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莱坞著名导演克林特·伊斯特伍德曾困惑于虚假照片折射出的道德困境，为此，他拍摄了电影《父辈的旗帜》。故事起因于一张震撼人心的战争照片：四名美军战士将一面弹痕累累的星条旗插上硫磺岛的一处高地。熟悉太平洋战争的读者都知道，美军与日寇曾在这座岛上血战，美军虽然获胜，但付出极大的伤亡代价。就在美国人民牵挂前方将士安危之时，这张构图华美、彰显胜利且被认为反映战场真实场景的照片及时出现在各大报纸的头版，对振奋美国人的战斗意志，作用不可估量。美国军方当时做出的务实反应是，迅速找到几位旗手，让他们充当说客，说服美国人民购买支援战争的国债——这无可厚非。
　　


　　真正的问题是，照片是假的。影片告诉我们，照片是应一名上校的要求，在周边一个已没有敌人的安全地带拍摄的。此前有过一张真实的现场照片，那几名正在硝烟中插上国旗的士兵，多已阵亡。由于真实照片的影像效果不及摆拍品，导致真正的英雄无人知晓，而那几位奉命客串的士兵（他们当然也是真正的战士），却幸运地离开战场，并在随后的环美巡游中大出风头。
　　一
　　影片开场那一大段退休老兵的自白，道出了另一个层面上人们的心理和事实真相：
　　“每个蠢蛋都自以为懂得战争，尤其是那些从未上过战场的人。我们喜欢美好而简单的事物，但善良和邪恶，英雄和恶棍，很多人二者兼具，大多数时候，他们不同于我们的想象。很多我认识的人不愿意说过去的事情，可能是因为他们正在试图忘掉那些事。他们确实不认为自己是英雄。他们死去，没有鲜花和掌声，也没能留下照片，只有他们的战友知道他们做了些什么。我告诉大家，他们是为国捐躯的，其实究竟是不是，我也不确定。我们在战争中的所见所闻、所作所为之残酷，是无法想象的，但我们总得找出点意义来，这样我们就需要一些显而易见的事实，还有一些文字……如果你能拍下一张照片，这年头，一张照片就能结束一场战争。看看越南吧，那位南越军官，一枪把那家伙打了个脑浆迸裂，嘣！完了，战争就输了。”
　　我见过那张南越军官的照片，还有另一张更有名的照片：一个赤身裸体的越南小女孩，满脸惊骇地面向镜头狂奔，背景是美军燃烧弹下化为瓦砾的越南村庄。民众上街加入反战游行，“一张照片就能结束一场战争”，诚非虚言。要统计上街游行的美国人里，有多少是受到那些照片的触动，已无可能，但战争确实就此结束。在小布什总统以“先发制人”战略发动针对萨达姆的战争后，美国的电视台整天都在新闻的片头播放一名伊拉克小男孩哀伤哭泣的镜头（中国的电视台也不例外），令小布什发动战争的合法性广受质疑。据说小布什总统曾大叫：“叫他们别放这个小男孩了，天知道这孩子是怎么回事！”
　　


　　小布什总统怀疑哭泣男孩的真实性，未必毫无依据。1997年，好莱坞拍摄了一部讽刺美国政坛黑幕的故事片《摇尾狗》。在影片中，正谋求连任的美国总统不幸陷入一桩丑闻，他请求罗伯特·德尼罗扮演的总统私人顾问提供帮助，帮他化解危机。德尼罗找到达斯汀·霍夫曼扮演的好莱坞某制片人，要求他虚构一个足以转移国民注意力的公共安全事件。他们开始精心策划。一桩无中生有的重大事件，被强行安插在阿尔巴尼亚。之所以选择阿尔巴尼亚而不是别的国家，是因为他们断定美国人对阿尔巴尼亚一无所知，短期内不会穿帮。真要穿帮，也是在总统成功连任之后。两位老戏骨熟练地安排着剧情，他们找到一个阿尔巴尼亚裔的姑娘，姑娘渴望移民，总统渴望事件，双方一拍即合。当姑娘在摄影棚里惊慌走过时，电脑操作员随心所欲地从素材库里挑选着素材：危险的河流，凄厉的警笛声和枪声，以及一只永远可以用来调动人类情绪的落难小狗。总之，当虚假新闻出现在当晚的电视节目中时，观众无力核实真伪，但他们会感动，会震惊，会转移注意力——这正是谋求连任的总统迫切需要的。
