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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领导层留学生群体思想趋于开放，善于接受和吸纳先进教育理念
进入20世纪，各种文化、思想在中国汇集，“中西文化从斗争走向融合，人们都在亦中亦西、非西非中、中西合璧的文化氛围中成长”。在这种中西文化交融中，留学生群体起到了桥梁作用。他们在留学经历中，以其对外部世界的洞察和了解，形成了具有开阔视野的世界眼光，这是其共性。
中共领导层留学生群体同样如此。根据相关资料统计，自1927年八七会议到1935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到达陕北的这段时间，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含候补委员）的人数虽然不断变化，但留学生比例始终维持在高水平。八七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共16人，留学生8人，比例为50%；中共六大中央委员36人，留学生12人，比例为33.3%，其中政治局委员14人，留学生6人，比例为42.9%；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中央委员51人，留学生15人，比例为29.4%，其中政治局委员14人，留学生5人，比例为35.7%；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中央委员58人，留学生17人，比例为29.3%，其中政治局委员16人，留学生5人，比例为31.3%；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中央委员65人，留学生22人，比例为33.8%，其中政治局委员16人，留学生10人，比例达62.5%；遵义会议书记处书记5人，留学生4人，比例高达80%，其中三人军事小组3人，留学生2人，比例为66.7%；中央红军主力到达陕北后政治局委员共11人，留学生7人，比例达63.6%，其中书记处书记5人，留学生4人，比例高达80%。也就是说，留学生在中央委员中的比例基本维持在30%以上，在政治局委员中的比例更高，有时占主体。这种高比例越到后期越明显，这与王明、博古等留苏学生主持中央的客观现实以及共产国际、联共（布）提拔中共干部的思维等因素密切相关。简言之，留学生群体在苏区时期占据中共中央领导层的重要地位。
该群体在中共领导层的重要性，使得他们的思想影响深远，“有效地克服了由于中国革命历史条件引起的人们认识视野局限性问题”。尤其表现在对待教育问题上，他们的思想相对开放，容易接受先进的教育理念，对进步的教育思想能兼收并蓄。
积极学习国外进步的教育思想和经验
学习西方教育思想，这与当时整个中国学习西方的热潮不无关系，也与他们早期的革命思想相一致。他们积极吸收其有价值的东西，运用于中国。
苏区时期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教育部代部长的徐特立是留学生群体中乐于、敢于学习国外先进教育经验的典型代表。在出国以前，徐特立已经是知名的教育专家，但他一直想改革中国教育，多次到国外考察、留学。1910年，他首先到了日本东京。经过学习和考察，他认为，日本教育最好的一点就是学校十分注意人力、财力、物力的节省和工作效率的提高，学校能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来安排授课，办学形式灵活多样。这些好的经验，不仅丰富了他的考察，也为他以后从事教育改革提供了借鉴。徐特立自己也坦言，因为“从日本得到新的东西”，所以后来“讲教育就不是空洞的”。1919年，他又到法国学习，主攻自然科学，这也是他在苏区时期能编写科普知识读本的基础。他很欣赏法国的教育思想，指出：据我考察，法国小学教师，终日与学生周旋，学生得其随时指导，在感情方面，既无隔阂之分，在教学方面，亦收得大效果，殊可为法。
对于老师与学生互动的做法，徐特立在苏区时期就进行了推广。在他主导下，苏区各学校都很重视老师与学生的情感交流。
