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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琼籍华人文学的文化乡愁经历了由寓居、定居、融入的一个由中国化到疏离化，再到趋于融合的变化过程，洋溢着浓郁的“南洋风”，不舍得是乡愁。
【关键词】 琼籍华人;文学;文化;乡愁;嬗变
【中图分类号】I1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34-0027-03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0年度海口经济学院校级科学研究课题《“一带一路”背景下琼籍华人文学研究》（编号：HJKY（ZD）20-08）。
琼籍华人文学从本质上讲就是离散文学，“离散”指的是某个种族出于外界力量或自我选择而分散居住在世界各地的情况，离散人士积极地保存集体记忆，在情感意识上仍与原来的国家有很深的纠葛，就离散文学而言，其内容可以包括：一是离散漂泊意识，指远离故土或移居他乡所产生的经验与感受形成复杂的离散情景、现象;二是思乡、望乡，指身处异地而缅怀故乡;三是寻找“原乡”，指祖辈的故土、自身血缘由来的故乡;四是返乡、寻根、身份与文化认同的反思;五是双向的游游移，指在迁徙、定居中产生带有对“故乡”或者“异乡”的感触与复杂情感;六是批判所居国、思慕故国等等。
琼籍华人从早期为生计离开中国故土，远下南洋或飘散到世界更远的地方，到后来在相关地方落地生根。他们中的知识分子用文学作品来诉说自己的乡愁，他们的文学的文化乡愁可以概括为寓居期的中国化——定居期的疏离化——融入期的融合化。
一、琼籍华人文学的文化乡愁——寓居期的中国化
王哥空，原名曾传椿，1903年生于海南省文昌市潭牛镇文通村。文昌中学毕业后曾到上海念大学，1923年移居新加坡，他先在《娱乐报》供职，继而在《星洲日报》当外勤记者和新闻编辑。沦陷时期曾被日本宪兵抓去审问和拷打。战后出任《星洲日报·文艺周刊》主编，并兼任邵氏公司“新世纪”副经理。天妒英才，王哥坤于1959年患肠癌去世，时年53岁。
王哥空是个重乡情的人。上世纪新加坡人都还记得，王哥空当外勤记者期间，曾为琼海人莫履瑞在海南街开的“瑞记鸡饭店”写过一篇报道，盛赞海南鸡饭的味道好极了，此文在《新都日报》刊登出来以后，被《海峡时报》（英文报）转载，莫履瑞老板好不高兴，亲自把该文剪贴在饭店门口，影响所及，不僅新加坡人，而且马来西亚、印尼、日本以致欧美游客，对“瑞记鸡饭店”都不胜神往，趋之若鹜。自此莫履瑞的财源滚滚而来，生意如滚雪球越滚越大，以致成为星洲屈指可数的企业家。
李蕴朗，1914年生于海南省琼海市福田镇新潮村，岭南大学毕业，长期在南洋从事新闻、文艺工作，作品颇丰，被誉为“马华文坛一颗耀眼的明星”。1969年在新加坡病逝。他的《亡乡人），写的是因老家沦陷而漂洋过海到南洋的难民，为了生计，小孩子也被迫在公众地方要杂技维生的血泪故事。又如《杨五爹》《X先生》，则是采用讽刺诗形式，把战时上层社会投机伪装人物的嘴脸描绘得活灵活现，入木三分。虽然讽刺的对象是当时华侨中的个别败类，但由于观察深切入微，使得这些人物的形象更具有普遍的意义。这些传诵一时的名篇，今天读来仍不失其时代感和社会性。李蕴朗与征军（我国著名诗评家谢冕著文喻之为“一道划过天边的光芒”），两位琼籍诗人的名字，将永远辉耀于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文学史册上！
力匡原名郑健柏，1927年生于海南省文昌市，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系，1950年来香港，曾任中学教师，其主编的《人人文学》是50年代的重要刊物。其诗集有《燕语》（香港：人人出版社，1952;高原出版社，1961年再版）、《高原的牧铃》（人人出版社，1955），另有短篇小说集《长夜》和以“百木”为笔名出版的中篇小说《阿弘的童年》等。力匡的诗常流露50年代右翼人士或持政治异见者国破家亡被迫滞留香港的放逐感，认同已消失的过去而对作为寄居地香港充满的反感。
