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們还有记忆，就知道日前发生在海南万宁市、据说只是小学校长和房管局职工“带小学女生开房”的案件，远不是最恶劣的。
　　在此之前，像贵州习水“嫖宿幼女案”、河南永城官员强奸幼女案等，影响颇坏。《南风窗》也曾经分别于2012年第13期、2013年第8期，独家揭秘过“性侵幼女”的黑色链条。我们发现，在今天，保护幼女的“社会机制”，比如伦理约束，比如社区庇护，早已颓然失去。
　　综观一下近年来对幼女下手的人群，既有官员、富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普通公务员、小学校长，也有乡村教师、农村老人、打工仔、幼女的父亲……几乎囊括了这个社会中混得有头有脸的人物和失败者。在充满变态心理的成人世界，幼女们就像是待捕的猎物。
　　可以理解为什么公众在海南万宁这个案件上如此愤怒。因为它触到了公众的痛处，而且压抑太久。
　　这个痛处，就是四处弥漫的被迫害感、不安全感、不公平感。其激起的愤怒、仇恨情绪，能量当然是惊人的，虽然还只是以“舆论”的方式出现。
　　仅仅把对幼女下手看成是一种道德沦丧的现象、心理变态的现象，会浅薄得令人发指。古今中外，变态到这种地步的大有人在，但个体的这种行为，不必然和一个社会的法律、利益结构、道德状况、社会心理等“背景”相关。可是，在今天的中国，“性侵幼女”的案件一桩接着一桩，其“发生逻辑”，道德评价、心理诊断已经无法描述了。
　　从“性侵幼女”的人群上可以看到，主要就是两类人：或者在利益的食物链上，处于一个有利的地位，比如官员、富人，或者在利益的食物链上，处于被剥夺的不利地位，比如农民工。我们都知道这是一条什么样的利益食物链—贫富悬殊就是对它的特征的描述，而且越来越坚固。
　　和这条利益的食物链大致配套，也有一条心理的食物链，根据所掌握的权力金钱社会地位等综合排序，一个人如果占优势，在心理上就可以吞噬别人。“我拿钱可以砸死你”等，说的是大实话。
　　当大家主动或被动地参与这场利益和心理的游戏时，是有后果的。
　　首先是心理后果。在一场不公平、且具有一定掠夺性的游戏中胜出，那是有成本的，这个成本就是对自我和人性的压抑，甚至出卖。而对于在游戏中被淘汰出局的人来说，则有巨大的心理挫败和怨恨。他们的共同点，是都形成了一种狂热的占有型性格。
　　于是，产生了可怕的社会后果。和权力、金钱、房子、美女一样，幼女也被嵌进利益的食物链和心理食物链，成为一种可以给占有者带来心理优势的稀缺资源，而且是更为稀缺。胜出者“性侵幼女”，是占有逻辑的激进延伸，而失败者则可以补偿自己人生的失败。
　　几乎可以说这是一场无耻的出老千行为：先在规则的公平上犯规，继之在争夺的对象上耍赖。当不公平的利益游戏和心理竞争加剧，幼女在劫难逃，不幸地成为埋单者、受害者。
　　其实还有更多的社会后果。地下水的污染、各地的灰霾、阶层结构的断裂、官民的心理对峙、群体性事件、政府治理的权威，都是。
　　它们共同说明：当一个社会，无法以制度性的、政策性的安排，来组织人们公平的“社会合作”，离“文明”其实是遥远的，除了有巨大能量可以把自己隔绝于社会生活系统的人之外，谁都可能是受害者，虽然最先受害，或受害最深的，是那些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