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月9日，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人民日报社作为指导单位，环球人物杂志社主办， 国家行政学院国际事务与中国外交研究中心、北京温州商会协办的第三届“中国影响力论坛”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礼堂举行。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李小林、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前会长梅兆荣出席论坛并致辞，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行政学院等学术研究机构的权威专家，国内外企业、商会代表300余人与会。
会上，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主任张占斌、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前所长陈凤英、中非发展基金有限公司董事长迟建新、国家行政学院国际事务与中国外交研究中心主任于军发表主题演讲。在对话环节，商务部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吴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刘培林、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前主任王健、重庆市行政学院副院长唐青阳、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副教授王茹等官员和专家，以及荷兰皇家帝斯曼集团中国区总裁蒋惟明、美国中国商会副会长王晓平、北京温州商会常务副会长许开裕、亿思达科技集团董事长刘美鸿等企业家及商会代表，就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增长动力和风险管控、中国海外利益与“一带一路”、中资企业境外投资机遇、困境与对策等核心议题，展开热烈讨论，总结中国发展成就，传播理性中国声音，促进中外合作。论坛主持人由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领导力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杨思卓老师担任。
论坛还设立了“2014年度中国影响力奖”，表彰对产业创新做出突出贡献的产品和企业，三星“心系天下”W2015等产品、海尔等企业获奖。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是中国最早成立的从事民间外交工作的全国性人民团体之一。会长李小林在讲话中表示，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实力不断提升，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也随之提高。“60年来，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已经与世界上157个国家的500多个民间团体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截至2014年年底，中国已经与世界各国建立了2160对友好省州和城市关系。”她希望在经济新常态下，能有更多的社会人士加入到民间外交工作中去，为中国影响力的提升保驾护航。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前会长梅兆荣是新中国培养起来的外交工作者。在他看来，目前中国的影响力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不仅表现在经济领域，更扩展到外交领域。“中国的对外交往从过去的相对被动，走向了积极进取的主动，在双边和多边舞台上提出一系列引人注目的外交理念和合作共赢的构思，在国际规则方面越来越成为积极的参与制定者，在世界各个角落编织了结伴而不结盟的伙伴关系网络。国际舆论现在普遍认为世界上所有重要的、全球性的问题都需要中国参与。即使在西方国家，也有越来越多的人承认，中国的社会政治制度也有它的优越性，过去他们是从来不承认的。”
同时，梅兆荣也提出了警告。他表示，中国的和平崛起引发了不同国家和力量对中国的不同舆论，甚至出现某些遏制中国进一步发展的动向。“据统计，被询问的德国人对中国的负面认知率达76%，这值得我们深思。”他认为，中国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首要的还是做出货真价实的成绩，在这个基础上努力，以对方容易理解和接受的方式对症下药，做各方面的工作。‘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在主题演讲阶段，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主任张占斌就中国经济新常态的趋势特征和经济政策取向做了发言。在他看来，新常态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都到了一个新阶段，中国下一步要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迈进。
张占斌从六个方面总结了新常态的特征。第一条就是增长速度由高速向中高速转换。“虽然我们的增长速度开始放缓，但在世界上仍然很高。去年10月我到意大利访问，他们的经济学家说，意大利今年如果能实现零增长就非常满意了，弄不好还是负增长。他们对中国经济能保持这么高的增长感到非常震惊。”