力匡在港期间，在《星岛晚报》《中国学生周报》《人人文学》《祖国周刊》等发表大量被称为“力匡式的十四行诗，”广受青年读者欢迎，甚至模仿。针对模仿之风，在当时就引起反响，《香港时报》曾有一篇署名小羊的文章提道：“我记得两年前，一本‘X语’的诗集出版，于是各大小杂志和报章上不时地充塞着一些‘力X派’的诗，这些不但创造没有，而且连什么都没有，只见东一句西一句用过无数次的陈腔滥调，此外什么‘徐X派’‘夏XXX派’的也相当经常性地出现。”
力匡在1958年离港赴新加坡定居，至1985年重新在香港的《香港文学》和《星岛晚报》发表创作，1991年在新加坡逝世。
就第一代寓居海外的琼籍华人作家而言，中国性基于精神文化层面，是对故土的书写，不舍的是一颗中国心。
二、琼籍华人文学的文化乡愁——定居期的疏离化
温任平先生的诗歌《流放是一种伤》，全诗围绕着一个流放于江湖走唱的歌者独白中展开，歌者其实也可以被视为是诗人自身的替身。
借着歌者的发言，诗人将自己内心的离散感触娓娓道来：“然而我是一个流放于江湖的歌者/我真抱歉，不能唱一些些，令你展颜的歌”一句“流放于江湖的歌者”悄然昭示了马来西亚华人的离散背景，离开了故土，离散者身上所带着的便只剩下血液般在脉管里流动的文化了。诗人的心理是复杂的，心中所思慕的那个“中国”是文化情感上的，曾经是孕育祖辈父辈的家乡，但……回不去了;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的自己，却不被这里的其他人认同，温任平写下的《流放是一种伤》，因而也具有了两重的流放，两重的伤感。
“我的歌词是那么的古老/象一阙阙失传了的/唐代的乐府”“胡笳十八拍，有一拍没一拍地/荒腔走调地，响在/我喑哑的声音里，我周围哄笑的人群里/然而我还得走我的路，还在唱我的歌”。虽然在上个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所发生的一系列政治措施使得华人在教育、经济、文化的发展上遭受到限制和压抑，但诗中的歌者并没有因此而妥协，仍继续坚持捍卫自己的文化，“唐代的乐府”“胡笳十八拍”这些作为中华文化之隐喻的符号在诗歌当中被召唤出来，显示自己的民族文化在海外的这个半岛已经不再纯正，甚至有点儿荒腔走调，但歌者仍执着地继续唱着我古老的歌。 属于第一代马来亚土生华人的温任平，其青少年至壮年时期正好是与国家一起成长的，应当是与其他族群一同参与了这个新兴国家的建设，有着积极投入的热情，而没有南来父輩、祖辈的原有的家园故国包袱，然而她所经历的却是如此的一个政治气候、成长环境，同样生长在同一片土地上，却不断地感受到自己的文化、族群被莫名的打压着，同为本国子民却遭受着不平等的对待、被边缘化的命运。疏离，其受伤的主旋律是再次在诗的末尾展开，“我只是一个独来独往的歌者/歌着，流放着，衰老着……疲倦，而且受伤着”。
作为定居国公民的琼籍华人，在政治身份上已经本地化，但是在其文化上或多或少与本地文化有所疏离，这是不同民族走向融合的必然现象。
三、琼籍华人文学的文化乡愁——融入期的融合化
琼籍华人主要生活在东南亚一带，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琼籍作家同样也生活在这个地区。东南亚的琼籍华人，他们的文学追随着中国文学的足迹，但其融入居住国后开始立足于本土创作。表现在以琼籍华人为代表的华人作家，努力提倡“南洋色彩”文艺。首先提倡南洋色彩的是文艺刊物《荒岛》同人，有朱法雨、黄振彝、张金燕等人，他们的口号是：“把南阳色彩放进文艺里去”，并且申言：“华人南来拓殖三百多年，流血流汗，冒险牺牲，建立伟绩。胶园、矿坑、森林，有很多题材可以描写，南洋的景色又极其奇幻富丽。”推动南洋文艺关键人物—— 《椰林》主编陈炼青曾规定所登文字一律为提倡南洋文化为标准，《南洋商报》副刊主编曾圣提也矢言要以“血与汗铸造南洋文艺的铁塔”。
