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
廖国清，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南溪镇王畈三道河栮湾人。她7岁时，被父亲送到双河一地主家当童养媳。13岁，地主家有老人病重，需要提前娶儿媳“冲喜”，地主强迫国清与刚满15岁的丈夫“圆房”，她不从，招来公婆一顿毒打，国清一怒之下，卷起一个红包裹，便逃了出去，躲进了深山密林里。
暮春，大别山的林子遮天蔽日，大别山的路崎岖嶙峋。走着走着，国清迷了路，不知道朝什么方向去，不远处间或传来一两声鸟兽的鸣叫。然而，她幼小的心灵全然没有惧怕，她想只要不挨饿、不受冻、不遭公婆的毒打就是晴天。
1929年5月6日午夜，家乡闹暴动，她身背红包裹，手拿红旗，紧跟在明强学校一部分师生的后面，在共产党员詹谷堂、袁汉铭的领导下，进行游行示威，当夜将陈玉丰、林亚东等十多户土豪家的粮食分给了农户。随后年轻的廖国清参加了红军，在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二师当宣传员、医护员。1930年后，国清调到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第四军医院做看护工作，同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11月又调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总部医院当司药。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实施战略转移，国清随军西征。
在长征路上，国清将自己的名字改随母姓，叫彭素。国清为什么要改名换姓呢？这还得从1933年秋说起。
那一年，国清随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进入四川。
夜深了，根据地城口平坎 临街的一所普通的房子里露着荧荧的灯火儿，这儿是野战医院的药房。此时，年轻的国清刚忙完最后一个病人，关上铺面，拴好门，坐在灯前检查一天的处方，看有无发错药品。
“咚咚咚！”有人使劲地敲着门板。“谁？抓药的吗？”国清揉了揉疲乏的双眼随口问了一句。因为夜间敲门抓药的人实在太多了。门被砸得更响了。刚开始，国清并没有过分紧张，因为镇子上住的全是红军，夜间的岗哨查得也严。当国清从门缝往外瞧时，心里不觉一紧，敲门的是一个男人，手里拿着一支手枪。
“你是谁？有什么事？”
“快开门！开门再说！”回答不容置疑。国清又一次顺着门缝往外望去，当她辨认出敲门人时，一下子惊呆了，竟是医院的党委书记。
深夜，一个持枪的男人砸一个年轻姑娘的门，会是什么事呢？！国清慌乱地吹灭油灯，顶牢门栓，躲在一个角落里，没敢动。莫名的恐慌笼罩着刚刚17岁的国清。
黑夜过去了，但夜里发生的事仍在国清的脑子里萦回，于是国清把这个事情向医院政治部主任做了如实汇报。不料她因此落入了可怕的境地。很快，政治部主任找国清个别谈话，谈话内容很简单：党委书记半夜砸门的事纯属诬告。经查你家庭出身有问题，是混进革命队伍的异己分子。三天以内如果找不出证明家庭出身的人，立即枪毙。这个决定，对年轻的司药国清来讲简直如晴天霹雳。国清哭了，但泪水证明不了家庭出身。一个7岁当童养媳、13岁就追赶红军队伍的穷孩子，一夜之间竟成了地主的狗崽子。
