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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的结束(当然，在有些人看来只是大体上结束)，在中国一如在世界的大部分地区，被认为是资本主义一劳永逸地战胜了社会主义；照弗郎西斯·福山多少有些耸人听闻的说法，它甚至可以被视为最终结束人类历史的历史进步。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所引起的强烈反响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在中国被大部分知识分子心照不宣地全盘接受了。这个反差意味深长，它表明当“历史”、“意识形态”以及其他一些烦人的东西全都如愿以偿地终结之后，我们的知识分子实际上是非常意识形态的。
终结不等于一无所有，福山的论文《历史的终结？》于一九八九年发表以后，遭到许多人的误解。对此他解释道，说历史已经终结，并不是说世界上不再有重大事件发生(例如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波黑内战等等)，也不否认自由民主国家存在着严重的社会问题(例如失业、污染、毒品、犯罪等等)。他要求我们这样看问题：自由主义民主制度内部是否存在着更深刻的不满的根源或者最终会使它陷于崩溃的重大缺陷。他说，如果看不到这样的“矛盾”，那就必须承认我们已经到达历史的终结点，因为所有真正重大的问题都已经解决了，安排人类社会的基本原理和制度已经没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了，所有剩余的问题都可以在现有的原理和制度范围内得到解决。福山没有忘记补充一句，如果自由主义民主制度内部确实存在着足以使它崩溃的“矛盾”，那就必须承认历史没有终结。在他看来，这种可能性当然是不存在的。福山坦率地指出，历史(以及意识形态)终结于资本主义(他更喜欢说liberal democracy——自由民主，尽管他认为二者是同义词)，首先因为它是最后的赢家，但最重要的还是因为资本主义或者自由主义民主制度作为全人类的“理想”已经没有什么改善的余地了。P.安德森曾经撰写长文分析历史终结论的谱系，我以为多少是有点上了福山的当。“终结论”是冷战时期的旧话题，福山把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和柏拉图的人性论拼凑在一起，并没有增添什么新内容，他的思想基本上来自自由主义现代化理论。安东尼·吉登斯说得对，福山的前辈们唯一的惭愧之处就是不能像他那样气势如虹。但是，福山的轻狂和油滑也是他那些的严肃前辈们所学不来的。
耐人寻味的是，作为历史终结的基本条件，福山特别强调所谓的“内部”：只要“内部”欣欣向荣安定团结，“外部”的麻烦是不足为虑的。福山是在通常的意义上使用liberal democracy的，在不同的上下文关系中它分别指称自由主义民主原理、自由主义民主制度以及实行这种制度的自由民主国家，这类国家通常都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就是构成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心地带或“内部”的国家。在福山的笔下，“内部”亦即“后历史世界”是和“外部”即所谓“历史世界”相对应的。据福山的看法，生活在“后历史世界”里的人，除了坐享“后历史”的清福之外似乎就没事可做，他甚至有点担心他们会无事生非。至于“历史世界”，不难想像，是留给那些没有完成资本主义规定的历史功课的人的。这就是说，地球的大部分地区和大部分人口都因为不符合“后历史”的这一项或那一项指标而依然被困在现在已沦为贬义词的“历史世界”里。但是问题在于，“外部”和“内部”果真没有关系吗？现代化理论所设定的常规想像很像是一幅田径比赛的图景，不仅所有运动员都从同一起跑线出发，而且每个人都不能离开自己的跑道，有些人可能跑得比较慢，但这不能怪跑得快的人。现代化理论关于社会发展的理解，既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历史的虚构，同时又是为那些以往被排除在历史之外，现在又不见容于“后历史”的人划定跑道。实际上，跑道只是为别人设计的，设计跑道的人自己从来不遵守同样的规则。