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初，定居在南洋的以琼籍华人为代表的作家开始自发地以当地的生活为题材，这些作家倾向于南洋风土民情的描写，主要是想在创作风格上营造新意，跳出有别于中国“严寒霜味，匪乱兵灾”的大叙事框架。后来《荒岛》同人在理论上提倡鼓励，使之蔚然成风。当时的书写范畴包括华教、华工、女性、族群论述等课题。值得注意的是，所谓“南洋色彩的文艺”仍然没有完全摆脱中国文学的框架，但是在这些书写中，可以窥察到华人已开始具有南洋身份上的自觉，相对过去只有中国身份的认知，由此可见，南洋书写是马来亚本土性建构的萌芽，使民族融入后文学文化融合化的必然结果。
海底山写于1930年的《拉多公公》是马华文学中最早书写马来族群和华人合作愿望的中篇小说。这篇在艺术手法上相当成熟并带着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的文本，讲述了马来民族对于殖民主义以及资本主义的反感，并欲联合华裔兄弟民族一起铲除这些在马来半岛的西方侵略者。
文本叙述了南洋诸岛的开辟者拉多公公离开岛屿到西方极乐世界修行一百多年仍未成正果，心里萌生“不如归去”之念。然而，当他重回岛屿时，昔日他所开辟的岛屿已今非昔比：殖民者的侵入、资本的结构化、工厂的林立等，原来的人间仙境已不复存在，而是笼罩着“一片血腥的红霞”，“红霞中荡漾着乌烟瘴气”。殖民者、资本家、厂家用似是而非的语说欲打动他的心，带他参观工厂、广场、土库等现代化标志建筑，但他对那些地方既陌生又不感兴趣，你听不进资本家与殖民者的夸夸高论。她更担忧自己的子民以及结拜弟弟三保公的子民的生活状况。这是子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不断地被剥削、被压迫、失去自主与自由。
文本的叙述者虽然是一位华族，但是却是从拉多公公及马来民族本地人视角去开展文本的叙事，深刻地阐释了本地人对殖民“他者”的不满与憎恨，这篇文章揭示了拉多公公和马来族群当时所面对的本质问题是遭受殖民统治，失去了自主权，并表达了马来民族盼望殖民统治时代的终结。它细致深入具体地描述了本地人的深层政治文化心理，达到了“深度描写”的基本原则。另外，文本叙述了拉多公公和三宝公深厚的“兄弟”情谊，他开辟了南洋诸岛后，三宝公即携带其子民和他一起胼手胝足把岛屿开创得更亮丽：
恰好这时三宝太监带着许多华人来了。他访见拉多公公，一见如旧，意志相同。他俩在这儿结成了兄弟了。
三宝太监果然能干，他在这儿建设了不朽的事业，他将华人留居此间，与原有的天国宠儿合作携手，祸福与共，这块地方呵，就愈发美丽可爱了！
虽然华族移民事实上是英国殖民地政府引进马来亚的劳工，但是在文章中有着浪漫的笔调，把这个移民历史经历转换为是与三宝公及拉多公公的合作成果。他们一见如故的情缘与结为兄弟的亲密关系使华族自然而然成为南洋的居留者，获得马来民族的认同，并与马来民族合作无间，互相依存，共同建立美好的家园。
文中不断诉说两族之间笃实的感情，拉多公公去西方修炼前三宝公为他送行、他在西方修炼时常挂念三宝公、惦记着三宝公与子民的命运、最后回归南洋后还要和三宝公齐心协力进行第二次开天辟地。
作者把马来民族和华族命运放在一个生命共同体的关系层面上来论述，认为彼此都是被殖民及被压迫者，须并肩作战方能渡过难关，由此使《拉多公公》成为一部马来文学本土性建构的典型文本，而文本的内部表述也暗示了华族融入南洋的事实。
参考文献：
[1]王春煜，庞业明.星洲三人行[M].北京：长征出版社，2007.
[2]许文荣，孙彦庄.马华文学文本解读[M].吉隆坡：马来亚大学中文系，2012.
[3]许文荣，孙彦庄.马华文学十四讲[M].吉隆坡：马大中文系毕业生协会，2019.
