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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教育智库经历了萌芽期、成长期、成熟期三个阶段，并在21世纪初得到快速发展，如今已在数量和质量上成为全球翘楚。美国高校教育智库具有功能定位明确、人员构成多元、经费来源广泛等显著特征，能够为我国建设新型高校教育智库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关键词：美国；高校智库；教育智库
一、美国高校教育智库的兴起与发展
所谓教育智库，指的是以教育专家为主、跨学科专家为辅，为各级、各类教育决策者在处理教育问题时提供专业的思想、理论、策略、方法等的科研机构[1]。根据智库对教育研究的关注程度，可将美国教育智库的发展划分为萌芽期、成长期、成熟期三个阶段。
（一）萌芽期：1905年-1985年
美国的教育智库可追溯至1905年成立的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Carnegie Found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Teaching），其目的是促进美国教育事业的发展。随后几十年间，美国智库发展缓慢，教育问题在当时也很少受到智库的关注，只有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偶有提及。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的智库数量都较少，政策研究所只有24个，当时全世界的智库数量也非常有限。[2]
二战后，“智库”一词开始流行。美国国内的教育问题日益凸显，并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和反思。1954年，联邦政府颁布《合作研究法》（Cooperative Research Act），第一次对教育研究项目予以经费资助，此后，私人基金会也开始对教育研究提供大范围资助，越来越多的综合性智库开始关注教育问题。1957年，苏联发射人造卫星，促使美国于1958年出台了《国防教育法》（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并加大对教育政策研究的经费投入。1964年至1976年，美国教育政策研究的经费以每年翻一番的速度不断增加[3]。然而，该阶段美国教育智库在数量上并未获得较大程度的发展，教育研究大多只是大型综合智库的一个分支，如20世纪70年代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成立的教育研究部，较为出名的高端教育智库屈指可数。
（二）成长期：1985年-2000年
1983年4月，美国国家卓越教育委员会（National Commission on Excellence in Education）发布了令人震惊的《国家处于危机中：教育改革勢在必行》（A Nation at Risk：The Imperative for Educational Reform）报告，使美国民众感受到教育存在的巨大隐患，也促使有识之士意识到建立专门机构以加强教育政策研究的重要性。1985年，美国教育改革和研究办公室出资与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密歇根大学、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西北大学7所全美顶尖大学共同创建美国教育政策研究联盟（Consortium for Policy Research in Education，CPRE），这是美国首个专门从事教育政策研究的智库，表明美国教育智库开始进入专业化发展的新时期，标志着高校教育智库在美国正式兴起。在此阶段，美国还成立了一批影响广泛的教育智库，其中包括1995年创建的教育政策中心（Center on Education Policy），其研究领域涉及辍学、高中毕业考试、特殊教育等方面，曾在2006年被美国《教育周刊》（Education Week）评为“过去10年影响美国教育政策的十大机构之一”。[4]
（三）成熟期：2000年以来
进入21世纪，美国教育智库的发展呈现多样化趋势，并逐渐进入发展成熟期。根据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布的《全球智库报告2016》（2016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在65个全球顶尖的教育智库中，美国数量位居榜首，共有14所，占比21.54%。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10所世界顶尖教育智库中，美国占了8所，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占有绝对的优势。[5]
从隶属关系来看，美国的教育智库可分为4类：一是政府下设的教育智库，如美国联邦教育部于2004年设立的国家教育科学研究所（Institute of Education Sciences），主要负责搜集各级各类教育情报与数据，为联邦教育部的决策提供参考；二是具公司性质的教育智库，如兰德公司下设的教育研究部，主要根据客户的需要在学前教育、基础教育、高等教育领域开展评估和问责、学校改革、职业培训、艺术教育等方面的研究[6]；三是由基金会或个人捐赠设立的民间教育智库，如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布鲁金斯学会布朗教育政策中心（Brown Center on Education Policy of Brookings Institution）；四是高校教育智库，资金来源主要包括政府拨款、基金会、校友捐赠等，如哈佛大学教育政策研究中心（Center for Education Policy Research，ECPR）、斯坦福教育政策分析中心（Center for Education Policy Analysis）等。
在高校教育智库方面，《全球智库报告》首次于2012年列出了全球50所顶尖教育智库榜单（未进行排名）。其中，入选的美国高校教育智库有哈佛大学教育政策研究中心、斯坦福大学教育政策与实践研究所（Institute for Research on Education Policy and Practice，IREPP）、教育政策研究联盟3所。2013年，《全球智库报告》开始对50所全球顶尖教育智库进行排名，并于2014年将排行榜数量增加到55所，2016年增加至65所。在2016年的榜单中，美国高校教育智库除了上述3所外，还增加了波士顿学院的国际高等教育中心（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CIHE），其在排行榜中位列第58位（见表1）。 二、 美国高校教育智库的特征：以哈佛大学ECPR为例
（一）明确的功能定位
1.引导公众舆论，影响教育决策
智库被视为继立法、行政、司法、媒体之后的“第五种权力”。提出资政报告、影响决策方案是各类智库的共同目标，高校教育智库概莫能外。ECPR在地区、州、基金会、大学研究人员之间建立了一种独特的合作关系，旨在利用现有学校、教师、学生层面的海量数据，解决一直以来在教育政策上面临的棘手问题，以改善所有学生的教育成效[7]，在研究美国教育政策、引导公众舆论、制定决策方案等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2009年1月，ECPR发布了一份关于波士顿地区特许学校影响力的开创性报告，促使州政府做出了提高特许学校数量上限的决定，并允许最有效的经营者对波士顿地区的特许学校规模进行扩张。除此之外，ECPR的教师主管（faculty director）汤姆·凯恩（Tom Kane）通过设计并指导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Bill