相其实恰好相反：资本主义的“内部”从一开始就是依靠剥夺和奴役“外部”发展起来的。十九世纪伟大的自由主义思想家托克维尔在他的名著《论美国的民主》里描写北美印第安人写道：“尽管我们描述的这个广袤地区当时住有许多土著部族，但是仍然可以有理由说，在它被发现的时候还是一片荒凉。印第安人占据在那里，但并没有拥有它。……这些部族的灭亡，始于欧洲人登上他们的海岸之日，后来又接着一直进行，今天正接近于告成。上帝把他们安置在新大陆的富饶土地上时，似乎只给了他们暂时的使用受益权。他们住在那里，好像是在等待别人到来。那些十分适于经商和开工厂的海岸，那些深水河流，那个用之不竭的密西西比河大河谷，总之，整个这片大陆，当时好像是为一个伟大民族准备的空摇篮。”你找不到比这段文字更好的修辞分析的对象了。不过，我更关心的是托克维尔接下来说的那句话：“就是在这里，文明人已在试建基础全新的社会，并首次应用当时人们尚不知道或认为行不通的理论去使世界呈现出过去的历史没有出现过的壮观。”托克维尔这里所说的“理论”当然就是自由主义民主原理，但它不是在一条封闭的跑道里创造历史奇观的。在十九世纪，自由主义和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完美地融合为一体，托克维尔可以自由地表述自己的观点，而没有任何顾忌或歉疚。这种难能可贵的坦然印证了世界体系分析的一个基本观点：“外部”和“内部”同样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后者在发展自己的“内部”的同时生产出自己的“外部”；从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诞生之日起，“外部”就和“内部”一样是这个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换言之，“外部”在一个不同的(不平等的)意义上也是“内部”，“外部”与“内部”的关系其实是“内部”自我联系的一种方式。如果这个看法能够成立，对福山的追问还得继续进行下去。我想知道的是，自由民主原理为什么不适用于“内部”与“外部”的关系？我尤其想知道的是，这种严格排他性的自由民主原理的“理想”果真没有进一步改善的余地了吗？
在漫长的冷战岁月里，自由主义思想家(哈耶克、波普尔、伯林、波拉尼、贝尔)不太喜欢“理想”这个字眼，他们一再苦口婆心地告诫我们，放弃不切实际的理想追求吧，这会带来你意想不到的恶果。但是这种告诫显然带有很强的意识形态选择性。例如，他们希望或要求我们牢记极权主义的历史(我们当然牢牢记得这段历史)，但却希望我们忘记殖民主义的历史(这是我们不能从命的)。“外部”世界的(社会主义的和民族主义的)反抗使他们无法像托克维尔那样对殖民地人民的苦难和愤怒视而不见；另一方面，“外部”世界的独立又为他们提供了推卸责任的理由：现在，你无可抱怨了，发展现代化吧。由此产生的一个问题是，“外部”是不是也需要它的“外部”呢？如果是的话，它到哪里寻找自己的“外部”呢？如果不是的话，为什么？资本的意识形态具有和资本同样的灵活性，现代化理论把“内部”的资本主义设定为普遍有效的可重复可模仿的模式，但却悄悄地把“内部”与“外部”的关系一笔勾销了，更确切地说，它更新了“内部”与“外部”的关系。到今天为止，现代世界体系这两个主要构件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有过什么实质性的改变吗？导致全球分裂的鸿沟不是依然故我吗？“内部”不是和殖民主义时代一样主宰着这个世界吗？和现代化理论的承诺相反，绝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无论是现在还是在可预见的未来，都不可能发展欧美式的资本主义，因为它们无法像后者那样以全世界的资源(从农产品、矿产品到奴隶劳动)作为自己积累的基础，它们无法像后者那样把庞大的剩余人口输出到别的大陆，等等。正如印度学者艾哈迈德指出的：“印度能向哪里输送它的资本主义无法养活的大约五亿人口呢？印度资产阶级能够搜刮谁的矿产来发展自己的经济呢？只有我们自己的森林可供砍伐，只有我们自己的河流可供污染”，“现代技术与落后的资本主义发展灾难性的结合，无论是对于人民还是对于环境，都造成难以想像的破坏，其严重的程度甚至超过了殖民主义时代”，同时这种自杀性的“发展”并不能改变第三世界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从属性和依附性地位。因为第三世界的发展在既定的历史条件下只能是一种不平等(从而是不民主)发展。福山者流认为尽善尽美的liberal democracy对此是否拿出什么有效的对策吗？没有。更进一步的问题是，它是否打算消灭这种“矛盾”呢？没有。或者退一步，它是否承认这个“矛盾”的存在呢？没有。原因当然不止一端，比如经济与政治的分离，经济单位与政治单位的不重合，等等。自由主义的民主原理和民主制度决不可能适用于“内部”和“外部”，最主要的原因是，资本主义的生存一天也离不开而且每天都要再生产两极分化的全球等级结构。这个“矛盾”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基本矛盾，不会因为福山及其同道的矢口否认而消失，不能正视和解决这个“矛盾”的自由民主肯定还会有进一步改善的余地。
