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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提出了由妇女承担的人口生产的社会历史意义，同时又指出由于在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妇女生养孩子的活动沦入了私人领域，所以妇女的解放需要依靠她们参与公共领域中的物质生产活动来实现。西方女权主义者因此批评恩格斯没有把妇女的生养孩子的劳动与社会的物质生产活动等量齐观。现代妇女在争得了与男性平等的政治经济权利之后，陷入肩挑工作和家庭两副重担的困境，并没有获得实质上的平等。妇女的真正解放还有赖于她们担负的繁衍人口的任务的社会价值得到社会的承认，并从而获得社会的经济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