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10年3月6日，北京贵宾楼饭店，我见到了张学良五弟张学森的长女张闾蘅。张闾蘅介绍说：“我是在美国出生的。6岁到了台湾，在台湾长大。小时候，我知道我有一个很出名的爷爷叫张作霖，还有一个出名的伯父，可是这个伯父在当时国民党政权统治下是一个叛徒，他是对国民党叛逆的人。所以我们从小就没能看见他，他在哪我们当时都不知道，知道他在台湾，可是在哪没有人告诉我们。我念书时，每当老师讲到历史，讲到西安事变这一段，因为我坐在教室里头，老师都非常爱护我，讲得非常少，就把这一段略过去了。可是教科书写着他是叛徒，他对国民党是叛逆的。我们知道我伯父是被人羁押，关在深山里面，我们没有办法跟他联系和接触。当我慢慢长大了，就问为什么不让我们见他，有很多为什么。”
张闾蘅是张学良、赵一荻在台湾生活的见证者，曾著有 《张学良、赵一荻私人相册：温泉幽禁岁月（1946—1960）》 一书。1967年，张闾蘅从美国留学回来后先在香港工作了几年，又回台湾住了一段时间。无论在台湾还是在夏威夷，张学良的子女都不在身边，她与妹妹张闾芝便成了大伯张学良关系最亲密的家人。“只要我回到台湾，大伯几乎每天都来，他往屋里一坐，打开话匣子，奶奶、妈妈、我们都成为他的听众，讲他的童年、他在东北的往事，讲祖父张作霖的趣事，偶尔也会讲起囚禁生活中逗乐的事”。在张闾蘅眼里，大伯张学良性格活泼，但一生坎坷，大半生活在没有自由的日子里，他是一个喜剧人物，却活在悲剧里面。
“我的事情是到36岁，以后就没有了”
张闾蘅说：“关于西安事变的大部分史实都已不是秘密，90%都公布了。周恩来总理及大陆一些档案馆的史料都有记载。大伯常说，他一生最佩服的人就是我爷爷张作霖和周恩来。”
谈及张学良，不得不从张作霖说起。张闾蘅说：“大伯受我爷爷影响很大。本来他不愿意做军人，被他父亲逼得一定要当军人，他是想当医生的。我爷爷挺凶的，个儿很矮，坐在那里，你以为他是很高大的一个人，他上身特别长。可是他特别有威严，大伯从心眼里佩服他，他真的是最想知道怎么跟日本人打仗，可是他一辈子没来得及做成这件事。”
1928年7月3日，年仅28岁的张学良向全国通电就职“东三省保安总司令”。此时，离张作霖被炸身亡只有短短一个月，张学良就顺利接手了东三省的军政大权。但是，到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前，东北早已沦陷，华北也已危急。正是因为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失望，张学良最终决定进行兵谏，发动西安事变。事变当天，张学良在发给宋美龄的电报中吐露了自己的失望：“（蒋介石） 违背全国公意，一意孤行，致全国之人力、财力，尽消耗于对内战争，置国家民族生存于不顾。”
晚年的张学良曾坦言自己发动西安事变的动机，他说：“我做那件事情没有私人利益在里头，我没有混过与我自己地位、利益有关的东西，我没有！假设我自个要地位、利益，我就没有西安事变。”在张学良囚禁蒋介石的过程中，张学良没有向蒋介石要地盘和金钱。“我大权在握，富贵在手，我什么都不要，所以蒋先生也就原谅我”。
张学良和蒋介石的冲突，在于“攘外”与“安内”孰为先的问题。为此，张学良与蒋介石大吵了一顿。张学良说：“这样下去，你就等于投降呀。”蒋介石说：“汉卿呀，你真是，你无耻，咱们军人从来没有‘降’这个字。”张学良说：“你这样做比投降还厉害。不战而屈人之兵，上策也。你这样叫人家不战就把我们中国一点点吞去，你不等于比投降还不如？”
1990年，90岁的张学良回忆起发动西安事变的初衷时说：“我真怒了，所以我才会有西安事变。我怒了什么呢？我的意思是这么一句话：你这个老头子，我要教训教训你！”
经过多方斡旋，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张学良、杨虎城送蒋介石及宋氏兄妹上飞机。为了维护领袖威信，张学良亦随同护送蒋介石回南京。飞机抵达南京后，张学良即被“军统”特务监视，私人飞机也被封存。张学良是抱着必死之心去南京的，但是蒋介石原谅了他。因为“不原谅我，他不把我枪毙呀？我到南京是预备被枪毙的，我是应该被处死刑的，我是个军人，我懂得。我也带兵，也带过部下。假设我的部下这样，我就把他枪毙了”。
由于西安事变隐藏的秘密太多，牵涉的人物也庞杂，张学良曾下决心“至死不说出这个事情的”。张闾蘅说：“蒋夫人当时为了营救蒋介石而答应的条件，事后蒋介石没有遵守承诺，蒋夫人为此深感内疚，正因如此，蒋夫人保住了伯父的性命，不致遭遇与杨虎城将军一样的下场。”
在张学良长达101岁的漫长人生里，他认为自己的生命在36岁时就已经戛然而止了。他不无遗憾地说：“我的事情是到36岁，以后就没有了。从21岁到36岁，这就是我的生命。”西安事变那年张学良正好36岁，此后即被囚禁，从南京、贵州修文县阳明洞、贵阳市麒麟洞、贵州开阳县刘育乡、贵州息烽县阳郎坝、重庆歌乐山戴公馆到台湾井上温泉。
张学良的幽禁岁月伴随着他漫长的一生，其间八年抗战、三年内战……出生于1901年的张学良，原本可以经历20世纪一系列重大历史性事件，然而在1936年末，这位少年得志的“官二代”便无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蒋介石败退台湾的历次事件。
张学良被囚禁逾50多年，对蒋介石的感情很复杂，但是至死都没有说过对蒋介石不利的话。只是在张闾蘅面前，张学良对蒋介石有过一句评价：“我有两个长官，一个是蒋先生，一个是我父亲。对这两个长官，我批评他们俩：我父亲这人有雄才，大略不如蒋介公；介公呢，他有大略，雄才不如我父亲……我认为蒋公失败了，是失败者！我很不愿意批评他，我今天跟你俩人说句心里话。蒋先生这个人哪，是很守旧、很顽固的人。这么讲吧，我说一句话来批评他：假如能做皇帝，那他就做皇帝了。”
