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平明发咸阳，暮及陇山头。”唐代诗人岑参初过陇山西去途中，即景赋诗，正是这种驿骑飞驰的写照。
　　我国古代邮驿自秦代道路系统建立后，在主干道上约5公里设邮亭，约15-25公里设传舍。亭为邮递而设，采用接力方式依次传递信件公文等，传舍为官员使臣而设，依马力而定，主要是转送官员、官物、解送罪犯等。为了解决通信接力传递诸多中转环节可能出现的问题，秦朝制订了我国第一部有關通信的法令——《行书律》。
　　据汉简记载，当时通过驿置所寄发的邮件，大体有公文要函、衣物、药物包裹，货币和小型兵器如箭簇等，甚至驴马牲畜等也可由驿站递送。而驿置在收发来往邮件时，对进出之邮件都要严格登记，并按递送要求分类处理，重要邮件还要特别关照，专人专递。关于传递方式，由简文得知有“行者走”的步行和“马驰行”骑马两种。除此而外，还有急行、吏马驰行的方式，以应加急快件的快速传递。一般邮件由驿卒徒步投递，紧要急件由驿吏骑马奔驰递送，并规定路途时间，超时延期，丢失邮件等都要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甚至依法治罪。
　　隋唐两宋驿馆繁华
　　隋代周之后，四海一统，尤其是隋炀帝好巡游，又西巡灭吐谷浑，扬威于焉支山，大宴西域诸国贡使，可谓一时之盛，然终因其不惜民力的暴虐统治而国祚短促，但却为唐朝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唐袭隋制，驿路开辟更加扩展，形成了四通八达的邮驿网络。尤其是丝绸之路上更是贡使军旅、商贾僧侣不断，无不依赖驿馆传舍安排食宿，提供车马，利用驿传邮递军报信函等。
　　唐代的驿传制度延续到五代及两宋，在西夏占据河西诸地后，原来的驿路虽无更改，但因政权的变革，其格局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出于军事防御目的，曾西去陕甘的驿路大都成为边防前线，成为调兵运粮、驰驿走卒来往奔忙的军事通道。因西夏占据河西，宋廷与西域的联系一度中断，但为牵制西夏，北宋政府还着力开辟熙河路，以交接吐蕃氐羌，并南通川蜀，在今秦岭临近陇南一侧修复栈道，设置邮驿，还沿祁连山南麓的青海一侧，开辟了山南赴西域诸国的通道，以恢复联系。
　　宋代驿递有别于前代的是将驿、递相对分立，邮递和运输任务则由专门的“递铺”和“车子铺”执行。专门传递官方文报者称“递铺”，专用于运输官物者为“车子铺”。但铺有时也接待使客，甚至提供马匹。故其“驿”和“递”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宋代邮递分为步递、马递、急脚递三种。既是三种递铺组织，又是不同的传递方式。各地有三种并有者，有合步递、急递为一者，形式随具体情况而设。步递即步行接力传递，除传送普通文件外，还转运官物或送人。马递为骑马传递紧急文报，要求日行200里。 　　急脚递，即文书直接从皇帝发到前线，他人不得染指，故宋神宗多次颁诏：“非紧急边事，毋得擅发急递”。伴随急脚递设置，有了“金字牌”之制。神宗元丰年间，西夏出兵袭击陕西绥德，并以80万大军围攻兰州，神宗即用金字牌急脚递向陕西鄜延路发布指令，传送时“过如飞电，望之者无不避路”。“日行五百里，不分昼夜呜铃走递，前铺闻铃，预备人出铺就道交受”。和今天的接力赛跑一样，却比马拉松的路程更为遥远，铺兵奔波劳累之苦不言而喻。
　　宋代馆驿并设，一如隋唐之制。至于路远驿疏之地，各地官府则责令附近寺庙辟出房舍用于接待过客。这倒是一个特例，当然僧人也因此可以得到官府馈赠布施寺田庙产等。
　　元明清驿站与急递铺
　　元代疆域辽阔，成吉思汗的子孙曾横跨欧亚，建立了察合台汗国、钦察汗国、窝阔台汗国、伊儿汗国。从元立国前的蒙古汗国时期，就对驿路和邮传设置重视之极。古丝绸之路是联系其四大汗国的主要通道，更是管护有加。京城大都至西北的驿路，还有从宁夏固原南下经庆阳、平凉、秦州、武都入川纵贯南北的驿路。在驿路主干道上，还有其它大小分支，构成了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经世大典》载：“大元立国以来，以军驿为重”。元代驿路驿站之设，超过历朝历代，成为军事活动的组成部分，承担着运输军资和飞报军情的重要任务，驿站与军站相统一，是元代邮驿的特征之一。
　　元蒙统治者本是马背民族，拥有广阔的草原牧场及畜群资源贮备，故驿马在元代十分富足。平均每处就达80多匹，奉元路秦川驿有驿马253匹，超过唐代京师长安都亭驿驿马数倍。所以元代驿站“星罗棋布，脉络贯通，朝令夕至，声闻必达。”