另一个重要特征是产业结构由中低端水平向中高端水平转换。“中国做了这么多年衬衫、拖鞋、儿童玩具这样的中低端产品，现在要向中高端迈进，要在全球经济制高点上一试身手，这样才能保持我们国家今后发展的主动。”
第三个特征是增长动力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换。“过去有一些企业躺着都能挣钱，现在站起来都不一定挣得了钱。所以要强调创新驱动对一个国家、对一个民族的巨大作用。”
此外，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的粗放增长向质量效益型集约增长转换、资源配置由市场起基础性作用向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转化、经济福祉由非均衡性向包容共享转换，也是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特征。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则从财税体制改革的角度分析了经济新常态。他表示，当前这一轮改革不再是单一目标，而是稳增长、保就业、控物价、防风险、调结构、惠民生、促改革七大目标并存，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远远超出以往。而且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参照，只能摸索着前行。
“2013年，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超过13万亿，而我们恰好是13亿人口。这意味着中国，包括老人和刚出生的孩子，每年人均要为国家贡献一万元的财政收入。当我们进入这样一个时代，所有人都和政府的税收直接相关，反过来也可以说所有人都和政府支出直接相关。因此，全面深化改革没有别的选择，只能从财税体制的改革入手，把它作为突破口和主线索。”高培勇说。
在主题对话环节，几位嘉宾具体探讨了如何推进改革、应对新常态的话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刘培林认为，新常态下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有两个：“第一是人均收入，第二是人均GDP。”
“历史上英国经济总量成为全球第一的时候，人均水平也领先世界;美国在1870年左右GDP总量成为全球第一，在一战前人均水平达到第一，几乎是同步的。中国目前处在全世界前所未有的发展状况——一方面经济总量全球领先，但另一方面人均GDP排在全球80多位。这意味着，中国的改革没有外部经验可以借鉴。创新成了中国解决现有问题的关键所在。创新就是在黑暗中摸索，创新就是试错。要提高创新成果，就要为社会提供勇敢试错的条件，要鼓励全民创新、全民试错。”刘培林说。 “一带一路”是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秋出访哈萨克斯坦和印尼期间提出的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构想的总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前所长陈凤英认为，“一带一路”是中国发展的百年大战略。它不是一个今天提出来明天执行就能见到效果的战略，而是一个长期的战略。“目前，亚洲的整合已经开始，亚太提出建设亚太自贸区，中国在其中会有非常大的拓展空间。习近平总书记无论走到哪里就推销到哪里，他为中国经济所布局的正是政府搭台、企业唱戏、个人创新这样一个大舞台。”
对“一带一路”战略的国际影响，陈凤英指出，在“一带一路”问题上，美国和俄罗斯有些顾虑。因为美国的压力，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国没有加入“一带一路”，俄罗斯也只是勉强接受。所以，中国要发展“一带一路”，必须解决好与这些国家的关系问题。
重庆市行政学院副院长唐青阳则从法律的角度，提出了对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政策背景下如何“走出去”的建议。他认为，在“一带一路”范围内，各国法制环境不一，中国企业在“走出去”时应该从法律环境、法律风险、法律安排及法律纠纷等方面做好准备。
随着中央政府不断释放改革红利，中国越来越多的企业已经走出国门，寻求海外投资的发展机会。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也遭遇了不少挑战。中非发展基金有限公司董事长迟建新以其切身经验，在论坛做了精彩发言。
迟建新认为，从企业层面看，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挑战有三点：一是缺乏国际化的人才，二是不了解海外投资规则，三是容易水土不服，四是不注重在当地的社会责任。“有的企业在国内赚了钱，但是污染了环境，因为有地方政府袒护，可能发展还没有问题，但这样的企业如果到了国外，往往难以生存。”
从政府层面来说，在如何帮助走出去的企业设立行为规范、树立中国企业良好形象等方面，政府还缺乏引导，这使得中国不少企业，在国内恶性竞争，到了国外同样展开恶性竞争。此外，中国对海外利益的保护力量还远远不够。中国企业目前还不能完全依靠国内的力量来保护自己在海外的利益。
对于中国的海外利益问题，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副主任、国际事务与中国外交研究中心主任于军教授也在论坛上表达了他的看法。于军认为，中国的海外利益分为5个方面——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安全利益和资源利益。而中国海外利益所遭受的挑战和风险则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外部威胁，二是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发展充满疑虑与防范。“现在，中国遭遇在WTO框架下的各种‘双反’调查，其中70%来自于这些西方国家，这就是他们对中国发展感到恐惧的反应。”三是中国自身也对自己快速发展的海外利益缺乏准备。
