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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由于西方“福利国家”的危机，“第三条道路”提出了一系列的新型的福利思想。其主要内容有坚持“权力与责任的相互平衡”，实行积极的福利政策，建设社会投资型国家等。“第三条道路”的福利思想是顺应历史形势而对原来福利制度的进行的调整，具有科学性和进步性，其对我国的社会福利建设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第三条道路”；福利思想；权力与责任；社会投资型国家
现代社会福利思想从人道主义到公民权利再到福利国家的建立，经历了一系列的发展变化，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福利国家改革的浪潮中出现的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的思潮对福利国家和公民权利的挑战，使社会福利思想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单纯的强调公民权利的福利思想逐渐被各种主张个人应该承担更多福利责任的主张所代替，自此社会福利思想进入多元化的时代。
“第三条道路”则是多元化社会福利思想中的一元并在西方国家成为一种引人注目的现象。“第三条道路”福利思想对20世纪70年代后期新科技产业革命以来欧洲社会福利国家模式的历史经验进行了反思，主张在传统欧洲社会福利国家与新自由主义之间走第三条道路，并提出了一系列福利改革的新思路、新观念。
一、“第三条道路”福利思想产生的社会背景和主要内容
1、“第三条道路福利思想”产生的社会背景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前期，西方国家普遍采用凯恩斯主义理论，实行国家的宏观调控和国家对经济领域的干预，而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随着新科技的进步和知识的发展，社会滋生了持续性的大规模的失业等一系列新的问题，出现了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的“并发症”。使得社会学家和福利思想家对凯恩斯主义展开了反思与批判。于是“新自由主义”思潮逐渐占据了社会主流，但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由于“新自由主义”推行私有化、自由化为核心内容的政策造成了资本主义社会新的经济衰退和社会危机。至此，“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两大思潮由于采取了两极化的意识形态领域，都严重影响到了整个西方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吉登斯提出的“第三条道路”正是基于对“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两大思潮的反思和批判的基础上，实际上是现代西方社会政治意识形态二元化的张力过度而产生的反应。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试图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寻求一种平衡机制，力图回答解决资本主义面临的矛盾和再发展问题。在吉登斯看来，它是一种思维或政策制定框架，超越了“左”与“右”，帮助公民在全球化、个人生活转变及与自然的关系等重大的时代变革中找到自己的方向。
2、“第三条道路”福利思想的主要内容
“第三条道路”福利思想的主旨是要改造福利国家，建设现代化的福利社会。其改革的指导思想是：变消极福利为积极福利。吉登斯认为后工业的风险社会中。人们面临最多的是人为风险。这种风险是难以预料的，没有任何历史的参考系数，不能够用传统的方法加以解决。因此，在全球化的新环境下，为了促进以人为风险占主导的风险社会不断进步和发展，我们必须采取积极的事先防预办法，发挥国家、集体和个人的主动性和责任感，采取国家、集体和个人高度参与、共担风险的积极福利社会政策，建立一种以人力资源开发为基础的经济与福利良性发展的社会投资型国家。
其主要观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提出责任与权利相互平衡的福利新原则，强调“无责任即无权利”。几十年来，福利国家将个人的一切都包办下来，造成了公民对福利制度的过渡依赖，并把享受社会和集体带来的好处看作理所当然，而将承担义务视为多余。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吉登斯强调“领取社会救济金的人应当履行主动寻找工作的义务”，那些从社会产品中受益的人应当负责地利用“责任和权利”，反过来回报更广泛的社会群体。同时，提出了这一原则的广泛适用性，强调作为公民权利的一个方面“无责任即无权利”的原则必须对政治家和公民、富人和穷人、企业机构和个人同等适用。可见，吉登斯在强调个人责任的同时也强调集体的责任，主张个人、集体和国家一起为建设福利国家做出贡献。责任是健全社会的基石，每一个人都要积极回报社会的关爱，为社会和他人承担义务，“有予有取”，机会、权利共享，风险、义务共担。从而创造一个和谐的社会。