作者简介：
关德福，男，甘肃靖远人，本科，副教授，海口经济学院中广天择传媒学院，研究方向：中国文学。
【关键词】 琼籍华人;文学;文化;乡愁;嬗变
【中图分类号】I1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34-0027-03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0年度海口经济学院校级科学研究课题《“一带一路”背景下琼籍华人文学研究》（编号：HJKY（ZD）20-08）。
琼籍华人文学从本质上讲就是离散文学，“离散”指的是某个种族出于外界力量或自我选择而分散居住在世界各地的情况，离散人士积极地保存集体记忆，在情感意识上仍与原来的国家有很深的纠葛，就离散文学而言，其内容可以包括：一是离散漂泊意识，指远离故土或移居他乡所产生的经验与感受形成复杂的离散情景、现象;二是思乡、望乡，指身处异地而缅怀故乡;三是寻找“原乡”，指祖辈的故土、自身血缘由来的故乡;四是返乡、寻根、身份与文化认同的反思;五是双向的游游移，指在迁徙、定居中产生带有对“故乡”或者“异乡”的感触与复杂情感;六是批判所居国、思慕故国等等。
琼籍华人从早期为生计离开中国故土，远下南洋或飘散到世界更远的地方，到后来在相关地方落地生根。他们中的知识分子用文学作品来诉说自己的乡愁，他们的文学的文化乡愁可以概括为寓居期的中国化——定居期的疏离化——融入期的融合化。
一、琼籍华人文学的文化乡愁——寓居期的中国化
王哥空，原名曾传椿，1903年生于海南省文昌市潭牛镇文通村。文昌中学毕业后曾到上海念大学，1923年移居新加坡，他先在《娱乐报》供职，继而在《星洲日报》当外勤记者和新闻编辑。沦陷时期曾被日本宪兵抓去审问和拷打。战后出任《星洲日报·文艺周刊》主编，并兼任邵氏公司“新世纪”副经理。天妒英才，王哥坤于1959年患肠癌去世，时年53岁。
王哥空是个重乡情的人。上世纪新加坡人都还记得，王哥空当外勤记者期间，曾为琼海人莫履瑞在海南街开的“瑞记鸡饭店”写过一篇报道，盛赞海南鸡饭的味道好极了，此文在《新都日报》刊登出来以后，被《海峡时报》（英文报）转载，莫履瑞老板好不高兴，亲自把该文剪贴在饭店门口，影响所及，不僅新加坡人，而且马来西亚、印尼、日本以致欧美游客，对“瑞记鸡饭店”都不胜神往，趋之若鹜。自此莫履瑞的财源滚滚而来，生意如滚雪球越滚越大，以致成为星洲屈指可数的企业家。
李蕴朗，1914年生于海南省琼海市福田镇新潮村，岭南大学毕业，长期在南洋从事新闻、文艺工作，作品颇丰，被誉为“马华文坛一颗耀眼的明星”。1969年在新加坡病逝。他的《亡乡人），写的是因老家沦陷而漂洋过海到南洋的难民，为了生计，小孩子也被迫在公众地方要杂技维生的血泪故事。又如《杨五爹》《X先生》，则是采用讽刺诗形式，把战时上层社会投机伪装人物的嘴脸描绘得活灵活现，入木三分。虽然讽刺的对象是当时华侨中的个别败类，但由于观察深切入微，使得这些人物的形象更具有普遍的意义。这些传诵一时的名篇，今天读来仍不失其时代感和社会性。李蕴朗与征军（我国著名诗评家谢冕著文喻之为“一道划过天边的光芒”），两位琼籍诗人的名字，将永远辉耀于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文学史册上！
力匡原名郑健柏，1927年生于海南省文昌市，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系，1950年来香港，曾任中学教师，其主编的《人人文学》是50年代的重要刊物。其诗集有《燕语》（香港：人人出版社，1952;高原出版社，1961年再版）、《高原的牧铃》（人人出版社，1955），另有短篇小说集《长夜》和以“百木”为笔名出版的中篇小说《阿弘的童年》等。力匡的诗常流露50年代右翼人士或持政治异见者国破家亡被迫滞留香港的放逐感，认同已消失的过去而对作为寄居地香港充满的反感。