　　电影当然是虚构的，而小布什总统或许看过它，因而有理由怀疑号哭的伊拉克小男孩只是另一个虚构的阿尔巴尼亚姑娘。何况，经由好事者揭露，人们早已知道，大量“二战”时期的著名照片都涉嫌造假，包括美国水兵与女护士在时代广场上的“胜利之吻”，苏联红军在柏林帝国大厦上挥舞国旗，麦克阿瑟将军在菲律宾登陆，等等。我们自以为发自肺腑的万众一心和群情激昂，竟然只是操控者事先设定剧情的情绪反射。事后回想，我们顶多只能从“那毕竟不是坏事”中找到些许安慰。
　　二
　　安慰不见得总能找到。沃尔特·李普曼在其名著《公众舆论》里谴责法国的霞飞将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宣传策略。作为法军最高统帅，霞飞将军的军事才能并不突出。法国当年吃到的几场大败仗，以反应迟钝著称的霞飞将军皆难脱干系。而令他声名鹊起的马恩河战役，首功也不应记在他头上，更何况即使在这场仅有的胜仗里，霞飞一方的阵亡数也在德军之上。李普曼告诉我们，“在凡尔登战役打得最糟糕的时刻，霞飞将军和他的助手们却在开会争论明早见报的名词、动词、形容词”。这就产生了一个悲壮到滑稽的结果：一边是法国军队在战场上成建制地遭到屠杀，一边是法国民众从报刊上获得的虚假捷報。“由于图像集中展示了德国人尸横遍野的景象，法国人的尸体则被忽略不计，一幅特殊的作战景观便被勾画出来。”李普曼总结道。
　　宣传部门有选择地提供的那些信息，不足以让民众获知战场上的真相，又刚好可以释放他们的无穷想象。霞飞将军一度获得了无可比拟的荣耀。
　　其后两年，整个世界给予那位马恩河的胜利者非凡的敬意。行李管理员差不多被那些沉甸甸的箱子、包裹及书信压弯了腰，那都是素昧平生的人们寄给霞飞的，用以表达他们的钦佩之情。他们称他为世界的救星、法国之父、上帝的使者、人类的恩人，不一而足。还有成百上千的年轻姑娘克服女人的羞怯，瞒着家人要求和他约会。 　　上海的淮海路曾在马恩河战役后改名为“霞飞路”，也是这股世界性迷狂的缩影。那是另一面“父辈的旗帜”，虽然高扬着爱国主义，却令人沮丧透顶。实际上，法国人在“一战”中付出惨重代价，年轻人伤亡近半，致使他们在“二战”开始时即缺乏应战的勇气和能力，被迫以所谓的“绥靖政策”向希特勒屈服。
　　三
　　考察汉娜·阿伦特提出“平庸之恶”的缘起，我们发现，即使是这样一位具有超凡智慧的哲人，也容易受到影像的滋扰和误导。
　　曾经距离纳粹集中营和死神非常近的阿伦特——她既是犹太人，又是德国人，希特勒对犹太人实施种族灭绝大屠杀时，她又身处德国占领下的法国——偏偏从未见过真正的纳粹。她一度被关进法国人设立的隔离营，若非侥幸弄到赴美签证，奥斯维辛或达豪集中营将是她人生的终点站。但她逃脱了。她耳闻目睹了大量纳粹恶行，偏偏没有见到活生生的纳粹。出于知识分子的责任，也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当获悉以色列当局以秘密绑架的方式逮捕了纳粹屠夫阿道夫·艾希曼并打算在耶路撒冷对他进行公开审判時，她主动向《纽约客》提出申请，要求前往耶路撒冷报道这场审判。