“从天上掉到地上”的幽禁岁月
张学良在日记中记载，1946年11月，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他和赵一荻被秘密从重庆转移到了台湾，自此进入了更秘密的幽禁。先是在新竹县井上温泉，住的是日本人设计建造的木板房，里面只有简单家具，冬天潮湿阴冷，夏天稍遇大雨便四处漏水。周围都是台湾山地原住民，他们平时不能随便越过警戒线。井上温泉与外界只有一条公路，路面损坏严重，如果遇到暴风雨，人和车都无法通行。 1949年2月2日凌晨3点，张学良又被突然转移到高雄，秘密藏在寿山要塞的兵舍中。当时，“代总统”李宗仁要求“恢复张、杨自由”，毛人凤等借口不知张、杨在何处，推托不办。尽管各界呼声甚高，但没有“蒋先生”点头，自然无人去落实。而张学良、赵一荻被囚禁于台湾井上温泉已被外人知晓，为了“安全”他们就被紧急转移高雄。
在高雄住了近一年，因为担心高雄已成为空袭目标，1950年1月，张学良又搬回井上温泉，从此开始了长达十余年的井上幽禁岁月。井上温泉远离城镇，采购困难。“大伯靠自己种点青菜、养些鸡鸭才得以维持简单的营养。与本是大家闺秀的大妈关在山里，那段日子生活很艰苦，没有衣服穿，都是我大妈自己做的”。赵一荻是个注重穿着打扮的大家闺秀，她用缝纫机缝衣被，自己搭配颜色，给自己做衣服。“那里连电灯都没有，几年里，大伯听力、视力大为减退。他的精神也很苦闷，有时只能逗小猫打发时间，一点娱乐都没有”。
但是张闾蘅并不是一开始就知道，有个大伯和大妈在新竹县竹东的一个人烟稀少的山里。“我第一次见到我的大伯、大妈大概在1954年”。那一年，张闾蘅在台湾上小学五年级。有一天，接她上下学的三轮车夫给了一张纸条，纸条是妈妈让闾蘅放学后直接到台北中心诊所找她。在这个全家人都在的诊所，妈妈告诉闾蘅：“大妈生病要住院开刀，大伯、大妈才从山里来到台北。”但是这一次，小闾蘅并没有和大伯、大妈直接碰面，而是偷偷地看。全家人都等待着张学良和赵一荻的到来，一听到廊道有动静，家人都贴在门缝往外看。“我只是看清了大妈的模样，而大伯只看见了背影”。
1965年，从美国留学返台省亲，张闾蘅在家中与大伯、大妈第一次真正见了面。张学良和赵一荻搬到台北后，在北投复兴岗建房，与过去相比，稍许自由些，大伯到台北市区总会来张闾蘅家坐坐。
在1965年之前，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让张学良从幽禁恢复到半自由状态。1956年，张闾琳 （张学良和赵一荻所生的唯一的儿子，1930年出生于天津，1940年由赵一荻安排，被送往美国旧金山由张学良好友代为抚养） 第一次来到台湾，去高雄探望仍被囚禁的父母亲。“但是他只会说英语不会说汉语，与大伯之间的交流就很多不方便”。1957年9月，蒋介石七十寿辰前夕，张学良托人送蒋一块金表，以示祝贺。蒋介石回赠一根拐杖，表示谢意。1959年，蒋介石下令解除对张学良的管束。张学良提出要在台北市郊自己盖房。蒋经国表示赞成，并亲自在台北市北投复兴岗给张学良选择地皮。1961年，张学良新居落成后，蒋经国给张送了一套客房用的家具。此房是栋两层小楼，位于北投路70号。“地皮是大伯买的，房的格局是大伯设计的，他自己花钱盖的房，自然倾注了不少的情感”。8月30日傍晚，张学良在寓所会见了他的长女张闾瑛及女婿陶鹏飞教授。“大伯、大妈身边没有别的亲人，他们的子女均远在美国，只能靠书信来往”。这是他25年来首次见到他久别的女儿和未曾谋面的女婿。1964年7月4日，64岁的张学良与53岁的赵一荻正式结婚，13位来宾中有宋美龄、张群、王新衡、莫德惠、何世礼、冯庸等。
“大妈话不多，眼神中总有一丝淡淡忧郁。她很少向外人提及自己内心的感受”。在张闾蘅眼里，大妈对大伯来说，是绝对的贤妻，把大伯的饮食起居照顾得非常好，他的生活就是她的全部世界。大伯谈起她时，有时会说：“人家对我好，我就得对人家好啊。”
1967年，张闾蘅回到台湾。张闾蘅说，从1965年开始，大伯、大妈基本上有自由了，每星期起码来我们家三到五次，但是每次来，总要弄出很大的动静。“一群时刻跟随的‘服侍’先进家转一圈，看有否陌生人后，便在门外警戒，有时甚至坐在屋里，面无表情地听我们家人聊天”。张闾蘅平时不能常去大伯家，偶尔去了，家人总要再三交代，说话要小心，隔墙有耳，不能口无遮拦，免得给他们添麻烦。在张闾蘅看来，他们宛如生活在鸟笼中，“自由”是很有限的，来往的朋友也少得可怜，除了家人，只有张群、张大千、王新衡、大卫黄（黄仁霖的儿子）等几家可以走动。张学良每次外出都要提前报告，出门时，总是两辆车，前一辆是大伯、大妈，跟随的一辆就是便衣特务或警卫。张学良似乎已经习惯了这种被人监视的生活，他很坦然，依旧与张闾蘅家人大摆“龙门阵”，聊到高兴时，笑声朗朗，有时候未尽兴还要拉着大家一同去下馆子，边吃边聊。
张闾蘅说，听大伯讲，他在上世纪30年代就拥有私人飞机，甚至自己驾驶飞机到南京开会，再想想现在，这叫什么日子？当年是从天上掉到地上，没有糖吃不知道糖啥滋味，知道了什么滋味一下子没有了，什么感受？然而，生活中的张学良是一个睿智的长辈，一个热爱生活的“老顽童”，言语中不失机敏活泼。有一次他请客，席上有好几位中年太太，这些太太都是平常陪他打牌的牌友。其间有人说：“大爷，这一屋子的美女陪你吃饭，您多幸福呀。”张学良马上笑着回答：“嗯，你们都是美女，那丑人都到哪里去了？”在场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他内心的痛楚，是言语无法表达的。环境、容貌都在改变，但唯一没变的，是他性格中的开朗豁达与率真”。张闾蘅说。
大伯悄声问我：“你回大陆了？”
