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时光过得真快,今年(按:2006年,作者撰文时间)已是朱厚泽走出贵州大山、定居京华的第21年。这二十来年间,中国的变化巨大,人的变化亦大。我们都已垂垂老矣。
回忆高中后期,朱厚泽所在的清华中学与我就读的中山中学两个高中毕业班,结成兄弟班,我们常去花溪联欢聚会。那时,同学少年,书生意气。朱厚泽口才极好,文笔漂亮。他们办的《狂飚》壁报,张贴在进校门的迎面一堵大墙上。我们班上的同学常常被他的时文吸引,驻足观看。
他当时十七八岁,剃着光头,团团的圆脸,皮肤黝黑,面带机智的微笑,言谈幽默而带机锋。他多才多艺,足球健将,游泳选手,亦有一副好歌喉。当年他是我们年轻人崇拜的对象。那时,清华中学不收女生,演曹禺话剧《雷雨》时,他扮演女主角四凤,可惜我未能一睹这位“四凤”的风采。
(一)
1931年1月,朱厚泽出生于贵州省织金县一个书香门第,革命家庭。他的父亲及姨母、姨父等多位长辈,师从著名教育家黄齐生老先生(王若飞舅父),与王若飞等同在达德学校学习。
童年时,朱厚泽就失去了母亲,几位姨母在他幼小的心灵中占有很重的位置。他是从她们那里得到母爱的。他的二姨父王定一烈士是贵州早期的共产主义战士、地下党员;二姨熊维真是民主同盟领导成员。朱厚泽从小就在这样的环境里熏陶成长。
上个世纪40年代,朱厚泽就读于清华中学,抗日期间疏散到大后方的一批清华大学高材生、不少党的地下工作者在那里从事革命活动。朱厚泽早早成为莘莘学子中的优秀者,他在那里参加了地下党组织,在白色恐怖下领导地下青年联盟坚持到贵阳解放。
贵州解放后,作为本省地下党的后起之秀,朱厚泽先是从事青年团工作。1964年5月,任中共贵阳市委宣传部部长。从1949年到1964年,朱厚泽在贵州政界以年轻能干久负盛名,但提升并不快。
1964年10月,疾风骤雨的“四清”运动席卷云贵高原,朱厚泽被打成“修正主义分子”。听一位老友讲过一个笑话,据说当时批判他“攻击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因为他做报告时举了一个例子说:买棺材、买花圈也要计划吗?这无非说明国家计划不可能无所不包,没想到这话成为重要罪状。
“四清”后期,他被下放到贵阳市花溪区农水局,到黔陶公社劳动,一干就是8年。后来,我去过他劳动期间住过的小土屋,孤零零地坐落在田坝中间,四壁泥巴墙面,只有一小窗孔,室内黑压压的。然而,他身居陋室,照样攻读马列、自修英语、学电子技术书籍,还自己组装了一部电视机。那自制的小小“新产品”,没有外壳,机身裸露,然而这个新玩意,当时我们大家都还未拥有,他却捷足先登,其乐观精神可见一斑。
(二)
作为本籍省委书记,朱厚泽对贵州高原有着炽热的爱与深深的了解。进入省委后,他的许多见识与风格,颇为人们瞩目。
1984年1月4日至8日,当时的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视察贵州,我随行采访。开会时,胡耀邦问:“像你们贵州这样,能源这么丰富,有色、黑色金属资源这么丰富,全国有哪些地方可以比?东北有没有?华东没有,华北呢?”
当场一时未有人回答。朱厚泽见状,便从容不迫,以简洁明确的语言答道:“贵州资源是综合的,能源、有色、黑色匹配在一起,是综合优势。”胡耀邦听了很高兴,说:“对了!就是要有这个概念。别的地区某项资源很突出,但不匹配,能源、有色、黑色综合在一起,可能西南排在第一。要把眼光放在这上面,要提请中央注意这个特点。”
朱厚泽到省委工作时,贵州正面临一个新的形势。那几年,朱厚泽身体力行,鼓励发展商品经济。本来,他最讨厌报纸报道他的个人活动,但有一回,却报道很醒目。那是他与时任贵阳市委书记李万禄一同去花溪看望一个养鸡专业户,三个人合拍了一张照片,标题上写:“立此存照”支持你们放开手脚干!