　　假如阿伦特看到的艾希曼，与她想象中的纳粹形象契合，也就是那种我们在“二战”电影里经常见到的身形高大、气质阴郁的盖世太保形象，“平庸之恶”的概念恐怕无从产生。然而，战争结束已逾十年，就算艾希曼有过干练的军人时期（从照片上看，他的确有过），但长期在南美颠沛逃亡，磨蚀了他的锐气。简而言之，出现在阿伦特面前的艾希曼，已经被岁月这把杀猪刀过度修理：他衰老，谢顶，还戴了一副与军人形象极不般配的黑框眼镜，神情呆滞，言语笨拙。不巧的是，受审时艾希曼正患感冒，老是在防弹玻璃间里打喷嚏、擤鼻涕，声音也瓮声瓮气。如果承认存在一种恶棍的光彩，该光彩在当时的艾希曼身上丝毫未现。
　　


　　阿伦特年轻时，面相学曾流行于德国知识界，她的两位著名老师卡尔·雅斯贝尔斯和马丁·海德格尔亦曾留意于此，阿伦特也不例外。两位老师用面相学讨论希特勒时，评价截然不同。雅斯贝尔斯认为希特勒“光看一眼就令人不寒而栗”，海德格尔则惊叹：“瞧瞧他的手啊！”阿伦特的哲学前辈叔本华也迷恋此道，曾暗示自己仅凭一个人的背影就能看出其是否是天才。总之，面相学虽然不是可靠的学问，却构成了阿伦特阅世观人的底色之一，使她受惑于审判席上那张卑微可怜的脸，仓促间忽略了起码的常识。
　　阿伦特本应知道，就算希特勒站在那里也不过如此。大多数失势的暴君和连环杀手看起来都一脸惨相，没有杀伤力，甚至可怜兮兮。想想萨达姆·侯赛因蓬头垢面地钻出洞穴时的那副样子吧。
　　索尔仁尼琴写到苏联人也有过相似的观感困惑。在肃反时期，那些“曾把整个世界搞得天翻地覆、惶恐不安的无畏的人，出场（受审）时成了一只只垂头丧气、服服帖帖的山羊，命令他们说什么，他们就咩咩地叫几声。他们把脏东西往自己身上呕吐，卑躬屈膝地贬辱自己和自己的信仰，招认自己犯下了无论如何也不应犯的罪行。”
　　可以断定这些大人物都很“平庸”吗？索尔仁尼琴的解释是：“要知道我们的全部困惑不解完全是和相信这些人非同凡俗有关……这些人，我们预先就认为是一些超人——我们的困惑不解实质上是出于这个缘故。”
　　阿伦特的困惑八成也是“出于这个缘故”，但索尔仁尼琴迅速找到了答案：“要成为一个独立的人必须具备的条件太多了。”换言之，一个缺乏自由思想和人格独立性的人，时而勇敢，时而怯懦，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不能因为他偶尔的勇敢表象就忽略其内在的平庸实质，也不应看到他此时此刻的卑微与可怜，就忽视他之前的作恶能量。阿伦特一时疏忽，再加上她的丈夫正好有一句口头禅“平庸之恶”，她就听任这句话脱口而出。
　　西塞罗说过：“对事实的陈述越短，这个陈述就更加清晰，更易追随。”短语“平庸之恶”除了高度匹配艾希曼受审时的“尊容”，又正好符合上述特点，人们可以像面对一幅照片那样面对它，因而无法克制对它的关注和“追随”。哪怕阿伦特事后对该词导致的误读表示歉意，哪怕“平庸之恶”在她名为《耶路撒冷的艾希曼》的长篇报告里总共只出现过一回，她也无法阻止这个词迅速流行。
　　（赵红星摘自《经济观察报》2017年1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