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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利用国家统计局农调队的贫困监测数据发现，在中国农村贫困地区的确存在着妇女更为贫困的现象。妇女贫困主要体现在妇女在资源的拥有上更为匮乏，也缺少权力和机会来支配资源，外部支持条件也不利于妇女摆脱困境。目前，我国贫困地区妇女总体经济状况低下，受教育水平低于男性，就业机会少，外出务工收入比男性低，健康和卫生状况差，社会参与程度低。这种状况使得农村贫困地区妇女陷于贫困陷阱难以自拔，并且由于机会短缺和能力匮乏而形成一种恶性循环。文章建议，在扶贫实践中，应该密切关注这种现象，在扶贫工作中体现性别敏感，为两性赋权，消除性别盲视，建立以社会性别为目标的扶贫项目，使广大贫困妇女摆脱贫困的困扰。
关键词：社会性别；贫困；妇女
中图分类号：D42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7)06-0068-04
1．引言
众所周知，我国的农村贫困问题一直是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障碍，为了减小和消除这一障碍，我国政府、社会各界、国际组织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来减轻农村贫困。事实证明，我国的减贫工作是卓有成效的，我国的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已经从改革开放之初的2.5亿人下降到现在的2 148万左右。但是，这一数目横向来看仍然是巨大的，而且，这是按照我国政府制定的绝对贫困线标准计算出来的，如果按照国际通行的贫困标准（每人每天平均消费1美元），我国农村的绝对贫困人口数量要比这个数目大很多。目前，我国的农村贫困问题已经进入了攻坚阶段，因为剩下的这部分贫困人口，脱贫难度更大，任务更艰巨。为什么呢？有观点认为，这部分贫困人口中，构成发生了重大变化。一部分人是老弱病残，还有一部分人是妇女，这些人口的脆弱性更高，更容易沉淀在贫困的陷阱中而难以自拔。依据国外的相关研究，也有人提出，同国外一样，我国农村贫困人口中已经出现了贫困女性化和女性贫困化[1]。
但是，长久以来，我国的贫困研究和扶贫实践中缺乏性别视角和性别敏感，这也导致了我国扶贫实践中的性别盲视。事实上，贫困问题可能与性别问题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贫困问题中存在着很多性别不平等的现实，妇女可能已经成为贫困中的最贫困者[2]，妇女也可能比男性更难摆脱贫困。为了提高减贫效果，也为了减轻性别不平等，在贫困研究中加入女性视角非常必要。那么，我国农村贫困中是否存在着女性贫困化的现象，女性农民是否比男性农民更贫困？下文就具体来分析。
2．贫困分析中的性别视角
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妇女的贫困问题往往被忽视。例如在我国的贫困统计中，人们通常只注意贫困人口的总数，贫困程度等指标，却很少有分性别的统计。这种以家庭为统计最小单元的观念忽视了家庭的不均质性，忽视了家庭中女性所处的不同地位和不同待遇，忽视了女性贫困的特殊性。事实上，女性贫困群体更应该受到关注。国外曾有研究对14个发展中国家（其中包括8个亚洲国家）进行的调查显示，贫困家庭中女性与男性的比例为116∶100，贫困女性明显高于男性；国内的有关调查数据也表明，在我国目前2 000多万绝对贫困人口中，有60%是女性[3]。研究者开始注意到“贫困女性化”的趋势，而且认识到这种现象的产生，不仅是由于妇女本身的弱质性，更多的还是社会、制度、文化等方面的原因造成的[4]。1995年9月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行动纲领》中指出，“当今世界上10多亿人生活在令人无法接受的贫困状况下，其中大多数是妇女，多数是在发展中国家”。