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的心灵》收录的是伯林从未发表过的描写和论述“二战”前后苏联文化状况的散文速写与论文。与伯林其他论著不同的是，从文体上来说，其笔法半是散文、半是论文。书中不仅展示了作者无尽的文学描写才华，以及广博的文学艺术知识，同时，其犀利深刻的文学艺术批评的思想，也成为解剖一切难解的俄国文化和文学艺术中思潮、现象、流派、社团、作家作品之谜的犀利手术刀，充分体现出一个真正的思想大师之卓越风范以及那种大手笔的非凡力量。
　　我写这部书的读后感想厘清伯林思想发展变化的过程，其次，联系中国近百年的文学史状况与俄罗斯文学的发展做一个平行的比较，以期从中找到一些有规律的东西。
　　《斯大林统治下的俄罗斯文学》这篇这篇文章写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他不仅高瞻远瞩地从文学史和文学理论的层面来概括这一时期文学的主要特征，而且对俄罗斯文学的熟谙，以及对西方文学的全面了解令我叹为观止。
　　伯林把二十世纪前半的俄罗斯文学分为三个阶段，即：一九○○至一九二八年，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七年，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年。
　　从一九○○至一九二八年，伯林认为进入二十世纪的前些年的俄罗斯文学，尤其是诗歌，“达到了自普希金、莱蒙托夫和果戈理的古典时代以来的一个巅峰。虽然十月革命对它造成了猛烈的冲击但也无法阻遏其高涨的势头。全神贯注且不厌其烦地沉浸于对社会和道德问题的思考，或许是整个俄罗斯艺术和思想的一个最为引人注目的特征，这一特征极大地影响了十月革命，而且在革命胜利后还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激烈论战”。这一现象——“沉浸于对社会和道德问题的思考”——成为俄罗斯文学传承的一个核心价值理念。这与中国辛亥革命和“五四”前后的状况有些相似，但是，在本质上所不同的是：俄罗斯文学在十月革命前后讨论的是怎样“反资产阶级”，是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两派不同的观念之间的角力；而中国文学偏重于向旧世界告别，企图迎接的是一个西方民主的乌托邦。当然，十月革命的胜利也给中国文学的理论界提供了一个可视的窗口，但是这期间尚不为主流思潮，直到一九二八年的“土地革命”似乎才可以看出十月革命对中国农村革命的影响之端倪，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才证明了伯林所说的一九二七至一九二八年苏联的“无产阶级集体主义文化”狂潮，也即“拉普”（PAPP，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则是毫无疑问的事实。这从中国文学界和文化界在三十年代初所产生出来的“左联”组织即可明鉴。尽管最终斯大林清洗理由归咎于托洛茨基分子，但是在中国，当时的蒋家王朝忙于夺取政权，用残酷的白色恐怖对付共产党人，无暇顾及文化和文学战线的事情，以为“秀才造反”可以不予理睬。虽然国民党宣传部也设立了报刊检查制度，但大多数为摆设，往往遭致文艺界之诟病与抨击，也就糊里糊涂地走过场了，远不如斯大林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文化铁拳来得如此迅猛无情。