一天，两天。举目尽是他乡客，谁能证明国清的身份？谁能替国清排除那死到临头的威胁？国清绝望了。虽然对生绝望了，但她对革命并没有绝望。既然只有三天时间，那就把它全部献给革命事业吧。国清懊丧得抬不起头来，但是药抓得更认真了。看着这个被判了死刑的小姑娘默默地低着头干活，人们只能暗暗地流泪，把不满埋在心里。因为一年多以前白雀园凄零的枪声，含冤饮弹的忠骨在人们的脑海中依然记忆犹新。许继慎、曹学楷、周维炯、姜镜堂、熊受暄、戴克敏、陈奇、肖方、王秀松等，一大批有功之臣都难免一死，何况一个小小的女司药？
越是临近死亡，求生的欲望越是强烈，何况是含冤去死。第三天，国清在一张处方上发现了一丝生的希望。这是一个小腿骨折的伤员，某营的副营长，叫廖家强，是国清老家三道河邻村的人。他们虽然互不相识，但国清还是抱着一线希望找了他。
廖副营长一听国清诉说的事立马就火了，眼珠瞪得老大，吊着一条断腿找到了政治部主任。就这样，保卫处的手枪里退下了一粒待发的子弹，保住了一个普通医疗战士的生命，而国清又在以后战火纷飞的战场上保住了无数流血战士的性命。但从那以后，国清心有余悸了。敌人的子弹她从未怕过，她怕的是有一天再遇上自己人的子弹。自那以后，她改随母姓，叫彭素。
二
在红军这所大学校里，彭素学会了写字，学会了配药、抓药等医疗技术，也学会了怎样做一名称职的战士。有一次，部队在战斗中缴获了一本《药物学》书，她如获至宝，常凑在昏暗的油灯下一笔一划地抄写，不懂的地方就照着葫芦画瓢。得空闲就一字一句地认、念、背，直到滚瓜烂熟。“不学不行啊，伤病员的生命都在医护人员手里握着呢，疏忽一点儿就要毁掉一个同志的性命。况且，那几个俘虏过来的医官还常常用英文、拉丁文开处方刁难我们这些土生土长的姑娘。”
彭素回忆时说道。
1935年，彭素已经是一个业务相当熟练的药局主任了。夜里抓药不用点灯，随便点出一种药品她都能准确地说出性质、剂量、禁忌、副作用。当时部队刚刚越过草地，又接到命令要调头再过一次。错误路线的干扰，使多少久经沙场的同志倒在了草地里。部队出发时，彭素却因患伤寒倒下了。连日的高烧使她皮肤出血，口、鼻、耳朵出血，大便带血。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年月，得了伤寒就意味着死亡，死神又一次逼近了这位背着药箱为别人治病疗伤的司药。部队在出发前决定，把伤员和病号就地安置。这是明摆着的事，连身体好的人都不能保证能走过草地，伤病号就更不消说了，与其让他们在苦难中死去，倒不如让他们在安静中离开。
部队不得不把彭素送到附近的一户老百姓家中。房东是一位十分热爱红军的老大娘，她像照顾自己的女儿一样护理彭素，不时用盐水给彭素漱口，用米汤喂彭素，七八天后，高烧竟然渐渐退了。
一天，彭素正昏昏沉沉地半睡在草铺上，隐隐约约听到有人在身边喊她，彭素以为是大娘又来喂米汤，便强睁开眼，出现在彭素眼前的不是大娘，而是部队在入川时俘虏过来的两位国民党医生。 彭素记得他俩被俘虏过来不久，经过短期教育后，就让他们为部队伤员治病了。工作没几天，他们就在彭素面前摆起了架子。有一天，他们中一位姓杨的医生给一位伤员开了一张处方，上面用的一种西药是当时国内无法生产的，不要说红军医院没有，就是国民党的大医院也不一定有。他把这种明知红军医院没有的药开到处方上，而且用外文把药名写得十分潦草，显然是想要难一难彭素这个司药主任。彭素一见到这张处方，当即拿到他的面前，一五一十地说出了这种药物的特性，并说明红军医院没有这种药。从此，他们再也不敢小看彭素了。
今天，他俩在彭素病中来到这里想干什么呢？见彭素醒了，他俩轻轻地对彭素说：“彭主任，部队马上要二过草地，你年龄还小，又是个女子，并且正在病中，还是暂时跟我们留下来另找出路吧。”彭素一听要留下，离开红军，就挣扎着坐起来，两眼直瞪着他俩说：“你们这是什么意思？”见彭素态度强硬，两人连说：“随便问问，随便问问。”说完赶紧溜走了。
这时，彭素在草铺上再也睡不着了，硬撑着走下地来。现在要二过草地，困难之大是显而易见的。但彭素想，这正是考验自己的时候，怎么能当逃兵呢？！
