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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王安忆的占更大分量的上海城市作品中，作者开始了她对女性与城市之间的情感关注，一步步完成了女性和城市之间的相互影响，从两者间的深层关系中传达出她对城市女人价值的认识。
关键词：王安忆；城市；女性；女性价值
中图分类号：P6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5）08-0010-02
王安忆是属于城市的，属于上海弄堂的女儿。当她开始创作，她的笔总是有意无意地在写上海，写弄堂，写上海女人，在她的世界里，一群群的上海女人年年岁岁地愉快地创造着这城市一年四季新鲜的景致。王安忆的上海，不像鲁迅的鲁镇，萧红的呼兰河，老舍的北京，沈从文的湘西，仅是作为一种地域色彩浓厚的现实背景存在，在她的占更大分量的上海城市作品中，作者开始了她对女性与城市两者间情感关系的探寻，一步步完成了女性和城市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映照，从两者间的深层关系中传达出她对城市女人价值的认识。
城市故事是王安忆书写的重点，也是故事发生的主要地点，是王安忆构建女性主体最理想的活动场所。依作家看来，女人和城市之间有着某种自然天生的契合关系：城市使女性走出了农村那片广袤单调的土地，结束了一年四季围着土地转和一日三餐围着灶台转的生活模式；她们在城市获得自由和新生，这里是最适合生存和成长的土壤，为她们的优势提供了最好的舞台。同时，女性对城市又作了新的理解与诠释，作家也认为写上海里弄文化最好的代表是女性，她们是弄堂的主人，是城市故事的慧心人，体会着这城市变化中的痛楚，她们的感受就是城市的感受。女性的城市是有迹可寻的，它们散布在女性生活的点点滴滴之中。《长恨歌》中的王琦瑶就是被作者当作上海女性的精粹、也是上海这个城市及上海生活的精粹来写的。王琦瑶式的优雅和含而不露、从容不迫似乎是一种精神安稳的象征，不管世事如何变迁，也不管她的生活如何糟糕，她始终有着一怀如水的温情无声地浸染着周遭的人。没有人比王安忆更懂得上海，她触到了上海的骨髓，写出一个上海女人，一个女人荡气回肠的一生。在王安忆看来，上海是一个“女性形象”的城市，上海女性的吃穿用度的讲究和精致、对日常生活的打理和心智、面对挫折的勇气和坚韧等等这一切是足以代表上海的最广大精神。
潜下心来阅读王安忆和她30多年的作品，会发现，城市女性是作家持久注视的一个主题，在她的作品中，城市女性一一精彩亮相，其中《长恨歌》让她的审美理想与城市理想和精神达到了融合为一的境界，为她的艺术追求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舞台。作者借助对看似极平常实则极具人情味的日常生活的描写，对都市民间的描述，来完成对理想的现代都市的构筑。而在这都市民间里生活着的女性才是她真正要叙写的主角，她们是故事里的大英雄，她们的悲欢离合就是这个城市的悲欢离合，她们的喜怒哀乐就是这个城市的喜怒哀乐，她们的历史就是上海的历史。作家一再强调，城市相比农村，更为适合于女性生存，这个人造的自然少了对女性健壮体魄的苛刻要求，更多的接纳了女性的温婉乖巧、柔韧和智慧。在《男人和女人 女人和城市》这篇散文中，作家也曾写到：“人类越向前走，越离土地遥远了。离开柔软的土地，走进坚硬的水泥与金属的世界。这却是比人类出生地更富有生存源泉的世界。……自然给与女人的太薄，她只有到了再造的自然里，才能施展。還由于那种与生俱来的柔韧性，使得她适应瞬息万变的生活比刚直的男人更为容易见成效。而到了城市这一崭新的再造自然里，那才真是‘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 ……” ①
