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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新冠疫情在东盟国家得到了有效控制。统计数据表明，东盟各国确诊病例数占海外（即中国以外）国家确诊病例总数的1.46%，死亡率也低于海外平均值。值得关注的是，在疫情暴发初期被国际社会誉为防疫“模范生”的新加坡一度遭遇反弹，4月中下旬开始确诊病例急剧攀升，至5月20日累计超过2.9万人。
在疫情暴发初期，新加坡采用了先进的检测检疫手段，推行外松内紧的全社会整体防疫措施，并根据疫情变化及时调整。政府在尽可能不引起社会动荡、减小经济损失的情况下相对有效地控制了疫情，因此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高度赞誉。但4月中下旬开始，新加坡国内疫情突然强势反弹，确诊人数连日急剧攀升，最主要的原因是，来自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的外来劳工（客工）群体集中出现疫情，且一度有失控之势。
自4月15日起，新加坡卫生部在每日发布的疫情数据中将国内公民及永久居民同外籍劳工分开。公民与永久居民新增确诊数始终较低，维持在10～20人，甚至更少。新增客工病例却一直保持在三位数甚至破千的高位。在5月19日中午12时至5月20日中午12时的24小时内，新加坡新增确诊患者570例，其中仅两例是公民和永久居民，其余均为外劳。
此次疫情在外劳居住区大规模暴发，使得新加坡民众质疑政府忽视了对外劳宿舍的管理，导致其成为防疫盲区。早在数年前，新加坡政府就制定了《外籍雇员宿舍法》（Foreign Employee Dormitories Act），开始建造配有小超市、食阁、电影院和板球场的专门建造宿舍群（purpose-built dormitories）供客工居住，法案还对这些拥有超过1000名外劳的大型宿舍群获得工作准证和运营的方式予以规定，并对卫生设备、清洁程度和人均面积提出要求。然而这些在此次抗疫中并没有发挥作用。新加坡巡回大使许通美发文批评当局对待外劳的方式，媒体也披露49个外劳主要聚集点的宿舍状况拥挤不堪、卫生堪忧、防疫缺位。外劳防疫俨然已成为新加坡防疫体系的薄弱环节，如果缺乏及时、有效的应对，新加坡的前期抗疫成果有可能毁于一旦。
2020年4月14日，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参加东盟抗击新冠疫情特别峰会。 
新加坡城市天际线。外来劳工为新加坡的经济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为加强外劳集中居住区的防疫工作，新加坡政府已经成立跨机构的工作组，卫生部、人力部、内政部等部门以及武装部队都参与其中。工作组的工作内容包括建立医疗站和分诊诊所，供应物资和食物，管理后勤和提供清洁服务，同时也要确保外劳能通过互联网和家人、朋友保持联系。据报道，政府已经对3.2万名客工进行了核酸检测，政府承诺接下来会检测所有约30万名住在宿舍的客工，确保他们体内没有病毒才能复工。此外，政府还提供了更为宽敞的宿舍，将7000名健康工人转移至其他临时居所，包括海上宿舍、空置的公共组屋及多层停车场。
虽然新加坡外劳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但对新加坡政府而言，未来将不可避免地面临以下挑战。
一是外劳群体与新加坡当地居民之间的矛盾可能加剧。双方在过去曾因日常锁事的摩擦引发街头骚乱，这次因对外劳的救治占用大量公共卫生资源，不排除引发一些新加坡本地居民的不满，影响社会和谐与稳定。
二是多个外劳宿舍区的卫生管理出现问题，暴露新加坡外劳安置政策的短板。外劳感染人数急剧上升，而本地居民疫情防控却做得很好，这种差别不仅有损新加坡政府的执政形象，也引发部分国际人权组织和媒体的抨击，政府需要采取必要的危机公关行动来缓解压力。
三是近年来新加坡不断收紧的外劳政策与劳动力需求旺盛存在矛盾。目前新加坡人口老龄化、生育率低、劳动力短缺等问题凸显，城市国家经济运行高度依赖的建筑业和服务业尤其离不开外劳的贡献，他们已经成为新加坡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柱力量。如何在收紧外劳政策的同时保障充足的劳动力，将是新加坡政府面临的一大难题。