张学良喜欢讲述东北的往事，讲述他童年的故事。“从大伯平时的言谈中，我能感受到他对家人、家乡、国家、民族的挚爱，谈起这些话题时，他兴奋不已，神采飞扬，有时说着说着，黯然神伤，音落神凝”。张闾蘅知道，大伯想回老家看看。“他的心时时牵挂着两头，一边是他的老家故土，一边是远在他国的儿女”。
“正因为我们能感受到他内心的寂寞与思念，我们想为他做点事”。张闾蘅与妹妹闾芝的生活都因为这位大伯而改变。妹妹闾芝先是成了大伯、大妈的“管家”，而后提前退休陪伴大伯、大妈。姐姐闾蘅则是替大伯去看看大陆，在1979年从香港进入大陆，乘火车去了广州。
那时的广州，张闾蘅感觉破破烂烂的，马路上人也是穿得破破烂烂的，都是穿着打着补丁的衣服。张闾蘅在东方宾馆住了两天就走了。“当时，有人找我让我带着去广州的友谊商店，我非常不理解，里面什么都没有来这里干吗，货架上就有两瓶酱油。经过一户人家门口，看到里面什么都没有，就是几个破板凳，一张破桌子”。 受国民党政府宣传的影响，张闾蘅对当时的大陆一无所知。“中共的领导人只知道毛泽东、周恩来。我们小时候听说共产党怎么可怕，对老百姓如何不好，后来我看了以后，觉得很热情的，不是那么回事”。
从大陆回到香港后，张闾蘅就急不可待地飞往台湾，想把在大陆的所见所闻尽快告诉大伯。见了大伯后，还未开口，大伯悄悄先问了一句：“你回大陆了？”这一问让张闾蘅吓了一跳。张闾蘅去大陆没告诉任何人，担心乘飞机，航空公司要登记，才改乘火车，大伯怎么会知道呢？后来，大伯告诉张闾蘅，台湾当局对进出大陆的人一直都是密切关注的，当局早已经知道情况。
这一次被“记录在案”并没有让张闾蘅退却，以前大伯说过的地方，张闾蘅都会去看看。回台湾后，赶紧一一告诉大伯，张闾蘅想让大伯多知道些曾经在他梦中牵挂的人与事。“我每次看到一些什么样的人，我见到的跟我体会的一些事，我都跟他一一反映。因为在我内心深处，觉得伯父太可怜了，他与世隔绝这么久。而且他是非常活泼的一个人，他的思想非常活跃，但是他对外界的事情都被打断了，所以我觉得应该让他多知道”。
而张学良告诉侄女张闾蘅的话永远都是“你有机会就到这个地方去一下，到那个地方去一下”“有机会你就到这个人那儿去一下，到那个人那儿去一下”……张闾蘅每次都是带着任务去大陆。既然去了，她就顺便去完成大伯的心愿。大伯在张闾蘅回大陆后特意嘱咐，要去给张作霖上坟，“张家几十年来没有人去老家给爷爷上坟烧香”。
1982年，张闾蘅来到北京，见到了时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杨虎城将军之子杨拯民。回台湾后，张闾蘅向大伯转达了他的问候。大伯听了很高兴，悄悄告诉闾蘅：再回内地，可以找两个人，一位是吕正操，一位是万毅。“东北军后来有好多跑到共产党那边去了，比如现在最厉害的吕正操、万毅”。1984年6月，张闾蘅从香港来北京洽谈商务，在杨拯民的介绍下，特意登门探望了吕正操和万毅。张闾蘅说，她从两位老人眼中都能看到他们对大伯的思念。回到台湾后，她把会面情况仔细汇报给大伯，看得出他听了很难过，但他一直努力压抑着自己的感情。
无形中，张闾蘅成了大伯与他部属之间的“联络员”，也成为自1936年西安事变之后，尤其是1949年海峡两岸历经多年隔绝之后，张学良与内地可以互通信息的唯一渠道。“他非常关心，大陆怎么样，人民的生活什么样。他关心人文环境，关心老朋友，让我带话给老朋友，再带回来”。
1987年初，张闾蘅再次来京，带来了大伯赠给吕正操的诗一首：“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此中有真意，欲辩已无言。”大伯摘引了陶渊明《饮酒》“结庐在人境”篇的第三联和第五联中的句子（该联下句原诗为“欲辩已忘言”），集诗一首，抒发了他晚年不慕荣利、甘于淡泊、寄情山水的闲适恬淡心境。吕正操也从陶渊明的 《读山海经》 “精卫衔微木”篇中摘出句子，略加改动，集成一诗回赠给大伯：“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徒设在昔心，良辰知可待。”末句将原诗“良辰讵可待”的“讵”改成“知”，他希望张学良振奋精神。
心系大陆，婉拒邀请
1991年3月10日，失去自由达半个多世纪的张学良和赵一荻，终于离开台湾去美国探亲。当张学良踏上赴美探亲之旅的消息传到北京时，引起中共中央重视。张学良在台北机场登机前公开表示，有回祖国大陆探亲的意向。邓小平得知后，打电话给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和国家主席杨尚昆说：“你们应该开个会，研究研究这个问题。”并对如何迎接张学良的归来作了较为详细的指示。江泽民对如何在张学良访美期间使其归来的事宜，作了进一步的安排部署。根据邓小平和江泽民的指示，中共中央有关部门派出吕正操亲自赴美国旧金山，转达中共中央对于张学良的欢迎之意。
邓颖超根据中共中央和邓小平的意见，以私人名义亲笔致函张学良，邀请张“在方便之时回访大陆”。1991年5月23日，吕正操带着邓颖超的信函，飞往美国看望张学良。
张闾蘅安排了吕正操与张学良的会面。1991年5月29日上午，纽约曼哈顿公园大道的一栋公寓里，电梯门一开，张学良把侄女吓了一跳，平时很少穿着正式的大伯，西装笔挺地站在门口迎接他们。张学良是吕正操的同乡，在东北讲武堂时是吕正操的老师。在东北军时，吕正操曾在张学良身边和属下工作了10余年。
见面时吕正操仍喊张学良为“老校长”。吕正操说，到今天我跟你隔了54年5个月零4天没有见。“两个老人差不多高，头顶都光光的，却像孩子一样一直手拉着手不舍得放下，特别可爱，但我看了却直想掉眼泪”。张闾蘅回忆说，两位老人谈了很长时间，其中张学良最想知道的是，吕正操是如何打游击战，如何打日本人的。
