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石犹胜读史，“盖史牒出于后人之手，不能无失。而刻词当时所立，可信不疑”（赵明诚：《金石录序》）。古人喜欢刻石，也喜欢读石。刻得好的比比皆是，读得好的也大有人在，如欧阳修、赵明诚、叶昌炽，都是读石的高手。学者读石，是为了“是正讹谬，去取褒贬。上合圣人之道，下订史氏之失”（李清照：《金石录后序》），故而讲究手笔，重视源流，加之中国山河广大，遍布野碑野刻，即使读了上千年，所漏者依然甚多。今偶然于永州得一石刻，读之，所获良多。
　　石刻在永州东安县，其地号称“湘江第一湾”，山水之动人自不在话下，北岸悬崖壁立，即徐霞客《楚游日记》所说“沉香崖”者。徐霞客云：“崖斜叠成纹，高迥处叠纹忽裂，中吐两枝，一曲一直，望之木形黝色，名日沉香，不知是木是石也。其上有大树一株，正当崖顶。更有上崖一重内峙，有庵嵌其间，望之层嵐耸翠，下挈遥江，真异境也。”今崖上有沉香寺，寺内石壁存四字摩崖：我心非石。四字均半米见方，阴刻，字迹端庄圆润，无落款。此四字，寺内高僧解作“无得无失，无荣无辱，无是无非”的佛教理念，香客则当成“我佛慈悲，心非铁石”的美好祈愿。然“我心非石”的典故在佛经中无迹可寻，其出处乃《诗经·邶风·柏舟》：“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有关此诗意境，学界自古争论不休，有说“仁臣不遇”的，也有说“贞女不二”的。无论如何，《诗经》立于佛门之中，多少有一丝违和。
　　现在的沉香寺系二0一二年重建，其前身为“沉香庵”。今各界均称沉香庵始建于一七八二年，依据是“我心非石”右侧的另一方石刻，该石刻系界碑，记录乾隆四十八年（一七八三）九月初七日府县审断沉香庵地界并镌字为界之事。碑文称“事业经前府县各宪审断未结”，可知地界纠纷早于一七八三年，彼时沉香庵已然存在。徐霞客游楚在一六三七年（丁丑，崇祯十年），当时已见崖上“有庵嵌其间”。崖是沉香崖，树是沉香树，崖下江边还有个沉香潭，明代首辅解缙贬谪交肚时路过此地，曾作《沉香潭山水歌》。徐霞客所见之庵，极大可能就是沉香庵。以此为起点，截止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被毁，沉香庵横跨明清，已有三百余年历史。如今庵堂变成寺院，三百年往事如云烟散尽，遍翻志书，偶有一两笔提及沉香庵，藏在诗文里，躲在沉香崖的影子里，虚虚地称“佛在灵山观世变，人从仙境觅香烧”（陈凤楼：《沉香庵诗》，载光绪《东安县志》卷八）。沉香庵的比丘尼们，在志书中没有留下任何行迹，“我心非石”四字书刻于何年何月何人，也没有任何线索可以追寻。也许人们早已经把石刻连同沉香庵的尼僧们一起都看作沉香崖的一部分：江畔有崖，崖上有庵，庵中有尼，堂前有字……
　　自唐至清，永州地区摩崖成风，据不完全统计，境内现存摩崖石刻多达两千幅。上至元结，下至何绍基，文人墨客借永州水石尽显人文气象。但在长达千年的历史中，并没有任何一位女性的笔墨借石刻得以流传。石刻承载了男性文人的理想、梦想、失意、失望，和他们“到此一游”的散漫，而女性的思想情感却几乎从未在其中得以呈现，她们的名字只会偶尔出现在石山中，歪歪扭扭，夹在“名士”们的楷隶行草之间，向石公石母祈求“长命富贵”“金玉满堂”（永州地区旧俗，恐小儿夭折，故寄名石山，附以“富贵”“长寿”等语，其功能类似道教的寄名符）。反过来，按照男人们连“到此一游”都要镌上“某年某月某日某地某职某某某携某某某”的脾性，沉香庵的“我心非石”既不书年月，亦不书姓名，极有可能出自尼姑之手。四字高悬崖上，像极了女子与世俗决绝的誓言：我的心不是那江中的圆石，绝不会因水流而回转。
