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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被誉为“加拿大文学女王”。她是一位勤奋多产的作家，同时也是诗人、文学评论家。2017年，她的小说《使女的故事》被美国翻拍成电视剧，引起了许多学者对原著小说的关注。小说中充满了专制统治给人民带来的压迫，这种压迫不仅是对女性的，受害者还有男性。细读小说，读者可以看到，这篇小说同时也是女主人公奥芙弗雷德不断追寻自我主体的一个过程。奥芙弗雷德表面温顺，实际内心仍对基列国的统治有所抵触。本文将在意识形态和权力的视角下，对作为使女的奥芙弗雷德的主体是如何被抹去，以及奥芙弗雷德找寻主体的过程进行分析。
一、被抹去的主体身份
在《使女的故事》中，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为读者呈现了一个富有想像力而又充满预言意味的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东部城市坎布里奇，这里同时也是哈佛大学所在地。而在这本小说中，这里变成了神权统治国家——基列共和国。这个神权统治国家的政府按照《圣经》的内容来统治。他们先向再婚和非婚同居的女人们下手，将她们与自己的家人分开。这些女性被剥夺了自己原有的身份、姓名和工作，根据年龄和是否能生育被分为不同等级去做不同的工作。穿灰衣、系围裙的马大（负责家务的女仆），大多是已经过了生育年龄的女人，做的是大主教们家里女佣的工作;而女主人公奥芙弗雷德则是穿着红色衣裙、戴着白色双翼头巾的使女，被政府分配到大主教家里负责生育。使女们被看作是稀有的国家生育资源，不被看作是人，而是一个个行走的子宫。
所有的使女都穿着一样的红色衣裙，戴着一样的白色双翼头巾。这是一个去个性化的标志：使女们被要求忘记自己的好恶。衣裙的红象征着“性与生育”，穿上这个颜色的衣服是在提醒使女不要忘记自己的职责，即生育。在红色感化中心，嬷嬷们教导使女们，不应当在意自己的外表，因为她们最重要的价值就是为国家诞下子嗣。因此，在嬷嬷们惩罚一些犯了错的使女时，她们会弄伤使女的手脚等除了子宫以外的其他器官。“她们才不在乎把手脚怎么样，即使上面留下终身伤残也无所谓。”因为对于生育而言，使女们的手脚无关紧要。这实际上是对使女们作为人的存在的一种否定。
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阿尔都塞说：“总的意识形态，以唯一、绝对的主体的名义，将个体作为主体质询，其结构是镜子形状，或镜子结构，而且是双重镜子形状，这个双重的镜子构成意识形态，并且使其功能得到保证。”这双重的镜子的第二重指的是个体在“意识形态中识别自己的形象。”因此，红色感化中心就是不断地在向使女灌输“你们是生育机器”这样一个意识形态。而如果有人不服从，将会受到惩罚。就这样，使女们原有的主体意识一点点被瓦解，而按照新的意识形态建立起新的自我。使女们不被允许使用自己的名字，她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名字，有的只是一个表示从属的代号。例如，女主人公的名字“奥芙弗雷德”，英文是“Offred”，由表示从属关系的介词“of”和她服务的大主教的名字“Fred”构成。如果她们离开了当前服务的大主教家，去了一个新的大主教家，她们的名字也会随之改变。正如学者刘辉所认为的那样，这样有利于大他者维护自己的秩序。
没有名字、穿着统一，使女就变成了一个被抹去主体身份的人，也就是斯洛文尼亚作家、哲学家齐泽克所说的“空无”。然而在红色感化中心，晚上使女们一个接一个地传递彼此的姓名，通过这种方式，使女们暗中颠覆被强加的自我。使女们相互传递姓名，一方面体现了她们对基列国压迫的不满，同时也是一种“日常生活的抗拒”。在法国哲学家、社会思想家福柯看来，这种抗拒“不同于反叛、暴乱、示威和革命”，是“安静的、分散的、伪装的”反抗。
