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中国社会已嗅到了“改变”的气息。但17世纪英国政治哲学家霍布斯所描述的那种“自然状态”，在某种意义上，似乎仍然站在一个遥远的地方，诡异地招手。
　　关于要“改变”的东西，可以列出一个清单，人们都耳熟能详：腐败、滥权、阶层固化、贫富悬殊、道德沦丧、诚信缺失、社会冲突、环境污染、食品安全、经济结构畸形……这一清单还可以列下去。
　　这显然是整个社会生态系统在恶化。它们并不是孤立地起作用，病毒已经传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扩散。
　　也许，既要考虑“杀毒”，也要考虑在某些方面“重装系统”了。因为这些问题，一方面可以说是作为根源、逻辑原点的体制带来的，但另一方面，也是“社会”的各个子系统、结构之间不匹配，甚至存在结构性冲突一直得不到消除带来的。

非理性

　　社会溃败和社会冲突，比如道德沦丧，群体事件是宏观方面的社会生态系统恶化。微观方面，个体倾向于做出极端行为，比如冲到学校砍学生—而即使所做出的行为，就个体眼前来说是理性的，但对于社会来说却是非理性的选择。
　　比如一个可以很好地搞科研的博士，选择了去中学教书，导师对此相当无奈。比如，很多人辛辛苦苦开工厂，但发现做不下去，而去选择炒房。当然，“公务员热”可能最能反映出一个社会的非理性。
　　2013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人数接近200万，比2012年报名考试人数多70万。高烧不退的“公务员热”，让人恍若觉得现在并不是一个市场经济的现代社会，而是回到了科举时代。
　　这是一种集体性选择的社会行为，意在让体制豢养的并不只是广大男女“屌丝”，“高富帅”和“白富美”们也把它作为一种最优选择，比如就有人开着豪华轿车、穿着名牌服装去考试—本来这帮人并不需要这样做。
　　动机很清楚，在这个博弈格局倾斜的时代，一个人进入体制去分享制度红利，比在市场上去创造收益，更能做到利益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同时，在社会博弈中，权力是足以压倒其它牌的“王牌”，因此它也成为安全感和维持博弈优势地位的一个来源。
　　和市场经济发达的欧美国家比一下就很清楚，这很不正常。如果所谓的“精英后备人才”都争着抢着去本身并不创造财富的体制内呆着，仅仅因为体制可以优先给予自身分配别人从市场上创造来的财富，而创造财富的部门缺乏吸引力，那么，这一局面在逻辑上不可能维持下去，因为一个社会创造财富的潜能将很快耗尽。如果公务员的职位不断地增加，不断地给公务员加薪，创造财富的部门更加衰败，那么，这个时间的来临将会更快。
　　就是说，这种集体性选择，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是具有自败性的。而这也恰恰是整个社会生态系统恶化的一个特征。

