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2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北平入城式。
　　3月23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率领中共中央机关、人民解放军总部离开西柏坡迁往北平。3月25日到达北平西苑机场，进驻位于北京西郊20余公里的香山，对外号称劳动大学。
　　毛泽东在这里完成了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计划，指挥千军万马强渡长江，攻克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在这里广泛接触各界民主人士，共同筹划新中国的未来。
　　6月15日至19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会议。听取了周恩来关于《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草案)》的解释报告及草案相关问题的说明，通过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关于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规定》和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名单。筹委会常委会推选毛泽东为主任，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任，李维汉为秘书长。筹备会闭幕后，一切筹备工作由筹委会常委会负责进行。
　　从那一天起，毛泽东常去中南海办公和开会，在香山和中南海两头奔波。时任北平市市长的叶剑英遂正式打报告，请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进驻中南海。周恩来出于安全考虑，也同意毛泽东住进中南海。最初毛泽东是拒绝的。最后被提到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少数服从多数议决。毛泽东对警卫人员说：“听人劝，吃饱饭。搬就搬吧。你也准备准备，咱们进城。”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前夕，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办公厅机关、中央军委机关、中央宣传部机关进中南海。
　　8月19日，秘书长李维汉不幸跌伤住院。26日，筹委会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决定由林伯渠代理秘书长。
　　经过三个月的努力，各项准备工作于9月初完成。9月17日，新政协筹备会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审议并基本通过新政协各项文件草案。会议决定将即将召开的新政协会议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1949年9月21日下午7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召开。出席开幕式的会议代表634人，被邀来宾300人。
　　军乐队齐奏《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54门礼炮齐鸣。全体代表推选出毛泽东等89人组成大会主席团。主席团推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李济深、张澜、沈钧儒、谭平山、蔡廷锴、章伯钧、黄炎培、马叙伦、马寅初、郭沫若等31人，组成主席团常委会，林伯渠任大会秘书长。
　　中共中央主席、新政协筹备委员会主任毛泽东主持开会并致开幕词。毛泽东庄严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他说：“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罢，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罢，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接着大会发言。竺可桢日记记下了每个人发言的准确时间：毛泽东18分钟，刘少奇14分钟，宋庆龄12分钟，何香凝15分钟，高岗18分钟，陈毅5分钟，黄炎培11分钟，李立三16分钟，赛福鼎连翻译16分钟，张澜11分钟，程潜9分钟，华侨代表84岁老人司徒美堂连翻译13分钟。宋云彬在日记中对这些发言者有一番评头论足：“讲演词以宋庆龄的最为生辣，毫无八股气，可惜她不会说国语，用一口道地上海话念出来，就没有劲了。陈毅的最简单，也很得体。黄炎培的发言，既不庄严，又不生动，令人生厌。程潜之讲词文句不通，意思也平常，应考末一名矣。宋庆龄讲话时，正雷雨大作，电灯忽灭，幸不久就亮。”