后来，吕正操为这次会面写过一篇文章。据回忆，张学良幽默地说：“我可迷信啦，信上帝。”吕正操随口接上：“我也迷信，信人民。”张学良笑道：“你叫地老鼠。”吕正操说：“地道战也是人民创造的嘛，我个人能干什么，还不都是人民的功劳。蒋介石、宋美龄都信上帝，八百万军队被我们打垮了，最后跑到台湾。”张学良随即插话：“得民者昌！”吕正操紧接着说：“那还是靠人民群众！”
1991年6月4日下午，张学良和吕正操又相约详谈一次。张闾蘅陪同他们到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李道豫大使的别墅做客。吕正操回忆说：“交谈中，张将军尤为关心祖国统一的问题。他说：‘我看，大陆和台湾将来统一是必然的，两岸不能这样长期下去，台湾和大陆总有一天会统一，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我给他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实行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祖国的政策。张将军表示，愿为祖国的和平统一尽点力量。他说：‘我过去就是做这件事的，我愿保存我这个身份，到那一天会用上的。我虽然90多岁了，但是天假之年，还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很愿意尽力。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愿意为中国出力。’”
但是，“老校长”还是不愿意回大陆。他在给邓颖超的回信中婉拒了。
至死未归大陆：一生没踩在点上
1994年，张学良夫妇离开台湾，在夏威夷定居，从此开始了真正自由的生活。“他们离开台湾的时候把房子卖了，又把手里的画卖了一点，还有原来最早在美国的一些存款也不多，就是这样子。说实在的，我伯父对钱根本没有概念，一辈子，我觉得他也很幸福，不知道一块钱有多少，也不知道十块钱可以买到什么”。 张学良在夏威夷的生活非常有规律，早上起床后，第一件事是听服侍他的人念报纸，因为听力差，读报的人要大声念。每当念报的人读到有重大新闻时，他都不时问些问题，或加些评论。接下来就是出去“兜风”，然后回家吃午饭，午睡醒来后再出去“兜风”。吃完晚饭之后，大约在七八点钟，准时上床。
张闾蘅说，大伯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应该是在夏威夷的时候，我们请他出去吃饭，陪他聊天。以前在台湾，总有一双眼睛在盯着他，每天出来一直都有人看着。直到大伯到了夏威夷，这双眼睛就没有了，可以我行我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气氛不一样了，一切都过去了。
生活中的张学良喜欢唱京剧，看明史和圣经，他还喜欢吃水果，“一天吃好几斤”，而饭菜则喜欢吃清淡的，很少吃肉。他喜欢热闹，喜欢朋友多，喜欢打麻将……“就是喜欢热闹”。
张闾蘅只有一次见过大伯流泪。那是大妈去世时，大伯对张闾蘅轻声说：“前几天，她还好好的，怎么人说死就要死了呢！你看前几天，我才跟她开玩笑：‘你走了，我就找一个女朋友去。’她就跟我说：‘我做鬼也不放过你！’”张学良说着说着眼泪就默默地流了下来。“其实他还很怀念夫人，大妈对他真的可以说是无微不至。他们夫妇把生死看得很开，一直相信，他俩都死了，就会在另一个世界再相聚”。
张闾蘅说，做大事情的人，和我们是不一样，大伯能做到“天塌下来当被子盖”。“大妈去世的时候，他很难过，但是他们这种人，是不会表现出七情六欲的。我扶他去做礼拜时，他拉着我的手，手都是抖着的”。
在赵一荻去世一年后的2001年，张学良的人生也画上了句号。在大伯最后的日子里，张闾蘅每日陪伴在侧，大伯虽然身体不适，但依然能讲笑话，思维敏捷。大伯临终时没有嘱托，因为他性格豁达，不拘小节，也不怕死，可以说是潇洒地离开人间。
张学良是带着遗憾离开这个世界的。年少时，张学良想学医救人，却从了军;青年时，他说自己不怕死，想亲往前线打外敌，却无法如愿;晚年时，他想回东北看看，终未能实现。张学良说，要在适当的时候回东北老家去看看，主要是看看亲友，说这事与政治无关，因为他本人早已脱离政治。他希望人们不要把他回去探亲扫墓的事同政治连在一起。“大伯弥留之际，依旧念念不忘大陆，却因诸般因素，未能于有生之年回大陆一趟。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遗憾”。1980年10月10日，张学良曾登上金门岛，首次远眺大陆。随后，他在信函中引用于右任的诗：“葬我于高山之巅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他说：“我还是想我自己的大陆故土，还是怀念东北，自九一八后，我就没有回东北老家。”
对于“张学良为什么至死没有回大陆”，说法不一。张闾蘅说，其实没有别的原因，大伯很多事情都没踩在点上，当他想回大陆时，政治环境不允许，等环境允许了，又因为大妈的病情回不去。他们一直相依为命，不可能撇下大妈一个人回大陆。“我伯母这个人最希望我伯父远离政治，因为他们被关了这么多年，无形中的害怕、恐惧是一定有的，虽然他从来没有说过，但我可以感觉到。她就坚持不希望我伯父再走到政治的前台去，所以她一直都不赞成他回来。可是我伯父这个人，他有他自己的想法，他很想回来。可惜我伯母身体不好，他跟我屡次地讲，你看你大妈身体不好，我能把她一个人放在这儿吗？”
赵一荻年轻时曾患肺癌，割除了一片肺叶，而张学良在40多岁时患了严重的眼疾，因居在深山中未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视力差到看人只是影子，一耳全聋，一耳微有听力。多年来，赵一荻就是张学良的眼和耳，但她一大声说话，就喘不过气来，非常痛苦，两人以轮椅代步相依度日。
