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讲“博爱”，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最后审判申张的是正义（justice）。中国讲“孝—仁”，传统礼制强调上下左右的差别，在这种差别中达到和谐幸福。去掉传统礼制的特定社会秩序和内容，其“和而不同”的原则（即肯定差异，在差异中追求和谐）仍然有现代价值。
　　中国传统讲“度”、讲“中”、讲“和”、讲“乐”（音乐和快乐），强调的不仅是外在社会关系的和谐，而且也是社会成员内在心理的和谐与愉快，以此作为政治—伦理的最高境界，也就是“乐与政通”。“孝—仁”与“博爱”、“和谐”与“正义”、“大同理想”与“千年王国”，可能是中西宗教性道德对社会性道德范导和适当构建的主要差异，也就是说中国更讲究“由近及远”，一直到“仁民爱物”、“民吾同胞，物吾与焉”的孝—仁，多于远近如一、一视同仁的博爱；追求人际情理的和谐均衡，重于实现理性的公平正义；以世上天国的幸福理想替代灵魂永生的上帝天堂。
　　我在《论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一文中提出，将传统的“礼制三合一”转换性地创造成“仁学三合一”，也就是说在以对错为标准的社会性公德基础上，用来自自己传统的宗教性道德的范导指引，即孝—仁、和谐、大同理想的范导指引，可以适当构建更有特色的社会性道德，其中如“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的宗教性道德，对富裕丰足却不安、不均、永远动荡的资本社会，便可以有某种制约。而“天地之大德曰生”、“仁，天心也”、“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刚韧、不断实践）、“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宽容、接纳异己）等等，中国人所崇拜的“天地国亲师”的宗教性道德，可以使中国人在“权利优先于善”的社会生活和“公共理性”支配社会性公德的状态中，在日益机械、疏远、冷漠的陌生人的现代社会和散文世界中，在个人日益感触其孤独、迷失、压抑、生活猥琐、漫无意义中，尽可能地争取去存留人间的温情、温暖和温柔。
　　当今社会为什么需要宗教性道德呢？社会性道德只是公德，是一种公共理性（public reason），它不能解决好些人追求生活价值、人生意义、心灵拯救、精神慰安等等安身立命或终极关怀的问题。宗教性道德虽然不是公共理性，甚至是反理性，却可以使人得到这方面的满足。许多人明明知道上帝不可能被证实，却仍愿意相信和信仰，因为从这种信仰和相信中可以获得生活的意义、价值和力量。
　　信仰总是有情感的，这种情感和信仰确乎有助于润滑和改善由现代自由主义的“公共理性”所带来的社会生活的利己与冷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