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可能性。
外交部关于富尔访华背景材料中介绍，法国是北大西洋集团的重要成员国之一，同美国理应保持着亲密的“盟友”关系，但是这一对盟友，却常常处于同床异梦的境地，双方的关系不时为一些矛盾的阴影所笼罩。自认为北大西洋集团首脑的美国，一向以发号施令自居，要各成员国的一切行动唯美国之命是从，以美国马首是瞻。而以法国为代表的北大西洋集团的一些西欧成员国与美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关系中利害矛盾不断增加，随之同美国之间发生了“谁是欧洲的主人”的争论和分歧。而以法国为主要代表的欧洲派，则提出了“欧洲人的欧洲”的主张，用以反对美国控制西欧斗争的纲领性口号。作为戴高乐的全球战略方针，出于维护法国和西欧的利益需要，法国的战略意图便从西欧的局部到全球范围作出全面斟酌，以抗衡美国。因此，正确处理法国和东方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的关系，以提高法国的战略地位和加强他的政策优势，便成为戴高乐全球战略中一项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说到底，法国需要中国与美国抗衡，而不失时机地打通法国同中国的正常关系之路，便成为法国政府要立即着手解决的问题。
那么，戴高乐又为什么选择富尔作为特使出使中国？据后来谢黎同志介绍，富尔是戴高乐比较贴近和信任的人，是当代法国著名的国际战略家，曾出任戴高乐政府总理和多个部长席位，特别能言善辩。更主要的是他本人于1957年作为民间友好人士首次访华之时，亲眼看到新中国的实际情况，并对我国的内外政策作过些了解和研究，对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反华势力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提出不同的看法。他说：“法国没有理由奉行‘两个中国’政策，需要断绝与台湾的关系，否则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仅是一种无用的行动，而且实质上是一种不友好的姿态。”据谢黎同志讲，富尔曾将他的看法向戴高乐作过陈述，戴高乐及其周围的一些决策人物在不同程度上也同意富尔的看法。正是由于这一原因，1960年戴高乐曾赋予富尔探听“中国政府对法国政府未来的外交承认兴趣如何”的任务。1963年，戴高乐决定进一步采取建立法中正常外交关系的试探行动时，便很自然想到选派富尔为代表来中国进行谈判。
二
富尔来华后，立即向我国政府提交了法国政府与中国政府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方案。然而，在处理台湾关系问题上，富尔却失了言，提出法中建交后，法国希望在台湾保留一名低级别的人员等内容。我方坚持“断交、撤馆、不留人”的三原则。在这个问题上，富尔也自知理亏，虽一再企图辩解，但自相矛盾，漏洞百出。对此双方僵持不下。周总理指示：“坚持原则，不能让步！”但为了缓和气氛，提议休会两天，安排富尔到附近一个城市参观，给予一定礼遇，做些友好工作。外交部选择了天津、太原，周总理划掉天津，保留了太原。那时的太原还未正式对外开放，外交部与公安部协商后，很快发来了接待富尔的电文。接着外交部、公安部工作人员先后提前到达太原，向地方通告情况，并协助安排接待事宜。
山西省外办接到富尔访问的特急电文时，笔者正准备下乡搞“三秋”（秋收、秋耕、秋种）工作，组织临时决定推迟“三秋”工作出发时间，立即投入接待富尔的准备工作，当晚陪同王金贵副主任，携带电文和接待方案到时任山西省政府常务副省长、省委外事领导小组组长郑林同志家中汇报。那时，三年困难时期刚过，各方面的接待条件不完全具备，尤其像富尔这样身份的西方大国头面人物来访，在山西还是第一次。时间紧迫，大家又没有经验，人们思想上难免有点紧张。郑林同志立即打电话叫醒熟睡的卫恒省长，告有紧急事要汇报。两位领导交换意见后，决定由郑林全面负责接待工作，委派王中青副省长迎送陪同，选拔精干的工作人员跟随工作；组织接待班子认真学习外交部文件，吃透精神，坚持原则，站稳立场；全力安排好参观游览，选好项目做好工作，放手接触群众；坚持内紧外松，做好安全保卫工作，不能出事；给予适当礼遇，友好相待，安排一次招待晚会，宴请一次。凡涉及两国关系的事，由外交部人员去谈，必要时可以表明“我们中国人都希望与法国人民友好”。郑林亲自主持会议，具体落实食宿、参观、交通、保卫工作，听取外交部、公安部打前站来的人的介绍，商定接待原则、谈话口径和具体活动日程。外交部同志建议安排看一个能够反映工业实力的工厂，最后确定了太原重型机器厂，然后参观晋祠、省博物馆。富尔对重机厂很感兴趣，看得也仔细、认真，他所提的问题都得到庄国绅总工程师的满意答复，接触工人时总是陪着笑脸，有时还握手言谈，气氛轻松、融洽。招待晚会在南文化宫举行，按照通常惯例请省歌舞团、太原杂技团同台演出，演出效果很好，富尔表示出极大兴趣。演出过程中，富尔高兴地向北京的同志们说，法中建交后，我一定要邀请你们到巴黎演出，肯定会受到巴黎人民的欢迎。