徐特立还认为，中国应学习欧洲实行强迫义务教育，发展女子教育。关于教学法方面，他认为西方的教学法有其可借鉴之处，例如设计教学法、道尔顿制，以及其他的方法，中国学校肯加以运用，“若用精神去干，比从前一定可以有二十倍三十倍的进步。这是我所希望的，也是希望大家努力的”。其后，他把这一理念运用到了苏区教育改革，对义务教育的推行不遗余力，尤其对女子教育十分重视，并且对西方教学法如启发式教学也进行了借鉴。此外，他对欧洲教育重视数理化等科学知识的情况非常注意，在以后包括苏区时期的教学和办学中也对其进行了学习和借鉴。
何长工对他在法国所就读的圣雪尔旺学校极为喜欢，认为其教学方法十分有价值，对学校注意实物教育和形象教育的做法极为欣赏。这些做法在何长工领导的红军学校的教学中得到借鉴。
从徐特立、何长工等人的留学经历可以看出，这些留学生不仅接受了国外的教育，对国外的办学有直观的感受，并且为了得到更多的信息和经验，还做实地考察，从而对西方教育有了更为全面、深刻的认识，在此基础上作出判断，吸取其有价值部分，形成自己的教育主张。
借鉴和运用民国以来进步的教育理念和做法
面对民国以来不断出现的新的教育主张，他们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较为客观地对其进行判断和选择，从而使苏区教育思想的来源更为多元，避免了极端化倾向。
徐特立、成仿吾、瞿秋白是中共领导层留学生群体中的教育专家和领导者，他们对教育问题有着比他人更深的体会和见解。对民国以来的各式教育主张，他们能较为客观地评价它们，吸取其合理内核，还进行了实践和推广。
瞿秋白注意学习平民教育中对民众的关注以及深入民间的做法。为此，在苏区，他重视民众的成人教育，注重搜集和运用民间歌曲对群众进行常识教育，提倡“文艺大众化”，认为说书等民间艺术形式是教育群众的好办法。
徐特立的教育思想趋于开放，后来形成“古今中外法”。1910年，他到上海考察小学教育，注意发现和吸收他人的长处。他在走访杨伯明主办的城东女校时，对其因陋就简的办学精神深为赞佩，对万竹小学教师和学生家长的亲密关系高度赞赏。此后包括苏区时期，在其办学中一直学习这种勤俭办学的理念，注意密切学生与家长的关系。他对陶行知的“教学做合一”“小先生制”尤为赞赏，并在苏区教育的推行中进行了借鉴和运用。他对陶行知评价很高，坦承“他实际上比我高明，我不是他的学生，但我常尊敬他为师，我与故旧通信，署名常署‘师陶’”，并说“陶行知的‘小先生制’，我在江西所行的与‘小先生制’密合，但我只有行动没有理论，他发明了理论”。
进入20世纪，各种文化、思想在中国汇集，“中西文化从斗争走向融合，人们都在亦中亦西、非西非中、中西合璧的文化氛围中成长”。在这种中西文化交融中，留学生群体起到了桥梁作用。他们在留学经历中，以其对外部世界的洞察和了解，形成了具有开阔视野的世界眼光，这是其共性。
中共领导层留学生群体同样如此。根据相关资料统计，自1927年八七会议到1935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到达陕北的这段时间，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含候补委员）的人数虽然不断变化，但留学生比例始终维持在高水平。八七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共16人，留学生8人，比例为50%；中共六大中央委员36人，留学生12人，比例为33.3%，其中政治局委员14人，留学生6人，比例为42.9%；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中央委员51人，留学生15人，比例为29.4%，其中政治局委员14人，留学生5人，比例为35.7%；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中央委员58人，留学生17人，比例为29.3%，其中政治局委员16人，留学生5人，比例为31.3%；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中央委员65人，留学生22人，比例为33.8%，其中政治局委员16人，留学生10人，比例达62.5%；遵义会议书记处书记5人，留学生4人，比例高达80%，其中三人军事小组3人，留学生2人，比例为66.7%；中央红军主力到达陕北后政治局委员共11人，留学生7人，比例达63.6%，其中书记处书记5人，留学生4人，比例高达80%。也就是说，留学生在中央委员中的比例基本维持在30%以上，在政治局委员中的比例更高，有时占主体。这种高比例越到后期越明显，这与王明、博古等留苏学生主持中央的客观现实以及共产国际、联共（布）提拔中共干部的思维等因素密切相关。简言之，留学生群体在苏区时期占据中共中央领导层的重要地位。