在许多人的眼中，张学良是叱咤一时的风云人物，然而，这位曾经仅次于蒋介石的“二号人物”，却因一场“兵谏”而褒贬不一，被改变了的人生轨迹也从此与历史无缘。终其一生虽然始终不乏“前呼后拥”者，但个中的凄凉和孤独，也许只有赵四小姐最为清楚。
（选自《同舟共进》2016年第4期）
张闾蘅是张学良、赵一荻在台湾生活的见证者，曾著有 《张学良、赵一荻私人相册：温泉幽禁岁月（1946—1960）》 一书。1967年，张闾蘅从美国留学回来后先在香港工作了几年，又回台湾住了一段时间。无论在台湾还是在夏威夷，张学良的子女都不在身边，她与妹妹张闾芝便成了大伯张学良关系最亲密的家人。“只要我回到台湾，大伯几乎每天都来，他往屋里一坐，打开话匣子，奶奶、妈妈、我们都成为他的听众，讲他的童年、他在东北的往事，讲祖父张作霖的趣事，偶尔也会讲起囚禁生活中逗乐的事”。在张闾蘅眼里，大伯张学良性格活泼，但一生坎坷，大半生活在没有自由的日子里，他是一个喜剧人物，却活在悲剧里面。
“我的事情是到36岁，以后就没有了”
张闾蘅说：“关于西安事变的大部分史实都已不是秘密，90%都公布了。周恩来总理及大陆一些档案馆的史料都有记载。大伯常说，他一生最佩服的人就是我爷爷张作霖和周恩来。”
谈及张学良，不得不从张作霖说起。张闾蘅说：“大伯受我爷爷影响很大。本来他不愿意做军人，被他父亲逼得一定要当军人，他是想当医生的。我爷爷挺凶的，个儿很矮，坐在那里，你以为他是很高大的一个人，他上身特别长。可是他特别有威严，大伯从心眼里佩服他，他真的是最想知道怎么跟日本人打仗，可是他一辈子没来得及做成这件事。”
1928年7月3日，年仅28岁的张学良向全国通电就职“东三省保安总司令”。此时，离张作霖被炸身亡只有短短一个月，张学良就顺利接手了东三省的军政大权。但是，到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前，东北早已沦陷，华北也已危急。正是因为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失望，张学良最终决定进行兵谏，发动西安事变。事变当天，张学良在发给宋美龄的电报中吐露了自己的失望：“（蒋介石） 违背全国公意，一意孤行，致全国之人力、财力，尽消耗于对内战争，置国家民族生存于不顾。”
晚年的张学良曾坦言自己发动西安事变的动机，他说：“我做那件事情没有私人利益在里头，我没有混过与我自己地位、利益有关的东西，我没有！假设我自个要地位、利益，我就没有西安事变。”在张学良囚禁蒋介石的过程中，张学良没有向蒋介石要地盘和金钱。“我大权在握，富贵在手，我什么都不要，所以蒋先生也就原谅我”。
张学良和蒋介石的冲突，在于“攘外”与“安内”孰为先的问题。为此，张学良与蒋介石大吵了一顿。张学良说：“这样下去，你就等于投降呀。”蒋介石说：“汉卿呀，你真是，你无耻，咱们军人从来没有‘降’这个字。”张学良说：“你这样做比投降还厉害。不战而屈人之兵，上策也。你这样叫人家不战就把我们中国一点点吞去，你不等于比投降还不如？”
1990年，90岁的张学良回忆起发动西安事变的初衷时说：“我真怒了，所以我才会有西安事变。我怒了什么呢？我的意思是这么一句话：你这个老头子，我要教训教训你！”
经过多方斡旋，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张学良、杨虎城送蒋介石及宋氏兄妹上飞机。为了维护领袖威信，张学良亦随同护送蒋介石回南京。飞机抵达南京后，张学良即被“军统”特务监视，私人飞机也被封存。张学良是抱着必死之心去南京的，但是蒋介石原谅了他。因为“不原谅我，他不把我枪毙呀？我到南京是预备被枪毙的，我是应该被处死刑的，我是个军人，我懂得。我也带兵，也带过部下。假设我的部下这样，我就把他枪毙了”。
由于西安事变隐藏的秘密太多，牵涉的人物也庞杂，张学良曾下决心“至死不说出这个事情的”。张闾蘅说：“蒋夫人当时为了营救蒋介石而答应的条件，事后蒋介石没有遵守承诺，蒋夫人为此深感内疚，正因如此，蒋夫人保住了伯父的性命，不致遭遇与杨虎城将军一样的下场。”
在张学良长达101岁的漫长人生里，他认为自己的生命在36岁时就已经戛然而止了。他不无遗憾地说：“我的事情是到36岁，以后就没有了。从21岁到36岁，这就是我的生命。”西安事变那年张学良正好36岁，此后即被囚禁，从南京、贵州修文县阳明洞、贵阳市麒麟洞、贵州开阳县刘育乡、贵州息烽县阳郎坝、重庆歌乐山戴公馆到台湾井上温泉。
张学良的幽禁岁月伴随着他漫长的一生，其间八年抗战、三年内战……出生于1901年的张学良，原本可以经历20世纪一系列重大历史性事件，然而在1936年末，这位少年得志的“官二代”便无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蒋介石败退台湾的历次事件。
张学良被囚禁逾50多年，对蒋介石的感情很复杂，但是至死都没有说过对蒋介石不利的话。只是在张闾蘅面前，张学良对蒋介石有过一句评价：“我有两个长官，一个是蒋先生，一个是我父亲。对这两个长官，我批评他们俩：我父亲这人有雄才，大略不如蒋介公；介公呢，他有大略，雄才不如我父亲……我认为蒋公失败了，是失败者！我很不愿意批评他，我今天跟你俩人说句心里话。蒋先生这个人哪，是很守旧、很顽固的人。这么讲吧，我说一句话来批评他：假如能做皇帝，那他就做皇帝了。”
“从天上掉到地上”的幽禁岁月