　　9月22日，政协全体会议继续举行。会议听取了主席团的报告，通过了主席团提议设立的六个分组委员会(即：政协组织法草案整理委员会、共同纲领草案整理委员会、政府组织法草案整理委员会、宣言起草委员会、国旗国徽国都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代表提案审查委员会。)这些机构分别负责对政协各项草案、方案和提案进行整理和审查。当天的会议还分别听取了林伯渠作的政协会议筹备工作经过报告、谭平山作的政协组织法起草经过报告、周恩来作的《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的起草经过和特点的报告》、以及董必武作的政府组织法起草经过的报告。
　　在接下来的几天中，全体政协代表和各有关委员会对各项议案进行了分组审议，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名。历史上：(1)1922年7月，中共二大在最低纲领中曾提“民主共和国”。(2)1935年12月毛泽东在报告中曾提“人民共和国”。(3)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曾称“中华民主共和国”。(4)1947年12月中共中央会议，集体讨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名称(1948年1月12日任弼时在西北野战军前线委员会扩大会议的讲话中，曾两次提到“中华人民共和国”)，1948年1月1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和2月15日完稿的《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草案)中，都把新中国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在1948年10月10日《九月会议的通知》、1949年新年社论《将革命进行到底》、1949年6月15日《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提的都是人民共和国。但在1948年下半年的文献中用“中华民主共和国”的字样较多。1948年8月1日，毛泽东电报中曾使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字样。这期间，有时两个国名交互使用。(5)但在1948年中共“五一”口号中，毛泽东在8月1日复各民主党派与民主人士电中，都改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名称。之后，在中共中央文件、中共领导人的讲话以及中共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关于筹备新政协的各种文件中，大都采用了“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这一提法。
　　1949年新政协筹委会成立后，新政协筹备会第四小组在讨论过程中，一些代表对“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这个国名提出了不同意见，感觉名称太长，用起来累赘。黄炎培、张志让曾专门写过一个提案，提出：“我国国名似可将原拟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改为中华人民民主国，简称中华民国或中华民主国。将来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即可改称中华社会主义民主国。”清华大学教授张奚若也表示：“有几位老先生嫌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名字太长，他们说应该去掉民主二字，我看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好。有‘人民’，就可以不要‘民主’二字，焉有人民而不民主哉?且民主一词‘democracy’来自希腊字，原意与人民相同。去掉‘民主’二字，从下面的解释也是很容易明 白的：是共和而非专制，是民主而非君主，是人民而非布尔乔亚的国家。”最后，新政协筹备会第四小组和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经过讨论协商，决定采用张奚若的意见，将新中国定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名确定以后，是否保留国名简称，引起热烈争论。当时，在起草共同纲领草案时，根据有的代表提议，考虑到应照顾人民的传统和习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称后面，加了一个“简称中华民国”的括弧。最初的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中，也有“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简称中华民国”这一条，后来改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后，简称这一条仍保留着。