该群体在中共领导层的重要性，使得他们的思想影响深远，“有效地克服了由于中国革命历史条件引起的人们认识视野局限性问题”。尤其表现在对待教育问题上，他们的思想相对开放，容易接受先进的教育理念，对进步的教育思想能兼收并蓄。
积极学习国外进步的教育思想和经验
学习西方教育思想，这与当时整个中国学习西方的热潮不无关系，也与他们早期的革命思想相一致。他们积极吸收其有价值的东西，运用于中国。
苏区时期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教育部代部长的徐特立是留学生群体中乐于、敢于学习国外先进教育经验的典型代表。在出国以前，徐特立已经是知名的教育专家，但他一直想改革中国教育，多次到国外考察、留学。1910年，他首先到了日本东京。经过学习和考察，他认为，日本教育最好的一点就是学校十分注意人力、财力、物力的节省和工作效率的提高，学校能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来安排授课，办学形式灵活多样。这些好的经验，不仅丰富了他的考察，也为他以后从事教育改革提供了借鉴。徐特立自己也坦言，因为“从日本得到新的东西”，所以后来“讲教育就不是空洞的”。1919年，他又到法国学习，主攻自然科学，这也是他在苏区时期能编写科普知识读本的基础。他很欣赏法国的教育思想，指出：据我考察，法国小学教师，终日与学生周旋，学生得其随时指导，在感情方面，既无隔阂之分，在教学方面，亦收得大效果，殊可为法。
对于老师与学生互动的做法，徐特立在苏区时期就进行了推广。在他主导下，苏区各学校都很重视老师与学生的情感交流。
徐特立还认为，中国应学习欧洲实行强迫义务教育，发展女子教育。关于教学法方面，他认为西方的教学法有其可借鉴之处，例如设计教学法、道尔顿制，以及其他的方法，中国学校肯加以运用，“若用精神去干，比从前一定可以有二十倍三十倍的进步。这是我所希望的，也是希望大家努力的”。其后，他把这一理念运用到了苏区教育改革，对义务教育的推行不遗余力，尤其对女子教育十分重视，并且对西方教学法如启发式教学也进行了借鉴。此外，他对欧洲教育重视数理化等科学知识的情况非常注意，在以后包括苏区时期的教学和办学中也对其进行了学习和借鉴。
何长工对他在法国所就读的圣雪尔旺学校极为喜欢，认为其教学方法十分有价值，对学校注意实物教育和形象教育的做法极为欣赏。这些做法在何长工领导的红军学校的教学中得到借鉴。
从徐特立、何长工等人的留学经历可以看出，这些留学生不仅接受了国外的教育，对国外的办学有直观的感受，并且为了得到更多的信息和经验，还做实地考察，从而对西方教育有了更为全面、深刻的认识，在此基础上作出判断，吸取其有价值部分，形成自己的教育主张。
借鉴和运用民国以来进步的教育理念和做法
面对民国以来不断出现的新的教育主张，他们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较为客观地对其进行判断和选择，从而使苏区教育思想的来源更为多元，避免了极端化倾向。
徐特立、成仿吾、瞿秋白是中共领导层留学生群体中的教育专家和领导者，他们对教育问题有着比他人更深的体会和见解。对民国以来的各式教育主张，他们能较为客观地评价它们，吸取其合理内核，还进行了实践和推广。
瞿秋白注意学习平民教育中对民众的关注以及深入民间的做法。为此，在苏区，他重视民众的成人教育，注重搜集和运用民间歌曲对群众进行常识教育，提倡“文艺大众化”，认为说书等民间艺术形式是教育群众的好办法。
徐特立的教育思想趋于开放，后来形成“古今中外法”。1910年，他到上海考察小学教育，注意发现和吸收他人的长处。他在走访杨伯明主办的城东女校时，对其因陋就简的办学精神深为赞佩，对万竹小学教师和学生家长的亲密关系高度赞赏。此后包括苏区时期，在其办学中一直学习这种勤俭办学的理念，注意密切学生与家长的关系。他对陶行知的“教学做合一”“小先生制”尤为赞赏，并在苏区教育的推行中进行了借鉴和运用。他对陶行知评价很高，坦承“他实际上比我高明，我不是他的学生，但我常尊敬他为师，我与故旧通信，署名常署‘师陶’”，并说“陶行知的‘小先生制’，我在江西所行的与‘小先生制’密合，但我只有行动没有理论，他发明了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