三
后来我从外交部《外交动态》上看到富尔从太原回到北京后，情绪大有好转，再坐下来会谈时不再十分坚持“在台湾保留一名低级别的人员”的意见了。这时，中央给予他高规格的礼遇，毛泽东、刘少奇分别接见了他。周恩来、陈毅单独或共同与他先后在北京、上海等地会谈了6次。周恩来提出了积极地、有步骤地直接建交方案。富尔未提出任何异议，便携带方案返法向戴高乐复命。随后，法国外交部指派官员，与我国驻瑞士大使李清泉经过几轮磋商后，1964年1月27日北京、巴黎同时发表建交公报，震动了西方世界。当时《世界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震撼世界的新闻：法中建交》。由于戴高乐建交特使访问了太原，我们所有接待人员都非常关心建交进展。后来，我们看到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在《外事通报》中指出：中法建交完全按照我国政府提出的直接建交方案胜利实现。特别强调：“它是在国际形势更加有利于我国的情况下发生的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打击了美国，加深了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挫败了帝国主义和国际反华势力妄图孤立、包围我国的阴谋，在我国对外关系史上写下了举世瞩目的一页。”
一
富尔为什么要求访华，又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访华，外交部又为什么安排去一个非开放的城市太原参观、访问呢？据外交部通报的文件中讲述：这是戴高乐和法国政府经过长期考虑后，决定要写出一篇以“戴高乐主义的独特风格而震撼世界的政治文章”中的重要一笔。法国方面为避免世界注意，富尔行前在巴黎公开宣称他此次访华纯系私人访问，没有任何官方使命。但实质上他是奉戴高乐之命，专门来我国面谈法中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可能性。
外交部关于富尔访华背景材料中介绍，法国是北大西洋集团的重要成员国之一，同美国理应保持着亲密的“盟友”关系，但是这一对盟友，却常常处于同床异梦的境地，双方的关系不时为一些矛盾的阴影所笼罩。自认为北大西洋集团首脑的美国，一向以发号施令自居，要各成员国的一切行动唯美国之命是从，以美国马首是瞻。而以法国为代表的北大西洋集团的一些西欧成员国与美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关系中利害矛盾不断增加，随之同美国之间发生了“谁是欧洲的主人”的争论和分歧。而以法国为主要代表的欧洲派，则提出了“欧洲人的欧洲”的主张，用以反对美国控制西欧斗争的纲领性口号。作为戴高乐的全球战略方针，出于维护法国和西欧的利益需要，法国的战略意图便从西欧的局部到全球范围作出全面斟酌，以抗衡美国。因此，正确处理法国和东方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的关系，以提高法国的战略地位和加强他的政策优势，便成为戴高乐全球战略中一项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说到底，法国需要中国与美国抗衡，而不失时机地打通法国同中国的正常关系之路，便成为法国政府要立即着手解决的问题。
那么，戴高乐又为什么选择富尔作为特使出使中国？据后来谢黎同志介绍，富尔是戴高乐比较贴近和信任的人，是当代法国著名的国际战略家，曾出任戴高乐政府总理和多个部长席位，特别能言善辩。更主要的是他本人于1957年作为民间友好人士首次访华之时，亲眼看到新中国的实际情况，并对我国的内外政策作过些了解和研究，对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反华势力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提出不同的看法。他说：“法国没有理由奉行‘两个中国’政策，需要断绝与台湾的关系，否则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仅是一种无用的行动，而且实质上是一种不友好的姿态。”据谢黎同志讲，富尔曾将他的看法向戴高乐作过陈述，戴高乐及其周围的一些决策人物在不同程度上也同意富尔的看法。正是由于这一原因，1960年戴高乐曾赋予富尔探听“中国政府对法国政府未来的外交承认兴趣如何”的任务。1963年，戴高乐决定进一步采取建立法中正常外交关系的试探行动时，便很自然想到选派富尔为代表来中国进行谈判。