王安忆的《冷土》从标题上似乎就在告诉我们，农村对于女人来说，不是热土福地，也并无温馨热情的气氛，女人并不适合在农村生活。而城市，则是展开双臂迎接女性的到来，女性到了城市可以舒展自如，她们卸下了思想的包袱，少了束缚，轻装上阵，全身心地拥抱着这上天赠予她们的礼物，她们在城市过着自在的生活。对刘以萍来说，城市生活具有无限魔力，一切都是那么令人新鲜雀跃，当她第一次真实地感受到了这生活的精彩美妙后，就彻底地被它深深吸引了，做城里人变成了目前她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于是，她要做一个新的自己，从上到下，从里到外的打扮，都要城市人的样子，热切地期盼着有一天能真正踏入城市，故事的最后也如她所愿，她真正地做上了城里人。自此，她的生活层次与状态也相应发生了变化。在这里，城市为她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再生都提供了重要而温暖的土壤。
上海是一个现代化城市，她既像那吸纳性水晶，可以吸纳凝聚女性的各种能量；又像那放射性水晶，释放能量以吸引女性的磁场。她的高度发达和快速的运转以及日益精细化的分工，为女人的生存提供了种种可能性，在城市，一切皆有可能。面对城市的琐细与世俗，王安忆让女性登上了舞台并成为主角，由女性的生活辐射至整个人类。一个女人，只要稍微有一点点能力或者特长，哪怕只会做一件极简单的事情，把这件事情做好，那么你就可以自食其力养活自己了，就摆脱了被动的附庸性地位，在城市里你就可以活出自己想要的姿态，成为你想要的那个自己，活得很有滋彩。在王安忆看来，这就完成了对自己女性主体身份的确认。作家的《富萍》，描述的是以富萍为代表的农村姑娘扎根上海的故事。小说中的主人公多是小人物，她们全是从农村来到城市谋生的女性，有的给人做保姆，有的在船上做工，不论做什么，她们在城市里都活出了一片自己的天地。她们勤勉恭敬，利索能干，自立而自尊，人性美好又善良。这样的角色还有《好姆妈、谢伯伯、小妹阿姨和妮妮》中的小妹阿姨，《好婆与李同志》中的好婆以及《富萍》中见过世面的奶奶和吕凤仙等这样的一批保姆移民。她们的身份虽然是保姆，但更像是姑妈或老嫂子。好婆她既通熟上流社会的雅致，又精于里弄的细碎光阴，她的见识跨越了旧上海上流社会、弄堂平常人家、南下干部之家。她们是生活芯子里的人，耳濡目染了上海精致的生活，眼界高，见识广。她们告诉东家如何调制精致的混沌馅、保养地板、打扮自己、与城市人交往；建议东家追求
家庭生活品味的提高，买钢琴，举办周末的朋友聚会；还指导着东家建起了家底，吃上了更加精致健康的吃食。这样的移民，如果她们留在乡下的话，有的只是干不完的农活和为一家子吃穿的操劳，洗衣做饭带孩子，在厨房的油烟里忙来忙去，田土里一年365天刮风下雨无停止的劳作，每天身上总是充满了油烟味和泥腥味，天天穿的衣服总是那几件粗布蓝褂子。乡下的女人哪里有时间为孩子讲故事、
带孩子游玩见识世面，更不可能去看那唯美典雅、极具江南灵秀之气的越剧，
也不可能带孩子去看牙医。她们哪还有自己的兴趣，还有闲情雅致看电影。而奶奶们干的活，乡下女人是干不了的，也没这机会，只有到了城市才有这可能。奶奶们的生活内容丰富多彩，人身也自由自在，不管是在物质上还是在精神上，都远胜过农村妇女。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富萍才会答应李天华家的提亲，来到了上海，也因此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如果选择李天华，她将永远也摆脱不了那单调乏味的乡下生活，最终她鼓起勇气拒绝了和李天华的结合，坚定地选择留在了城市，因为在上海靠自己的劳动独立生活让她觉得自己正在做一件人生中的大事，这件大事让她在精神上获得了自信与自尊。你可以说这是一个富萍，其实这是一群富萍，现在的富萍是年轻的奶奶，等富萍老了，又会有更多年轻的富萍来到上海做工。
城市的现代化不仅淡化了女性先天体力上的不足，克服了她们在农村的弱势障碍，而且更加凸显出她们的纤细、灵巧与智慧，为女人提供了施展自己各种才能的种种可能，女人只要抓住了这城市给与的一丝机会，就能大大改变现状，改变被动地位，改善境遇，城市使女性获得自由和再生，给她们提供了走出传统生存方式的温暖土壤。