“而且，在过去的十年中，生活在贫困中的妇女人数的增加同男子不成比例，在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在转型经济国家，妇女贫困人数日增的现象最近也成为一个重要问题，这是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的一个短期后果。除经济因素外，造成妇女贫困的原因还有僵硬的社会认定的性别角色，妇女获得权力、教育、培训和生产资源的机会有限以及其他所出现的导致家庭不稳定的诸因素。”对妇女贫困根源研究的实质也是对性别不平等根源的研究[2]。研究者刘燕丽认为，性别弱者成为贫者，女性生儿育女的生理特点成为在文化上和价值上贬低妇女的原因，将妇女社会化为弱者，忽视了她们的能力和她们劳动的价值，这样，她们更易于受到贫困的影响[5]。林志斌认为，妇女的生育功能和责任是为了家庭和社会，她们的付出不应被看做是个体行为，而应得到社会的回报和体制支持[6]。事实上，男性的工作成果中包含着妇女对家庭的无偿劳动。而且大多数妇女承担着双重角色，甚至多重角色（她们要完成人类再生产活动，要完成家务活动，一些职业妇女还要完成职业工作，大部分农村妇女还要进行农业生产活动。）她们与男性的竞争是在不公平的规则下进行的，进一步来讲，由于妇女地位普遍低于男性，尤其是在农村，这就使得在家庭资源分配上，女性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6]。举例来说，比如对教育的投资上，如果这个家庭中只能供得起一个孩子上学，他们做出的决策可能是让女儿辍学，在家务农，操持家务或者外出打工，而让儿子继续学业。我们知道，教育是收入的函数，低的教育水平往往与低的收入相联系，低的教育水平也使女孩失去了更多的成功机会，这就造成了妇女地位低下的恶性循环，男女不平等的普遍社会现实，使得贫困妇女相对于贫困男性，处于更为脆弱的地位，使得妇女的性别需求更容易被性别盲视所掩盖[7]。
那么如何在贫困分析中加入性别视角呢？我们知道，传统的关于贫困的定义和测评是以收入——消费作为标准的，而这种方法却未能体现人类的发展成果而受到广泛的批评，同样地，将家庭作为分析评估贫困的单位也遭到了社会性别问题分析专家的批评。很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在贫困家庭中，女性的生活更为凄惨，而在非贫困的家庭里，部分女性依然资源匮乏，或者家庭的收入在增加，但是就福利状况而言，社会性别不平等反而更严重。这意味着两性之间的社会关系在某种情形下可能会加剧或缓解妇女贫困问题。
鉴于家庭收入作为评估男性及女性家庭福利的标准不够可靠，那么就有必要在目标和方法上对贫困进行研究。根据阿玛蒂亚·森的权利与能力框架，人类贫困指数是一个对人类各时期贫困状况进行测定和比较的指标。人类贫困指数（ＨＰＩ）、人类发展指数（ＨＤＩ）以及社会性别发展指数（ＧＤＩ）为比较两性在生活福利及资源匮乏情况提供了基础，包括在家庭里的状况。虽然人类贫困指数能够让我们了解男女两性之间在福利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但是这个指数同时也暗含了这样的假设，那就是两性以同样的方式经历资源匮乏，也面临同样的妥协权衡问题。事实并非如此，比如缺水问题对男女来说意义就不同，在饮用水缺乏的地区，妇女为获得生活用水，可能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体力劳动；再比如某些女性在家庭中遭受暴力欺压，她们要面对的收入与个人福利状况之间的妥协实际上揭示了男性需要面对的问题。真正意义上的具有社会性别敏感的对福利状况的理解必须还要考虑其他因素，特别是人类贫困指数没有体现的因素，尤其是时间的使用情况和遭受暴力的经历等,这要求研究者具有更为强大的分析工具和微观数据的支持。