二
富尔来华后，立即向我国政府提交了法国政府与中国政府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方案。然而，在处理台湾关系问题上，富尔却失了言，提出法中建交后，法国希望在台湾保留一名低级别的人员等内容。我方坚持“断交、撤馆、不留人”的三原则。在这个问题上，富尔也自知理亏，虽一再企图辩解，但自相矛盾，漏洞百出。对此双方僵持不下。周总理指示：“坚持原则，不能让步！”但为了缓和气氛，提议休会两天，安排富尔到附近一个城市参观，给予一定礼遇，做些友好工作。外交部选择了天津、太原，周总理划掉天津，保留了太原。那时的太原还未正式对外开放，外交部与公安部协商后，很快发来了接待富尔的电文。接着外交部、公安部工作人员先后提前到达太原，向地方通告情况，并协助安排接待事宜。
山西省外办接到富尔访问的特急电文时，笔者正准备下乡搞“三秋”（秋收、秋耕、秋种）工作，组织临时决定推迟“三秋”工作出发时间，立即投入接待富尔的准备工作，当晚陪同王金贵副主任，携带电文和接待方案到时任山西省政府常务副省长、省委外事领导小组组长郑林同志家中汇报。那时，三年困难时期刚过，各方面的接待条件不完全具备，尤其像富尔这样身份的西方大国头面人物来访，在山西还是第一次。时间紧迫，大家又没有经验，人们思想上难免有点紧张。郑林同志立即打电话叫醒熟睡的卫恒省长，告有紧急事要汇报。两位领导交换意见后，决定由郑林全面负责接待工作，委派王中青副省长迎送陪同，选拔精干的工作人员跟随工作；组织接待班子认真学习外交部文件，吃透精神，坚持原则，站稳立场；全力安排好参观游览，选好项目做好工作，放手接触群众；坚持内紧外松，做好安全保卫工作，不能出事；给予适当礼遇，友好相待，安排一次招待晚会，宴请一次。凡涉及两国关系的事，由外交部人员去谈，必要时可以表明“我们中国人都希望与法国人民友好”。郑林亲自主持会议，具体落实食宿、参观、交通、保卫工作，听取外交部、公安部打前站来的人的介绍，商定接待原则、谈话口径和具体活动日程。外交部同志建议安排看一个能够反映工业实力的工厂，最后确定了太原重型机器厂，然后参观晋祠、省博物馆。富尔对重机厂很感兴趣，看得也仔细、认真，他所提的问题都得到庄国绅总工程师的满意答复，接触工人时总是陪着笑脸，有时还握手言谈，气氛轻松、融洽。招待晚会在南文化宫举行，按照通常惯例请省歌舞团、太原杂技团同台演出，演出效果很好，富尔表示出极大兴趣。演出过程中，富尔高兴地向北京的同志们说，法中建交后，我一定要邀请你们到巴黎演出，肯定会受到巴黎人民的欢迎。
三
后来我从外交部《外交动态》上看到富尔从太原回到北京后，情绪大有好转，再坐下来会谈时不再十分坚持“在台湾保留一名低级别的人员”的意见了。这时，中央给予他高规格的礼遇，毛泽东、刘少奇分别接见了他。周恩来、陈毅单独或共同与他先后在北京、上海等地会谈了6次。周恩来提出了积极地、有步骤地直接建交方案。富尔未提出任何异议，便携带方案返法向戴高乐复命。随后，法国外交部指派官员，与我国驻瑞士大使李清泉经过几轮磋商后，1964年1月27日北京、巴黎同时发表建交公报，震动了西方世界。当时《世界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震撼世界的新闻：法中建交》。由于戴高乐建交特使访问了太原，我们所有接待人员都非常关心建交进展。后来，我们看到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在《外事通报》中指出：中法建交完全按照我国政府提出的直接建交方案胜利实现。特别强调：“它是在国际形势更加有利于我国的情况下发生的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打击了美国，加深了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挫败了帝国主义和国际反华势力妄图孤立、包围我国的阴谋，在我国对外关系史上写下了举世瞩目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