但这在政协代表中引起了很大争论，有的赞成，有的反对。赞成者认为，不仅在政府组织法中应注明“简称中华民国”，而且要把这一简称写入共同纲领，因为共同纲领具有照顾统一战线中各个组织的意义，应该沿用习惯了的称呼。反对者则认为，不应简称“中华民国”，因为“中华民国”并不是一个简称，而是代表旧中国统治的一切，反动派标榜“中华民国”，而人民对它已产生反感，人民的新中国是新民主主义的，不能与之混同，如果要用简称，就简称“中国”。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后，马叙伦、陈叔通、郭沫若等代表递交一份提案，提议统一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取消共同纲领和组织法中简称中华民国，另由政府以法令规定之。他们认为，这次新政协筹备会所通过的国名——中华人民共和国，确能代表中国人民革命伟大胜利后实行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及人民。
　　对此提案，政协会议主席团采取了慎重态度，特别注意听取当年追随孙中山为建立中华民国而奋斗的老前辈的意见。9月26日，由周恩来和林伯渠联名邀请了二三十位年逾七旬的辛亥老人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举行午宴，专门听取意见。周恩来开门见山首先表示：“今天请来赴席的，都是辛亥革命时期的长辈，有几个人不是，来听取长者的发言。我国有句老话，叫做‘就教长者’，今天的会就是如此。在讨论三大文件时，各位看见《共同纲领》中的国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下，有一个‘简称中华民国’的括弧，这个简称，有两种不同意见，有的说好，有的说不必要了。常委会特叫我来请教老前辈，看看有什么高见。老前辈对‘中华民国’这四个字，也许还有点旧感情。”黄炎培第一个发言，认为：“由于老百姓教育落后，感情上习惯用‘中华民国’，一旦改掉，会引起不必要的反感。留个简称，是非常必要的。”“政协三年一届，三年之后，我们再来除掉。并无不可。”何香凝继之发言，认为：“中华民国是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一个结果，用许多烈士鲜血换来的。关于改国号问题，我个人以为，如果能照旧用它，也是好的，大家不赞成，我就不坚持我的意见。”美洲华侨领袖司徒美堂随即表示：“我是参加辛亥革命的人，我尊敬孙中山先生，但对于‘中华民国’四个字，则绝无好感。理由是中华民国，与民无涉。22年更给蒋介石与CC派弄得天怒人怨，真是痛心疾首。我们试问，共产党所领导的这次革命是不是跟辛亥革命不同?如果大家认为不同，那么我们的国号应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抛掉又臭又坏的中华民国的烂招牌。国号是一个极其庄严的东西，一改就得改好，为什么要三年之后才改。语云，‘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令不行’。仍然叫做中华民国，何以昭告天下百姓?我们好像偷偷摸摸似的，革命胜利了，连国号也不敢改。我坚决反对什么简称，我坚决主张光明正大地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司徒美堂的发言博得热烈掌声。马寅初随即表示拥护，并补充说：“简称实在不伦不类，不像话。”张澜、沈钧儒、陈叔通、陈嘉庚、车向忱也赞成此议。”最后，周恩来作小结，表示：“我要把这些意见综合送给主席团常委参考，并由主席团常委做出最后决定。”
　　9月27日，政协一届全体会议综合各方意见，决定去掉“中华民国”简称，并作了简要解释：不再简称“中华民国”，并不等于把中华民国过去革命的历史意义一概抹煞。如辛亥革命、国共合作等都是有它的历史意义的。同时，“中华民国”这一名称，因为在民间已很习惯，所以在目前也不会禁用使用。在人民中还允许有这样的称呼，正如现在我们所用的阳历，同样也不禁止人民用阴历。其次我们主张用公元纪年，同样也不禁止用三十八年。我们要慢慢地引导人民在公文上用统一的国名，统一的公元年号，但最好在正式文件上不要有这样的一个法律规定。随后，在政协全体会议陆续通过的大会文件中，皆去掉了“中华民国”这一简称。
　　国歌。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委会确定的第六小组做提出国旗、国歌、国徽的准备工作。组长马叙伦、副组长沈雁冰。除组员外，还包括第五组(起草宣言)组长郭沫若。该组决定公开征集稿件。1949年7月15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大众日报》连续刊登《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启事》征求方案。至8月20日共收到200件左右国歌稿件。有关人员均不甚满意。在第六小组和评委会讨论会上，刘良模、梁思成、张奚若提出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徐悲鸿、周恩来赞成，大多数倾向同意。为了参考，郭沫若拟了一首新歌词“新华颂”，9月13日付印200分，16日发给有关人员参考。9月25日座谈会通过以《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9月26日政协会议主席团通过。27日政协全体会议通过。1949年10月1日《人民日报》登了郭沫若的“新华颂”。