彭素想起1932年春天，红军采用围点打援的战术，发动了苏家埠战役，把6000多敌人团团围困在苏家埠镇上。敌人企图从六安、合肥方向救援，战斗在韩摆渡一带打得很激烈。有一天，彭素正在战场上抢救伤员，只见抬过来一副担架，上面躺着一位面孔俏丽而无血色的女赤卫队员，一位民工对彭素说：“这位女赤卫队员姓黄，刚才正抬着担架往我们这里送伤员，突然一颗炮弹落在她的脚边，她为了掩护伤员，自己却被炸成这样！”目睹悲壮场面的民工，说着说着就流下了眼泪，并恳切地说：“同志，你可一定要把她救活呀！”彭素赶紧上前查看，只见她的腹部正往外冒血，右腿被炸去一截。因为牵动衣服，引起疼痛，她才慢慢地睁开眼睛。彭素赶紧问她叫什么名字，她却轻轻地说：“伤员怎么样……”话没有说完，就又昏了过去。现在她那张俊俏的面容又出现在彭素的面前。这样一位平凡而伟大的女子，不顾自己的生命，只想到别人，我怎么能因为疾病而掉队，离开胜似母亲的党和红军呢？！
第二天早晨，天刚放亮，嘹亮的集合号声传来，彭素赶紧起床，穿好军装，告别了半个多月来日夜护理自己的大娘，拄着拐棍，支撑着虚弱的身体，踉踉跄跄地走在北上的队伍里。
茫茫无边的草地不但有大自然不断出现的可怕景象，还有人为造成的种种恐怖。一路上常常能看到掉队的战士被土匪和反动武装割断脚后筋，挖去眼睛，剥光衣服，任成群的乌鸦啄着他们带血的肉体。愚蠢的敌人想以此来威吓后面的人，但是他们打错了算盘，血淋淋的场景只能燃起革命者胸中的怒火。
1936年，第三次过草地。一天傍晚，彭素走到一条水深齐腰的河边。突然狂风大作，暴雨倾盆。大部队手拉着手，好不容易涉过了河。时隔不久，河水猛涨，还有彭素等五个女战士没有过河。其中一个年轻姑娘急着要赶上部队，便下河拉着马尾巴走。走到河中间时，不幸被汹涌的浪涛卷走。后面的同伴望河生畏，不敢过河了。这一夜，彭素等四个女战士互相依偎着在岸边草地上，等待救援。
第二天拂晓，大部队开始行军了。滞留在河对岸的彭素等四个女战士隔河相望，发出呼救声，总务科长听到呼救声后，立即组织人员去营救她们。可是，猛涨的河水奔腾咆哮，加之大家饥肠辘辘，通宵未合眼，又不会凫水，一时间派不出合适的人来。当时军部通讯班有位班长，姓顾，刚满18岁，他举手报告：“科长，我会骑马，又会凫水，让我过河去接她们吧。”总务科长点点头，表示同意。那位顾班长受领任务后，吃了几把炒面，选了一匹高大的骡子，找了一根结实的布带，飞快地向河对岸骑去。登岸后，彭素等四个女战士面露笑容，转忧为喜。顾班长把布带的一端系在骡子身上，另一端要彭素她们紧紧抓牢，并嘱咐说：“不要紧张，不要乱动，跟着我的骡子慢慢地过。”彭素她们很听话，借着河水的浮力，渡过了汹涌澎湃的河流。几个月以后，在过腊子口的行军队伍里又出现了彭素那矫健的身影。
腊子口在甘肃迭部县境，是四川通往甘肃的重要关隘。两边悬崖峭壁，中间是一条水深流急的腊子河，河对岸筑有坚固工事，敌军用两个营兵力凭险扼守。红军除通过腊子口外，别无他路。于是，攻打腊子口的战斗打响了。战斗非常激烈。彭素在抢救一个三十多岁的老兵后，猛然发现前方几十米处，有一个向河对岸飞奔的青年士兵中弹倒下了，彭素毫不犹豫地蹿出了战壕，匍匐着向前爬去。炮弹不断在她身边炸响，子弹呼啸着从她头顶飞过。说来也怪，也许是凭着久经沙场的丰富经验，她竟然毫发未损地穿越了战场，把那个年轻士兵救活了。这时，又传来一阵射击声，枪弹呼啸着飞过。原来是红四团经过充分准备，一个连正在正面攻击敌军力量，另两个连从腊子口左侧攀登悬崖陡壁，突袭守敌侧背。最终，夺占了这一天险隘口，打开了北上甘南的门户。红军继续向着陕西挺进。
三