力匡在港期间，在《星岛晚报》《中国学生周报》《人人文学》《祖国周刊》等发表大量被称为“力匡式的十四行诗，”广受青年读者欢迎，甚至模仿。针对模仿之风，在当时就引起反响，《香港时报》曾有一篇署名小羊的文章提道：“我记得两年前，一本‘X语’的诗集出版，于是各大小杂志和报章上不时地充塞着一些‘力X派’的诗，这些不但创造没有，而且连什么都没有，只见东一句西一句用过无数次的陈腔滥调，此外什么‘徐X派’‘夏XXX派’的也相当经常性地出现。”
力匡在1958年离港赴新加坡定居，至1985年重新在香港的《香港文学》和《星岛晚报》发表创作，1991年在新加坡逝世。
就第一代寓居海外的琼籍华人作家而言，中国性基于精神文化层面，是对故土的书写，不舍的是一颗中国心。
二、琼籍华人文学的文化乡愁——定居期的疏离化
温任平先生的诗歌《流放是一种伤》，全诗围绕着一个流放于江湖走唱的歌者独白中展开，歌者其实也可以被视为是诗人自身的替身。
借着歌者的发言，诗人将自己内心的离散感触娓娓道来：“然而我是一个流放于江湖的歌者/我真抱歉，不能唱一些些，令你展颜的歌”一句“流放于江湖的歌者”悄然昭示了马来西亚华人的离散背景，离开了故土，离散者身上所带着的便只剩下血液般在脉管里流动的文化了。诗人的心理是复杂的，心中所思慕的那个“中国”是文化情感上的，曾经是孕育祖辈父辈的家乡，但……回不去了;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的自己，却不被这里的其他人认同，温任平写下的《流放是一种伤》，因而也具有了两重的流放，两重的伤感。
“我的歌词是那么的古老/象一阙阙失传了的/唐代的乐府”“胡笳十八拍，有一拍没一拍地/荒腔走调地，响在/我喑哑的声音里，我周围哄笑的人群里/然而我还得走我的路，还在唱我的歌”。虽然在上个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所发生的一系列政治措施使得华人在教育、经济、文化的发展上遭受到限制和压抑，但诗中的歌者并没有因此而妥协，仍继续坚持捍卫自己的文化，“唐代的乐府”“胡笳十八拍”这些作为中华文化之隐喻的符号在诗歌当中被召唤出来，显示自己的民族文化在海外的这个半岛已经不再纯正，甚至有点儿荒腔走调，但歌者仍执着地继续唱着我古老的歌。 属于第一代马来亚土生华人的温任平，其青少年至壮年时期正好是与国家一起成长的，应当是与其他族群一同参与了这个新兴国家的建设，有着积极投入的热情，而没有南来父輩、祖辈的原有的家园故国包袱，然而她所经历的却是如此的一个政治气候、成长环境，同样生长在同一片土地上，却不断地感受到自己的文化、族群被莫名的打压着，同为本国子民却遭受着不平等的对待、被边缘化的命运。疏离，其受伤的主旋律是再次在诗的末尾展开，“我只是一个独来独往的歌者/歌着，流放着，衰老着……疲倦，而且受伤着”。
作为定居国公民的琼籍华人，在政治身份上已经本地化，但是在其文化上或多或少与本地文化有所疏离，这是不同民族走向融合的必然现象。
三、琼籍华人文学的文化乡愁——融入期的融合化
琼籍华人主要生活在东南亚一带，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琼籍作家同样也生活在这个地区。东南亚的琼籍华人，他们的文学追随着中国文学的足迹，但其融入居住国后开始立足于本土创作。表现在以琼籍华人为代表的华人作家，努力提倡“南洋色彩”文艺。首先提倡南洋色彩的是文艺刊物《荒岛》同人，有朱法雨、黄振彝、张金燕等人，他们的口号是：“把南阳色彩放进文艺里去”，并且申言：“华人南来拓殖三百多年，流血流汗，冒险牺牲，建立伟绩。胶园、矿坑、森林，有很多题材可以描写，南洋的景色又极其奇幻富丽。”推动南洋文艺关键人物—— 《椰林》主编陈炼青曾规定所登文字一律为提倡南洋文化为标准，《南洋商报》副刊主编曾圣提也矢言要以“血与汗铸造南洋文艺的铁塔”。