对于资本主义中心或“内部”来说，予取予夺的生杀大权来自对最重要的全球资源的垄断，这一点在后殖民时代的今天和殖民主义时代没有什么不同。萨米尔·阿明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依靠五个方面的垄断而雄踞全球等级结构的顶端，这就是科学技术的垄断、世界范围的金融垄断、地球自然资源的垄断、媒体和通讯的垄断以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垄断。也许我们还可以补充一条：自由民主的垄断。这条补充在两个意义上是非常严肃的：一、自由主义对民主的垄断旨在抹掉自由主义和民主历史地结合的痕迹(想一想霍布斯的自由主义吧)，似乎由自由主义界定的民主是世界上惟一可能的和可行的民主；二、这样做的目的当然是企图垄断一切合法性资源，保证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永久合法性。它的锋芒不仅针对过去的敌人，而且针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对手。自由主义对民主的垄断是经过艰苦厮杀得来的，它确实打败了它的对手。但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胜利不能掩盖它长达五个世纪的黑暗而又血腥的历史。自由主义民主能够对占世界五分之四人口的饥饿、贫困、疾病无动于衷吗？我们能够说这是他们自己的过错，因为他们没有像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发展”吗？我们能够说占全球百分之五的人口(不管这些人属于哪个国家)消费全球三分之一的资源是自由民主吗？我们愿意让资本的剥削制度和对地球(现在已经延伸到外层空间)资源的掠夺性开发无限地延续下去吗？反对极权主义就是为了让我们沦为资本的奴隶吗？自由主义既要掩盖这些矛盾又要垄断对民主的解释，肯定是行不通的。现代世界是一个整体的世界，不存在一个可以被排除在自由民主之外的“外部”。历史没有终结，是因为产生不平等、不自由和不民主的土壤还继续存在；因为反抗产生这些不合理现象的资本制度的斗争将会继续下去；因为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全世界受苦的人”追求一种更为公正的、全面民主的生活方式。
“全面民主”概念的提出有待于历史本身的发展，基于对自由主义民主原理的批评性理解，它主要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理解：首先，民主的原则必须贯穿于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和自由主义把民主理解为一个政治概念(特别是政府的产生方式和组织原则)不同，全面民主的生活方式必须承认每一个人都拥有平等的权利参与社会生活所有主要方面的决策和安排，因为权力决不仅仅局限在狭义的政治领域里，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占有的不平等同样会导致权力关系的不平等，导致形形色色的压迫关系，所以和政治民主同样重要的是经济民主和文化民主。另一方面，全面民主的原则必须是一个全球性规划，它不可能在任何一个民族国家的范围内完全实现(不排除部分实现的可能性，相反，全面民主原则在任何国家内或局部范围内的部分实现都可能具有不可估量的全球意义)，因为资本主义制造的全球分裂是全面民主的主要障碍，所以实现全面民主必须既在局部范围内又在全球范围内反对资本主义，消灭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制造的全球性两极分化。同时，对于以上两个方面来说，经济民主都是全面民主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足条件)。如果建设一个全面民主的全球社会可以说是一种社会主义实践的话，那么社会主义的复兴不是不可想像的。全面民主的社会主义将不囿于任何教条主义的意识形态，因为人类的解放不是任何意识形态所能垄断的，它不拒绝任何有助于人类解放的思想资源。唯一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它毫不妥协地反对任何肯定现状(不论是在局部范围内还是全球范围内)的企图，毫不妥协地反对一切形式的压迫关系及其或公开或隐蔽的辩护士。