1938年春天，彭素到了延安，在留守兵团卫生部任司药主任，后又任军委卫生部柳树店分院药局主任。1940年入延安女子大学学习。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下，她投入到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中，开荒、纺线、织毛衣。她一个人养了两头老母猪，二十头小猪，二十头肥猪，四十多只鸡。年底被评为边区劳动模范，还得了一千元的奖金。大生产时买的皮大衣和毛毯至今她还珍藏着。但是，她在这当中受的苦也是非比寻常的。边区的生活苦她不在乎，过草地时吃皮带、大黄叶不比这苦？只是，当时她还要忍受着另一种难言之苦。
彭素的丈夫叫周吉安（1904—1955年），浠水洗马畈人，建国后任武汉市卫生局局长、中国医药公司副总经理。1955年6月29日在北京病逝，葬于北京八宝山烈士墓。他们有个儿子，叫周平。那时周吉安也在延安，但是在延安监狱里。至于是因为什么，谁也没向彭素解释清楚，只说是“反革命”。当年，在延安党校学习一年半的周吉安便失去了自由。彭素就带着刚满两岁的周平，听课、劳动，还要惦记着坐牢的丈夫，有了钱，总是先买点吃的用的托人给丈夫送去。好在那时候没有株连，彭素照常被评为劳动模范。直到党的“七大”在延安召开，许多领导同志联名做保，周吉安才被解除监禁。以后，周吉安并没有因为这段误解而躺倒不干，而是凭着一腔热血义无反顾地转战各地。牛郎织女尚且有一年一度的鹊桥相会，他们却比不得牛郎和织女，开始还有断断续续的书信，后来干脆失去了联系。十几年过去了，有人传说周吉安死了，也有人传说彭素死了。全国解放以后彭素和周吉安在北京相逢时，他们都已另有家眷了。
马卡连柯说过：“一个人向前瞩望的时候，如果看不到一点快乐的远景，他在世上就活不下去。”那么，彭素在那艰难困苦的境地里看到了点什么呢？也许，她看到了一个活生生的新中国就在眼前；也许，她看到了在新中国合家团圆的快乐；也许，她有了一个革命接班人的后代周平。后来，解放石家庄的战役打响了，她毫不犹豫地把周平寄放在一个老百姓家里，率领救护队冲上前线。战斗结束后，彭素去接儿子时，一片废墟给了彭素沉默的回答。三个月以后，那位好心的老百姓赶着一辆破旧的马车，历尽艰辛，终于在部队休整地香桐找到了彭素，可是这时的儿子已经因患“乙脑”下肢瘫痪了。
四
她是一个女人，坚强的女人，但她更是一个军人。军人的信念决不单单是服从命令，而是要拼命地完成任务。战争年代彭素是这样，和平时期彭素仍旧是这样。
1950年6月，彭素跨进了私立协和医院，参加接管工作，并任协和医院女宾部支部书记兼政治协理员。协和医院病案室里至今还珍藏有孙中山、梁启超、蒋介石、宋氏三姐妹、张学良、斯诺等一代名人的病历。
1951年4月，彭素负责筹建中央政府、中央军委、总后勤部的保育院，并任院长。彭素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请来设计师，告诉他们：造一个高级的、让孩子们比我们过得更快乐一点，更舒服一点的乐园。这就是现在的“五一”幼儿园和“五一”小学。
1952年8月，彭素被选送进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军医大学学习。
1956年，彭素被任命为军委总参综合医院（后改为总后三○二医院）副院长。
“文革”期间，彭素受到错误的批判和迫害。1975年重新工作，回三○二医院任副院长。
1957年，彭素被授予上校军衔，1983年军委总后政治部决定，彭素享受正军职待遇离职休息。1992年她病逝于北京三○二医院。彭素临终前将一生积蓄下来的一万七千块钱全部缴了党费。就在彭素去世一个月后，儿子也病逝了。母子俩的骨灰盒同时安葬在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南溪镇马头山脚下。
〔责任编辑 吴 俊〕