关键词：美国；高校智库；教育智库
一、美国高校教育智库的兴起与发展
所谓教育智库，指的是以教育专家为主、跨学科专家为辅，为各级、各类教育决策者在处理教育问题时提供专业的思想、理论、策略、方法等的科研机构[1]。根据智库对教育研究的关注程度，可将美国教育智库的发展划分为萌芽期、成长期、成熟期三个阶段。
（一）萌芽期：1905年-1985年
美国的教育智库可追溯至1905年成立的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Carnegie Found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Teaching），其目的是促进美国教育事业的发展。随后几十年间，美国智库发展缓慢，教育问题在当时也很少受到智库的关注，只有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偶有提及。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的智库数量都较少，政策研究所只有24个，当时全世界的智库数量也非常有限。[2]
二战后，“智库”一词开始流行。美国国内的教育问题日益凸显，并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和反思。1954年，联邦政府颁布《合作研究法》（Cooperative Research Act），第一次对教育研究项目予以经费资助，此后，私人基金会也开始对教育研究提供大范围资助，越来越多的综合性智库开始关注教育问题。1957年，苏联发射人造卫星，促使美国于1958年出台了《国防教育法》（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并加大对教育政策研究的经费投入。1964年至1976年，美国教育政策研究的经费以每年翻一番的速度不断增加[3]。然而，该阶段美国教育智库在数量上并未获得较大程度的发展，教育研究大多只是大型综合智库的一个分支，如20世纪70年代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成立的教育研究部，较为出名的高端教育智库屈指可数。
（二）成长期：1985年-2000年
1983年4月，美国国家卓越教育委员会（National Commission on Excellence in Education）发布了令人震惊的《国家处于危机中：教育改革勢在必行》（A Nation at Risk：The Imperative for Educational Reform）报告，使美国民众感受到教育存在的巨大隐患，也促使有识之士意识到建立专门机构以加强教育政策研究的重要性。1985年，美国教育改革和研究办公室出资与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密歇根大学、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西北大学7所全美顶尖大学共同创建美国教育政策研究联盟（Consortium for Policy Research in Education，CPRE），这是美国首个专门从事教育政策研究的智库，表明美国教育智库开始进入专业化发展的新时期，标志着高校教育智库在美国正式兴起。在此阶段，美国还成立了一批影响广泛的教育智库，其中包括1995年创建的教育政策中心（Center on Education Policy），其研究领域涉及辍学、高中毕业考试、特殊教育等方面，曾在2006年被美国《教育周刊》（Education Week）评为“过去10年影响美国教育政策的十大机构之一”。[4]
（三）成熟期：2000年以来
进入21世纪，美国教育智库的发展呈现多样化趋势，并逐渐进入发展成熟期。根据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布的《全球智库报告2016》（2016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在65个全球顶尖的教育智库中，美国数量位居榜首，共有14所，占比21.54%。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10所世界顶尖教育智库中，美国占了8所，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占有绝对的优势。[5]
从隶属关系来看，美国的教育智库可分为4类：一是政府下设的教育智库，如美国联邦教育部于2004年设立的国家教育科学研究所（Institute of Education Sciences），主要负责搜集各级各类教育情报与数据，为联邦教育部的决策提供参考；二是具公司性质的教育智库，如兰德公司下设的教育研究部，主要根据客户的需要在学前教育、基础教育、高等教育领域开展评估和问责、学校改革、职业培训、艺术教育等方面的研究[6]；三是由基金会或个人捐赠设立的民间教育智库，如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布鲁金斯学会布朗教育政策中心（Brown Center on Education Policy of Brookings Institution）；四是高校教育智库，资金来源主要包括政府拨款、基金会、校友捐赠等，如哈佛大学教育政策研究中心（Center for Education Policy Research，ECPR）、斯坦福教育政策分析中心（Center for Education Policy Analysis）等。
在高校教育智库方面，《全球智库报告》首次于2012年列出了全球50所顶尖教育智库榜单（未进行排名）。其中，入选的美国高校教育智库有哈佛大学教育政策研究中心、斯坦福大学教育政策与实践研究所（Institute for Research on Education Policy and Practice，IREPP）、教育政策研究联盟3所。2013年，《全球智库报告》开始对50所全球顶尖教育智库进行排名，并于2014年将排行榜数量增加到55所，2016年增加至65所。在2016年的榜单中，美国高校教育智库除了上述3所外，还增加了波士顿学院的国际高等教育中心（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CIHE），其在排行榜中位列第58位（见表1）。 二、 美国高校教育智库的特征：以哈佛大学ECPR为例
（一）明确的功能定位
1.引导公众舆论，影响教育决策
智库被视为继立法、行政、司法、媒体之后的“第五种权力”。提出资政报告、影响决策方案是各类智库的共同目标，高校教育智库概莫能外。ECPR在地区、州、基金会、大学研究人员之间建立了一种独特的合作关系，旨在利用现有学校、教师、学生层面的海量数据，解决一直以来在教育政策上面临的棘手问题，以改善所有学生的教育成效[7]，在研究美国教育政策、引导公众舆论、制定决策方案等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2009年1月，ECPR发布了一份关于波士顿地区特许学校影响力的开创性报告，促使州政府做出了提高特许学校数量上限的决定，并允许最有效的经营者对波士顿地区的特许学校规模进行扩张。除此之外，ECPR的教师主管（faculty director）汤姆·凯恩（Tom Kane）通过设计并指导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Bi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