　　元代的驿舍称“站”，或“站赤”。金、元均仿照宋之急递铺设置与驿站并行，并成为一种固定机构，是专司传送官方文书等任务的通讯组织。除紧急文书外，其余闲漫文字不许入递，也不得私带物件。最初规定铺丁徒步奔走，一昼夜须接力行200公里，辗转传递。铺兵夜行除带悬铃外，还持有火炬，以清道急驰。
　　明代在消灭残元势力，完成统一大业的军事进程中，对驿传组织的恢复设置就特别重视。洪武元年正月，朱元璋初四登基称帝，二十六日就诏令设置“各处水马站及递运所、急递铺。”明成祖迁都后，又以北京为中心，开辟了通往全国1 3个布政使司（省或行省）的七大驿路干线，而横贯陕甘的丝绸之路就是明代全力卫护和经营的西北大驿路之一。
　　明代北有残元蒙古、鞑靼、瓦剌，南有藏、土诸番，西有啥密、吐鲁番诸部，作为中央王朝如何处理其周边关系十分重要。朱元璋北征南抚政治策略的实施，全赖驿路的通畅才能达到。故其驿传之设，“自京师达于四方，在京日会同馆，在外日水马驿并递运所”。在南京和北京均设会同馆以接待王府公差人员及外国贡使陪员等。京外各地，在交通干线和通衢大道设水马驿。由西安府至甘州的甘肃镇大驿路置马驿，以“递送使客，飞报军情”。
　　明代驿、递、铺相对独立，各司其事，还专设递运所，以运输军需物资和贡物，一般距驿站不远，或者相邻。陕甘大驿路是明代沟通西北的重要途径，根据军事防御，以及接待西域和番藏贡使的需要，沿途均设有递运所，配备马匹、驴骡和车辆、车夫，河西还有驼队以通沙漠各卫所。与驿站和递运所相比，明代的急递铺设置数量最多也最普遍，因其不仅要设于大驿路主干道上，并且还设于每个州县及其通道上。故数量是驿站和递运所的10余倍，甚至数十倍。急递铺一般相距5-7.5公里，最多也不超过12.5公里。因其为步行接力相传，昼夜不停，故每站间距不宜太长。
　　清代邮驿的设置较前朝更为普遍，由近2000个驿站、7万多驿夫和14000多个递铺、4万多名铺兵组成的清代全国邮驿组织，规模庞大，星罗棋布，网路纵横，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超过了以往的任何朝代。清前期，出于平定准噶尔叛乱分裂活动和巩固西部边疆的政治军事需要，对西北连接陕、甘、宁、青、新的丝绸古道和驿站建设十分重视，仅甘肃沿线就有驿站140多处，递运所100多处，被称为官马大道的大车道就有6条，还有许多地方性分支的“官马小路”，将各府、州、县、镇连接起来，构成了一个四通八达的陆路交通网络。
　　清代的驿路以京师为中心，分为官马北路、官马南路和官马西路三大系统。沿袭明代丝绸之路连接西北的大通道为皋兰官路，也是清军西征，平定新疆及青海民族分裂势力的进军路线。清中后期，左宗棠任陕甘总督，同治年间西进至新疆天山南北，驱逐沙俄侵略，收复伊犁，当时大批军火、军需物资等，全要依赖此路供给。而皋兰官路不仅是军路，还是中国内地与西亚地区通商贸易的贡道和商道。
　　同时，还有一条东西向的驿路是专门用于传递军事情报的“塘路”，也称军路。从肃州酒泉军站至灵州花马池军站，再东北过陕西定边、榆林、神木、府谷，过黄河去山西大同，经张家口后，抵达北京。是甘、宁、青、新疆驰递军情急报的军道。
　　《清史稿》载：“凡置邮曰驿、曰站、曰塘、曰台、曰所、曰铺，驰驿者验邮符，泄匿稽留者论如法。”清代驿递名称因地区而异，京师及内地皆称驿，蒙古地区置军台，西藏、吉林、黑龙江设站。嘉峪关以西至新疆旧设军赤台，新疆建省后塘、台兼设，军台归旗管理，塘台归绿营管理。甘肃称所，皋兰官路上的驿站统称驿。庆阳至榆林一线军路驿递有军站、腰站、塘站之称。
　　清代中期邮驿递送尚能保持正常运转，但到后期，由于内忧外患，已经难于支撑。此时首先因商人通邮之需，民信局应运而生。在光緒时，已有大小信局数干家，相互联营，形成了一个民间通信网。因此在左宗棠西征新疆时，沿途驿铺大都名存实亡，迫不得已，只得利用驻军的马匹和夫子，节节传递文报。为解决粮草军械日用物品运输等，便在原来驿站、军台或营塘旁，建造了一批简单的房屋，置备粮草，供人、畜歇宿，称为“官店”。并同意在营旁半里搭盖棚场，作为军民交易场所，即“商棚”，被称为“买卖街”。大军西出嘉峪关时，有大批商贩随之做生意，被称为“赶大营”。
　　到了清朝末年，近代邮政逐步兴起，铺递工作也逐渐为邮政局取代，1913年1月，北洋政府宣布全部撤销驿站。于是，延续二、三干年的驿传制度伴随着清王朝的灭亡，从此就退出了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