廖国清，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南溪镇王畈三道河栮湾人。她7岁时，被父亲送到双河一地主家当童养媳。13岁，地主家有老人病重，需要提前娶儿媳“冲喜”，地主强迫国清与刚满15岁的丈夫“圆房”，她不从，招来公婆一顿毒打，国清一怒之下，卷起一个红包裹，便逃了出去，躲进了深山密林里。
暮春，大别山的林子遮天蔽日，大别山的路崎岖嶙峋。走着走着，国清迷了路，不知道朝什么方向去，不远处间或传来一两声鸟兽的鸣叫。然而，她幼小的心灵全然没有惧怕，她想只要不挨饿、不受冻、不遭公婆的毒打就是晴天。
1929年5月6日午夜，家乡闹暴动，她身背红包裹，手拿红旗，紧跟在明强学校一部分师生的后面，在共产党员詹谷堂、袁汉铭的领导下，进行游行示威，当夜将陈玉丰、林亚东等十多户土豪家的粮食分给了农户。随后年轻的廖国清参加了红军，在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二师当宣传员、医护员。1930年后，国清调到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第四军医院做看护工作，同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11月又调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总部医院当司药。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实施战略转移，国清随军西征。
在长征路上，国清将自己的名字改随母姓，叫彭素。国清为什么要改名换姓呢？这还得从1933年秋说起。
那一年，国清随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进入四川。
夜深了，根据地城口平坎 临街的一所普通的房子里露着荧荧的灯火儿，这儿是野战医院的药房。此时，年轻的国清刚忙完最后一个病人，关上铺面，拴好门，坐在灯前检查一天的处方，看有无发错药品。
“咚咚咚！”有人使劲地敲着门板。“谁？抓药的吗？”国清揉了揉疲乏的双眼随口问了一句。因为夜间敲门抓药的人实在太多了。门被砸得更响了。刚开始，国清并没有过分紧张，因为镇子上住的全是红军，夜间的岗哨查得也严。当国清从门缝往外瞧时，心里不觉一紧，敲门的是一个男人，手里拿着一支手枪。
“你是谁？有什么事？”
“快开门！开门再说！”回答不容置疑。国清又一次顺着门缝往外望去，当她辨认出敲门人时，一下子惊呆了，竟是医院的党委书记。
深夜，一个持枪的男人砸一个年轻姑娘的门，会是什么事呢？！国清慌乱地吹灭油灯，顶牢门栓，躲在一个角落里，没敢动。莫名的恐慌笼罩着刚刚17岁的国清。
黑夜过去了，但夜里发生的事仍在国清的脑子里萦回，于是国清把这个事情向医院政治部主任做了如实汇报。不料她因此落入了可怕的境地。很快，政治部主任找国清个别谈话，谈话内容很简单：党委书记半夜砸门的事纯属诬告。经查你家庭出身有问题，是混进革命队伍的异己分子。三天以内如果找不出证明家庭出身的人，立即枪毙。这个决定，对年轻的司药国清来讲简直如晴天霹雳。国清哭了，但泪水证明不了家庭出身。一个7岁当童养媳、13岁就追赶红军队伍的穷孩子，一夜之间竟成了地主的狗崽子。
一天，两天。举目尽是他乡客，谁能证明国清的身份？谁能替国清排除那死到临头的威胁？国清绝望了。虽然对生绝望了，但她对革命并没有绝望。既然只有三天时间，那就把它全部献给革命事业吧。国清懊丧得抬不起头来，但是药抓得更认真了。看着这个被判了死刑的小姑娘默默地低着头干活，人们只能暗暗地流泪，把不满埋在心里。因为一年多以前白雀园凄零的枪声，含冤饮弹的忠骨在人们的脑海中依然记忆犹新。许继慎、曹学楷、周维炯、姜镜堂、熊受暄、戴克敏、陈奇、肖方、王秀松等，一大批有功之臣都难免一死，何况一个小小的女司药？