注解：
①王安忆：《男人和女人 女人和城市》第89页，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关键词：王安忆；城市；女性；女性价值
中图分类号：P6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5）08-0010-02
王安忆是属于城市的，属于上海弄堂的女儿。当她开始创作，她的笔总是有意无意地在写上海，写弄堂，写上海女人，在她的世界里，一群群的上海女人年年岁岁地愉快地创造着这城市一年四季新鲜的景致。王安忆的上海，不像鲁迅的鲁镇，萧红的呼兰河，老舍的北京，沈从文的湘西，仅是作为一种地域色彩浓厚的现实背景存在，在她的占更大分量的上海城市作品中，作者开始了她对女性与城市两者间情感关系的探寻，一步步完成了女性和城市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映照，从两者间的深层关系中传达出她对城市女人价值的认识。
城市故事是王安忆书写的重点，也是故事发生的主要地点，是王安忆构建女性主体最理想的活动场所。依作家看来，女人和城市之间有着某种自然天生的契合关系：城市使女性走出了农村那片广袤单调的土地，结束了一年四季围着土地转和一日三餐围着灶台转的生活模式；她们在城市获得自由和新生，这里是最适合生存和成长的土壤，为她们的优势提供了最好的舞台。同时，女性对城市又作了新的理解与诠释，作家也认为写上海里弄文化最好的代表是女性，她们是弄堂的主人，是城市故事的慧心人，体会着这城市变化中的痛楚，她们的感受就是城市的感受。女性的城市是有迹可寻的，它们散布在女性生活的点点滴滴之中。《长恨歌》中的王琦瑶就是被作者当作上海女性的精粹、也是上海这个城市及上海生活的精粹来写的。王琦瑶式的优雅和含而不露、从容不迫似乎是一种精神安稳的象征，不管世事如何变迁，也不管她的生活如何糟糕，她始终有着一怀如水的温情无声地浸染着周遭的人。没有人比王安忆更懂得上海，她触到了上海的骨髓，写出一个上海女人，一个女人荡气回肠的一生。在王安忆看来，上海是一个“女性形象”的城市，上海女性的吃穿用度的讲究和精致、对日常生活的打理和心智、面对挫折的勇气和坚韧等等这一切是足以代表上海的最广大精神。
潜下心来阅读王安忆和她30多年的作品，会发现，城市女性是作家持久注视的一个主题，在她的作品中，城市女性一一精彩亮相，其中《长恨歌》让她的审美理想与城市理想和精神达到了融合为一的境界，为她的艺术追求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舞台。作者借助对看似极平常实则极具人情味的日常生活的描写，对都市民间的描述，来完成对理想的现代都市的构筑。而在这都市民间里生活着的女性才是她真正要叙写的主角，她们是故事里的大英雄，她们的悲欢离合就是这个城市的悲欢离合，她们的喜怒哀乐就是这个城市的喜怒哀乐，她们的历史就是上海的历史。作家一再强调，城市相比农村，更为适合于女性生存，这个人造的自然少了对女性健壮体魄的苛刻要求，更多的接纳了女性的温婉乖巧、柔韧和智慧。在《男人和女人 女人和城市》这篇散文中，作家也曾写到：“人类越向前走，越离土地遥远了。离开柔软的土地，走进坚硬的水泥与金属的世界。这却是比人类出生地更富有生存源泉的世界。……自然给与女人的太薄，她只有到了再造的自然里，才能施展。還由于那种与生俱来的柔韧性，使得她适应瞬息万变的生活比刚直的男人更为容易见成效。而到了城市这一崭新的再造自然里，那才真是‘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 ……” ①