第二，在“权力和责任统一”的基础上，“第三条道路”福利思想把变革福利国家的重点放在建设社会投资型国家，实行积极的福利政策上。传统的福利国家制度推行造成了各种社会问题，“第三条道路”提出变“福利国家”为“社会投资国家”，变传统福利为积极福利。施行积极的福利政策即注重人力投资，与过去把享有国家福利帮助看作公民合法权利的基本点不同，主要是为国民自我实现的条件，强调从社会索取的权利和为社会尽责的义务同时存在；强调社会公正和经济效率的统一；变被动的恩惠式福利为主动的进取式福利，变事后补救性福利为事前预防性福利，变生活福利为工作福利；强调福利国家不仅意味着“社会支出”，也意味着积极进行“培训和教育性的社会投资”。
同时注重利用风险资源。传统福利国家是针对生活风险、年老、疾病、失业、贫困设计的，意在为遇到这些问题的人们提供保障。但是这种一手包办的做法在今天通到明显的问题。针对这些情况，第三条道路提出了“机会和风险平衡，风险和机会转换”的理念，强调在福利国家改革中利用风险资源，建立积极福利。它认为不能而且也不应该把人民与风险隔离开来。接受风险是繁荣的前提条件。有效的风险管理不仅意味着保护人们免受风险影响，还意味着把风险看作促使人们奋发向上的动力，知难而进的挑战，改变自我，创造辉煌的机遇和丰富生活的资源。它鼓励人们放弃不是必不可少的福利救济，以主动精神去工作，去冒险创业。
第三，主张建设“社会投资型”国家，社会、国家和个人共同分担社会风险。吉登斯提出了“社会投资国家”的概念。他对“社会投资国家”的描述为：“福利开支将不再是完全由政府来创造和分配，而是由政府与其他机构(包括企业)一起通过合作来提供。这里的福利社会不仅是国家，它还延伸到国家之上和国家之下。”
吉登斯所说的社会投资型国家是一种社会政策，它主张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建立一种协作机制，最大限度地利用市场的动力机制的同时，通过发展“能动性政治”，实现社会福利投资“多元化和民主化”，利用社会、国家和个人共同分担社会风险而建立新型福利社会。所谓福利“多元化”指要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建立一种协作机制，在充分利用市场的动力机制的条件下，发展公益事业和集体福利，从而使福利社会延伸到国家之下的市民社会和国家之上的全球社会，形成包括国际、国家和地方多层次全方位互动的福利网络。而福利的“民主化”则是指福利的分配是应该自下而上的。要充分地提供让公民个人参与到自身福利的提高的活动中来，让社会或地方发挥更大自主性和积极性去创造和实现更符 合人们生活需要的福利。
二、我国的社会福利对“第三条道路”福利思想的借鉴
1、当前中国的社会福利对“第三条道路”的借鉴之处
“第三条道路”福利思想作为社会福利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一环，无论是从基本理念上还是在政策措施上，都具有其进步、科学、合理的一面。其中提出了一些新的福利建设思路，如保持公平与效率、权利与义务的均衡；实行积极的社会福利，拒绝养“懒汉”，减少人们对政府的依赖；推行社会合作，发挥社会组织参与作用和市场机制的动力作用，建设“社会投资型”国家等做法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对我国的社会福利建设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首先，第三条道路强调要正确定位政府、企业、团体及个人在社会福利中所承担的责任及所起作用的大小，采取多渠道筹集社会福利资金，即由政府、企业、团体及个人共同承担社会福利基金，实现社会福利的多元化。目前，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和就业问题越来越突出，即使是低水平的失业保障也已经使国家财政难以承受；单一的社会福利筹资渠道使福利资金的规模难以扩大，福利项目单一，实施与调整缺乏灵活性，而且效益低下。根据我国的国情，借鉴第三条道路福利改革的经验，社会福利基金支出应由政府、企业和个人三方共同承担，并充分发挥社会团体、私人机构的作用，多方开拓社会福利资金的来源渠道，从而使社会福利水平与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相适应。
其次，彻底地改变福利观念。改革开放以前，个人出资进行风险抵御的意识是很淡的；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各项制度尚未完善，失业、贫富差距的拉大，使人们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认为风险要完全自己承担，因此限制了消费。我们认为：承认在公民遇到困难时应该得到政府的帮助，这是政府的责任和社会的义务；在此基础上个人有义务自助。关键是政府与个人各应该承担多少。政府投入资金数额应该增加，而公民用于保险保障方面的投入比例也应该相应的增加。具体对政府来说，对于失业者来说，资金支持的重点就不再是简单地发放救济金，提供失业保障，而是促使当事人通过培训掌握新技能，提高就业能力，为接受新工作或冒险进行新创业作好准备。放到大众身上，就是要为他们创造尽可能好的学习条件，通过教育提高他们的素质。这些做法改变了过去只是营造社会安全网的做法，将消极福利向积极福利的方向稳步推进。