负功能

　　2012年21至22日举行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做出的一个判断很契合现实：“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最严重的制约仍然是城乡发展和居民收入差距过大。”
　　“差距”并非简单的数字对比。背后有着玄机。
　　把视域移到整个社会的贫富悬殊、阶层固化、社会冲突，可以看到两点：其一，制度在设计用来分配权利和机会时，在不同的人那儿并不平等；其二，作为游戏规则，某些制度不符合现实的博弈要求，而又不修改—比如土地制度就和市场要求不合，所以，农民并不能按市场价，对土地想卖就卖。
　　用社会学结构功能学派的说法，社会生态系统恶化首先是一种“结构性冲突”。贫富悬殊，对于社会来说是一种“负功能”，释放的是“负能量”。
　　一个“社会”是一大帮人生活在一起，但和动物世界不同，它并不是人的简单叠加，而是由人、组织、制度、观念、物质资源等复杂地构成的。它大致可以分为多个大的子系统：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而承担社会整合的，则是制度、人心、观念等。
　　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结构，由一个一个的子系统和小的结构构成，就是说，它们是连在一起的，你干这个，我干那个，你出了事，我也跟着倒霉。而如果连的方式不对，我要你这样连，你不干，那么，也会出问题。连在一起就是“结构性关系”，而干什么，就是一个结构承担什么样的“功能”。
　　比如，政治这一子系统的功能是什么？很清楚，提供一个稳定的秩序，保障公民的权利，承担提供公共产品的责任，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等等。
　　这一功能要得到发挥，至少要满足两个“结构性要求”。其一是在制度设计上，符合宪法等表达的理念，和公民的权利诉求匹配，比如按照民主政治的游戏规则让公民参与，从而构成一种系统内的自我约束，其表现就是权利对权力的约束；其二，是对应其它子系统的结构性要求，比如和市场经济契合，权力不干预市场。当然，还有其它结构性要求，比如能够敏感地对收入差距拉大做出反应。
　　很显然，这些结构性要求只要不满足其中的一个，就会有“负功能”，如果不满足的更多，那“负功能”就更多，政治体制改革就更为紧迫。就世界范围而言，一般是“市场经济 民主政治 中产阶级社会”的组合，一个社会才可能稳定有序，富足繁荣。而像拉美的那种 “市场经济 独裁政治 贫富悬殊的社会”的组合，则是一种畸形的组合，足以为中国镜鉴。
　　还可以列举一下今天中国社会比较严重的结构性不匹配和冲突。
　　经济方面。房地产一枝独秀，绑架中国经济，而国企则依赖权力庇护攫取垄断利润，民企空间被压缩，经济结构被官商利益扭曲。现有的经济结构对于维持未来稳定增长，甚至仅仅是解决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就业，功能很弱。
　　社会阶层结构方面。本来就弱小的中产阶层在畸形的经济结构和钱越来越不值钱的双重打击下“下流化”，掌握庞大资源和财富的权贵富人与基数最大的底层构成两极。这意味着，中产阶层远未具有结构性地稳定一个社会的功能。
　　文化结构上。人们的认同被户籍、贫富等损害，文化所承担的社会团结、把一堆堆社会原子进行整合的功能越来越弱，孕育着社会冲突。而道德观念，也因为受到政治、社会等的结构性冲击，无法有效地建构一个心灵秩序，提供一个社会的基本行为指南。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结构性不匹配和冲突的后果，既是它们不匹配别人，同时也是别人不匹配它们造成的。一个社会，其结构之间匹配的要求是一种“相互要求”。
　　像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就是这样：政治要有道德，即为文化生产一种道德资源，要不然大家就跟着贪官学坏；文化也要为政治生产一种理念，比如：官员财产不公开，这类事情是做得不对的。

怎么办？

　　正如个人不能单打独斗一样，社会这一系统中的各个子系统、结构也不能单打独斗。不和别人合作，缺乏一个“情感支持系统”，一个人往往做不了什么事，受到心理打击也受不了。社会也是如此。如果因为结构性冲突引起生态恶化，那么，各个子系统、结构其实都是脆弱的，会具有一种结构性的不安全。
　　这种不安全感漂浮在社会表层，早已通过富人移民、某些官员做“裸官”、精英害怕“民粹”而穷人仇富等表现出来了。这正是精神分析学家弗兰克尔所描述的：心理事件，是社会事件的心理层面。而人的心理结构的被破坏，起到的恰是加剧社会生态系统恶化的功能。
　　中国的改革同时有两个意思：一是改革不符合市场经济、公民权利诉求、现代文明理念、社会发展要求的旧体制，重新调整国家和社会、政府和公民的关系；二是消除因为改革不到位或异化而出现的问题。

怎么办？

　　由于无论是老问题，还是新问题，在发生逻辑上，已经是同一类问题，这两个意思，其实就是同一个意思。
　　已经有很多改革或说是“重建”的方案来应对中国社会的问题。比如，我们一直在强调政治体制改革，在搞社会改革，在说进行道德重建，在说要打造文化软实力。但这些方案，或是举步维艰，或是没有多少明显效果。问题依旧，有些还恶化了。
　　这不是说局部性解决有错，而是在政治改革艰难推进的情况下，一个改革如果缺乏别的改革的配套，其能做到多少是有疑问的。毕竟，结构之间存在着相互“型构”，经济是这种样子，社会就是那种样子，政治是这种样子，经济也就可能是那种样子。
　　比如，社会再怎么改革，如果不改变国家和社会的关系，让行政权力不控制社会组织，社会改革还是跛足的，就像过去的经济改革一样。进行社会改革，本身就意味着要进行政治改革，反过来也如此。
　　这需要一个新的、具有大“社会”变革的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