越是临近死亡，求生的欲望越是强烈，何况是含冤去死。第三天，国清在一张处方上发现了一丝生的希望。这是一个小腿骨折的伤员，某营的副营长，叫廖家强，是国清老家三道河邻村的人。他们虽然互不相识，但国清还是抱着一线希望找了他。
廖副营长一听国清诉说的事立马就火了，眼珠瞪得老大，吊着一条断腿找到了政治部主任。就这样，保卫处的手枪里退下了一粒待发的子弹，保住了一个普通医疗战士的生命，而国清又在以后战火纷飞的战场上保住了无数流血战士的性命。但从那以后，国清心有余悸了。敌人的子弹她从未怕过，她怕的是有一天再遇上自己人的子弹。自那以后，她改随母姓，叫彭素。
二
在红军这所大学校里，彭素学会了写字，学会了配药、抓药等医疗技术，也学会了怎样做一名称职的战士。有一次，部队在战斗中缴获了一本《药物学》书，她如获至宝，常凑在昏暗的油灯下一笔一划地抄写，不懂的地方就照着葫芦画瓢。得空闲就一字一句地认、念、背，直到滚瓜烂熟。“不学不行啊，伤病员的生命都在医护人员手里握着呢，疏忽一点儿就要毁掉一个同志的性命。况且，那几个俘虏过来的医官还常常用英文、拉丁文开处方刁难我们这些土生土长的姑娘。”
彭素回忆时说道。
1935年，彭素已经是一个业务相当熟练的药局主任了。夜里抓药不用点灯，随便点出一种药品她都能准确地说出性质、剂量、禁忌、副作用。当时部队刚刚越过草地，又接到命令要调头再过一次。错误路线的干扰，使多少久经沙场的同志倒在了草地里。部队出发时，彭素却因患伤寒倒下了。连日的高烧使她皮肤出血，口、鼻、耳朵出血，大便带血。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年月，得了伤寒就意味着死亡，死神又一次逼近了这位背着药箱为别人治病疗伤的司药。部队在出发前决定，把伤员和病号就地安置。这是明摆着的事，连身体好的人都不能保证能走过草地，伤病号就更不消说了，与其让他们在苦难中死去，倒不如让他们在安静中离开。
部队不得不把彭素送到附近的一户老百姓家中。房东是一位十分热爱红军的老大娘，她像照顾自己的女儿一样护理彭素，不时用盐水给彭素漱口，用米汤喂彭素，七八天后，高烧竟然渐渐退了。
一天，彭素正昏昏沉沉地半睡在草铺上，隐隐约约听到有人在身边喊她，彭素以为是大娘又来喂米汤，便强睁开眼，出现在彭素眼前的不是大娘，而是部队在入川时俘虏过来的两位国民党医生。 彭素记得他俩被俘虏过来不久，经过短期教育后，就让他们为部队伤员治病了。工作没几天，他们就在彭素面前摆起了架子。有一天，他们中一位姓杨的医生给一位伤员开了一张处方，上面用的一种西药是当时国内无法生产的，不要说红军医院没有，就是国民党的大医院也不一定有。他把这种明知红军医院没有的药开到处方上，而且用外文把药名写得十分潦草，显然是想要难一难彭素这个司药主任。彭素一见到这张处方，当即拿到他的面前，一五一十地说出了这种药物的特性，并说明红军医院没有这种药。从此，他们再也不敢小看彭素了。
今天，他俩在彭素病中来到这里想干什么呢？见彭素醒了，他俩轻轻地对彭素说：“彭主任，部队马上要二过草地，你年龄还小，又是个女子，并且正在病中，还是暂时跟我们留下来另找出路吧。”彭素一听要留下，离开红军，就挣扎着坐起来，两眼直瞪着他俩说：“你们这是什么意思？”见彭素态度强硬，两人连说：“随便问问，随便问问。”说完赶紧溜走了。
这时，彭素在草铺上再也睡不着了，硬撑着走下地来。现在要二过草地，困难之大是显而易见的。但彭素想，这正是考验自己的时候，怎么能当逃兵呢？！