第三，一定程度上调整投资方向。“积极的”社会福利政策把投资的重点由公益事业转为“人力资本投资”，即增加教育和职业培训投入，将高质量的终生教育作为目前各国应对全球化挑战和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根本手段。“第三条道路”将教育视为优先考虑的重点，力求使所有的公民都具备工作需要的基本技能，并使大多数人获得更高的水平。这种以提高个人进入市场和冒险创业能力的间接性福利政策，更好的克服了被称为培养“懒人”的福利政策——直接性经济资助的不足。另外，由于大力发展教育、培训等基础设施建设，人们参与社会经济生活的能力大大提高，其生活水平也会相应改善，这实质上是一种藏富于民的举措，社会也会由此变得稳定、和谐。
最后，建设公民社会和社会企业。由于我国的社会转型和体制的转轨，目前虽然是解决了温饱问题，也达到了基本的小康，但是全面的小康社会依然没有达到，少数地区人民的生活水平依然很低下，所以目前需要建立一个公民社会，从而使所有人的生活水平都在小康水平之上，从而真正实现全面的小康。同时提倡社会办企业，企业是一个以盈利为目的的单位，但是社会办企业，其盈利不是为个人所有，而是由整个社会来获利，从而整体的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即社会福利不仅仅是国家的责任，而是社会，个人和国家共同承担。
2、“第三条道路”福利思想所具有的局限性
“第三条道路”理论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实践中虽然取得巨大成功，然而它并不是一种可以放之四海的神丹妙药。首先，“第三条道路”主要是欧美各主要左翼政党为适应经济全球化、求生存、谋发展所做出的重要选择，但是它实际上产生于资本主义两党(或多党制)对选民的争夺，其目的在于争取选民而非真正的去改善人民的生活。因此它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不正确的，所以它能解决的社会问题也是有限的。在某些框架和模式上我们可以借鉴，但是不可以照搬照套。其次，“第三条道路”是适合西方社会发展的道路选择。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经过数百年的经营与发展，培养了数量庞大的中产阶级，这为“第三条道路”的实践提供了坚实的阶级基础。而在中国社会处于最低层的是农民工阶层且人数多。而“中产阶级”在中国社会阶层中所占有的比重却微乎其微。由此可见，“第三条道路”在中国并不具有像西方国家那样的社会阶级基础。所以说“第三条道路”的社会福利思想在某些方面具有一些借鉴意义，但是由于其自身的局限性，所以在借鉴其积极有用一面的同时，要看到其不足，从而做到因时因地而变，这样才能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福利道路。
关键词：“第三条道路”；福利思想；权力与责任；社会投资型国家
现代社会福利思想从人道主义到公民权利再到福利国家的建立，经历了一系列的发展变化，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福利国家改革的浪潮中出现的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的思潮对福利国家和公民权利的挑战，使社会福利思想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单纯的强调公民权利的福利思想逐渐被各种主张个人应该承担更多福利责任的主张所代替，自此社会福利思想进入多元化的时代。
“第三条道路”则是多元化社会福利思想中的一元并在西方国家成为一种引人注目的现象。“第三条道路”福利思想对20世纪70年代后期新科技产业革命以来欧洲社会福利国家模式的历史经验进行了反思，主张在传统欧洲社会福利国家与新自由主义之间走第三条道路，并提出了一系列福利改革的新思路、新观念。
一、“第三条道路”福利思想产生的社会背景和主要内容
1、“第三条道路福利思想”产生的社会背景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前期，西方国家普遍采用凯恩斯主义理论，实行国家的宏观调控和国家对经济领域的干预，而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随着新科技的进步和知识的发展，社会滋生了持续性的大规模的失业等一系列新的问题，出现了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的“并发症”。使得社会学家和福利思想家对凯恩斯主义展开了反思与批判。于是“新自由主义”思潮逐渐占据了社会主流，但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由于“新自由主义”推行私有化、自由化为核心内容的政策造成了资本主义社会新的经济衰退和社会危机。至此，“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两大思潮由于采取了两极化的意识形态领域，都严重影响到了整个西方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吉登斯提出的“第三条道路”正是基于对“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两大思潮的反思和批判的基础上，实际上是现代西方社会政治意识形态二元化的张力过度而产生的反应。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试图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寻求一种平衡机制，力图回答解决资本主义面临的矛盾和再发展问题。在吉登斯看来，它是一种思维或政策制定框架，超越了“左”与“右”，帮助公民在全球化、个人生活转变及与自然的关系等重大的时代变革中找到自己的方向。