　　从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七年，伯林认为这时期的苏联文学度过了动荡的岁月，“新的正统”随着托洛茨基的垮台而建立起来，孕育出了“以其冷酷的简单性和粗鲁的狂热新世界观而自诩的无产阶级文化”。不过，伯林没有全盘否定这样的文化样式，认为“充满着道德说教的共产主义理论并不那么反对自由，在这一点上倒是与一九一四年以前意大利未来主义有许多相似之处。这是一个诞生杰作的时代”。伯林列举了以马雅可夫斯基为精神领袖的一系列作家作品，其中对那个“白银时代文学”的著名作家马雅可夫斯基的评价还是十分中肯的，他没有因为意识形态的分歧而否定狂热的无产阶级作家，“他即使不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也算得上一位激进的文学革新者，一个能够产生惊人的活力、感染力，尤其是影响力的解放者”。当然，还有一些另类的作家，例如帕斯捷尔纳克、阿赫玛托娃、曼德尔施塔姆等未被苏联文学史列入名册的作家。小说家列举的是阿·托尔斯泰（按：即小托尔斯泰，他的《苦难的历程》在五六十年代曾经风靡中国）、普里什文、卡达耶夫、左琴科、皮里尼亚克、巴别尔、伊里夫和彼得罗夫。更重要的是，伯林提到了那些“不合时宜”的流亡作家蒲宁、茨维塔耶娃、霍达谢维奇、纳博科夫等。在这里，伯林虽然抨击了斯大林主义者对“异端邪说”进行的所谓“猎巫运动”，但是，正因为分不清左好还是右好，对立双方的言论反而带来了“一种严酷的生命力”，“无论是原创性还是评论性的作品……却很少显得乏味”。这似乎有些像一九五七年“反右”前夕的中国文学界，“引蛇出洞”前的繁荣，造成了大批知识分子的匆匆上阵，慷慨激昂地抨击时弊，最后导致精神的溃败。可见，中国文艺界自三十年代仿效“拉普”建立“左联”机构以后，我们才算真正踏着苏维埃革命文学的节奏亦步亦趋地前行，最多也就是慢个半拍至一拍，直到六十年代中苏反目。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就是“党制定文学‘路线’”。“一九三四年布尔什维克政权通过采取分级监控的办法进一步强化了这项古老的制度——首先通过作协，然后经人民委员，最终由党的中央委员会做出决定。”通过一系列制度的保障来控制文学的走向，这显然是苏联的发明，由此而产生的“要求无产阶级作家团体对苏联的新主题进行集体创作；其后又推崇苏联时期和苏联之前的英雄人物”。从这里，我们似乎可以从“十七年文学”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文学”中找到了它的源头。如果说苏联文学对“作家们不得不锻炼他们把握分寸的能力，在不打破正统的框架或招致直接的罪名和惩罚的前提下来表达他们非正统的观念”还保有一定的艺术自觉和艺术追求的话，那么，中国作家就没有那样的觉悟和幸运的机缘了。所以，苏联作家对这种政治高压下的反抗也似乎从来就没有停止过，除了列举的许多作家外，伯林特别提到了一九三五年才去世的高尔基为了保护有才华的艺术家免遭毒手，“利用其巨大的个人权威和声望保护一些杰出的引人注目的作家免受过分的监管与迫害；他自觉地扮演着‘俄国人民的良心’的角色，延续了卢那察尔斯基（甚至是托洛茨基）的传统”。毫不客气地说，在中国左倾文学思潮泛滥的日子里，似乎还找不到一个像高尔基这样的文学领袖人物，更多的是那些对上奴颜婢膝、对下颐指气使的“奴隶总管”式的官僚与打手。这就是俄罗斯知识分子和中国知识分子因不同的文学道德传统而造成的不同结果。 　　与上述时段不同的是，从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年，苏联的大清洗运动和中国的延安整风运动几乎是同步进行的，不再慢半拍，因为共产国际直接介入了延安的整风运动。整风运动最终伤害的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群体的精神世界。