二、主体的建构
莫伊拉是奥芙弗雷德最好的朋友。在奥芙弗雷德心中，莫伊拉是一个充满叛逆与反抗精神的英雄。莫伊拉是一个女同性恋者，在基列國之前做的是关于妇女解放的工作。比起乖乖女一样的奥芙弗雷德，莫伊拉的性格、举止更加显得张狂。她会时不时地爆粗口，会在奥芙弗雷德想写论文时邀请她去跳舞。在刚到红色感化中心时，莫伊拉一直拒绝穿上使女穿的红色衣裙。“莫伊拉进来时，我在那里想必已经三星期了……她仍穿着自己的衣服，牛仔裤，蓝衬衫——头发短短的，一如既往地公然标新立异，拒绝潮流。”她在红色感化中心时试图逃跑过一次，但却失败了。被抓回来的莫伊拉受到了惩罚，红色感化中心的人用两头磨尖的钢条扎她的脚。对于他们来说，使女们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她们的子宫，其余的器官如手、脚等都不重要。第二次，莫伊拉成功地从红色感化中心逃跑了。自此以后，莫伊拉一直是使女们心中的希望。“由于有了莫伊拉，嬷嬷们也变得不那么可怕了，相反，变得更为愚蠢可笑。她们至高无上的权力出现了破绽。”
然而莫伊拉并没有逃出基列国，她最终还是被抓住了，并且选择到荡妇俱乐部做夜女郎。再次相见，听了莫伊拉讲述自己逃跑未遂之后，奥芙弗雷德受到惊吓，因为她从莫伊拉的声音里听到了“麻木不仁，精神涣散”。根据法国精神分析学家拉康的镜像理论，婴儿通过照镜子将镜中的影像误认为自己，从此开始了主体的异化。在拉康看来，自我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幻象，主体是由与他者的认同建构而成的。学者龙丹指出“主体一生中将与不同客体发生多次镜像认同”。正是在一次次对莫伊拉的认同之中，奥芙弗雷德确认了自己具有反叛精神的主体身份。她心中仍有对基列国的不满和抵抗。比如，奥芙弗雷德在经过哨卡之后，冲着检查的卫兵“把屁股扭了扭”，“就像在护盾后面对人嗤之以鼻”。
整篇小说是由奥芙弗雷德的叙述以及对过去的回忆穿插而成的。在奥芙弗雷德对过去的回忆中，她不时会想起自己作为一个主体曾有过的物品。“自己的衣服，自己的肥皂，自己的钱，我自己赚来的钱。”这体现了奥芙弗雷德“她不愿放弃自己的身份，也不愿屈服于主体物化的政策”。过去的她拥有着作为一个人的主体身份，她不断地回想着属于自己的东西进行自我肯定。然而这种自我肯定，却被奥芙弗雷德的同伴奥芙格伦的死击溃。
三、主体的瓦解
主体的瓦解并非一下完成。在《使女的故事》中，当权者利用眼目创造了一个全景敞式监狱。在文章开始，大主教的司机尼克第一次出场时，奥芙弗雷德便告诉读者“也许他是个眼目”。眼目无处不在，却又不为人知，这样使得“每个人都成为被监视者，整个国家就变成了一个无形的连续惩罚空间”。除了无处不在的眼目之外，使女们还互相监视。每个使女出门采购时，必须有一个同伴，两人结伴而行。“据说是为了保护我们……事实是，她监视我，我监视她。” 在《使女的故事》中，视觉规驯的去空间化模式被广泛运用到各个社会空间，令使女们建立起一套内心行为规范准则。福柯将其称为“内在化”，并进一步提出了“内省的凝视”这一概念。福柯认为，在监视系统中的每一个人都会将监视内化，直到自己成为自己的监视者，这样每个个体都在对自己进行监视。学者丁林鹏指出：“这种‘全景敞式’的管理手段不仅规驯了被监视者的身体和行为，更规驯了他们的灵魂，使主体产生自主规驯的机能。”在这样的多重监视之下，使女们的主体被一点点侵蚀。
在奥芙弗雷德出去采购时，遇到了一群日本游客。其中有一些穿着长度刚过膝盖的裙子和薄薄的丝袜的女人。“在我们眼里，她们就像没穿衣服一样。”规训的内在化已经不只是社会规范和行为准则，更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将使女们原有的观念侵蚀，使女们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她们所抵触的东西。正如阿尔都塞所认为的那样，“主体只有经受意识形态的传唤才能成为现实的主体”。此时的使女们已經是被基列国意识形态填充的主体，而非拥有自我的主体了。
