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随先生解释“文人相轻”，认为文人相轻皆由自尊来，而以理智判断之，又不得不有所“怕”，所谓“后生可畏”也。欧阳修说“东坡可畏”，有东坡在，“三十年不复说我矣”！东坡又怕黄山谷（庭坚）。“盖山谷在诗的天才上不低于东坡，而功力过之，故东坡有效山谷体。”顾先生说。黄山谷又怕谁呢，怕陈后山（师道），后山作品虽少，但“在小范围中超过山谷”，因此，山谷又说：“陈三真不可及！”
　　晚清以至民国，“不觉前贤畏后生”者大有人在。光绪奋发自强，欲广求人才。一日，光绪问翁同龢：“卿与康有为相比以为如何？”翁曰：“康之才胜臣百倍。”翁既有自谦也有雅量。廖季平所著《公羊论》，与其师王湘绮《春秋公羊传笺》陈义多有不合处，湘绮对季平说：“睹君此作，吾愧弗如。”王氏当然有自谦的资本。素爱臧否人物的叶德辉曾说：“清末有四人讲‘公羊’，王壬秋、廖季平、康有为和我。我们各有各的‘公羊’，内容绝不一样。”
　　这话若让康有为说，绝不会是这样。康氏向来自视甚高，睥睨众人。康氏号长素，盖谓其学问长于素王孔子也。甲午会试题为，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康文的结语写道：“夫孔子大矣，孰知万世之后复有大于孔子者哉？”阅卷者咋舌弃去。1891年，康有为在众高足簇拥下，移居广州，正式挂牌讲学，是为万木草堂。康氏自封为“素王”，但他当时仅仅是个童生，他的头号门徒梁启超却是个新科举人，正所谓“秀才老师，举人学生”。1893年，做了20年童生的康有为最后一次提着考篮，与一群10余岁的嘻嘻哈哈的小年轻一起进入广州考棚，拼却老命，终于中举。两年后，又在北京会试中了进士，正如郑板桥所言：“如今脱得青衫去，一洗当年满面羞！”郑板桥是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

　　康氏常发怪异之论。据鲁迅记载，康周游11国，一直到达巴尔干，终有所悟——外国常有“弑君”之乱，皆因宫墙太矮！1895年，康有为开始着手制订一系列新的计划，包括拟定在巴西建立一个“新中国”的方案。他认为巴西地广人稀，是中国移民的理想去处。史家蔡尚思说：“康有为的短处是太主观，太武断，太附会。”康有为有一方印，刊句云：“维新百日，出亡十三年，游三十二国，行四十万里路。”《蛰存斋笔记》云：“如此印章得未曾有，可谓清季有数人才矣。”
　　梁启超也是位卓异的人物，史家许倬云曾说：“像任公那样天赋超群的人，近百年来，恐怕难找了。”任公在戊戌变法时期，基本上还是一个康有为思想的鼓吹者，“无一字不出于南海”。流亡日本后，他开始广泛涉猎各学科，汲取世界最新知识，自构思想体系，逐渐在思想上、政治上超越了其师康有为。“康梁”的顺序变成了“梁康”。特别是与孙中山接触后，梁启超渐渐转变保皇思想，由改良而渐变为激进。1899年夏秋之间，梁启超甚至致信其师康有为，劝其放弃保皇思想，信中说：“国事败坏至此，非庶政公开，改造共和政体，不能挽救危局。今上贤明，举国共悉，将来革命成功之日，倘民心爱戴，亦可举为总统。吾师春秋已高，大可息影林泉，自娱晚景。启超等自当继往开来，以报师恩。”康有为得信后极为愤怒，指示梁启超马上离开日本前往夏威夷，到那里从事保皇会活动。此时，梁启超已不再是万木草堂的总学长，虽有时碍于师命而不得不听从于康有为，但随着岁月的流逝，梁启超已渐渐成为改良主义知识分子中最有号召力的领导者。特别是他手中那支笔，使他成为当时最有声望的舆论家，他的文名甚至使康有为黯然失色。1902年，本着“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吾爱先辈，吾尤爱国家;吾爱故人，吾尤爱自由”的想法，梁启超公开发表文章，認为教不必保，也不可保，从今以后，只有努力保国而已。
　　师徒二人再度碰面，是在1917年张勋复辟之时。梁启超得知张勋复辟的消息，当即发表通电反对，电中指出：“此次首造逆谋之人，非贪黩无厌之武夫，即大言不惭之书生。”武夫是指张勋，书生就是指他的老师康有为。同时，他还亲入段祺瑞军中，参赞戎机。梁启超在反袁称帝和反对张勋复辟中均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可以说他是两次“再造共和”的大功臣。康有为参与张勋复辟事败后，杜门忏悔，渐入颓唐。晚年有句云：“穷老无事，江山定居。天地既闭，松菊犹存。杜陵避乱则堂筑浣花，司马放还则园称独乐。将筑园林，与木石俱。”
　　梁启超一生多变，尝自言：“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康有为则一生不变，顽固至死。人曰：“康有为太有成见，梁启超太无成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