王安忆的《冷土》从标题上似乎就在告诉我们，农村对于女人来说，不是热土福地，也并无温馨热情的气氛，女人并不适合在农村生活。而城市，则是展开双臂迎接女性的到来，女性到了城市可以舒展自如，她们卸下了思想的包袱，少了束缚，轻装上阵，全身心地拥抱着这上天赠予她们的礼物，她们在城市过着自在的生活。对刘以萍来说，城市生活具有无限魔力，一切都是那么令人新鲜雀跃，当她第一次真实地感受到了这生活的精彩美妙后，就彻底地被它深深吸引了，做城里人变成了目前她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于是，她要做一个新的自己，从上到下，从里到外的打扮，都要城市人的样子，热切地期盼着有一天能真正踏入城市，故事的最后也如她所愿，她真正地做上了城里人。自此，她的生活层次与状态也相应发生了变化。在这里，城市为她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再生都提供了重要而温暖的土壤。
上海是一个现代化城市，她既像那吸纳性水晶，可以吸纳凝聚女性的各种能量；又像那放射性水晶，释放能量以吸引女性的磁场。她的高度发达和快速的运转以及日益精细化的分工，为女人的生存提供了种种可能性，在城市，一切皆有可能。面对城市的琐细与世俗，王安忆让女性登上了舞台并成为主角，由女性的生活辐射至整个人类。一个女人，只要稍微有一点点能力或者特长，哪怕只会做一件极简单的事情，把这件事情做好，那么你就可以自食其力养活自己了，就摆脱了被动的附庸性地位，在城市里你就可以活出自己想要的姿态，成为你想要的那个自己，活得很有滋彩。在王安忆看来，这就完成了对自己女性主体身份的确认。作家的《富萍》，描述的是以富萍为代表的农村姑娘扎根上海的故事。小说中的主人公多是小人物，她们全是从农村来到城市谋生的女性，有的给人做保姆，有的在船上做工，不论做什么，她们在城市里都活出了一片自己的天地。她们勤勉恭敬，利索能干，自立而自尊，人性美好又善良。这样的角色还有《好姆妈、谢伯伯、小妹阿姨和妮妮》中的小妹阿姨，《好婆与李同志》中的好婆以及《富萍》中见过世面的奶奶和吕凤仙等这样的一批保姆移民。她们的身份虽然是保姆，但更像是姑妈或老嫂子。好婆她既通熟上流社会的雅致，又精于里弄的细碎光阴，她的见识跨越了旧上海上流社会、弄堂平常人家、南下干部之家。她们是生活芯子里的人，耳濡目染了上海精致的生活，眼界高，见识广。她们告诉东家如何调制精致的混沌馅、保养地板、打扮自己、与城市人交往；建议东家追求
家庭生活品味的提高，买钢琴，举办周末的朋友聚会；还指导着东家建起了家底，吃上了更加精致健康的吃食。这样的移民，如果她们留在乡下的话，有的只是干不完的农活和为一家子吃穿的操劳，洗衣做饭带孩子，在厨房的油烟里忙来忙去，田土里一年365天刮风下雨无停止的劳作，每天身上总是充满了油烟味和泥腥味，天天穿的衣服总是那几件粗布蓝褂子。乡下的女人哪里有时间为孩子讲故事、
带孩子游玩见识世面，更不可能去看那唯美典雅、极具江南灵秀之气的越剧，
也不可能带孩子去看牙医。她们哪还有自己的兴趣，还有闲情雅致看电影。而奶奶们干的活，乡下女人是干不了的，也没这机会，只有到了城市才有这可能。奶奶们的生活内容丰富多彩，人身也自由自在，不管是在物质上还是在精神上，都远胜过农村妇女。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富萍才会答应李天华家的提亲，来到了上海，也因此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如果选择李天华，她将永远也摆脱不了那单调乏味的乡下生活，最终她鼓起勇气拒绝了和李天华的结合，坚定地选择留在了城市，因为在上海靠自己的劳动独立生活让她觉得自己正在做一件人生中的大事，这件大事让她在精神上获得了自信与自尊。你可以说这是一个富萍，其实这是一群富萍，现在的富萍是年轻的奶奶，等富萍老了，又会有更多年轻的富萍来到上海做工。
城市的现代化不仅淡化了女性先天体力上的不足，克服了她们在农村的弱势障碍，而且更加凸显出她们的纤细、灵巧与智慧，为女人提供了施展自己各种才能的种种可能，女人只要抓住了这城市给与的一丝机会，就能大大改变现状，改变被动地位，改善境遇，城市使女性获得自由和再生，给她们提供了走出传统生存方式的温暖土壤。
注解：
①王安忆：《男人和女人 女人和城市》第89页，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