彭素想起1932年春天，红军采用围点打援的战术，发动了苏家埠战役，把6000多敌人团团围困在苏家埠镇上。敌人企图从六安、合肥方向救援，战斗在韩摆渡一带打得很激烈。有一天，彭素正在战场上抢救伤员，只见抬过来一副担架，上面躺着一位面孔俏丽而无血色的女赤卫队员，一位民工对彭素说：“这位女赤卫队员姓黄，刚才正抬着担架往我们这里送伤员，突然一颗炮弹落在她的脚边，她为了掩护伤员，自己却被炸成这样！”目睹悲壮场面的民工，说着说着就流下了眼泪，并恳切地说：“同志，你可一定要把她救活呀！”彭素赶紧上前查看，只见她的腹部正往外冒血，右腿被炸去一截。因为牵动衣服，引起疼痛，她才慢慢地睁开眼睛。彭素赶紧问她叫什么名字，她却轻轻地说：“伤员怎么样……”话没有说完，就又昏了过去。现在她那张俊俏的面容又出现在彭素的面前。这样一位平凡而伟大的女子，不顾自己的生命，只想到别人，我怎么能因为疾病而掉队，离开胜似母亲的党和红军呢？！
第二天早晨，天刚放亮，嘹亮的集合号声传来，彭素赶紧起床，穿好军装，告别了半个多月来日夜护理自己的大娘，拄着拐棍，支撑着虚弱的身体，踉踉跄跄地走在北上的队伍里。
茫茫无边的草地不但有大自然不断出现的可怕景象，还有人为造成的种种恐怖。一路上常常能看到掉队的战士被土匪和反动武装割断脚后筋，挖去眼睛，剥光衣服，任成群的乌鸦啄着他们带血的肉体。愚蠢的敌人想以此来威吓后面的人，但是他们打错了算盘，血淋淋的场景只能燃起革命者胸中的怒火。
1936年，第三次过草地。一天傍晚，彭素走到一条水深齐腰的河边。突然狂风大作，暴雨倾盆。大部队手拉着手，好不容易涉过了河。时隔不久，河水猛涨，还有彭素等五个女战士没有过河。其中一个年轻姑娘急着要赶上部队，便下河拉着马尾巴走。走到河中间时，不幸被汹涌的浪涛卷走。后面的同伴望河生畏，不敢过河了。这一夜，彭素等四个女战士互相依偎着在岸边草地上，等待救援。
第二天拂晓，大部队开始行军了。滞留在河对岸的彭素等四个女战士隔河相望，发出呼救声，总务科长听到呼救声后，立即组织人员去营救她们。可是，猛涨的河水奔腾咆哮，加之大家饥肠辘辘，通宵未合眼，又不会凫水，一时间派不出合适的人来。当时军部通讯班有位班长，姓顾，刚满18岁，他举手报告：“科长，我会骑马，又会凫水，让我过河去接她们吧。”总务科长点点头，表示同意。那位顾班长受领任务后，吃了几把炒面，选了一匹高大的骡子，找了一根结实的布带，飞快地向河对岸骑去。登岸后，彭素等四个女战士面露笑容，转忧为喜。顾班长把布带的一端系在骡子身上，另一端要彭素她们紧紧抓牢，并嘱咐说：“不要紧张，不要乱动，跟着我的骡子慢慢地过。”彭素她们很听话，借着河水的浮力，渡过了汹涌澎湃的河流。几个月以后，在过腊子口的行军队伍里又出现了彭素那矫健的身影。
腊子口在甘肃迭部县境，是四川通往甘肃的重要关隘。两边悬崖峭壁，中间是一条水深流急的腊子河，河对岸筑有坚固工事，敌军用两个营兵力凭险扼守。红军除通过腊子口外，别无他路。于是，攻打腊子口的战斗打响了。战斗非常激烈。彭素在抢救一个三十多岁的老兵后，猛然发现前方几十米处，有一个向河对岸飞奔的青年士兵中弹倒下了，彭素毫不犹豫地蹿出了战壕，匍匐着向前爬去。炮弹不断在她身边炸响，子弹呼啸着从她头顶飞过。说来也怪，也许是凭着久经沙场的丰富经验，她竟然毫发未损地穿越了战场，把那个年轻士兵救活了。这时，又传来一阵射击声，枪弹呼啸着飞过。原来是红四团经过充分准备，一个连正在正面攻击敌军力量，另两个连从腊子口左侧攀登悬崖陡壁，突袭守敌侧背。最终，夺占了这一天险隘口，打开了北上甘南的门户。红军继续向着陕西挺进。
三