对海外利益的保护，于军认为，对发达国家，中国应采取竞争、克制、合作的方针;而对发展中国家，则应该采取合作、竞争、克制的策略。其次，中国应该深度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体系的转换，力求从规则、法律的层面保护中国的海外利益。第三，中国还是要加强国防和软实力建设，没有强大的国家，就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海外利益。“只要我们自己能管好自己，别人也不能把我们怎么样。”
对刚刚到来的2015年，与会嘉宾都表达了展望和期许。其中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前主任王健的发言最具代表性，被主持人称为“充分代表了百姓的利益”。
不少与会嘉宾提出中国经济面临着种种风险，而王健仍然表示了乐观的预期：“今年的宏观经济形势是大家经常讨论的，现在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比较悲观，认为肯定还是下行，比2014年好不到哪儿去。但我认为不是这样，因为进入了新常态，我们发现有了很多新的变化。我个人认为今年的形势会比2014年要好，经济下行的趋势可能会被阻遏住，但这是有条件的，就是我们的短期动力要跟上。”
王健认为，中国经济的短期动力在于政策的调整。“我不否认刚才大家说的很多问题，产能过剩、企业效益低下，就业市场结构、内外结构失衡等。这些风险不是不解决，而是需要我们短期的总供给政策来解决。”
王健提出了总供给政策的几个着眼点：“第一，提高个税起征点。第二，政府不要突击花钱了，剩下的钱给大家发消费券。第三，老旧小区改造。不能拆房子，而是加固、加电梯、加顶，改成宜居小区。这有两个好处，一是产能过剩立马解决，二是能拉动经济增长2.5%。还有，老旧小区一改造，中国消费马上就上来。大家现在买不起新房子，但手头的钱装修老房子还是绰绰有余的。这样一来，家装、电器、家具等一系列行业是不是就活了？”
陈凤英同样认为，中国未来仍将保持中高速增长。一方面，尽管中国的人口红利、土地红利、环境红利都不存在了，但中国可能会出现人才红利。“目前，中国每年的大学毕业生约有750多万，只要这些人当中1%—5%的毕业生创业成功，他们所能发挥的力量就非常大。如果中国能够实现全民创新，对世界的影响将是巨大的。因此，人才红利将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一个重要推动力。”
另一个方面，中国还有改革红利。陈凤英认为，世界上有两个国家的改革是比较成功的。一个是美国，华尔街金融风暴以后，美国开始实施全面改革，加强金融监管，帮助美国经济走出低谷。另一个是中国，中国在短短一年时间里完成了顶层设计。如果中国能够落实法治国家、法治社会、法治经济的目标，那么引领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的改革红利就会爆发出来。
但是，陈凤英也同时指出了中国经济存在的挑战，例如经济增速将会下降，“中等收入陷阱”仍是难以逾越的坎。不过，她认为，中国政府的顶层设计是最佳的，只要人们能够跟得上政府的步伐，就一定可以实现“一带一路”设计的大战略和大布局。“如果说2014年是‘一带一路’战略设计、规划、勾画的一年，那么2015年就是我们做实、贯彻、做好‘一带一路’方针的一年。”
会上，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主任张占斌、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前所长陈凤英、中非发展基金有限公司董事长迟建新、国家行政学院国际事务与中国外交研究中心主任于军发表主题演讲。在对话环节，商务部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吴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刘培林、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前主任王健、重庆市行政学院副院长唐青阳、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副教授王茹等官员和专家，以及荷兰皇家帝斯曼集团中国区总裁蒋惟明、美国中国商会副会长王晓平、北京温州商会常务副会长许开裕、亿思达科技集团董事长刘美鸿等企业家及商会代表，就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增长动力和风险管控、中国海外利益与“一带一路”、中资企业境外投资机遇、困境与对策等核心议题，展开热烈讨论，总结中国发展成就，传播理性中国声音，促进中外合作。论坛主持人由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领导力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杨思卓老师担任。