　　国旗。第六小组刊登《征求启事》后，8月20日截稿，收到应征国旗稿件1920件，图案2992幅。国旗图案大体可分为四类： 　(1)镰锤交叉(或称镰刀斧头)并加五角星。此类图案最多，爱国华侨陈嘉庚就设计了中国式的镰刀斧头图案。
　　(2)嘉禾齿轮代表工农联盟的图案。
　　(3)两色或三色的横条、竖条加镰刀、斧头或五角星。
　　(4)在红旗上排列五角星图案，或者红旗中加五角星并加一两条黄杠代表黄河、长江等。朱德和郭沫若设计了此图案。 　大家从第四类选38幅图案。大家普遍看好三个图案：第一幅图案是上面一颗金色的大星，旗下三分之一处是一条黄色的横杠；第二幅是上面一颗金色的大星，下面是两条横杠；第二三幅是上面一颗大星，下面三条横杠黄河、长江、珠江。上海曾联松设计的国旗图案编为“复字三十二号”：大五角星表示中国共产党，周围四个小五角星表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但有人认为四个阶级的提法不妥：“资产阶级怎么能进入社会主义呢?” 　9月25日，座谈会讨论赞成“复字三十二号”图案。9月27日下午，全体会议一致通过决议， 去掉了四个阶级的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五星红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
　　9月27日，人民政协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了四项决议案：(1)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都定于北平，改名北平为北京；(2)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公元，当年为1949年；(3)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4)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红地五星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会议一致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9月29日，政协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9月30日，人民政协全体会议首先进行了两项选举：(1)全体代表一致通过由180人组成的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10月9日，由政协全国委员会选举产生毛泽东为第一届人民政协主席，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席，李维汉为秘书长)。(2)大会采用无记名方式进行投票，选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成员，即：
　　主席：毛泽东
　　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
　　李济深张澜高岗
　　委员：陈毅、贺龙、李立三、林伯渠、刘伯承、吴玉章、叶剑英、何香凝、林彪、彭德怀、徐向前、彭真、薄一波、聂荣臻、周恩来、董必武、赛福鼎、饶漱石、陈嘉庚、罗荣桓、邓子恢、乌兰夫、徐特立、蔡畅、刘格平、马寅初、陈云、康生、林枫、马叙伦、郭沫若、张云逸、邓小平、高崇民、沈钧儒、沈雁冰、陈叔通、司徒美堂、李锡九、黄炎培、蔡廷锴、习仲勋、彭泽民、张治中、傅作义、李烛尘、李章达、章伯钧、程潜、张奚若、陈铭枢、谭平山、张难先、柳亚子、张东荪、龙云。
　　国玺印文。全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印”。方形，没有使用篆书、隶书，用的是宋体字。是毛泽东选定的，每行5个字。制作者两个版本：一是周恩来委托陈叔通到上海与篆刻大师王福厂商量，得意门徒顿立夫操刀。一是京城老艺人张樾丞，齐燕铭接到北京饭店制作的。
　　选举之后，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通过《给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致敬电》，通过竖立“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
　　下午6时，全体政协委员来到天安门前，举行了隆重的纪念碑奠基仪式。周恩来代表政协主席团致词，然后，全体代表脱帽静默致哀。哀毕，毛泽东宣读纪念碑碑文。最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以及全体政协委员扬起铁锹铲土，为纪念碑奠基。礼毕，代表们回到会场听取关于中央人民政府的选举结果，并举行闭幕式。朱德在庄重热烈的气氛中致了闭幕词。