　　古人读书的主要目的是科举入仕，此乃大丈夫之事，小女子则“惟事酒食衣服之礼”。《颜氏家训》认为妇女“如有聪明才智，识达古今，正当辅佐君子，助其不足”，否则就是牝鸡晨鸣，会招致灾祸。至明清，社会公认“女子无才便是德”。囿于此，女性自身也以“无才”为荣。温璜之母陆氏主张“妇女只许粗识‘柴’‘米’‘鱼’‘肉’数百字，多识字，无益而有损也”。即使《红楼梦》中的各大名门望族，亦不赞成女子多读书。黛玉初入贾府，被问及受教育情况，黛玉称刚念了“四书”，转问贾府姊妹读何书，贾母便道：“读什么书，不过认几个宇罢了。”李纨之父“不十分令其读书，只不过将些《女四书》《列女传》《贤媛集》等三四种书，使他认得几个字，记得前朝这几个贤女便罢了”。王熙凤精明强干，却是因当家理事需要看帖管账才“识得几个字”的。薛宝钗才华横溢，也认为“咱们女孩儿家不认得字的倒好……只该做些针黹纺织的事才是”。豪门尚且如此，普通人家更不会在女孩儿的文化教育上砸钱，故而熟读《诗经》恐非小家碧玉所能。
　　《论语》云：“《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或许正是因为孔子的关系，在古代有限的女子文化教育中，《诗经》没有被列为禁书。在封建家长制下，《诗经》所承担的是德育功能。汤显祖《牡丹亭》中称：“论《六经》，《诗经》最葩，闺门内许多风雅：有指证，姜螈产哇;不嫉妒，后妃贤达。更有那咏鸡鸣，伤燕羽，泣江皋，思汉广，洗净铅华。有风有化，宜室宜家。”实际上，《诗经》中痴男怨女甚多，所表达的思想也极其复杂，既有所思，则难保无“邪思”。朱熹便把《大车》《静女》《将仲子》《有女同车》《风雨》《子衿》《出其东门》《褰裳》等篇归为“淫奔者之诗”。孔子的“无邪”是情感层面上的，凡真情流露，皆无邪。朱熹的“淫奔”是礼教层面上的，有违天理者，皆淫奔。《关雎》被孔子称作“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之篇，杜丽娘却偏偏在读完“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之后意乱情迷，成为“淫奔之女”。由此可见，即使大家闺秀，读《诗经》也是件“危险”的事。
　　在古代女子教育中，书不必多读，但刘向的《列女传》是必读之书。《列女传》为好女人张贴的标签是《母仪》《贤明》《仁智》《贞顺》《节义》《辩通》，坏女人的标签则是《孽嬖》。刘向称《柏舟》乃卫宣夫人所作，《列女传·贞顺》这样描述卫宣夫人：夫人乃齐侯之女，许嫁卫宣公。谁知出嫁之日，刚走到卫国城门，宣公却死了。保母劝夫人掉头回齐国，夫人不听，坚持入卫，并为宣公持丧三年。后来宣公的弟弟当上国君，想要娶夫人，夫人坚决不肯。卫君请夫人的兄弟代为说服，夫人依然不为所动，并作诗曰：“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以此表明自己忠贞不贰的决心。 　　有趣的是，史书中的卫宣公和卫宣夫人与刘向版截然相反。据《史记》记载：卫国太子仅娶了个齐国女子，还没有完婚。卫宣公见齐女美貌出众，便替太子另娶，将齐女据为己有。齐女为宣公生下二子公子寿、公子朔，宣公去世后，继位的便是公子朔。齐女姓姜，后世称之为宣姜。