论坛还设立了“2014年度中国影响力奖”，表彰对产业创新做出突出贡献的产品和企业，三星“心系天下”W2015等产品、海尔等企业获奖。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是中国最早成立的从事民间外交工作的全国性人民团体之一。会长李小林在讲话中表示，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实力不断提升，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也随之提高。“60年来，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已经与世界上157个国家的500多个民间团体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截至2014年年底，中国已经与世界各国建立了2160对友好省州和城市关系。”她希望在经济新常态下，能有更多的社会人士加入到民间外交工作中去，为中国影响力的提升保驾护航。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前会长梅兆荣是新中国培养起来的外交工作者。在他看来，目前中国的影响力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不仅表现在经济领域，更扩展到外交领域。“中国的对外交往从过去的相对被动，走向了积极进取的主动，在双边和多边舞台上提出一系列引人注目的外交理念和合作共赢的构思，在国际规则方面越来越成为积极的参与制定者，在世界各个角落编织了结伴而不结盟的伙伴关系网络。国际舆论现在普遍认为世界上所有重要的、全球性的问题都需要中国参与。即使在西方国家，也有越来越多的人承认，中国的社会政治制度也有它的优越性，过去他们是从来不承认的。”
同时，梅兆荣也提出了警告。他表示，中国的和平崛起引发了不同国家和力量对中国的不同舆论，甚至出现某些遏制中国进一步发展的动向。“据统计，被询问的德国人对中国的负面认知率达76%，这值得我们深思。”他认为，中国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首要的还是做出货真价实的成绩，在这个基础上努力，以对方容易理解和接受的方式对症下药，做各方面的工作。‘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在主题演讲阶段，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主任张占斌就中国经济新常态的趋势特征和经济政策取向做了发言。在他看来，新常态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都到了一个新阶段，中国下一步要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迈进。
张占斌从六个方面总结了新常态的特征。第一条就是增长速度由高速向中高速转换。“虽然我们的增长速度开始放缓，但在世界上仍然很高。去年10月我到意大利访问，他们的经济学家说，意大利今年如果能实现零增长就非常满意了，弄不好还是负增长。他们对中国经济能保持这么高的增长感到非常震惊。”
另一个重要特征是产业结构由中低端水平向中高端水平转换。“中国做了这么多年衬衫、拖鞋、儿童玩具这样的中低端产品，现在要向中高端迈进，要在全球经济制高点上一试身手，这样才能保持我们国家今后发展的主动。”
第三个特征是增长动力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换。“过去有一些企业躺着都能挣钱，现在站起来都不一定挣得了钱。所以要强调创新驱动对一个国家、对一个民族的巨大作用。”
此外，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的粗放增长向质量效益型集约增长转换、资源配置由市场起基础性作用向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转化、经济福祉由非均衡性向包容共享转换，也是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特征。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则从财税体制改革的角度分析了经济新常态。他表示，当前这一轮改革不再是单一目标，而是稳增长、保就业、控物价、防风险、调结构、惠民生、促改革七大目标并存，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远远超出以往。而且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参照，只能摸索着前行。
“2013年，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超过13万亿，而我们恰好是13亿人口。这意味着中国，包括老人和刚出生的孩子，每年人均要为国家贡献一万元的财政收入。当我们进入这样一个时代，所有人都和政府的税收直接相关，反过来也可以说所有人都和政府支出直接相关。因此，全面深化改革没有别的选择，只能从财税体制的改革入手，把它作为突破口和主线索。”高培勇说。
在主题对话环节，几位嘉宾具体探讨了如何推进改革、应对新常态的话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刘培林认为，新常态下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有两个：“第一是人均收入，第二是人均GDP。”
“历史上英国经济总量成为全球第一的时候，人均水平也领先世界;美国在1870年左右GDP总量成为全球第一，在一战前人均水平达到第一，几乎是同步的。中国目前处在全世界前所未有的发展状况——一方面经济总量全球领先，但另一方面人均GDP排在全球80多位。这意味着，中国的改革没有外部经验可以借鉴。创新成了中国解决现有问题的关键所在。创新就是在黑暗中摸索，创新就是试错。要提高创新成果，就要为社会提供勇敢试错的条件，要鼓励全民创新、全民试错。”刘培林说。 “一带一路”是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秋出访哈萨克斯坦和印尼期间提出的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构想的总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前所长陈凤英认为，“一带一路”是中国发展的百年大战略。它不是一个今天提出来明天执行就能见到效果的战略，而是一个长期的战略。“目前，亚洲的整合已经开始，亚太提出建设亚太自贸区，中国在其中会有非常大的拓展空间。习近平总书记无论走到哪里就推销到哪里，他为中国经济所布局的正是政府搭台、企业唱戏、个人创新这样一个大舞台。”