　　当天晚上，毛泽东在他的办公室里，亲笔起草次日将在天安门上向全世界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黎明时分，毛泽东拿着写好的《公告》草稿，神色从容地步人周恩来办公室，他们坐在桌旁，一字一句地商讨《公告》的内容和措词。
　　1949年“七一”后，中共中央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任；彭真、聂荣臻、林伯渠、李维汉等为副主任的新中国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拟定开国大典包括的三大项目。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二、中国人民解放军阅兵仪式；三、人民群众游行活动和焰火晚会。
　　关于庆典场地的选择有两种方案。第一种方案是将庆典活动安排在天安门，理由是：天安门地处北平市中心，天安门周围的街道四通八达，受阅部队和参加庆典的群众容易集中，在这里举行开国大典无疑会增加热烈的气氛和效果。第二种方案则是在西苑机场，理由是：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在西苑成功地举行过阅兵。更重要的原因是，那里地处郊区，地形开阔，万一遭到国民党空军的袭击也便于疏散和隐蔽。
　　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主任周恩来经过再三斟酌后，决定将庆典的场地定在天安门广场。针对国民党空军在开国大典那一天可能进行的空袭，周恩来指示：在北平的南苑机场集中人民解放军第一个有升空作战能力的战斗机群，在北平的四周布置用于防空的高射炮群。在得到中央的同意之后，周恩来立即通知有关部门，迅速修整天安门城楼和天安门广场。
　　得知开国大典将在北平举行的消息之后，北平各界人士和群众无不欢欣鼓舞。1949年8月9日，北平市召开了第一届各界代表大会，通过了整修开围大典主会场——天安门广场和城楼的决议。
　　天安门广场，成丁字形。丁字形北面，是高高耸立的天安门城楼。主席台设在天安门城楼上。城楼檐下，八盏大红宫灯分挂两边。靠着城楼左右两边的石栏上，八面红旗迎风招展。城墙上面中间，挂着毛泽东带着帽子的半身像。两旁的标语，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万岁”；西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天安门城楼两檐中间没有挂国徽，因为9月25日、26日新政协的座谈会及审查委员会认为国徽还要修改，所以27日全体会议上没通过国徽。
　　天安门前是金水河，河上架着五座白石桥，桥前是长安街大路，大路东西各有一座三个门洞的三座门，两座三座门之间长500米，三座门正式名称为长安左门、长安有门。
　　丁字形向南，是巨宽的天安门广场，中间是长长的甬道，直伸到中华门。广场的东西两边、连到南面中华门两旁是长长的红墙。在“丁”字一横一竖的交点的南面，立着电动升旗旗杆。
　　受阅部队
　　阅兵仪式，朱德总司令任阅兵司令员，聂荣臻(代总参谋长、华北军区司令员)任阅兵总指挥；副总指挥由杨成武(第二十兵团司令员)、唐延杰(华北军区参谋长)、唐永健(华北军区司令部作训处处长)、刘仁(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肖明(北京市总工会主席)、肖松(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北京市委书记)等人担任。杨成武兼任阅兵指挥所主任，唐延杰兼副主任。受阅部队总计1.64万名。
　　阅兵式前，杨成武查阅国内外有关阅兵的资料，找其他的将领求教。7月上旬的一天，中央领导人在中南海怀仁堂听取阅兵总指挥聂荣臻、副总指挥杨成武等受阅部队负责人的汇报。汇报结束的时候，毛泽东用郑重而诙谐的口气说道：“我们历来主张慎重初战，开国第一次嘛，一定要搞好。”
　　人民解放军没有一本关于队列训练的条文和规范动作的准则。受阅部队按照刘伯承编的操典进行队列训练。一步迈出去70厘米，高度15厘米是齐步，高度30厘米是正步。
　　阅兵分列式是按海、陆、空的顺序，海军方队率先出场。来自安东海军学校与华东军区海军的两个方队：海军军官方队和水兵方队昂首率先走过天安门。
　　陆军代表队南步兵师、炮兵师、战车师、骑兵师组成，其中战车师包括摩托化步兵团、装甲车团和坦克车团。参加受阅的步兵 方队，则是20兵团67军的199师。担任步兵方队领队的是两位“老”红军——32岁的199师师长李水清和师政委李布德。
　　骑兵代表队由华北军区骑兵3师组成，指战员多数来自内蒙古大草原。训练时聂荣臻就让参谋长李健研究，检阅的时候，万一战马失了前蹄怎么办?马拉下的粪便又怎么处理?战士想出了解决办法。
　　战车团是缴获的日本坦克。但不好办的是通讯工具，坦克与坦克之间，指挥是靠电台的，坦克中的电台全坏了。指战员用土办法，车长站在坦克炮塔里的上面，驾驶员在下面，车长用脚踩驾驶员的肩膀，踩一下，方向往左，踩两下往有。