2、“第三条道路”福利思想的主要内容
“第三条道路”福利思想的主旨是要改造福利国家，建设现代化的福利社会。其改革的指导思想是：变消极福利为积极福利。吉登斯认为后工业的风险社会中。人们面临最多的是人为风险。这种风险是难以预料的，没有任何历史的参考系数，不能够用传统的方法加以解决。因此，在全球化的新环境下，为了促进以人为风险占主导的风险社会不断进步和发展，我们必须采取积极的事先防预办法，发挥国家、集体和个人的主动性和责任感，采取国家、集体和个人高度参与、共担风险的积极福利社会政策，建立一种以人力资源开发为基础的经济与福利良性发展的社会投资型国家。
其主要观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提出责任与权利相互平衡的福利新原则，强调“无责任即无权利”。几十年来，福利国家将个人的一切都包办下来，造成了公民对福利制度的过渡依赖，并把享受社会和集体带来的好处看作理所当然，而将承担义务视为多余。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吉登斯强调“领取社会救济金的人应当履行主动寻找工作的义务”，那些从社会产品中受益的人应当负责地利用“责任和权利”，反过来回报更广泛的社会群体。同时，提出了这一原则的广泛适用性，强调作为公民权利的一个方面“无责任即无权利”的原则必须对政治家和公民、富人和穷人、企业机构和个人同等适用。可见，吉登斯在强调个人责任的同时也强调集体的责任，主张个人、集体和国家一起为建设福利国家做出贡献。责任是健全社会的基石，每一个人都要积极回报社会的关爱，为社会和他人承担义务，“有予有取”，机会、权利共享，风险、义务共担。从而创造一个和谐的社会。
第二，在“权力和责任统一”的基础上，“第三条道路”福利思想把变革福利国家的重点放在建设社会投资型国家，实行积极的福利政策上。传统的福利国家制度推行造成了各种社会问题，“第三条道路”提出变“福利国家”为“社会投资国家”，变传统福利为积极福利。施行积极的福利政策即注重人力投资，与过去把享有国家福利帮助看作公民合法权利的基本点不同，主要是为国民自我实现的条件，强调从社会索取的权利和为社会尽责的义务同时存在；强调社会公正和经济效率的统一；变被动的恩惠式福利为主动的进取式福利，变事后补救性福利为事前预防性福利，变生活福利为工作福利；强调福利国家不仅意味着“社会支出”，也意味着积极进行“培训和教育性的社会投资”。
同时注重利用风险资源。传统福利国家是针对生活风险、年老、疾病、失业、贫困设计的，意在为遇到这些问题的人们提供保障。但是这种一手包办的做法在今天通到明显的问题。针对这些情况，第三条道路提出了“机会和风险平衡，风险和机会转换”的理念，强调在福利国家改革中利用风险资源，建立积极福利。它认为不能而且也不应该把人民与风险隔离开来。接受风险是繁荣的前提条件。有效的风险管理不仅意味着保护人们免受风险影响，还意味着把风险看作促使人们奋发向上的动力，知难而进的挑战，改变自我，创造辉煌的机遇和丰富生活的资源。它鼓励人们放弃不是必不可少的福利救济，以主动精神去工作，去冒险创业。
第三，主张建设“社会投资型”国家，社会、国家和个人共同分担社会风险。吉登斯提出了“社会投资国家”的概念。他对“社会投资国家”的描述为：“福利开支将不再是完全由政府来创造和分配，而是由政府与其他机构(包括企业)一起通过合作来提供。这里的福利社会不仅是国家，它还延伸到国家之上和国家之下。”
吉登斯所说的社会投资型国家是一种社会政策，它主张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建立一种协作机制，最大限度地利用市场的动力机制的同时，通过发展“能动性政治”，实现社会福利投资“多元化和民主化”，利用社会、国家和个人共同分担社会风险而建立新型福利社会。所谓福利“多元化”指要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建立一种协作机制，在充分利用市场的动力机制的条件下，发展公益事业和集体福利，从而使福利社会延伸到国家之下的市民社会和国家之上的全球社会，形成包括国际、国家和地方多层次全方位互动的福利网络。而福利的“民主化”则是指福利的分配是应该自下而上的。要充分地提供让公民个人参与到自身福利的提高的活动中来，让社会或地方发挥更大自主性和积极性去创造和实现更符 合人们生活需要的福利。
二、我国的社会福利对“第三条道路”福利思想的借鉴
1、当前中国的社会福利对“第三条道路”的借鉴之处