可以预计，经过此次疫情之后，新加坡的外劳政策会有以下新变化。
第一，经济转型将促使外劳务工条件进一步收紧。长期以来，新加坡引入的外劳主要集中于低端产业。近年来，为了保持国内经济活力，政府积极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强调依靠创新驱动经济增长。为此，新加坡政府推出了提高生产力计划，努力推动生产力导向型经济进行重组，这就包括通过减少外劳配额、提高外劳税、限制廉价外劳、提高外劳准证申请门槛等措施，持续收紧外劳政策。与此同时，新加坡政府也积极扶持企业加大自动化投入和对高端技术、管理人才的引进力度，间接起到了减少对外劳依赖的效果。此次新冠疫情在外劳群体中的集中暴发无疑会促使新加坡政府更为坚定地推进这些政策。
2019年7月，政府已经将本地员工薪金门槛从1200新币上调至1300新币。今年3月3日，人力部长杨莉明宣布，政府将在今年7月将本地员工薪金门槛进一步上调至1400新币。新加坡政府采取的这一措施旨在为本地居民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同时确保只有符合一定条件的外国人才能进入新加坡工作。即将开始的第二轮薪资上调将直接影响到企业可申请外劳准证的配额。
第二，可能出台新法规加强对外劳人员的管理。目前，新加坡主要通过《移民法案》《雇佣法案》《外国人力雇佣法案》《职业安全与健康法案》《工伤赔偿法案》和《雇佣代理法案》等法律规范工作准证、劳动关系、外国工人管理、工伤赔偿以及职业安全与健康等方面的问题。今后，有可能制定新法規，强行要求政府和企业为外劳提供必要的生活保障，包括改善其居住条件并提供相应福利，规定无论是由政府部门还是企业修建的外劳集中居住宿舍，都必须符合卫生防疫条件，以避免类似新冠疫情交叉感染的情况再次发生。
第三，加强对外劳和当地民众的心理疏导，尽可能减少彼此隔阂、猜疑和冲突。既要避免过去简单化的处理方式，即大量外劳与新加坡社会事实上的相互隔绝，又能使外劳群体和当地居民保持必要的距离和相互舒适度。
外劳问题能否得到妥善解决，与新加坡未来的繁荣发展及国家声誉密切相关，也会影响到新加坡与印尼、马来西亚等邻国的关系。作为一个种族和文化多元共存且高度依赖对外开放的城市国家，新加坡将会吸取此次疫情带来的教训，更加审慎地处理外劳问题，仔细在利用与管理之间拿捏平衡，既不放任自流，又不因噎废食。
防疫体系暴露外劳管理短板
在疫情暴发初期，新加坡采用了先进的检测检疫手段，推行外松内紧的全社会整体防疫措施，并根据疫情变化及时调整。政府在尽可能不引起社会动荡、减小经济损失的情况下相对有效地控制了疫情，因此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高度赞誉。但4月中下旬开始，新加坡国内疫情突然强势反弹，确诊人数连日急剧攀升，最主要的原因是，来自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的外来劳工（客工）群体集中出现疫情，且一度有失控之势。
自4月15日起，新加坡卫生部在每日发布的疫情数据中将国内公民及永久居民同外籍劳工分开。公民与永久居民新增确诊数始终较低，维持在10～20人，甚至更少。新增客工病例却一直保持在三位数甚至破千的高位。在5月19日中午12时至5月20日中午12时的24小时内，新加坡新增确诊患者570例，其中仅两例是公民和永久居民，其余均为外劳。
此次疫情在外劳居住区大规模暴发，使得新加坡民众质疑政府忽视了对外劳宿舍的管理，导致其成为防疫盲区。早在数年前，新加坡政府就制定了《外籍雇员宿舍法》（Foreign Employee Dormitories Act），开始建造配有小超市、食阁、电影院和板球场的专门建造宿舍群（purpose-built dormitories）供客工居住，法案还对这些拥有超过1000名外劳的大型宿舍群获得工作准证和运营的方式予以规定，并对卫生设备、清洁程度和人均面积提出要求。然而这些在此次抗疫中并没有发挥作用。新加坡巡回大使许通美发文批评当局对待外劳的方式，媒体也披露49个外劳主要聚集点的宿舍状况拥挤不堪、卫生堪忧、防疫缺位。外劳防疫俨然已成为新加坡防疫体系的薄弱环节，如果缺乏及时、有效的应对，新加坡的前期抗疫成果有可能毁于一旦。
