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是家庭的希望，祖国的未来。”这句话很好地诠释了孩子对家国的重要性。但中国少子化警报已经拉响，据媒体报道，中国人口或自2025年迅速下降。
　　如今，生育政策已经调整，但对于年轻人而言，“不愿生”是隐形的生育观念罩着，“不能生”是无形的市场经济压着。
　　政策虽放宽了，倘若生育观念和养育成本等问题没有解决，生育反弹将会是有限的，“少子化困局”也只是扬汤止沸。
　　少子化成新常态
　　尽管依然顶着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帽子，中国的人口结构已经出现严重扭曲。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人口已经进入了老龄化与少子化并存的新常态。
　　2014年，全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达到1.37亿人，占总人口比例为10.1%。按照人口统计学标准，65岁以上人口占比达到7%即为进入老龄化社会。中国已经处于深度老龄化阶段。
　　与老龄化相对，少子化是中国人口结构的另一个问题。数据显示，中国0～14岁人口比重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到现在一路下滑：1964年为40.7%，1982年为33.6%，1990年为27.7%，2000年为22.9%，到2010年已经降为16.6%。根据人口学统计标准，一个社会0～14岁人口占比15%～18%为“严重少子化”，15%以内为“超少子化”。
　　据悉，少子化是从日本引进来的概念，指的是生育率下降造成幼年人口逐渐减少的现象。目前，日本的少儿人口比重约为13%，处于“超少子化”阶段，而中国已经到了“严重少子化”的阶段。
　　“从生育率下降，出生人口减少上来讲，少子化似乎是发展国家走向发达国家比较普遍的现象。”人口学专家梁中堂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在中国，少子化已是一种趋势。”
　　从绝对数量看，1980年后出生人口为2.28亿，1990年后出生人口为1.75亿，而2000年后人口只有1.46亿。20年时间内，出生人口减少了36%。
　　除了人口调查的数据，还有一些数据同样可以反映中国孩子在减少。从教育部的在校生统计数据看，从1998年开始，小学在校生开始减少。从2004年，初中生人数逐年减少。减少幅度从数十万到四五百万不等。
　　从招生情况看，小学招生人数从1997年的2500万减少至2014年的1658万，初中招生人数也从最高峰时每年招生2263万人，下降至去年的1448万人。
　　这些数据都说明中国少子化成板上钉钉的事实。青少年人口减少将对未来的消费、劳动力供应、创新等经济活动会产生重大的负面影响。少子化带来的最直接后果就是未来内需不振以及劳动年龄人口减少。
　　梁中堂认为，人口结构不合理可能会对社会经济带来冲击的压力。而少子化危机是此次人口政策再次“松绑”的重要原因之一。
　　不过，在上海社科院研究员、原常务副院长兼经济研究所所长左学金看来，全面二孩放开后，生育短期内虽会有反弹，但之后的生育率还是会继续走低。
　　“此次全面二孩政策直接影响哪些人？大约是25-40岁人群的一部分。其中，夫妇双方都是独生子女（“双独”）或有一方是独生子女（“单独”）的都不受这个政策的直接影响，因为他们原来已经可以生育二孩了。双方都是非独生子女的夫妇中，已经生二孩的，也不受二孩政策影响，因为他们实际上已经生育了。其次，受这次政策影响的育龄妇女也不会100%生二孩。我们先假定其中的30%-50%会生，但她们生孩子不会全在同一年，这样算下来，一年新增的人口也就没多少了。”左学金向记者粗略地算了一笔账，在他看来，受此次政策影响，一年新增人口大约在200万到500万之间，“我比较同意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广州的研究结果，实施二孩政策后的几年内，新增加的出生一年不超过500万。”
