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在应然层面上，列车座位的使用权归属似乎是清晰可界定的，但是现实的困境仍会出现。就像在这起事件中，老人确实没有座位的使用权，但一个患病的八旬老人使用座位的需求十分急迫，尽管他不具有经济学意义或者法律意义上的座位使用权，但此情此景，法律不该无视，法律应该是有温度的。这正是法律需和道德调剂的地方。
　　“让座”是一种美德，而非一种义务，我们的社会期望实现“尊老爱幼”的道德目标，但用道德的高大上标准去苛责每一个个体显然不可行。理性的选择包含自然的利益衡量，即“让座人”让渡了座位使用权，可以获得什么呢？而这正是需要通过制度设计来实现的。
　　美国哲学家约翰·罗尔斯说过：“为了平等地对待所有的人，提供真正同等的机会，社会必须更多地关注那些天赋较低或者处于不利社会地位的人们。”这就是说，弱者需要国家和社会给予更多的关注。这种关注，要么是国家拿出部分利益直接补助给弱者，要么是由社会提供一定的奖励作为为弱者提供帮助的交换。说到底，建立社会奖励机制，进行利益平衡，通过使让座者获得一定“好处”，以引导公民的行为，从而调节权利与道德的冲突，这或许比单纯的道德呼吁更加有效。记得长沙市公用事业管理局曾发放过“爱心让座卡”，驾驶员或乘务员发现市民为老弱人员让座，就可发放“爱心让座卡”，一张卡可以免费乘坐一次公交车。而在列车环境下，同样可以尝试创新一些保护老弱或鼓励让座的举措。比如，借鉴地铁的座位设计，将特殊位置保留为“老弱病残孕”特别座位，以此作为票务紧张等特殊情形下的救济手段。购票者买到这样的座位也有让座的心理准备，等等。
　　“授人玫瑰，手留余香”。让座体现中华民族互爱互助的美德，但出于良善之心的权利让渡不应被“理所当然”地要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公共空间的文明礼让，需要人与人之间的尊重与体谅，亦需要良好有效的制度设计。
　　观点运用：法律和道德；价值认同与权利尊重；理性的选择；制度设计……
　　（本文原载2016年5月7日《南方都市报》，本刊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