有学者指出，在《使女的故事》中，在基列国，除了嬷嬷以外，似乎没有一个人是对基列国变革的忠实信徒。与奥芙弗雷德一同出行采购的奥芙格伦，表面上看起来像是一个忠实信徒，实际上是地下组织“五月天”的成员之一。两人在“安魂经卷”的玻璃窗前相互试探，终于得知彼此并非基列国的忠实信徒。二人成为同盟，奥芙格伦要奥芙弗雷德向她提供有关大主教的信息。但在见证了莫伊拉的归顺之后，奥芙弗雷德对原先具有反抗精神的自我产生了怀疑，她尝试建构自身的主体身份，却沉溺于与尼克的肉体关系中，并期待从中得到安慰。她开始向奥芙格伦诉说自己的胆小和软弱，来掩盖自己已经不想再抵抗下去的事实。“我目前的兴趣已经不在大主教身上。我得竭力不让自己把对他的冷漠表现出来。”最终奥芙弗雷德放弃了和奥芙格伦合作，放弃了抵抗的奥芙弗雷德“如释重负”，奥芙格伦也不再对她抱有任何指望。
教区挽救仪式上四个人的死亡，激起了奥芙弗雷德生的欲望。作为“公共景观”的酷刑再次出现，“维持着这种酷刑实践的……是一种恐怖政策，即用罪犯的肉体来使所有人意识到君主的无限存在。公开处决并不是重建正义，而是重振权力。”供人观看的拯救仪式赋予观看以规训的功能。使女们在观看的同时，也将触犯基列国法律的惩罚内化成自身行为准则的一部分，更进一步地瓦解原有的自我，逐步构建屈服于基列国强权的主体。
后来奥芙弗雷德得知奥芙格伦的死，并且自己和大主教一同去“荡妇俱乐部”被大主教夫人发现，受到这双重惊吓之后，她屈服于基列国的强权，舍弃个人的主体身份，随波逐流，做一个工具。“亲爱的上帝，我心想，你让我绝处逢生，现在你要我做什么我都在所不辞。我愿意消灭自我，倘若你真的希望如此。我愿意掏空自己，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圣餐杯……我想继续活下去，随便怎么活都成。我情愿将自己的身体交给别人任意使用。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对我。我将卑躬屈膝，逆来顺受。”奥芙弗雷德原有的主体被瓦解得一干二净，她已经完全屈服于基列国的强权了。
正如学者刘辉所说的那样，“意识形态要发挥作用必须内化为主体自己的内心体验，通过重复化的、无意识的实践机制，使主体误认为意识形态建构的欲望就是自己真实的欲望”。此时的奥芙弗雷德想要被象征秩序接纳，想要活下去，就必须满足大他者的欲望，也就是要接受自己作为使女的使命——孕育。她只有以这种方式去认同大他者的欲望，并将其作为自己的欲望，才能“通过牺牲的方式被建构。反之，若一直与象征秩序保持距离，将永远被排除在外”，奥芙弗雷德也因此永远无法成为自我的主体，并接受了后果。
四、结语
在基列国压抑人性的管理、监控之下，使女们逐渐成为空无的主体，被“孕育”这一客体填满。权力无所不在，渗透了个人空间和社会空间，每个人活在“上帝的眼目”之下，时时注意自己的言行规范。权力对主体和身体的控制，最终渗透到意识形态，将奥芙弗雷德原有的主体击溃，屈服于基列国的强权。奥芙弗雷德真正的名字始终没有出现，也许她正代表了基列国的众多使女，服从意识形态的幻象，甘心臣服。
（天津师范大学）
作者简介：张可欣（1996-），女，江苏徐州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一、被抹去的主体身份