1938年春天，彭素到了延安，在留守兵团卫生部任司药主任，后又任军委卫生部柳树店分院药局主任。1940年入延安女子大学学习。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下，她投入到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中，开荒、纺线、织毛衣。她一个人养了两头老母猪，二十头小猪，二十头肥猪，四十多只鸡。年底被评为边区劳动模范，还得了一千元的奖金。大生产时买的皮大衣和毛毯至今她还珍藏着。但是，她在这当中受的苦也是非比寻常的。边区的生活苦她不在乎，过草地时吃皮带、大黄叶不比这苦？只是，当时她还要忍受着另一种难言之苦。
彭素的丈夫叫周吉安（1904—1955年），浠水洗马畈人，建国后任武汉市卫生局局长、中国医药公司副总经理。1955年6月29日在北京病逝，葬于北京八宝山烈士墓。他们有个儿子，叫周平。那时周吉安也在延安，但是在延安监狱里。至于是因为什么，谁也没向彭素解释清楚，只说是“反革命”。当年，在延安党校学习一年半的周吉安便失去了自由。彭素就带着刚满两岁的周平，听课、劳动，还要惦记着坐牢的丈夫，有了钱，总是先买点吃的用的托人给丈夫送去。好在那时候没有株连，彭素照常被评为劳动模范。直到党的“七大”在延安召开，许多领导同志联名做保，周吉安才被解除监禁。以后，周吉安并没有因为这段误解而躺倒不干，而是凭着一腔热血义无反顾地转战各地。牛郎织女尚且有一年一度的鹊桥相会，他们却比不得牛郎和织女，开始还有断断续续的书信，后来干脆失去了联系。十几年过去了，有人传说周吉安死了，也有人传说彭素死了。全国解放以后彭素和周吉安在北京相逢时，他们都已另有家眷了。
马卡连柯说过：“一个人向前瞩望的时候，如果看不到一点快乐的远景，他在世上就活不下去。”那么，彭素在那艰难困苦的境地里看到了点什么呢？也许，她看到了一个活生生的新中国就在眼前；也许，她看到了在新中国合家团圆的快乐；也许，她有了一个革命接班人的后代周平。后来，解放石家庄的战役打响了，她毫不犹豫地把周平寄放在一个老百姓家里，率领救护队冲上前线。战斗结束后，彭素去接儿子时，一片废墟给了彭素沉默的回答。三个月以后，那位好心的老百姓赶着一辆破旧的马车，历尽艰辛，终于在部队休整地香桐找到了彭素，可是这时的儿子已经因患“乙脑”下肢瘫痪了。
四
她是一个女人，坚强的女人，但她更是一个军人。军人的信念决不单单是服从命令，而是要拼命地完成任务。战争年代彭素是这样，和平时期彭素仍旧是这样。
1950年6月，彭素跨进了私立协和医院，参加接管工作，并任协和医院女宾部支部书记兼政治协理员。协和医院病案室里至今还珍藏有孙中山、梁启超、蒋介石、宋氏三姐妹、张学良、斯诺等一代名人的病历。
1951年4月，彭素负责筹建中央政府、中央军委、总后勤部的保育院，并任院长。彭素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请来设计师，告诉他们：造一个高级的、让孩子们比我们过得更快乐一点，更舒服一点的乐园。这就是现在的“五一”幼儿园和“五一”小学。
1952年8月，彭素被选送进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军医大学学习。
1956年，彭素被任命为军委总参综合医院（后改为总后三○二医院）副院长。
“文革”期间，彭素受到错误的批判和迫害。1975年重新工作，回三○二医院任副院长。
1957年，彭素被授予上校军衔，1983年军委总后政治部决定，彭素享受正军职待遇离职休息。1992年她病逝于北京三○二医院。彭素临终前将一生积蓄下来的一万七千块钱全部缴了党费。就在彭素去世一个月后，儿子也病逝了。母子俩的骨灰盒同时安葬在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南溪镇马头山脚下。
〔责任编辑 吴 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