总而言之，《史记》版与刘向版的卫宣夫人简直不是同一个人。矛盾的是，在《列女传·孽嬖》中另有一个卫宣夫人：“宣姜者，齐侯之女，卫宣公之夫人也。”这位卫宣夫人谋害太子仅，立己子朔为君，行迹与史书相符，是一个“德音无良”之人。抛开史书不谈，单从《列女传》来看，两个卫宣夫人皆“齐侯之女”，一个“贞顺”，一个“孽嬖”，而卫宣公死后，前者说继位者是弟弟，后者说是公子朔，前言不搭后语。故而刘向《柏舟》系卫宣夫人所作之言亦不足信。今有学者称《贞顺》章中的“卫宣夫人”系“卫寡夫人”之讹，即便如此，仍不能圆刘向自相矛盾之处。
　　据《毛诗序》，《诗经》中倒是有许多涉及卫宣公及宣姜之事的篇章，如《新台》《二子同舟》《墙有茨》《君子偕老》《鹑之奔奔》等，既有哀叹宣姜所嫁非人的，也有讽刺宣姜荒淫无耻的，但《柏舟》与此全然不相干。《毛诗序》说：“《柏舟》，言仁而不遇也，卫顷公之时，仁人不遇，小人在侧。”郑玄笺：“不遇者，君不受己之志也。君近小人，则贤者见侵害。”据此，则“我心非石”句表达的是仁人虽然被国君疏远，仍坚守节操的精忠之心。
　　至朱熹，对《柏舟》又有新的解读。朱熹认为《柏舟》辞气卑顺柔弱，是一首弃妇诗。《诗集传》说：“妇人不得于其夫，故以柏舟自比。言以柏为舟，坚致牢实，而不以乘载，无所依薄，但泛然于水中而已。”审其意，妇虽失宠于夫，又为众妾所欺，却依然用“匪石匪席”来强调自己心志坚平，读来未免令人气结。
　　以上种种解读，如从创作背景去看，差别无疑非常大，但落到“我心匪石”“我心匪席”两句，却存在着共识。姜宣也好，仁人也好，弃妇也好，此时全都在拍着胸膛表决心：石可转，而我心不可转;席可卷，而我心不可卷。抛开背景，至少在这一刻，他们全都刚强而坚定。
　　尼姑出家这一举动，代表着和世俗的决裂。在古代，女性的定位是“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若父慈夫良子孝，大概也能得个现世圆满，然而总有些人的人生是残缺不全的，明末陆文衡《啬庵随笔》云：“每见人家妇女，或丧夫，或无子，即有夫有子，而别有不得已，辄忿然出家，薤去其发。”从无可从之际，一死了之或许能赢得节烈的“美名”，不然，出家至少为女人提供了一个活下去的选择。
　　清人尤侗于《艮斋杂说》提到僧尼的“初心”，云：“今日僧尼，几半天下。然度其初心，愿不及此。其高者惑于福慧之说，下者谓饥寒驱迫，不得已而出此。或幼小无知，父母强而使之。”由此可见，古代的出家行为大多迫于无奈，自愿出家者甚少，这一点从明清文学作品中亦可得以印證。如《玉簪记》陈妙常因战乱栖身玉贞观，《红楼梦》妙玉因多病寄命蟠香寺，《芙蓉记》王氏因守节出逃寒山庵，《中山尼》宋琬之女因家亡入中山寺，《桃花扇》李香君因国破遁白云庵。以上诸人皆在世俗生活中遭遇不幸，仓惶之际希望得到神仙的庇佑，庵堂或道观对她们而言更像是一个避难所或栖息地。
　　当日于沉香崖上刻石之人已无可考，但我笃信她定是一个聪慧过人的女子，她熟读《诗经》，对人生曾经有过万千设想，唯一没有想过的是青灯古佛了余生。尽管违背了初心，但既入空门，便要谨守清规戒律，斩断与世俗的牵连，日夜与青灯、木鱼、佛经相伴。对她而言，“我心非石”既是自誓，同时也是自勉。佛云“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沉香崖下红尘滚滚，只能时时戒之，慎之，鉴之，远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