(三)
记得1984年他到省委工作之初,正好碰到来势汹涌的“清除精神污染”,他对这个不是运动的运动,抱着警惕态度。他一方面向报社打招呼,要冷静、实事求是地进行正确宣传;另一方面,要求贵阳市委、市公安局及时纠正一些“左”的苗头,如有人在贵阳街头粗暴地剪青年人的“喇叭裤”裤脚等错误行为。
当时,《贵州日报》发了一条消息,文中提到有人说:贵州大学一位教授翻译出版的外国小说《教父》,是一部“打砸抢”的教科书。朱厚泽看到这条新闻后,立即打电话对报社进行批评。见到我,他眼睛瞪着说:你们有什么权力随便给中外文艺作品定性?对待思想文化领域的问题,必须允许百家争鸣,谁也没资格当裁判官!
有时,他看来很严厉,批评不留情面。实际上,非常平易近人,他十分厌恶那一套官架子,认为那是低级趣味。他是高官,更像学者,喜欢“务虚”,往往从理论高度同你神聊,好像他总是那么不急不躁的。有人说,与他谈话,是莫大的精神享受。
你有事找他,打一个电话就去了,没有那么多清规戒律、“秘书把关”。听说,1985年他与当时刚上任的贵州省委常委、组织部长龙志毅第一次交谈工作,竟是到郊外幽静的森林公园边散步边聊天。这真是可人小说的生动素材!
(四)
1995年,朱厚泽回贵州,沿乌蒙山区走了许多地方。一路上,他对家乡山山水水满怀深情,和老乡们一道,互以“乌蒙汉子”自豪自励。我与他们同行,置身其间,不禁怦然心动。“乌蒙汉子”是大山之子,应该有山一般的性格。
多年前,朱厚泽有一封给上海黔籍著名诗人黎焕颐的信,题为《山之骨》。他自称那是描写美丽雄奇的喀斯特溶岩自然造化发展史的“科学小品”。
在结束此文时,偶见一份手记,是厚泽的老同学写的:1987年在成都一个会议上遇见厚泽,那时他已离开中宣部。会后,厚泽应约赴乐山出席另一个会议并邀我同行。我们偕游大佛寺,得知海通法师为修建乐山大佛不畏艰险,矢志不移,甚至挖掉自己的眼睛也心甘情愿,而且海通法师是贵州人。厚泽说贵州多山,大山有大山的风骨;山多钙多,贵州人应该不缺钙。
厚泽出生于乌蒙山区,“山之骨”,其为朱厚泽之自我期许与人生追求乎?!
(作者系贵州日报社前社长)
摘自《南都周刊》2010.5.15
回忆高中后期,朱厚泽所在的清华中学与我就读的中山中学两个高中毕业班,结成兄弟班,我们常去花溪联欢聚会。那时,同学少年,书生意气。朱厚泽口才极好,文笔漂亮。他们办的《狂飚》壁报,张贴在进校门的迎面一堵大墙上。我们班上的同学常常被他的时文吸引,驻足观看。
他当时十七八岁,剃着光头,团团的圆脸,皮肤黝黑,面带机智的微笑,言谈幽默而带机锋。他多才多艺,足球健将,游泳选手,亦有一副好歌喉。当年他是我们年轻人崇拜的对象。那时,清华中学不收女生,演曹禺话剧《雷雨》时,他扮演女主角四凤,可惜我未能一睹这位“四凤”的风采。
(一)
1931年1月,朱厚泽出生于贵州省织金县一个书香门第,革命家庭。他的父亲及姨母、姨父等多位长辈,师从著名教育家黄齐生老先生(王若飞舅父),与王若飞等同在达德学校学习。
童年时,朱厚泽就失去了母亲,几位姨母在他幼小的心灵中占有很重的位置。他是从她们那里得到母爱的。他的二姨父王定一烈士是贵州早期的共产主义战士、地下党员;二姨熊维真是民主同盟领导成员。朱厚泽从小就在这样的环境里熏陶成长。
上个世纪40年代,朱厚泽就读于清华中学,抗日期间疏散到大后方的一批清华大学高材生、不少党的地下工作者在那里从事革命活动。朱厚泽早早成为莘莘学子中的优秀者,他在那里参加了地下党组织,在白色恐怖下领导地下青年联盟坚持到贵阳解放。
贵州解放后,作为本省地下党的后起之秀,朱厚泽先是从事青年团工作。1964年5月,任中共贵阳市委宣传部部长。从1949年到1964年,朱厚泽在贵州政界以年轻能干久负盛名,但提升并不快。
1964年10月,疾风骤雨的“四清”运动席卷云贵高原,朱厚泽被打成“修正主义分子”。听一位老友讲过一个笑话,据说当时批判他“攻击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因为他做报告时举了一个例子说:买棺材、买花圈也要计划吗?这无非说明国家计划不可能无所不包,没想到这话成为重要罪状。
“四清”后期,他被下放到贵阳市花溪区农水局,到黔陶公社劳动,一干就是8年。后来,我去过他劳动期间住过的小土屋,孤零零地坐落在田坝中间,四壁泥巴墙面,只有一小窗孔,室内黑压压的。然而,他身居陋室,照样攻读马列、自修英语、学电子技术书籍,还自己组装了一部电视机。那自制的小小“新产品”,没有外壳,机身裸露,然而这个新玩意,当时我们大家都还未拥有,他却捷足先登,其乐观精神可见一斑。
(二)
作为本籍省委书记,朱厚泽对贵州高原有着炽热的爱与深深的了解。进入省委后,他的许多见识与风格,颇为人们瞩目。
1984年1月4日至8日,当时的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视察贵州,我随行采访。开会时,胡耀邦问:“像你们贵州这样,能源这么丰富,有色、黑色金属资源这么丰富,全国有哪些地方可以比?东北有没有?华东没有,华北呢?”