　　伯林首先提到的是“一九三七和一九三八年的大清洗和大审判”戕害和杀戮了许多有才华的艺术家，它“对苏联文学界的改变超乎所有人的想象”。当然，也有对现实不抱任何幻想而自杀的，如此前就自裁的诗人叶赛宁和马雅可夫斯基。伯林说“高尔基的逝世使知识分子失去了他们唯一强有力的保护者，同时也失去了与早先相对比较自由的革命艺术传统的最后一丝联系”。我却以为此说是难以成立的，即便是高尔基还活着，也不能改变斯大林的大清洗政策，把扭转一个专制“路线”的希望寄托在一个文学领袖的身上是不现实的。我们可以像伯林那样去指责文学艺术界“对权威的卑躬屈膝达到了前所未闻的程度”，但是我们不能够苛求每一个文学艺术家都有铮铮铁骨，面对强大的专政机器，一些文学艺术家苟活下来就算是幸运的了。与此同时，也就是在中国的解放区，延安整风运动开始后，严酷斗争、无情打击，成为苏维埃政府整肃所谓异己分子的必然手段，像王实味这样的刀下冤魂就不足为奇了。整整二十年之后的一九五七年，在中国大地上又重演了对知识分子大清洗的悲剧，五十五万知识分子被无情地消灭（我指的主要还是精神上的消灭）。
　　在这个时段里，我们所不能回避的问题是苏联的“卫国战争”，以及中国的抗日战争。无疑，“二战”期间，苏联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所创作的“军事文学”是令世界瞩目的。但是，伯林绕开了这些话题，着重讲述了这样一个动人的故事：遭到官方鄙夷控制的一些天才作家用他们的杰作征服了俄罗斯和她的人民。“帕斯捷尔纳克（还没有人敢否认他的诗歌天才）创作的作品不带什么政治性的、多数是纯粹抒发个人情感的诗歌出乎意料地在前线的士兵中流行起来。流行的诗人在世的还包括像阿赫玛托娃这样的顶尖诗人，不在世的（革命后去世的）包括勃洛克、别雷甚至勃留索夫、索洛古勃、茨维塔耶娃以及马雅可夫斯基。那些在世的最杰出的诗人尚未发表的作品，私下以手稿的形式传给了几位朋友，并互相传抄，前线的士兵像读爱伦堡在苏联报纸上发表的雄辩的社论，或这个时期最受欢迎的正统的爱国主义小说一样，以惊人的热情并怀着深深的喜爱相互传阅。才华出众但至今仍然遭受猜疑的孤独作家们，尤其是帕斯捷尔纳克和阿赫玛托娃，开始收到大批来自前线的信件，信中引用了他们已经出版和尚未出版的作品，还向他们索求照片并请求他们确认某些文本的真实性，其中的有些文本还只是以手稿的形式存在，甚而请求他们对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这就是俄罗斯！这就是俄罗斯文学！因为这个民族有着深厚的文学传统和渊源，她那广袤的土壤中蕴藏着丰富的文学萌芽，她的人民，而非刻意戴上“工农兵”桂冠的文学读者，对文学的热爱是扎进了自身的血脉之中的，他们对艺术的崇拜已经融化为他们精神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而非当今中国在商品文化孵化下对一些没有文化修养的写手与艺人（而非文学艺术家）的盲目崇拜，其“粉丝”那样无知而幼稚可笑，其渊源是与刻意推广的无产阶级工农兵文学不无关系的。无论是创作者还是接受者，离开了文学艺术本身的魅力，其一切附加上去的所谓感染力都是虚假的。在这里，伯林试图表达：任何艺术都是超越时空、超越阶级的。那些把文学艺术当作无产阶级专政的“齿轮和螺丝钉”或者宣传工具的理论都是没有艺术生命力的过眼云烟。相比之下，中国自左翼联盟后产生的文学艺术作品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因为我们没有帕斯捷尔纳克和阿赫玛托娃那样真正伟大的文学艺术家，况且鲁迅那样的文学家和思想家已经死去，即便继续活着，他能否像高尔基那样去“不合时宜”地生存？