二十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失败有着多方面的复杂原因，它是当时的历史条件的产物。我丝毫不想为它的造成无数灾难性后果的错误辩护，但是我必须承认我也没有自由主义者那种幸灾乐祸的心理。当我看到在社会主义的废墟上资本是怎样的肆意横行的时候，我意识到将近一个世纪前的革命是资本主义本身而不是冷战思想家所说的一小撮革命家的阴谋的产物，而且我相信全球资本主义还在继续培植社会变革的土壤。在这样的条件下，历史终结论不是为资本的全球化鸣锣开道还能是什么呢？皈依资本的逻辑是一种很强的诱惑，条件是你必须学会适应“不道德”的经济(仅仅是经济？)，对有些东西你必须要么心安理得要么视而不见。我始终学不会福山者流那种有选择的义愤填膺，也无法响应他们的召唤进入一个“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终结不等于一无所有，福山的论文《历史的终结？》于一九八九年发表以后，遭到许多人的误解。对此他解释道，说历史已经终结，并不是说世界上不再有重大事件发生(例如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波黑内战等等)，也不否认自由民主国家存在着严重的社会问题(例如失业、污染、毒品、犯罪等等)。他要求我们这样看问题：自由主义民主制度内部是否存在着更深刻的不满的根源或者最终会使它陷于崩溃的重大缺陷。他说，如果看不到这样的“矛盾”，那就必须承认我们已经到达历史的终结点，因为所有真正重大的问题都已经解决了，安排人类社会的基本原理和制度已经没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了，所有剩余的问题都可以在现有的原理和制度范围内得到解决。福山没有忘记补充一句，如果自由主义民主制度内部确实存在着足以使它崩溃的“矛盾”，那就必须承认历史没有终结。在他看来，这种可能性当然是不存在的。福山坦率地指出，历史(以及意识形态)终结于资本主义(他更喜欢说liberal democracy——自由民主，尽管他认为二者是同义词)，首先因为它是最后的赢家，但最重要的还是因为资本主义或者自由主义民主制度作为全人类的“理想”已经没有什么改善的余地了。P.安德森曾经撰写长文分析历史终结论的谱系，我以为多少是有点上了福山的当。“终结论”是冷战时期的旧话题，福山把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和柏拉图的人性论拼凑在一起，并没有增添什么新内容，他的思想基本上来自自由主义现代化理论。安东尼·吉登斯说得对，福山的前辈们唯一的惭愧之处就是不能像他那样气势如虹。但是，福山的轻狂和油滑也是他那些的严肃前辈们所学不来的。
耐人寻味的是，作为历史终结的基本条件，福山特别强调所谓的“内部”：只要“内部”欣欣向荣安定团结，“外部”的麻烦是不足为虑的。福山是在通常的意义上使用liberal democracy的，在不同的上下文关系中它分别指称自由主义民主原理、自由主义民主制度以及实行这种制度的自由民主国家，这类国家通常都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就是构成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心地带或“内部”的国家。在福山的笔下，“内部”亦即“后历史世界”是和“外部”即所谓“历史世界”相对应的。据福山的看法，生活在“后历史世界”里的人，除了坐享“后历史”的清福之外似乎就没事可做，他甚至有点担心他们会无事生非。至于“历史世界”，不难想像，是留给那些没有完成资本主义规定的历史功课的人的。这就是说，地球的大部分地区和大部分人口都因为不符合“后历史”的这一项或那一项指标而依然被困在现在已沦为贬义词的“历史世界”里。但是问题在于，“外部”和“内部”果真没有关系吗？现代化理论所设定的常规想像很像是一幅田径比赛的图景，不仅所有运动员都从同一起跑线出发，而且每个人都不能离开自己的跑道，有些人可能跑得比较慢，但这不能怪跑得快的人。现代化理论关于社会发展的理解，既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历史的虚构，同时又是为那些以往被排除在历史之外，现在又不见容于“后历史”的人划定跑道。实际上，跑道只是为别人设计的，设计跑道的人自己从来不遵守同样的规则。
相其实恰好相反：资本主义的“内部”从一开始就是依靠剥夺和奴役“外部”发展起来的。十九世纪伟大的自由主义思想家托克维尔在他的名著《论美国的民主》里描写北美印第安人写道：“尽管我们描述的这个广袤地区当时住有许多土著部族，但是仍然可以有理由说，在它被发现的时候还是一片荒凉。印第安人占据在那里，但并没有拥有它。……这些部族的灭亡，始于欧洲人登上他们的海岸之日，后来又接着一直进行，今天正接近于告成。上帝把他们安置在新大陆的富饶土地上时，似乎只给了他们暂时的使用受益权。他们住在那里，好像是在等待别人到来。那些十分适于经商和开工厂的海岸，那些深水河流，那个用之不竭的密西西比河大河谷，总之，整个这片大陆，当时好像是为一个伟大民族准备的空摇篮。”你找不到比这段文字更好的修辞分析的对象了。不过，我更关心的是托克维尔接下来说的那句话：“就是在这里，文明人已在试建基础全新的社会，并首次应用当时人们尚不知道或认为行不通的理论去使世界呈现出过去的历史没有出现过的壮观。”