当场一时未有人回答。朱厚泽见状,便从容不迫,以简洁明确的语言答道:“贵州资源是综合的,能源、有色、黑色匹配在一起,是综合优势。”胡耀邦听了很高兴,说:“对了!就是要有这个概念。别的地区某项资源很突出,但不匹配,能源、有色、黑色综合在一起,可能西南排在第一。要把眼光放在这上面,要提请中央注意这个特点。”
朱厚泽到省委工作时,贵州正面临一个新的形势。那几年,朱厚泽身体力行,鼓励发展商品经济。本来,他最讨厌报纸报道他的个人活动,但有一回,却报道很醒目。那是他与时任贵阳市委书记李万禄一同去花溪看望一个养鸡专业户,三个人合拍了一张照片,标题上写:“立此存照”支持你们放开手脚干!
(三)
记得1984年他到省委工作之初,正好碰到来势汹涌的“清除精神污染”,他对这个不是运动的运动,抱着警惕态度。他一方面向报社打招呼,要冷静、实事求是地进行正确宣传;另一方面,要求贵阳市委、市公安局及时纠正一些“左”的苗头,如有人在贵阳街头粗暴地剪青年人的“喇叭裤”裤脚等错误行为。
当时,《贵州日报》发了一条消息,文中提到有人说:贵州大学一位教授翻译出版的外国小说《教父》,是一部“打砸抢”的教科书。朱厚泽看到这条新闻后,立即打电话对报社进行批评。见到我,他眼睛瞪着说:你们有什么权力随便给中外文艺作品定性?对待思想文化领域的问题,必须允许百家争鸣,谁也没资格当裁判官!
有时,他看来很严厉,批评不留情面。实际上,非常平易近人,他十分厌恶那一套官架子,认为那是低级趣味。他是高官,更像学者,喜欢“务虚”,往往从理论高度同你神聊,好像他总是那么不急不躁的。有人说,与他谈话,是莫大的精神享受。
你有事找他,打一个电话就去了,没有那么多清规戒律、“秘书把关”。听说,1985年他与当时刚上任的贵州省委常委、组织部长龙志毅第一次交谈工作,竟是到郊外幽静的森林公园边散步边聊天。这真是可人小说的生动素材!
(四)
1995年,朱厚泽回贵州,沿乌蒙山区走了许多地方。一路上,他对家乡山山水水满怀深情,和老乡们一道,互以“乌蒙汉子”自豪自励。我与他们同行,置身其间,不禁怦然心动。“乌蒙汉子”是大山之子,应该有山一般的性格。
多年前,朱厚泽有一封给上海黔籍著名诗人黎焕颐的信,题为《山之骨》。他自称那是描写美丽雄奇的喀斯特溶岩自然造化发展史的“科学小品”。
在结束此文时,偶见一份手记,是厚泽的老同学写的:1987年在成都一个会议上遇见厚泽,那时他已离开中宣部。会后,厚泽应约赴乐山出席另一个会议并邀我同行。我们偕游大佛寺,得知海通法师为修建乐山大佛不畏艰险,矢志不移,甚至挖掉自己的眼睛也心甘情愿,而且海通法师是贵州人。厚泽说贵州多山,大山有大山的风骨;山多钙多,贵州人应该不缺钙。
厚泽出生于乌蒙山区,“山之骨”,其为朱厚泽之自我期许与人生追求乎?!
(作者系贵州日报社前社长)
摘自《南都周刊》2010.5.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