张学良在日记中记载，1946年11月，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他和赵一荻被秘密从重庆转移到了台湾，自此进入了更秘密的幽禁。先是在新竹县井上温泉，住的是日本人设计建造的木板房，里面只有简单家具，冬天潮湿阴冷，夏天稍遇大雨便四处漏水。周围都是台湾山地原住民，他们平时不能随便越过警戒线。井上温泉与外界只有一条公路，路面损坏严重，如果遇到暴风雨，人和车都无法通行。 1949年2月2日凌晨3点，张学良又被突然转移到高雄，秘密藏在寿山要塞的兵舍中。当时，“代总统”李宗仁要求“恢复张、杨自由”，毛人凤等借口不知张、杨在何处，推托不办。尽管各界呼声甚高，但没有“蒋先生”点头，自然无人去落实。而张学良、赵一荻被囚禁于台湾井上温泉已被外人知晓，为了“安全”他们就被紧急转移高雄。
在高雄住了近一年，因为担心高雄已成为空袭目标，1950年1月，张学良又搬回井上温泉，从此开始了长达十余年的井上幽禁岁月。井上温泉远离城镇，采购困难。“大伯靠自己种点青菜、养些鸡鸭才得以维持简单的营养。与本是大家闺秀的大妈关在山里，那段日子生活很艰苦，没有衣服穿，都是我大妈自己做的”。赵一荻是个注重穿着打扮的大家闺秀，她用缝纫机缝衣被，自己搭配颜色，给自己做衣服。“那里连电灯都没有，几年里，大伯听力、视力大为减退。他的精神也很苦闷，有时只能逗小猫打发时间，一点娱乐都没有”。
但是张闾蘅并不是一开始就知道，有个大伯和大妈在新竹县竹东的一个人烟稀少的山里。“我第一次见到我的大伯、大妈大概在1954年”。那一年，张闾蘅在台湾上小学五年级。有一天，接她上下学的三轮车夫给了一张纸条，纸条是妈妈让闾蘅放学后直接到台北中心诊所找她。在这个全家人都在的诊所，妈妈告诉闾蘅：“大妈生病要住院开刀，大伯、大妈才从山里来到台北。”但是这一次，小闾蘅并没有和大伯、大妈直接碰面，而是偷偷地看。全家人都等待着张学良和赵一荻的到来，一听到廊道有动静，家人都贴在门缝往外看。“我只是看清了大妈的模样，而大伯只看见了背影”。
1965年，从美国留学返台省亲，张闾蘅在家中与大伯、大妈第一次真正见了面。张学良和赵一荻搬到台北后，在北投复兴岗建房，与过去相比，稍许自由些，大伯到台北市区总会来张闾蘅家坐坐。
在1965年之前，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让张学良从幽禁恢复到半自由状态。1956年，张闾琳 （张学良和赵一荻所生的唯一的儿子，1930年出生于天津，1940年由赵一荻安排，被送往美国旧金山由张学良好友代为抚养） 第一次来到台湾，去高雄探望仍被囚禁的父母亲。“但是他只会说英语不会说汉语，与大伯之间的交流就很多不方便”。1957年9月，蒋介石七十寿辰前夕，张学良托人送蒋一块金表，以示祝贺。蒋介石回赠一根拐杖，表示谢意。1959年，蒋介石下令解除对张学良的管束。张学良提出要在台北市郊自己盖房。蒋经国表示赞成，并亲自在台北市北投复兴岗给张学良选择地皮。1961年，张学良新居落成后，蒋经国给张送了一套客房用的家具。此房是栋两层小楼，位于北投路70号。“地皮是大伯买的，房的格局是大伯设计的，他自己花钱盖的房，自然倾注了不少的情感”。8月30日傍晚，张学良在寓所会见了他的长女张闾瑛及女婿陶鹏飞教授。“大伯、大妈身边没有别的亲人，他们的子女均远在美国，只能靠书信来往”。这是他25年来首次见到他久别的女儿和未曾谋面的女婿。1964年7月4日，64岁的张学良与53岁的赵一荻正式结婚，13位来宾中有宋美龄、张群、王新衡、莫德惠、何世礼、冯庸等。
“大妈话不多，眼神中总有一丝淡淡忧郁。她很少向外人提及自己内心的感受”。在张闾蘅眼里，大妈对大伯来说，是绝对的贤妻，把大伯的饮食起居照顾得非常好，他的生活就是她的全部世界。大伯谈起她时，有时会说：“人家对我好，我就得对人家好啊。”
1967年，张闾蘅回到台湾。张闾蘅说，从1965年开始，大伯、大妈基本上有自由了，每星期起码来我们家三到五次，但是每次来，总要弄出很大的动静。“一群时刻跟随的‘服侍’先进家转一圈，看有否陌生人后，便在门外警戒，有时甚至坐在屋里，面无表情地听我们家人聊天”。张闾蘅平时不能常去大伯家，偶尔去了，家人总要再三交代，说话要小心，隔墙有耳，不能口无遮拦，免得给他们添麻烦。在张闾蘅看来，他们宛如生活在鸟笼中，“自由”是很有限的，来往的朋友也少得可怜，除了家人，只有张群、张大千、王新衡、大卫黄（黄仁霖的儿子）等几家可以走动。张学良每次外出都要提前报告，出门时，总是两辆车，前一辆是大伯、大妈，跟随的一辆就是便衣特务或警卫。张学良似乎已经习惯了这种被人监视的生活，他很坦然，依旧与张闾蘅家人大摆“龙门阵”，聊到高兴时，笑声朗朗，有时候未尽兴还要拉着大家一同去下馆子，边吃边聊。
张闾蘅说，听大伯讲，他在上世纪30年代就拥有私人飞机，甚至自己驾驶飞机到南京开会，再想想现在，这叫什么日子？当年是从天上掉到地上，没有糖吃不知道糖啥滋味，知道了什么滋味一下子没有了，什么感受？然而，生活中的张学良是一个睿智的长辈，一个热爱生活的“老顽童”，言语中不失机敏活泼。有一次他请客，席上有好几位中年太太，这些太太都是平常陪他打牌的牌友。其间有人说：“大爷，这一屋子的美女陪你吃饭，您多幸福呀。”张学良马上笑着回答：“嗯，你们都是美女，那丑人都到哪里去了？”在场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他内心的痛楚，是言语无法表达的。环境、容貌都在改变，但唯一没变的，是他性格中的开朗豁达与率真”。张闾蘅说。
大伯悄声问我：“你回大陆了？”
张学良喜欢讲述东北的往事，讲述他童年的故事。“从大伯平时的言谈中，我能感受到他对家人、家乡、国家、民族的挚爱，谈起这些话题时，他兴奋不已，神采飞扬，有时说着说着，黯然神伤，音落神凝”。张闾蘅知道，大伯想回老家看看。“他的心时时牵挂着两头，一边是他的老家故土，一边是远在他国的儿女”。
“正因为我们能感受到他内心的寂寞与思念，我们想为他做点事”。张闾蘅与妹妹闾芝的生活都因为这位大伯而改变。妹妹闾芝先是成了大伯、大妈的“管家”，而后提前退休陪伴大伯、大妈。姐姐闾蘅则是替大伯去看看大陆，在1979年从香港进入大陆，乘火车去了广州。