托克维尔这里所说的“理论”当然就是自由主义民主原理，但它不是在一条封闭的跑道里创造历史奇观的。在十九世纪，自由主义和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完美地融合为一体，托克维尔可以自由地表述自己的观点，而没有任何顾忌或歉疚。这种难能可贵的坦然印证了世界体系分析的一个基本观点：“外部”和“内部”同样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后者在发展自己的“内部”的同时生产出自己的“外部”；从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诞生之日起，“外部”就和“内部”一样是这个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换言之，“外部”在一个不同的(不平等的)意义上也是“内部”，“外部”与“内部”的关系其实是“内部”自我联系的一种方式。如果这个看法能够成立，对福山的追问还得继续进行下去。我想知道的是，自由民主原理为什么不适用于“内部”与“外部”的关系？我尤其想知道的是，这种严格排他性的自由民主原理的“理想”果真没有进一步改善的余地了吗？
在漫长的冷战岁月里，自由主义思想家(哈耶克、波普尔、伯林、波拉尼、贝尔)不太喜欢“理想”这个字眼，他们一再苦口婆心地告诫我们，放弃不切实际的理想追求吧，这会带来你意想不到的恶果。但是这种告诫显然带有很强的意识形态选择性。例如，他们希望或要求我们牢记极权主义的历史(我们当然牢牢记得这段历史)，但却希望我们忘记殖民主义的历史(这是我们不能从命的)。“外部”世界的(社会主义的和民族主义的)反抗使他们无法像托克维尔那样对殖民地人民的苦难和愤怒视而不见；另一方面，“外部”世界的独立又为他们提供了推卸责任的理由：现在，你无可抱怨了，发展现代化吧。由此产生的一个问题是，“外部”是不是也需要它的“外部”呢？如果是的话，它到哪里寻找自己的“外部”呢？如果不是的话，为什么？资本的意识形态具有和资本同样的灵活性，现代化理论把“内部”的资本主义设定为普遍有效的可重复可模仿的模式，但却悄悄地把“内部”与“外部”的关系一笔勾销了，更确切地说，它更新了“内部”与“外部”的关系。到今天为止，现代世界体系这两个主要构件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有过什么实质性的改变吗？导致全球分裂的鸿沟不是依然故我吗？“内部”不是和殖民主义时代一样主宰着这个世界吗？和现代化理论的承诺相反，绝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无论是现在还是在可预见的未来，都不可能发展欧美式的资本主义，因为它们无法像后者那样以全世界的资源(从农产品、矿产品到奴隶劳动)作为自己积累的基础，它们无法像后者那样把庞大的剩余人口输出到别的大陆，等等。正如印度学者艾哈迈德指出的：“印度能向哪里输送它的资本主义无法养活的大约五亿人口呢？印度资产阶级能够搜刮谁的矿产来发展自己的经济呢？只有我们自己的森林可供砍伐，只有我们自己的河流可供污染”，“现代技术与落后的资本主义发展灾难性的结合，无论是对于人民还是对于环境，都造成难以想像的破坏，其严重的程度甚至超过了殖民主义时代”，同时这种自杀性的“发展”并不能改变第三世界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从属性和依附性地位。因为第三世界的发展在既定的历史条件下只能是一种不平等(从而是不民主)发展。福山者流认为尽善尽美的liberal democracy对此是否拿出什么有效的对策吗？没有。更进一步的问题是，它是否打算消灭这种“矛盾”呢？没有。或者退一步，它是否承认这个“矛盾”的存在呢？没有。原因当然不止一端，比如经济与政治的分离，经济单位与政治单位的不重合，等等。自由主义的民主原理和民主制度决不可能适用于“内部”和“外部”，最主要的原因是，资本主义的生存一天也离不开而且每天都要再生产两极分化的全球等级结构。这个“矛盾”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基本矛盾，不会因为福山及其同道的矢口否认而消失，不能正视和解决这个“矛盾”的自由民主肯定还会有进一步改善的余地。