　　伯林在“现在”（按：指一九四五年）这一节里，除了痛陈严厉的专制文化以外，还突出论述了老一代文学艺术家与新一代文学艺术家之间的代沟问题。这时的文化背景是“整个俄罗斯文坛笼罩在一种万马齐喑的奇怪氛围中。或许这是下一波惊涛骇浪来临之前的平静，然而我们还看不到有任何新鲜的事物将要在苏联出现的迹象”。接下来伯林描述的是老一代作家的无限忧郁，而年轻一代作家却朝气蓬勃地进行着那些暂时载入苏联文学史的作家的作品创作。正是这些创作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五六十年代的文学走向。中国的五六十年代的人都是吮吸着这些所谓伟大作品的乳汁成长的，虽然现在的俄罗斯文学已经将这部分作品逐渐淡化出了文学史，但是其“党的工具”论影响却是巨大的。“年轻一代作家下笔如飞，似乎思考本身还赶不上写作的速度（或许是因为他们中有太多的人根本就不思考），而且以如此赤诚的忠心和充沛的精力不知疲倦地重复相同的写作模式和公式”，“突然之间涌现出一大批作家，他们轻率、幼稚而又多产，从粗糙、呆板的正统作品到充满大量文学技巧的文章无所不写”。伯林将其中典范的作家康斯坦丁·西蒙诺夫作为分析的范例，这只“斯大林的战鹰”，“滔滔不绝地写了大量质量低劣但完全迎合正统观念的作品，歌颂苏联的英雄典型，勇敢、清廉、简朴、高尚、无私，完全投身于祖国的事业”。而老一代作家则对此持批评的态度：浮光掠影的创作和粗陋的标准化英雄崇拜不可能产生出真正的艺术作品；英雄本身的复杂内心世界就值得剖析；没有更感人、更精致的艺术形式就不可能产生好作品（这样的局面在“解冻”以后才真正改变了苏联文学中对战争的描写，如《这里的黎明静悄悄》那样的作品）；英雄人物描写应该突出其“内心的冲突”，并破除那些“不亚于中世纪宗教艺术”的政治目标的清规戒律。显然，两代人对艺术的分歧从根本原因上来说，还是一个价值立场的问题——对艺术的忠诚度是衡量艺术家与伪艺术家的试金石。
　　一九四五年，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和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人们对来自严重政治工具化了的文学艺术放松了注意力。其实，在经过了延安整风以后的中国解放区文学艺术已经开始逐渐占据了文化战线的主导地位，与苏联的情形是有相似之处的：“就目前而言，苏联对新鲜事物极端渴求和不加批判地接受现有的低劣精神产品之间的巨大反差，是当前苏联文化最显著的一个现象。”所不同的是，对这种情形的认识，苏联还有一些知识精英保存着清醒的头脑，而中国就恰恰缺少这样的知识分子。“苏联仍然存在一批虽年事已高但思路依然清晰的真正的知识分子精英，尽管他们处境艰难而且人数在不断减少。他们涵养深厚，感觉敏锐，一丝不苟且明察秋毫，他们还保持着俄国知识分子在革命前的那种未受侵蚀的极高的批判标准，在某些方面可以说是世界上最纯粹最严格的批判标准。”但是，即使有一批“代表着俄罗斯良心”的知识分子，他们也会在血的教训和高压下沉沦和被驯服，“这种体制对他的刺激远比那些生活在资产阶级国家，相对来说遭到忽视的艺术家同行所能受到的刺激要大得多”。由此可见，由苏联制造的诸如“作家协会”这样的制度性组织，有效地化解了许多来自知识分子内部的矛盾，这一点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里得到了统一，它在将文学艺术家的思想高度地统一到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中来，是起了不可忽视的巨大作用的。虽然在苏东解体之后，这样的团体纷纷解体，但是中国的文学制度中还保持这样的建制，足见其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伯林在六十七年前就看出了这些知识分子将会用另一种生活态度和方式解脱掉批判的沉重枷锁而获得心灵的慰藉：“尽管那些具有独立性格又受过独立教育的人们在俄国经常会觉得自己处境艰难，甚至感到绝望，但他们仍能够在知识上和社会地位上获得某种快乐……”在这一点上，直到今天也仍然是我们中国大部分作家和艺术家的世界观和生活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