那时的广州，张闾蘅感觉破破烂烂的，马路上人也是穿得破破烂烂的，都是穿着打着补丁的衣服。张闾蘅在东方宾馆住了两天就走了。“当时，有人找我让我带着去广州的友谊商店，我非常不理解，里面什么都没有来这里干吗，货架上就有两瓶酱油。经过一户人家门口，看到里面什么都没有，就是几个破板凳，一张破桌子”。 受国民党政府宣传的影响，张闾蘅对当时的大陆一无所知。“中共的领导人只知道毛泽东、周恩来。我们小时候听说共产党怎么可怕，对老百姓如何不好，后来我看了以后，觉得很热情的，不是那么回事”。
从大陆回到香港后，张闾蘅就急不可待地飞往台湾，想把在大陆的所见所闻尽快告诉大伯。见了大伯后，还未开口，大伯悄悄先问了一句：“你回大陆了？”这一问让张闾蘅吓了一跳。张闾蘅去大陆没告诉任何人，担心乘飞机，航空公司要登记，才改乘火车，大伯怎么会知道呢？后来，大伯告诉张闾蘅，台湾当局对进出大陆的人一直都是密切关注的，当局早已经知道情况。
这一次被“记录在案”并没有让张闾蘅退却，以前大伯说过的地方，张闾蘅都会去看看。回台湾后，赶紧一一告诉大伯，张闾蘅想让大伯多知道些曾经在他梦中牵挂的人与事。“我每次看到一些什么样的人，我见到的跟我体会的一些事，我都跟他一一反映。因为在我内心深处，觉得伯父太可怜了，他与世隔绝这么久。而且他是非常活泼的一个人，他的思想非常活跃，但是他对外界的事情都被打断了，所以我觉得应该让他多知道”。
而张学良告诉侄女张闾蘅的话永远都是“你有机会就到这个地方去一下，到那个地方去一下”“有机会你就到这个人那儿去一下，到那个人那儿去一下”……张闾蘅每次都是带着任务去大陆。既然去了，她就顺便去完成大伯的心愿。大伯在张闾蘅回大陆后特意嘱咐，要去给张作霖上坟，“张家几十年来没有人去老家给爷爷上坟烧香”。
1982年，张闾蘅来到北京，见到了时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杨虎城将军之子杨拯民。回台湾后，张闾蘅向大伯转达了他的问候。大伯听了很高兴，悄悄告诉闾蘅：再回内地，可以找两个人，一位是吕正操，一位是万毅。“东北军后来有好多跑到共产党那边去了，比如现在最厉害的吕正操、万毅”。1984年6月，张闾蘅从香港来北京洽谈商务，在杨拯民的介绍下，特意登门探望了吕正操和万毅。张闾蘅说，她从两位老人眼中都能看到他们对大伯的思念。回到台湾后，她把会面情况仔细汇报给大伯，看得出他听了很难过，但他一直努力压抑着自己的感情。
无形中，张闾蘅成了大伯与他部属之间的“联络员”，也成为自1936年西安事变之后，尤其是1949年海峡两岸历经多年隔绝之后，张学良与内地可以互通信息的唯一渠道。“他非常关心，大陆怎么样，人民的生活什么样。他关心人文环境，关心老朋友，让我带话给老朋友，再带回来”。
1987年初，张闾蘅再次来京，带来了大伯赠给吕正操的诗一首：“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此中有真意，欲辩已无言。”大伯摘引了陶渊明《饮酒》“结庐在人境”篇的第三联和第五联中的句子（该联下句原诗为“欲辩已忘言”），集诗一首，抒发了他晚年不慕荣利、甘于淡泊、寄情山水的闲适恬淡心境。吕正操也从陶渊明的 《读山海经》 “精卫衔微木”篇中摘出句子，略加改动，集成一诗回赠给大伯：“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徒设在昔心，良辰知可待。”末句将原诗“良辰讵可待”的“讵”改成“知”，他希望张学良振奋精神。
心系大陆，婉拒邀请
1991年3月10日，失去自由达半个多世纪的张学良和赵一荻，终于离开台湾去美国探亲。当张学良踏上赴美探亲之旅的消息传到北京时，引起中共中央重视。张学良在台北机场登机前公开表示，有回祖国大陆探亲的意向。邓小平得知后，打电话给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和国家主席杨尚昆说：“你们应该开个会，研究研究这个问题。”并对如何迎接张学良的归来作了较为详细的指示。江泽民对如何在张学良访美期间使其归来的事宜，作了进一步的安排部署。根据邓小平和江泽民的指示，中共中央有关部门派出吕正操亲自赴美国旧金山，转达中共中央对于张学良的欢迎之意。
邓颖超根据中共中央和邓小平的意见，以私人名义亲笔致函张学良，邀请张“在方便之时回访大陆”。1991年5月23日，吕正操带着邓颖超的信函，飞往美国看望张学良。
张闾蘅安排了吕正操与张学良的会面。1991年5月29日上午，纽约曼哈顿公园大道的一栋公寓里，电梯门一开，张学良把侄女吓了一跳，平时很少穿着正式的大伯，西装笔挺地站在门口迎接他们。张学良是吕正操的同乡，在东北讲武堂时是吕正操的老师。在东北军时，吕正操曾在张学良身边和属下工作了10余年。
见面时吕正操仍喊张学良为“老校长”。吕正操说，到今天我跟你隔了54年5个月零4天没有见。“两个老人差不多高，头顶都光光的，却像孩子一样一直手拉着手不舍得放下，特别可爱，但我看了却直想掉眼泪”。张闾蘅回忆说，两位老人谈了很长时间，其中张学良最想知道的是，吕正操是如何打游击战，如何打日本人的。
后来，吕正操为这次会面写过一篇文章。据回忆，张学良幽默地说：“我可迷信啦，信上帝。”吕正操随口接上：“我也迷信，信人民。”张学良笑道：“你叫地老鼠。”吕正操说：“地道战也是人民创造的嘛，我个人能干什么，还不都是人民的功劳。蒋介石、宋美龄都信上帝，八百万军队被我们打垮了，最后跑到台湾。”张学良随即插话：“得民者昌！”吕正操紧接着说：“那还是靠人民群众！”