对“一带一路”战略的国际影响，陈凤英指出，在“一带一路”问题上，美国和俄罗斯有些顾虑。因为美国的压力，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国没有加入“一带一路”，俄罗斯也只是勉强接受。所以，中国要发展“一带一路”，必须解决好与这些国家的关系问题。
重庆市行政学院副院长唐青阳则从法律的角度，提出了对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政策背景下如何“走出去”的建议。他认为，在“一带一路”范围内，各国法制环境不一，中国企业在“走出去”时应该从法律环境、法律风险、法律安排及法律纠纷等方面做好准备。
随着中央政府不断释放改革红利，中国越来越多的企业已经走出国门，寻求海外投资的发展机会。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也遭遇了不少挑战。中非发展基金有限公司董事长迟建新以其切身经验，在论坛做了精彩发言。
迟建新认为，从企业层面看，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挑战有三点：一是缺乏国际化的人才，二是不了解海外投资规则，三是容易水土不服，四是不注重在当地的社会责任。“有的企业在国内赚了钱，但是污染了环境，因为有地方政府袒护，可能发展还没有问题，但这样的企业如果到了国外，往往难以生存。”
从政府层面来说，在如何帮助走出去的企业设立行为规范、树立中国企业良好形象等方面，政府还缺乏引导，这使得中国不少企业，在国内恶性竞争，到了国外同样展开恶性竞争。此外，中国对海外利益的保护力量还远远不够。中国企业目前还不能完全依靠国内的力量来保护自己在海外的利益。
对于中国的海外利益问题，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副主任、国际事务与中国外交研究中心主任于军教授也在论坛上表达了他的看法。于军认为，中国的海外利益分为5个方面——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安全利益和资源利益。而中国海外利益所遭受的挑战和风险则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外部威胁，二是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发展充满疑虑与防范。“现在，中国遭遇在WTO框架下的各种‘双反’调查，其中70%来自于这些西方国家，这就是他们对中国发展感到恐惧的反应。”三是中国自身也对自己快速发展的海外利益缺乏准备。
对海外利益的保护，于军认为，对发达国家，中国应采取竞争、克制、合作的方针;而对发展中国家，则应该采取合作、竞争、克制的策略。其次，中国应该深度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体系的转换，力求从规则、法律的层面保护中国的海外利益。第三，中国还是要加强国防和软实力建设，没有强大的国家，就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海外利益。“只要我们自己能管好自己，别人也不能把我们怎么样。”
对刚刚到来的2015年，与会嘉宾都表达了展望和期许。其中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前主任王健的发言最具代表性，被主持人称为“充分代表了百姓的利益”。
不少与会嘉宾提出中国经济面临着种种风险，而王健仍然表示了乐观的预期：“今年的宏观经济形势是大家经常讨论的，现在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比较悲观，认为肯定还是下行，比2014年好不到哪儿去。但我认为不是这样，因为进入了新常态，我们发现有了很多新的变化。我个人认为今年的形势会比2014年要好，经济下行的趋势可能会被阻遏住，但这是有条件的，就是我们的短期动力要跟上。”
王健认为，中国经济的短期动力在于政策的调整。“我不否认刚才大家说的很多问题，产能过剩、企业效益低下，就业市场结构、内外结构失衡等。这些风险不是不解决，而是需要我们短期的总供给政策来解决。”
王健提出了总供给政策的几个着眼点：“第一，提高个税起征点。第二，政府不要突击花钱了，剩下的钱给大家发消费券。第三，老旧小区改造。不能拆房子，而是加固、加电梯、加顶，改成宜居小区。这有两个好处，一是产能过剩立马解决，二是能拉动经济增长2.5%。还有，老旧小区一改造，中国消费马上就上来。大家现在买不起新房子，但手头的钱装修老房子还是绰绰有余的。这样一来，家装、电器、家具等一系列行业是不是就活了？”
陈凤英同样认为，中国未来仍将保持中高速增长。一方面，尽管中国的人口红利、土地红利、环境红利都不存在了，但中国可能会出现人才红利。“目前，中国每年的大学毕业生约有750多万，只要这些人当中1%—5%的毕业生创业成功，他们所能发挥的力量就非常大。如果中国能够实现全民创新，对世界的影响将是巨大的。因此，人才红利将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一个重要推动力。”
另一个方面，中国还有改革红利。陈凤英认为，世界上有两个国家的改革是比较成功的。一个是美国，华尔街金融风暴以后，美国开始实施全面改革，加强金融监管，帮助美国经济走出低谷。另一个是中国，中国在短短一年时间里完成了顶层设计。如果中国能够落实法治国家、法治社会、法治经济的目标，那么引领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的改革红利就会爆发出来。
但是，陈凤英也同时指出了中国经济存在的挑战，例如经济增速将会下降，“中等收入陷阱”仍是难以逾越的坎。不过，她认为，中国政府的顶层设计是最佳的，只要人们能够跟得上政府的步伐，就一定可以实现“一带一路”设计的大战略和大布局。“如果说2014年是‘一带一路’战略设计、规划、勾画的一年，那么2015年就是我们做实、贯彻、做好‘一带一路’方针的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