但事实上，由于在贫困问题中对性别不平等的忽视，在贫困监测和统计中有关性别差异的数据非常少，这就限制了人们对贫困中女性问题的分析。本文的一个尝试是，采用仅有的分性别统计数据，运用贫困分析框架对我国当前的农村妇女贫困作一个初步的分析。这里采用的贫困分析框架是加拿大国际开发署的研究成果[5]并结合关于贫困的最新含义（机会的匮乏和权利的丧失）来分析我国农村妇女贫困的状况。在该框架下，资产、机会和支持条件是摆脱贫困的相互作用的重要方面。其中，个人所拥有的资产（包括健康、教育、社会地位、自然资源、人身保障和尊重等等）是其进行社会经济参与的基础，机会是对资产的利用，包括收入来源方面的机会和就业机会。支持条件就是那些使个人能够利用机会，去使用其所拥有的资产的条件。其关系见下图：
关键词：社会性别；贫困；妇女
中图分类号：D42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7)06-0068-04
1．引言
众所周知，我国的农村贫困问题一直是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障碍，为了减小和消除这一障碍，我国政府、社会各界、国际组织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来减轻农村贫困。事实证明，我国的减贫工作是卓有成效的，我国的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已经从改革开放之初的2.5亿人下降到现在的2 148万左右。但是，这一数目横向来看仍然是巨大的，而且，这是按照我国政府制定的绝对贫困线标准计算出来的，如果按照国际通行的贫困标准（每人每天平均消费1美元），我国农村的绝对贫困人口数量要比这个数目大很多。目前，我国的农村贫困问题已经进入了攻坚阶段，因为剩下的这部分贫困人口，脱贫难度更大，任务更艰巨。为什么呢？有观点认为，这部分贫困人口中，构成发生了重大变化。一部分人是老弱病残，还有一部分人是妇女，这些人口的脆弱性更高，更容易沉淀在贫困的陷阱中而难以自拔。依据国外的相关研究，也有人提出，同国外一样，我国农村贫困人口中已经出现了贫困女性化和女性贫困化[1]。
但是，长久以来，我国的贫困研究和扶贫实践中缺乏性别视角和性别敏感，这也导致了我国扶贫实践中的性别盲视。事实上，贫困问题可能与性别问题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贫困问题中存在着很多性别不平等的现实，妇女可能已经成为贫困中的最贫困者[2]，妇女也可能比男性更难摆脱贫困。为了提高减贫效果，也为了减轻性别不平等，在贫困研究中加入女性视角非常必要。那么，我国农村贫困中是否存在着女性贫困化的现象，女性农民是否比男性农民更贫困？下文就具体来分析。
2．贫困分析中的性别视角
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妇女的贫困问题往往被忽视。例如在我国的贫困统计中，人们通常只注意贫困人口的总数，贫困程度等指标，却很少有分性别的统计。这种以家庭为统计最小单元的观念忽视了家庭的不均质性，忽视了家庭中女性所处的不同地位和不同待遇，忽视了女性贫困的特殊性。事实上，女性贫困群体更应该受到关注。国外曾有研究对14个发展中国家（其中包括8个亚洲国家）进行的调查显示，贫困家庭中女性与男性的比例为116∶100，贫困女性明显高于男性；国内的有关调查数据也表明，在我国目前2 000多万绝对贫困人口中，有60%是女性[3]。研究者开始注意到“贫困女性化”的趋势，而且认识到这种现象的产生，不仅是由于妇女本身的弱质性，更多的还是社会、制度、文化等方面的原因造成的[4]。1995年9月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行动纲领》中指出，“当今世界上10多亿人生活在令人无法接受的贫困状况下，其中大多数是妇女，多数是在发展中国家”。“而且，在过去的十年中，生活在贫困中的妇女人数的增加同男子不成比例，在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在转型经济国家，妇女贫困人数日增的现象最近也成为一个重要问题，这是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的一个短期后果。除经济因素外，造成妇女贫困的原因还有僵硬的社会认定的性别角色，妇女获得权力、教育、培训和生产资源的机会有限以及其他所出现的导致家庭不稳定的诸因素。”