“第三条道路”福利思想作为社会福利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一环，无论是从基本理念上还是在政策措施上，都具有其进步、科学、合理的一面。其中提出了一些新的福利建设思路，如保持公平与效率、权利与义务的均衡；实行积极的社会福利，拒绝养“懒汉”，减少人们对政府的依赖；推行社会合作，发挥社会组织参与作用和市场机制的动力作用，建设“社会投资型”国家等做法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对我国的社会福利建设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首先，第三条道路强调要正确定位政府、企业、团体及个人在社会福利中所承担的责任及所起作用的大小，采取多渠道筹集社会福利资金，即由政府、企业、团体及个人共同承担社会福利基金，实现社会福利的多元化。目前，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和就业问题越来越突出，即使是低水平的失业保障也已经使国家财政难以承受；单一的社会福利筹资渠道使福利资金的规模难以扩大，福利项目单一，实施与调整缺乏灵活性，而且效益低下。根据我国的国情，借鉴第三条道路福利改革的经验，社会福利基金支出应由政府、企业和个人三方共同承担，并充分发挥社会团体、私人机构的作用，多方开拓社会福利资金的来源渠道，从而使社会福利水平与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相适应。
其次，彻底地改变福利观念。改革开放以前，个人出资进行风险抵御的意识是很淡的；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各项制度尚未完善，失业、贫富差距的拉大，使人们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认为风险要完全自己承担，因此限制了消费。我们认为：承认在公民遇到困难时应该得到政府的帮助，这是政府的责任和社会的义务；在此基础上个人有义务自助。关键是政府与个人各应该承担多少。政府投入资金数额应该增加，而公民用于保险保障方面的投入比例也应该相应的增加。具体对政府来说，对于失业者来说，资金支持的重点就不再是简单地发放救济金，提供失业保障，而是促使当事人通过培训掌握新技能，提高就业能力，为接受新工作或冒险进行新创业作好准备。放到大众身上，就是要为他们创造尽可能好的学习条件，通过教育提高他们的素质。这些做法改变了过去只是营造社会安全网的做法，将消极福利向积极福利的方向稳步推进。
第三，一定程度上调整投资方向。“积极的”社会福利政策把投资的重点由公益事业转为“人力资本投资”，即增加教育和职业培训投入，将高质量的终生教育作为目前各国应对全球化挑战和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根本手段。“第三条道路”将教育视为优先考虑的重点，力求使所有的公民都具备工作需要的基本技能，并使大多数人获得更高的水平。这种以提高个人进入市场和冒险创业能力的间接性福利政策，更好的克服了被称为培养“懒人”的福利政策——直接性经济资助的不足。另外，由于大力发展教育、培训等基础设施建设，人们参与社会经济生活的能力大大提高，其生活水平也会相应改善，这实质上是一种藏富于民的举措，社会也会由此变得稳定、和谐。
最后，建设公民社会和社会企业。由于我国的社会转型和体制的转轨，目前虽然是解决了温饱问题，也达到了基本的小康，但是全面的小康社会依然没有达到，少数地区人民的生活水平依然很低下，所以目前需要建立一个公民社会，从而使所有人的生活水平都在小康水平之上，从而真正实现全面的小康。同时提倡社会办企业，企业是一个以盈利为目的的单位，但是社会办企业，其盈利不是为个人所有，而是由整个社会来获利，从而整体的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即社会福利不仅仅是国家的责任，而是社会，个人和国家共同承担。
2、“第三条道路”福利思想所具有的局限性
“第三条道路”理论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实践中虽然取得巨大成功，然而它并不是一种可以放之四海的神丹妙药。首先，“第三条道路”主要是欧美各主要左翼政党为适应经济全球化、求生存、谋发展所做出的重要选择，但是它实际上产生于资本主义两党(或多党制)对选民的争夺，其目的在于争取选民而非真正的去改善人民的生活。因此它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不正确的，所以它能解决的社会问题也是有限的。在某些框架和模式上我们可以借鉴，但是不可以照搬照套。其次，“第三条道路”是适合西方社会发展的道路选择。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经过数百年的经营与发展，培养了数量庞大的中产阶级，这为“第三条道路”的实践提供了坚实的阶级基础。而在中国社会处于最低层的是农民工阶层且人数多。而“中产阶级”在中国社会阶层中所占有的比重却微乎其微。由此可见，“第三条道路”在中国并不具有像西方国家那样的社会阶级基础。所以说“第三条道路”的社会福利思想在某些方面具有一些借鉴意义，但是由于其自身的局限性，所以在借鉴其积极有用一面的同时，要看到其不足，从而做到因时因地而变，这样才能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福利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