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变的春节 变化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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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节前后,中国人心中的核心词无疑是“家”,这个国家启动了“回家-离家”模式。在和平时期,中国的春运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短期人口迁徙。每年春运,总有大量各种回家艰难的报道,但,所有艰难,似乎都无法阻止中国人一年一度宿鸟归飞的决心。
  家,在中国文化与国民性中占有格外重要的地位。不过,事情似乎正在起变化。
  有报道称80后90后春节回家,不管是在自己家还是别人家,每到一处都是先找wifi,找到wifi就像找到党组织,大家各持手机独自偷欢,却将彼此和老人晾在一边,这种情况已引起老一辈的愤怒。
  网络将天涯变成咫尺,又将咫尺变成天涯。
  年轻人对家的观念越来越淡。一项在北京白领中进行的调查显示:三成以上的人记不起父母的生日,九成以上的人不愿意与父母同住,他们不愿意跟家人交流及获得支持,而更愿意与朋友交往。
  家,已不复是原来的那个家。
  在中国市场化、工业化、信息化的进程中,在个人主义大行其道的价值变迁中,家庭越来越小,另类家庭——单身、同居、分居、离婚、丁克、单亲甚至同志的人越来越多,研究者把它称为家庭的碎片化,我们的祖辈乃至我们的父辈那种几代同堂、其乐融融(或者烦恼无尽)的时代一去不返,我们越来越自由,越来越独立,也越来越孤独。
  经济全球化、科技日新月异的时代,代沟的年限越来越短,从20年、10年,再到现在的5年,子女与父母的共同语言变得越来越少——他们通常有着二三十年的年龄差,加之个人主义大行其道,曾经亲密无间、其乐融融的家人,现在变得各怀心事。一位公司负责人发现,现代人很少回家吃晚饭,“连吃饭都各吃各的,哪有时间沟通、谈心?”
  家,曾经是全家人共同的城堡,现在,每个家庭成员却都有各自的城堡。“小孩的城堡是网络,爸爸妈妈的城堡可能都是工作。”一位台湾白领说。
  不愿结婚的都市大龄青年男女越来越多,如果搁在前几年,他们可能遭到周围人群异样的目光,但现在,人们早已见怪不怪。单人家庭的数量,在中国迅速成长。
  这是一个世界性的潮流。如今8600万的单人家庭,已占美国劳动力的四成、购房族的四成、投票人口的三成五,“双亲家庭比例从1950年的71%降到现今的50.7%,单人家庭将取而代之,在近期跃升为主流”,《商业周刊》曾在“不婚美国”专题中点出。
  “另类家庭”——同居家庭、单亲家庭、单人家庭、丁克家庭、同性恋家庭数目快速成长,从东京到纽约,从上海到新德里,人口趋势、家庭结构以及工作形态的变异汇成巨浪,正快速拆解传统家庭图像。
  从近年来国际上的热门电影与电视剧《黄金女郎》(空巢/丧偶老人)、《三个奶爸一个娃》(单亲爸爸)、《BJ单身日记》(逾婚龄单身女子),不难看出家庭所涉及范围越发宽广。
  “少子、老龄化”是今日家庭最明显的特色之一。如今除了低度开发地区,全球都在闹少子荒。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的结果和家庭结构核心化趋势的加强,1985年以来中国家庭的户规模一直呈明显下降趋势。至2010年,中国内地平均每户人口已由1985年的4.79人降至2010年的3.10人。
  中国的家越来越小,家庭观念也在迅速变化。
  社会学学者吴鹏森考察中国社会自20世纪初以来的家庭形态,发现发生了两次重大变迁。一次是从家族本位转向家庭本位,传统的几代同堂的大家族格局解体,迈向通常只有亲子两代的核心家庭,这一阶段,一直从20世纪初持续到1980年。
  第二次重大变迁,就是从家庭本位转向个人本位。不同的历史时期,家庭会呈现出这样那样的形式和结构。然而不管是什么结构,一个家庭中至少应该包括两个由婚姻联结的不同性别的成年人,以及他们的子女。这才符合传统意义上基本的家庭定义。然而,在个人本位家庭文化模式中,家庭的这个基本含义正在受到冲击,传统的家庭及其生活方式面临着一系列革命性的挑战:为什么不可以不结婚?为什么不可以有开放的性关系?为什么非要生孩子?为什么不能一个人独立生活?正是在这种家庭价值观的根本动摇中,出现了一系列的变异家庭:如单身家庭、同居家庭、单亲家庭、丁克家庭、同性恋家庭等等。这些变异的家庭形式正在悄然兴起,成为家庭生活领域的时尚。
  这正是奈斯比在《大趋势》一书中曾提示的社会趋势朝向个人化发展的潮流——“社会的基本构成单位是个体,不是家庭。”
  中国经历三十多年的经济高速成长后,也罹患了西方先进国家的文明病——对家庭疏离、追求个人主义。
  无疑,这股全球化的家庭变异趋势,是由全球共性的科技进步、人口格局、工作形态、社会思潮的变化所引导的。在社会、政治超稳定的民主化和后工业化国家,这种家庭的演变趋势,更接近于自然自发,而在像中国这样的经济与社会转型远未完成的国家,家庭的悲喜变化则带上了有中国特色的时代与政治烙印。比如,一年一度的候鸟型农民工春节大迁徙,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国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造成的,农民工无法在工作地点享受教育、医疗、社保等国民待遇,由此造成空巢老人、留守儿童、夫妻异地等社会问题与人伦悲剧。
  人皆在制度的背景下生活。放宽历史的视界,近百年中国人与家族的命运,则更是在暴风骤雨般的政治变迁与异动中颤动,其悲欢离合的故事,较之政治与社会相对稳定的国族,似乎也格外多。
  春节本刊3位记者回到家乡,亲友团聚之外,梳理家族脉络故旧。卫家因为家庭成分不好,位列“黑五类”,1949年后备受打击,爷爷辈有好几人鳏居一生;王家则在体制内意识形态领域生长,新一代价值观则与老一辈渐行渐远;而杨家则度过了漫长的“生活在别处”的厂矿生涯,所在的二线三线企业,更是特定时代的产物。
  中国近百年革命、战争、政治运动频仍,家庭这个社会的基石,人类生活中更接近私领域的部分,则常遭受政治的粗暴干预,或因领导人的一句话而改变命运。像国共内战造成的两岸骨肉分离,“文革”造成的父子反目、夫妻告密……都给中国的家庭与人伦带来极大创伤。
  一个正常的社会方得有正常的家庭。豐子恺说,人间的事,只要生机不灭,即使重遭天灾人祸,暂被阻抑,终有抬头的日子。这句话,可以说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家庭与人际关系逐渐正常化的注脚。尽管,家庭的历史与人类历史一样,从来都是面临各种各样的挑战。
  一个曾持亲情荒漠态度的70后反思道,“在这个社会激烈变迁的家庭碎片化时代,科技迅猛发展知识后喻化时代,父母的关爱、唠叨也许没有技术上的意义,却有着某种类似宗教的关怀,它也许无法助你完成某项具体的任务,却是你在冷漠世事中的指路明灯,是一个精神上的航标,毕竟,血缘关系是人类最自然的一种关系,也是最无私的关系。
  家,永远是我们的出生地,我们的安乐窝,我们成长的母体,无数人奋斗的终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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