对妇女贫困根源研究的实质也是对性别不平等根源的研究[2]。研究者刘燕丽认为，性别弱者成为贫者，女性生儿育女的生理特点成为在文化上和价值上贬低妇女的原因，将妇女社会化为弱者，忽视了她们的能力和她们劳动的价值，这样，她们更易于受到贫困的影响[5]。林志斌认为，妇女的生育功能和责任是为了家庭和社会，她们的付出不应被看做是个体行为，而应得到社会的回报和体制支持[6]。事实上，男性的工作成果中包含着妇女对家庭的无偿劳动。而且大多数妇女承担着双重角色，甚至多重角色（她们要完成人类再生产活动，要完成家务活动，一些职业妇女还要完成职业工作，大部分农村妇女还要进行农业生产活动。）她们与男性的竞争是在不公平的规则下进行的，进一步来讲，由于妇女地位普遍低于男性，尤其是在农村，这就使得在家庭资源分配上，女性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6]。举例来说，比如对教育的投资上，如果这个家庭中只能供得起一个孩子上学，他们做出的决策可能是让女儿辍学，在家务农，操持家务或者外出打工，而让儿子继续学业。我们知道，教育是收入的函数，低的教育水平往往与低的收入相联系，低的教育水平也使女孩失去了更多的成功机会，这就造成了妇女地位低下的恶性循环，男女不平等的普遍社会现实，使得贫困妇女相对于贫困男性，处于更为脆弱的地位，使得妇女的性别需求更容易被性别盲视所掩盖[7]。
那么如何在贫困分析中加入性别视角呢？我们知道，传统的关于贫困的定义和测评是以收入——消费作为标准的，而这种方法却未能体现人类的发展成果而受到广泛的批评，同样地，将家庭作为分析评估贫困的单位也遭到了社会性别问题分析专家的批评。很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在贫困家庭中，女性的生活更为凄惨，而在非贫困的家庭里，部分女性依然资源匮乏，或者家庭的收入在增加，但是就福利状况而言，社会性别不平等反而更严重。这意味着两性之间的社会关系在某种情形下可能会加剧或缓解妇女贫困问题。
鉴于家庭收入作为评估男性及女性家庭福利的标准不够可靠，那么就有必要在目标和方法上对贫困进行研究。根据阿玛蒂亚·森的权利与能力框架，人类贫困指数是一个对人类各时期贫困状况进行测定和比较的指标。人类贫困指数（ＨＰＩ）、人类发展指数（ＨＤＩ）以及社会性别发展指数（ＧＤＩ）为比较两性在生活福利及资源匮乏情况提供了基础，包括在家庭里的状况。虽然人类贫困指数能够让我们了解男女两性之间在福利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但是这个指数同时也暗含了这样的假设，那就是两性以同样的方式经历资源匮乏，也面临同样的妥协权衡问题。事实并非如此，比如缺水问题对男女来说意义就不同，在饮用水缺乏的地区，妇女为获得生活用水，可能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体力劳动；再比如某些女性在家庭中遭受暴力欺压，她们要面对的收入与个人福利状况之间的妥协实际上揭示了男性需要面对的问题。真正意义上的具有社会性别敏感的对福利状况的理解必须还要考虑其他因素，特别是人类贫困指数没有体现的因素，尤其是时间的使用情况和遭受暴力的经历等,这要求研究者具有更为强大的分析工具和微观数据的支持。
但事实上，由于在贫困问题中对性别不平等的忽视，在贫困监测和统计中有关性别差异的数据非常少，这就限制了人们对贫困中女性问题的分析。本文的一个尝试是，采用仅有的分性别统计数据，运用贫困分析框架对我国当前的农村妇女贫困作一个初步的分析。这里采用的贫困分析框架是加拿大国际开发署的研究成果[5]并结合关于贫困的最新含义（机会的匮乏和权利的丧失）来分析我国农村妇女贫困的状况。在该框架下，资产、机会和支持条件是摆脱贫困的相互作用的重要方面。其中，个人所拥有的资产（包括健康、教育、社会地位、自然资源、人身保障和尊重等等）是其进行社会经济参与的基础，机会是对资产的利用，包括收入来源方面的机会和就业机会。支持条件就是那些使个人能够利用机会，去使用其所拥有的资产的条件。其关系见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