为加强外劳集中居住区的防疫工作，新加坡政府已经成立跨机构的工作组，卫生部、人力部、内政部等部门以及武装部队都参与其中。工作组的工作内容包括建立医疗站和分诊诊所，供应物资和食物，管理后勤和提供清洁服务，同时也要确保外劳能通过互联网和家人、朋友保持联系。据报道，政府已经对3.2万名客工进行了核酸检测，政府承诺接下来会检测所有约30万名住在宿舍的客工，确保他们体内没有病毒才能复工。此外，政府还提供了更为宽敞的宿舍，将7000名健康工人转移至其他临时居所，包括海上宿舍、空置的公共组屋及多层停车场。
疫情促使劳工政策发生改变
虽然新加坡外劳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但对新加坡政府而言，未来将不可避免地面临以下挑战。
一是外劳群体与新加坡当地居民之间的矛盾可能加剧。双方在过去曾因日常锁事的摩擦引发街头骚乱，这次因对外劳的救治占用大量公共卫生资源，不排除引发一些新加坡本地居民的不满，影响社会和谐与稳定。
二是多个外劳宿舍区的卫生管理出现问题，暴露新加坡外劳安置政策的短板。外劳感染人数急剧上升，而本地居民疫情防控却做得很好，这种差别不仅有损新加坡政府的执政形象，也引发部分国际人权组织和媒体的抨击，政府需要采取必要的危机公关行动来缓解压力。
三是近年来新加坡不断收紧的外劳政策与劳动力需求旺盛存在矛盾。目前新加坡人口老龄化、生育率低、劳动力短缺等问题凸显，城市国家经济运行高度依赖的建筑业和服务业尤其离不开外劳的贡献，他们已经成为新加坡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柱力量。如何在收紧外劳政策的同时保障充足的劳动力，将是新加坡政府面临的一大难题。
可以预计，经过此次疫情之后，新加坡的外劳政策会有以下新变化。
第一，经济转型将促使外劳务工条件进一步收紧。长期以来，新加坡引入的外劳主要集中于低端产业。近年来，为了保持国内经济活力，政府积极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强调依靠创新驱动经济增长。为此，新加坡政府推出了提高生产力计划，努力推动生产力导向型经济进行重组，这就包括通过减少外劳配额、提高外劳税、限制廉价外劳、提高外劳准证申请门槛等措施，持续收紧外劳政策。与此同时，新加坡政府也积极扶持企业加大自动化投入和对高端技术、管理人才的引进力度，间接起到了减少对外劳依赖的效果。此次新冠疫情在外劳群体中的集中暴发无疑会促使新加坡政府更为坚定地推进这些政策。
2019年7月，政府已经将本地员工薪金门槛从1200新币上调至1300新币。今年3月3日，人力部长杨莉明宣布，政府将在今年7月将本地员工薪金门槛进一步上调至1400新币。新加坡政府采取的这一措施旨在为本地居民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同时确保只有符合一定条件的外国人才能进入新加坡工作。即将开始的第二轮薪资上调将直接影响到企业可申请外劳准证的配额。
第二，可能出台新法规加强对外劳人员的管理。目前，新加坡主要通过《移民法案》《雇佣法案》《外国人力雇佣法案》《职业安全与健康法案》《工伤赔偿法案》和《雇佣代理法案》等法律规范工作准证、劳动关系、外国工人管理、工伤赔偿以及职业安全与健康等方面的问题。今后，有可能制定新法規，强行要求政府和企业为外劳提供必要的生活保障，包括改善其居住条件并提供相应福利，规定无论是由政府部门还是企业修建的外劳集中居住宿舍，都必须符合卫生防疫条件，以避免类似新冠疫情交叉感染的情况再次发生。
第三，加强对外劳和当地民众的心理疏导，尽可能减少彼此隔阂、猜疑和冲突。既要避免过去简单化的处理方式，即大量外劳与新加坡社会事实上的相互隔绝，又能使外劳群体和当地居民保持必要的距离和相互舒适度。
外劳问题能否得到妥善解决，与新加坡未来的繁荣发展及国家声誉密切相关，也会影响到新加坡与印尼、马来西亚等邻国的关系。作为一个种族和文化多元共存且高度依赖对外开放的城市国家，新加坡将会吸取此次疫情带来的教训，更加审慎地处理外劳问题，仔细在利用与管理之间拿捏平衡，既不放任自流，又不因噎废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