1991年6月4日下午，张学良和吕正操又相约详谈一次。张闾蘅陪同他们到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李道豫大使的别墅做客。吕正操回忆说：“交谈中，张将军尤为关心祖国统一的问题。他说：‘我看，大陆和台湾将来统一是必然的，两岸不能这样长期下去，台湾和大陆总有一天会统一，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我给他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实行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祖国的政策。张将军表示，愿为祖国的和平统一尽点力量。他说：‘我过去就是做这件事的，我愿保存我这个身份，到那一天会用上的。我虽然90多岁了，但是天假之年，还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很愿意尽力。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愿意为中国出力。’”
但是，“老校长”还是不愿意回大陆。他在给邓颖超的回信中婉拒了。
至死未归大陆：一生没踩在点上
1994年，张学良夫妇离开台湾，在夏威夷定居，从此开始了真正自由的生活。“他们离开台湾的时候把房子卖了，又把手里的画卖了一点，还有原来最早在美国的一些存款也不多，就是这样子。说实在的，我伯父对钱根本没有概念，一辈子，我觉得他也很幸福，不知道一块钱有多少，也不知道十块钱可以买到什么”。 张学良在夏威夷的生活非常有规律，早上起床后，第一件事是听服侍他的人念报纸，因为听力差，读报的人要大声念。每当念报的人读到有重大新闻时，他都不时问些问题，或加些评论。接下来就是出去“兜风”，然后回家吃午饭，午睡醒来后再出去“兜风”。吃完晚饭之后，大约在七八点钟，准时上床。
张闾蘅说，大伯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应该是在夏威夷的时候，我们请他出去吃饭，陪他聊天。以前在台湾，总有一双眼睛在盯着他，每天出来一直都有人看着。直到大伯到了夏威夷，这双眼睛就没有了，可以我行我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气氛不一样了，一切都过去了。
生活中的张学良喜欢唱京剧，看明史和圣经，他还喜欢吃水果，“一天吃好几斤”，而饭菜则喜欢吃清淡的，很少吃肉。他喜欢热闹，喜欢朋友多，喜欢打麻将……“就是喜欢热闹”。
张闾蘅只有一次见过大伯流泪。那是大妈去世时，大伯对张闾蘅轻声说：“前几天，她还好好的，怎么人说死就要死了呢！你看前几天，我才跟她开玩笑：‘你走了，我就找一个女朋友去。’她就跟我说：‘我做鬼也不放过你！’”张学良说着说着眼泪就默默地流了下来。“其实他还很怀念夫人，大妈对他真的可以说是无微不至。他们夫妇把生死看得很开，一直相信，他俩都死了，就会在另一个世界再相聚”。
张闾蘅说，做大事情的人，和我们是不一样，大伯能做到“天塌下来当被子盖”。“大妈去世的时候，他很难过，但是他们这种人，是不会表现出七情六欲的。我扶他去做礼拜时，他拉着我的手，手都是抖着的”。
在赵一荻去世一年后的2001年，张学良的人生也画上了句号。在大伯最后的日子里，张闾蘅每日陪伴在侧，大伯虽然身体不适，但依然能讲笑话，思维敏捷。大伯临终时没有嘱托，因为他性格豁达，不拘小节，也不怕死，可以说是潇洒地离开人间。
张学良是带着遗憾离开这个世界的。年少时，张学良想学医救人，却从了军;青年时，他说自己不怕死，想亲往前线打外敌，却无法如愿;晚年时，他想回东北看看，终未能实现。张学良说，要在适当的时候回东北老家去看看，主要是看看亲友，说这事与政治无关，因为他本人早已脱离政治。他希望人们不要把他回去探亲扫墓的事同政治连在一起。“大伯弥留之际，依旧念念不忘大陆，却因诸般因素，未能于有生之年回大陆一趟。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遗憾”。1980年10月10日，张学良曾登上金门岛，首次远眺大陆。随后，他在信函中引用于右任的诗：“葬我于高山之巅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他说：“我还是想我自己的大陆故土，还是怀念东北，自九一八后，我就没有回东北老家。”
对于“张学良为什么至死没有回大陆”，说法不一。张闾蘅说，其实没有别的原因，大伯很多事情都没踩在点上，当他想回大陆时，政治环境不允许，等环境允许了，又因为大妈的病情回不去。他们一直相依为命，不可能撇下大妈一个人回大陆。“我伯母这个人最希望我伯父远离政治，因为他们被关了这么多年，无形中的害怕、恐惧是一定有的，虽然他从来没有说过，但我可以感觉到。她就坚持不希望我伯父再走到政治的前台去，所以她一直都不赞成他回来。可是我伯父这个人，他有他自己的想法，他很想回来。可惜我伯母身体不好，他跟我屡次地讲，你看你大妈身体不好，我能把她一个人放在这儿吗？”
赵一荻年轻时曾患肺癌，割除了一片肺叶，而张学良在40多岁时患了严重的眼疾，因居在深山中未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视力差到看人只是影子，一耳全聋，一耳微有听力。多年来，赵一荻就是张学良的眼和耳，但她一大声说话，就喘不过气来，非常痛苦，两人以轮椅代步相依度日。
在许多人的眼中，张学良是叱咤一时的风云人物，然而，这位曾经仅次于蒋介石的“二号人物”，却因一场“兵谏”而褒贬不一，被改变了的人生轨迹也从此与历史无缘。终其一生虽然始终不乏“前呼后拥”者，但个中的凄凉和孤独，也许只有赵四小姐最为清楚。
（选自《同舟共进》201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