　　而记者从上海红房子医院获悉，2015年1-9月分娩量较去年同期下降13.4%。产科门诊自今年1月起，对第二胎生育建卡进行了统计，该院今年二胎建卡率达20.97%，即5个建卡孕妇中就有1个二胎孕妇，基本每月稳定维持在该水平。
　　产科主任程海东教授介绍，自“单独二胎”政策实施以来，以杨浦院区为例，产科高危孕妇平均上升20%左右，其中生育二胎的孕妇占了绝大比例，疤痕子宫、高龄引起的妊娠合并症与并发症增多。
　　
　　程海东还表示，全面二胎政策开放，直接受益人群多为“70后”家庭，即年龄在35岁至45岁的人群，二宝的梦想仿佛触手可及，但面对生理上的局限，这梦想却又显得那么遥远。“随着女性年龄增长，卵子质量逐渐下降，身体机能和代谢能力也呈下降趋势，其直接导致的是怀孕困难、流产率增加。同时，一些社会因素，如反复人流导致的宫腔粘连、输卵管堵塞以及盆腔炎等情况也都成为了二胎生育的‘阻碍’。”
　　现在每年出生人口约为1600万。左学金认为：“如果每年增加10%就是160万，30%也就是500万，新增人口数量基本就是这在这个范围以内。接下来的3-5年我们生育率会有多大的变化，最终还是实践说了算。我个人估计生育会有反弹，但反弹有限。因为现在生育率比较低，不完全是生育控制的问题，还有很大程度是经济社会变化导致了人们生育观念的变化。”
　　此外，随着育龄妇女减少，出生人口也会减少。据推算，15-49岁总育龄妇女，2011年3.83亿，但到了2030年就只有2.93亿;而20-29岁黄金年龄育龄妇女，2011年1.15亿，2030年则仅剩0.66亿。
　　左学金还告诉记者，人口政策再次调整，对上海的影响微乎其微，“上海60%多是双独，30%多是单独。实际上在这次五中全会放开二孩之前，上海95%的育龄夫妇已经可以生育二孩，但上海的总和生育率不到1，每对夫妇平均生不到一个小孩。” 　　目前，中国人口结构的不合理除了体现在年龄层面，还体现在了性别层面，即男女比例失调。据了解，2015年“光棍”危机开始呈现，以后危机将逐年加深。到2023年光棍超过2000万，以后光棍数会达到4000万。这三四千万的光棍在他们以后的几十年的有生之年中永远失去了组织家庭的可能性。
　　“好多男孩子会被“浪费”掉，他们讨不到老婆，不能生孩子。当然我认为，我们普遍放开二胎，性别比自然会降下来。因为大家不会刻意人为选择，不加以干预，听从上帝的安排。”左学金说，正常的出生性别比大约是是100个女孩，有104-106个男孩。
　　生二孩的“深考量”
　　既然孩子少了，国家政策也放开了，那么大家就响应政府的号召，造人生二宝呗？可时代变了，年轻夫妻却大都顾虑多多，不肯要这“第二胎”。
　　生二孩，变成了一件“纠结”的事情。
　　左学金就给记者举了一个亲身的经历。在他中学100周年校庆时， 17个同班同学一起聚餐，这17个同学（或17对夫妇）只生了20个孩子，平均每对夫妇生育不到1.2个小孩。
　　“我们这些同学都是‘奔七’的人了，都是1947、1948年出生的，其中有些人在1980年以前生育，在政策上是可以生二孩的。”左学金进一步表示，“关键是这20个小孩，现在都是30多岁的人，多已结婚。但这20对夫妻生了多少小孩呢？只有13个，即平均每对夫妻才生了0.65个小孩。”左学金还坦言，他们中有的人在结婚时就跟父母说明了不生孩子，选择丁克。
　　放眼全球，很多社会都有浓厚的鼓励生育的文化。例如，很多宗教都有不准堕胎的教规，而中国则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统。但中国传统的生育文化，经过几十年人口政策的宣传，可以说或不复存在。再加上，在农业社会，人们生小孩的动机之一是养儿防老。但在现代社会，人们养老主要靠积蓄和社会福利，养儿防老已经不是生育的主要动机。“养儿”剩下的或许只有父母喜欢小孩的天性。

　　上海大学2012级新闻班63位同学及其父母辈就曾做过一次关于“计划生育”的调查。其结果显示，一胎政策实施30多年后的今天，“80后“和“90后”作为独生一代的主体，“计划生育”几乎成为他们眼里一个温和的词语，他们的父母都已经平和地接受了“一胎制”，而他们自己更是乐于接受“一胎制”。
　　调查还显示，独生一代作为新一代父母，享受专宠的他们，为了生活得轻松些，抑或是能全心全意为一个孩子付出，他们选择只要一个孩子，更有甚者，直接选择了“不婚”或“丁克”生活。