对于资本主义中心或“内部”来说，予取予夺的生杀大权来自对最重要的全球资源的垄断，这一点在后殖民时代的今天和殖民主义时代没有什么不同。萨米尔·阿明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依靠五个方面的垄断而雄踞全球等级结构的顶端，这就是科学技术的垄断、世界范围的金融垄断、地球自然资源的垄断、媒体和通讯的垄断以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垄断。也许我们还可以补充一条：自由民主的垄断。这条补充在两个意义上是非常严肃的：一、自由主义对民主的垄断旨在抹掉自由主义和民主历史地结合的痕迹(想一想霍布斯的自由主义吧)，似乎由自由主义界定的民主是世界上惟一可能的和可行的民主；二、这样做的目的当然是企图垄断一切合法性资源，保证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永久合法性。它的锋芒不仅针对过去的敌人，而且针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对手。自由主义对民主的垄断是经过艰苦厮杀得来的，它确实打败了它的对手。但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胜利不能掩盖它长达五个世纪的黑暗而又血腥的历史。自由主义民主能够对占世界五分之四人口的饥饿、贫困、疾病无动于衷吗？我们能够说这是他们自己的过错，因为他们没有像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发展”吗？我们能够说占全球百分之五的人口(不管这些人属于哪个国家)消费全球三分之一的资源是自由民主吗？我们愿意让资本的剥削制度和对地球(现在已经延伸到外层空间)资源的掠夺性开发无限地延续下去吗？反对极权主义就是为了让我们沦为资本的奴隶吗？自由主义既要掩盖这些矛盾又要垄断对民主的解释，肯定是行不通的。现代世界是一个整体的世界，不存在一个可以被排除在自由民主之外的“外部”。历史没有终结，是因为产生不平等、不自由和不民主的土壤还继续存在；因为反抗产生这些不合理现象的资本制度的斗争将会继续下去；因为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全世界受苦的人”追求一种更为公正的、全面民主的生活方式。
“全面民主”概念的提出有待于历史本身的发展，基于对自由主义民主原理的批评性理解，它主要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理解：首先，民主的原则必须贯穿于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和自由主义把民主理解为一个政治概念(特别是政府的产生方式和组织原则)不同，全面民主的生活方式必须承认每一个人都拥有平等的权利参与社会生活所有主要方面的决策和安排，因为权力决不仅仅局限在狭义的政治领域里，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占有的不平等同样会导致权力关系的不平等，导致形形色色的压迫关系，所以和政治民主同样重要的是经济民主和文化民主。另一方面，全面民主的原则必须是一个全球性规划，它不可能在任何一个民族国家的范围内完全实现(不排除部分实现的可能性，相反，全面民主原则在任何国家内或局部范围内的部分实现都可能具有不可估量的全球意义)，因为资本主义制造的全球分裂是全面民主的主要障碍，所以实现全面民主必须既在局部范围内又在全球范围内反对资本主义，消灭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制造的全球性两极分化。同时，对于以上两个方面来说，经济民主都是全面民主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足条件)。如果建设一个全面民主的全球社会可以说是一种社会主义实践的话，那么社会主义的复兴不是不可想像的。全面民主的社会主义将不囿于任何教条主义的意识形态，因为人类的解放不是任何意识形态所能垄断的，它不拒绝任何有助于人类解放的思想资源。唯一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它毫不妥协地反对任何肯定现状(不论是在局部范围内还是全球范围内)的企图，毫不妥协地反对一切形式的压迫关系及其或公开或隐蔽的辩护士。
二十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失败有着多方面的复杂原因，它是当时的历史条件的产物。我丝毫不想为它的造成无数灾难性后果的错误辩护，但是我必须承认我也没有自由主义者那种幸灾乐祸的心理。当我看到在社会主义的废墟上资本是怎样的肆意横行的时候，我意识到将近一个世纪前的革命是资本主义本身而不是冷战思想家所说的一小撮革命家的阴谋的产物，而且我相信全球资本主义还在继续培植社会变革的土壤。在这样的条件下，历史终结论不是为资本的全球化鸣锣开道还能是什么呢？皈依资本的逻辑是一种很强的诱惑，条件是你必须学会适应“不道德”的经济(仅仅是经济？)，对有些东西你必须要么心安理得要么视而不见。我始终学不会福山者流那种有选择的义愤填膺，也无法响应他们的召唤进入一个“做稳了奴隶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