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初，定居在南洋的以琼籍华人为代表的作家开始自发地以当地的生活为题材，这些作家倾向于南洋风土民情的描写，主要是想在创作风格上营造新意，跳出有别于中国“严寒霜味，匪乱兵灾”的大叙事框架。后来《荒岛》同人在理论上提倡鼓励，使之蔚然成风。当时的书写范畴包括华教、华工、女性、族群论述等课题。值得注意的是，所谓“南洋色彩的文艺”仍然没有完全摆脱中国文学的框架，但是在这些书写中，可以窥察到华人已开始具有南洋身份上的自觉，相对过去只有中国身份的认知，由此可见，南洋书写是马来亚本土性建构的萌芽，使民族融入后文学文化融合化的必然结果。
海底山写于1930年的《拉多公公》是马华文学中最早书写马来族群和华人合作愿望的中篇小说。这篇在艺术手法上相当成熟并带着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的文本，讲述了马来民族对于殖民主义以及资本主义的反感，并欲联合华裔兄弟民族一起铲除这些在马来半岛的西方侵略者。
文本叙述了南洋诸岛的开辟者拉多公公离开岛屿到西方极乐世界修行一百多年仍未成正果，心里萌生“不如归去”之念。然而，当他重回岛屿时，昔日他所开辟的岛屿已今非昔比：殖民者的侵入、资本的结构化、工厂的林立等，原来的人间仙境已不复存在，而是笼罩着“一片血腥的红霞”，“红霞中荡漾着乌烟瘴气”。殖民者、资本家、厂家用似是而非的语说欲打动他的心，带他参观工厂、广场、土库等现代化标志建筑，但他对那些地方既陌生又不感兴趣，你听不进资本家与殖民者的夸夸高论。她更担忧自己的子民以及结拜弟弟三保公的子民的生活状况。这是子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不断地被剥削、被压迫、失去自主与自由。
文本的叙述者虽然是一位华族，但是却是从拉多公公及马来民族本地人视角去开展文本的叙事，深刻地阐释了本地人对殖民“他者”的不满与憎恨，这篇文章揭示了拉多公公和马来族群当时所面对的本质问题是遭受殖民统治，失去了自主权，并表达了马来民族盼望殖民统治时代的终结。它细致深入具体地描述了本地人的深层政治文化心理，达到了“深度描写”的基本原则。另外，文本叙述了拉多公公和三宝公深厚的“兄弟”情谊，他开辟了南洋诸岛后，三宝公即携带其子民和他一起胼手胝足把岛屿开创得更亮丽：
恰好这时三宝太监带着许多华人来了。他访见拉多公公，一见如旧，意志相同。他俩在这儿结成了兄弟了。
三宝太监果然能干，他在这儿建设了不朽的事业，他将华人留居此间，与原有的天国宠儿合作携手，祸福与共，这块地方呵，就愈发美丽可爱了！
虽然华族移民事实上是英国殖民地政府引进马来亚的劳工，但是在文章中有着浪漫的笔调，把这个移民历史经历转换为是与三宝公及拉多公公的合作成果。他们一见如故的情缘与结为兄弟的亲密关系使华族自然而然成为南洋的居留者，获得马来民族的认同，并与马来民族合作无间，互相依存，共同建立美好的家园。
文中不断诉说两族之间笃实的感情，拉多公公去西方修炼前三宝公为他送行、他在西方修炼时常挂念三宝公、惦记着三宝公与子民的命运、最后回归南洋后还要和三宝公齐心协力进行第二次开天辟地。
作者把马来民族和华族命运放在一个生命共同体的关系层面上来论述，认为彼此都是被殖民及被压迫者，须并肩作战方能渡过难关，由此使《拉多公公》成为一部马来文学本土性建构的典型文本，而文本的内部表述也暗示了华族融入南洋的事实。
参考文献：
[1]王春煜，庞业明.星洲三人行[M].北京：长征出版社，2007.
[2]许文荣，孙彦庄.马华文学文本解读[M].吉隆坡：马来亚大学中文系，2012.
[3]许文荣，孙彦庄.马华文学十四讲[M].吉隆坡：马大中文系毕业生协会，2019.
作者简介：
关德福，男，甘肃靖远人，本科，副教授，海口经济学院中广天择传媒学院，研究方向：中国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