　　另一方面，中国近些年来的城镇化也会使得生育率有所下降。在所有国家中，一个普遍的规律是城市人口的生育率要远低于农村人口。农村社会中所谓的“老婆、孩子、热炕头”式的生活乐趣让位于城市中的各种娱乐和社交活动，城市中的年轻男女将更多的时间用于工作和娱乐，对家庭生活的依赖和眷恋程度要低得多。所以城市中的年轻人结婚晚，孩子少，离婚率也远比农村高。
　　“现在，人们的收入是在不断提高，但是抚养小孩的成本涨得更快。这是因为现代社会，要培养一个高素质的小孩，父母必须在孩子的教育上投入大量的精力和财力。”左学金发现，儒家文化圈东亚国家的生育率是全世界最低的。原因在于受儒家文化的影响，父母特别重视对孩子教育的投入。
　　2004年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青年研究》刊发了著名社会学家徐安琪的《孩子的经济成本：转型期的结构变化和优化》的调研报告。报告称，从直接经济成本看，0至16岁孩子的抚养总成本将达到25万元左右。如估算到子女上高等院校的家庭支出，则高达48万元。估算30岁前的未婚不在读的子女的总成本达到49万元。这是10多年前的数据，现如今的养育经济成本也随着经济发展和物价上涨而“水涨船高”。
　　
　　最近网上出现的一个“中国九大城市养孩子成本排行榜”，其中北京276万排第一，上海247万居第二，西安142.5万排第九。这份网传的生养成本的可信度我们姑且不论，但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人们对生孩子的顾虑，尤其是大城市。
　　“每个孩子的预算是给定了的，华人社会的父母不会生更多小孩的原因，就在于更多人愿意用质量换数量。”左学金说。
　　实际上，相对于中国人的收入，中国小孩的抚养成本比其他东亚国家还要高。中国现在还只实行九年的义务教育。幼儿园、大学和各种课外补习成本都必须由父母承担。所以有理由相信，这个因素对生育率下降的影响也会比其他东亚国家更大。
　　与此同时，受益于新中国成立后实行的“男女平等的政策”， 中国女性的受教育程度（相对于男性）要比其他国家更高，中国的女大学生比例相对较高，中国女性参与工作的比例也比其他东亚国家要高。女性受教育的程度高，不仅毕业时年龄大了，更重要的是这些女性开拓事业的机会比较多，这当然是好事，但是带来的副作用是低生育率，因为她们不愿意让生育来打断其职业生涯的发展。
　　加上在中国，城市女性中不愿意下嫁的现象普遍存在。一些高学历和高收入的白领女性不得已变成“剩女”，很难找到理想的男士。很多人主动或者被动地选择单身，但碍于现实，即使她们中有些想要孩子，相关的法律政策也不允许她们这么做。
　　“现在社会经济发展很快，大家的生育观念、养育孩子成本与效益也在变化。我们不能用几十年以前的眼光来看待我们‘80后’‘90后’的生育行为。”左学金如是说。
　　所以如果中国政府要想摆脱低生育率陷阱，让更多的人生二胎的话，必须把鼓励生育的政策落到实处。
　　对此，有不少人口学专家建议：1）要实行生育补贴政策，尤其是第二胎的补贴政策。可以仿效新加坡的做法，奖励城市人均年收入的一半左右（3万元）。2）增加托儿所和育儿园的供给，并且彻底贯彻12年制义务教育。3）严格实行带薪产假的政策。
　　“即便做到了上述几点，很有可能的结果是，平均每对夫妇也只生一个小孩。因为现代社会，生育对于家庭和妇女来说意味着会损太多其他的机会成本，如职业发展、享乐旅游等。所以一般的夫妇都只要1-2个小孩。”
　　就亚洲的国家和地区来说来说，日本26%人口是65岁以上，人口开始负增长;韩国的生育率也非常低，低的时候是1.08，2015年是1.25;新加坡的生育率是0.8，2015年全球生育率统计倒数第一;我国的港澳台地区的生育率也很低，在1上下徘徊……
　　很多政府对此心急如焚，不断提高奖励的砝码，同时也做大量的鼓动生育的宣传。例如新加坡政府，现在鼓励生育的口号是：“两个不多，三个小孩才是最好”。
　　有专家指出，要恢复自然的生育率，除了在经济上予以补贴，更要重塑生育的文化，“政府应该不遗余力地宣传多个小孩家庭的好处，让生育率实现实质性的恢复。但是要从巨额罚款调整到鼓励生育的政策这个180度转弯还需要很多年，重塑生育文化则需要更长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