　　8月1日，阅兵总指挥聂荣臻代表中央军委给新成立的特种兵部队授旗，主要包括礼炮部队、骡马炮兵以及装甲兵。朱德总司令亲自赶到受阅部队的驻地，去看望正在训练的指战员。
　　空军飞机受阅。1949年9月1日，阅兵总指挥聂荣臻在传达中央关于开国大典阅兵的指示时说：“中央决定在新中国成立之日，除地面部队以外，空军也要出动。”8月15日，解放军的第一个飞行中队在北平组建。通过半个多月的试飞、训练，已经完全具备了升空作战能力。
　　9月上旬，朱德、周恩来等到南苑机场，看到9架战斗机相继从跑道起飞，在空中调整成品字队形，两次通过机场上空。表演结束后，朱德说：“能不能再多几架飞机，什么飞机都行。”军委航空局最后确定，10月1日有17架飞机通过天安门上空。为防止敌机干扰，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的飞机带弹受阅。
　　开国大典呜礼炮的山炮有两种，一种是日本的九四式；一种是阎锡山造的一三式。54门礼炮齐鸣28响，象征着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艰苦奋斗二十八年的光辉历程。
　　军乐队
　　1945年抗战胜利后，活跃于冀中的晋察冀军区抗敌剧社用从日军缴获来的小号、大号、次中音号等几件铜管乐器，组成了一支小乐队，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华北地区现代军乐队。
　　1947年10月，华北部队在清风店地区全歼蒋介石嫡系第3军主力，歼敌1.7万余人。半个月后，在保定、高碑店一带收容了其军乐队。经过组织上政审、鉴定和调查，最后确定留下40人，与抗敌剧社音乐队原有的10多人，经批准改编成晋察冀军区军乐队(军乐长兼总指挥罗浪，副队长和指导员为王建忠、晨耕)。1948年1月上旬，军乐队在深泽县孝敬村正式成立，乐团70多人。后来罗浪又到石家庄军校青年训练营挑选了40多人。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2月初，他们参加了人城式。当天，军乐队分乘4辆汽车，边行驶边奏乐，后边紧跟的是步兵、炮兵、装甲兵等。汽车用步行速度前进，经珠市口、前门大街、西交民巷、东交民巷和东西长安街。6月份，军乐队和华北军区文工团合并，并收编了北平警察局军乐队20多人，队伍扩大，乐队有200多人。
　　典礼乐曲的确定。一天，阅兵指挥部在中山公同召开有苏联专家参加的部队负责人会议。会上对采用什么样的曲子作为阅兵典礼乐曲出现了分歧：第一种意见是随便找一个好听的阅兵进行曲就行了；第二种意见则是用苏联的阅兵曲。罗浪说，用我们自己已经用过的一些革命歌曲改编的军乐曲子，来作为我们这次阅兵的典礼用曲。会上争论颇为激烈，杨成武指示罗浪，写一个阅兵和群众游行的乐曲曲目上报中央。
　　罗浪连夜起草了一份方案，报到中央军委直至中央政治局。阅兵使用的乐曲有《中同人民解放军进行曲》、《骑兵进行曲》、《战车进行曲》、《坦克进行曲》等，群众游行乐曲有《东方红》、《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团结就是力量》、《永远跟着共产党走》5首。阅兵总指挥聂荣臻批示“同意用我们军队自己的曲子，并请中央五大书记审阅。”中央五大书记随后圈阅了报告。毛泽东显然在这个问题上想得更远更高。他在罗浪的报告上写下：“以我为主。以我国为主。毛泽东。”周恩来写“同意主席的意见。”联合军乐团有华北军区军乐队、人民艺术剧院管乐队、公安局军乐队、196师军乐队、20兵团某纵队军乐队、清华大学军乐队。
　　阅兵指挥部在天安门组织了两次地面部队晚间会练。9月30日晚10时，周恩来到了天安门，对城楼的布置工作作最后一次检查。他看到挂在城楼上的毛泽东画像下面写有“毛泽东同志”几个字的时候，立即派人找来中南海俱乐部主任钟灵。周恩来说，这个不能要，因为开国大典呀，要很严肃呀。他问这是谁画的。钟灵说了画的人，周恩来说改改。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画的人小心翼翼地用颜料把画像下面的几个字盖住。他做完这一切的时候，已经是10月1日的凌晨。
　　1949年10月1日，下午2时，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勤政殿举行第一次会议。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以及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宣布就职。会议一致决议，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接受《中国人民政’7厶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施政方针，选举林伯渠为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检察署检察长，并责成他们从速组成各项政府机关，推行各项政府工作。会议同时决议，向各国政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愿与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
　　中午12时，军乐团进入天安门东侧军区库房大院休息。13点集合，按规定检查着装及携带乐器。检查完毕，由总领队和总指挥罗浪、副总指挥王建忠率领，由分指挥张则恭和张仁辅带队分两队进人天安门休息位置，14时向总指挥部报告列队完毕。
　　首都30万军民齐集天安门广场，人群、旗帜、彩绸、鲜花和彩灯，汇成了喜庆、欢乐的海洋。
　　14时30分，军乐队到天安门广场的指定位置。军乐队前有指挥台和两个分指挥台。军乐队横排24人，纵排有9排。队员按肩距1米、行距1米半立正站好。打击乐排在第1排，军鼓都喷成银白色。军乐队两侧是受阅部队中的步兵方队，国旗杆后是群众代表方队。
　　14时50分，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以及周恩来等在京的45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等，沿城西侧古砖梯道，登上天安门城楼。天安门广场30万群众欢声雷动。
　　15时，林伯渠宣布典礼开始。乐队奏《义勇军进行曲》，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和委员 就位。在国歌的乐曲声中，毛泽东按动电纽，第一面五星红旗顺着旗杆冉冉升起。他心潮澎湃，热血奔涌，用很大的声音脱口喊出：“升得好!”与此同时，54门礼炮齐鸣28响。接着，毛泽东宣读了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今天成立了。
　　公告宣读完毕。由朱德总司令担任检阅司令员，聂荣臻担任总指挥的阅兵式开始。朱德走下天安门城楼，乘敞蓬汽车通过金水桥。迎候在桥南的阅兵总指挥聂荣臻即致军礼并报告：受阅陆海空部队准备完毕，请总司令检阅!在《三大纪律八大注意》、《军队老百姓》、《保卫胜利果实》等军乐声中，朱德总司令由聂荣臻总指挥同车陪同，检阅了肃立受阅的三军部队。接着，朱德总司令重登天安门城楼，宣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
　　分列式开始，聂荣臻总指挥站在指挥车上引导，受阅部队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的乐曲声中，以“八一”军旗为前导，由东向西，缓缓进场。最先通过天安门主席台前的是代表人民海军的水兵分队。他们头戴雪白的水兵帽，身穿和海洋一个颜色的蓝制服。接着是陆军，军校学员、步兵、坦克兵、炮兵、装甲兵、骑兵。他们一个方阵接一个方阵，一辆辆坦克、装甲车、坦克组队由主席台前的白玉桥边走过。当战车师进至天安门广场时，新中国空军飞临上空。中间人民空军的17架飞机一批又一批地飞经天安门广场的上空，飞在最前面的是9架P－51战斗机，分成3个分队，编为“品”字队形；战斗机后面紧接着是2架“蚊式”轰炸机，编为“一”字队形；轰炸机后是3架C－46运输机；最后还有3架教练机。第一批9架战斗机飞过天安门之后，兜了一个大圈，跟在教练机后面，又飞过天安门一次，给人感觉是共有26架飞机。在场的外国记者发出的报道声称：“一共有26架飞机参加了编队飞行”。
　　尔后，在《骑兵进行曲》引导下，3个团的骑兵师缓缓而过，高头大马一个团毛色全红，一个团毛色全白，一个团毛色全黑，骑士们身着草绿色军服握枪挎刀，威风凛凛。军乐队还演奏了《坦克进行曲》、《骑兵进行曲》、《战车进行曲》等。18时左右，军乐队跟随最后一支受阅方队，在罗浪指挥的引导下，迈着矫健的步伐，奏着激昂的军乐，雄赳赳、气昂昂地通过天安门城楼，接受中央领导人的检阅。
　　两个半小时的阅兵式结束后，天安门广场上的群众在热烈朱德检阅人民解放军受阅部队的气氛中开始游行，群情沸腾。“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响彻云霄。毛泽东激动异常，两手交替举起，时而禁不住高呼“人民万岁!”“同志们万岁!” 　傍晚一万支礼花陆续射入天空。天上五颜六色的火花结成彩，地上千千万万的灯火一片红。群众游行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团结就是力量》、《永远跟着共产党走》的乐曲声中分东西两个方向出发。晚上九点半，游行队伍才走出了会场。
　　10月1日，竺可桢记下了那天北京的天气，“早晨阴，下午阴。”午后二点乘车经午门至天安门城楼上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典礼。……天安门前之广场新辟成，可容十七万人，如排得紧可三十万人。……会场之庄严为余所未曾见。三点典礼开始，……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接下去是阅兵，自三点=三十五分直至六点始毕，然后是群众游行，因人数众多，至八点半尚未散尽。”胡风在记事中说：“下午三时，天安门。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阅兵，人民大游行。典礼与阅兵从三时到六时，群众行列从六时继续到九时一刻。”不久，胡风在组诗《胜利颂》中写道：毛泽东／一个新生的赤子／一个初恋的少女／一个呼冤的难主／一个开荒的始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