在《使女的故事》中，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为读者呈现了一个富有想像力而又充满预言意味的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东部城市坎布里奇，这里同时也是哈佛大学所在地。而在这本小说中，这里变成了神权统治国家——基列共和国。这个神权统治国家的政府按照《圣经》的内容来统治。他们先向再婚和非婚同居的女人们下手，将她们与自己的家人分开。这些女性被剥夺了自己原有的身份、姓名和工作，根据年龄和是否能生育被分为不同等级去做不同的工作。穿灰衣、系围裙的马大（负责家务的女仆），大多是已经过了生育年龄的女人，做的是大主教们家里女佣的工作;而女主人公奥芙弗雷德则是穿着红色衣裙、戴着白色双翼头巾的使女，被政府分配到大主教家里负责生育。使女们被看作是稀有的国家生育资源，不被看作是人，而是一个个行走的子宫。
所有的使女都穿着一样的红色衣裙，戴着一样的白色双翼头巾。这是一个去个性化的标志：使女们被要求忘记自己的好恶。衣裙的红象征着“性与生育”，穿上这个颜色的衣服是在提醒使女不要忘记自己的职责，即生育。在红色感化中心，嬷嬷们教导使女们，不应当在意自己的外表，因为她们最重要的价值就是为国家诞下子嗣。因此，在嬷嬷们惩罚一些犯了错的使女时，她们会弄伤使女的手脚等除了子宫以外的其他器官。“她们才不在乎把手脚怎么样，即使上面留下终身伤残也无所谓。”因为对于生育而言，使女们的手脚无关紧要。这实际上是对使女们作为人的存在的一种否定。
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阿尔都塞说：“总的意识形态，以唯一、绝对的主体的名义，将个体作为主体质询，其结构是镜子形状，或镜子结构，而且是双重镜子形状，这个双重的镜子构成意识形态，并且使其功能得到保证。”这双重的镜子的第二重指的是个体在“意识形态中识别自己的形象。”因此，红色感化中心就是不断地在向使女灌输“你们是生育机器”这样一个意识形态。而如果有人不服从，将会受到惩罚。就这样，使女们原有的主体意识一点点被瓦解，而按照新的意识形态建立起新的自我。使女们不被允许使用自己的名字，她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名字，有的只是一个表示从属的代号。例如，女主人公的名字“奥芙弗雷德”，英文是“Offred”，由表示从属关系的介词“of”和她服务的大主教的名字“Fred”构成。如果她们离开了当前服务的大主教家，去了一个新的大主教家，她们的名字也会随之改变。正如学者刘辉所认为的那样，这样有利于大他者维护自己的秩序。
没有名字、穿着统一，使女就变成了一个被抹去主体身份的人，也就是斯洛文尼亚作家、哲学家齐泽克所说的“空无”。然而在红色感化中心，晚上使女们一个接一个地传递彼此的姓名，通过这种方式，使女们暗中颠覆被强加的自我。使女们相互传递姓名，一方面体现了她们对基列国压迫的不满，同时也是一种“日常生活的抗拒”。在法国哲学家、社会思想家福柯看来，这种抗拒“不同于反叛、暴乱、示威和革命”，是“安静的、分散的、伪装的”反抗。
二、主体的建构
莫伊拉是奥芙弗雷德最好的朋友。在奥芙弗雷德心中，莫伊拉是一个充满叛逆与反抗精神的英雄。莫伊拉是一个女同性恋者，在基列國之前做的是关于妇女解放的工作。比起乖乖女一样的奥芙弗雷德，莫伊拉的性格、举止更加显得张狂。她会时不时地爆粗口，会在奥芙弗雷德想写论文时邀请她去跳舞。在刚到红色感化中心时，莫伊拉一直拒绝穿上使女穿的红色衣裙。“莫伊拉进来时，我在那里想必已经三星期了……她仍穿着自己的衣服，牛仔裤，蓝衬衫——头发短短的，一如既往地公然标新立异，拒绝潮流。”她在红色感化中心时试图逃跑过一次，但却失败了。被抓回来的莫伊拉受到了惩罚，红色感化中心的人用两头磨尖的钢条扎她的脚。对于他们来说，使女们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她们的子宫，其余的器官如手、脚等都不重要。第二次，莫伊拉成功地从红色感化中心逃跑了。自此以后，莫伊拉一直是使女们心中的希望。“由于有了莫伊拉，嬷嬷们也变得不那么可怕了，相反，变得更为愚蠢可笑。她们至高无上的权力出现了破绽。”
然而莫伊拉并没有逃出基列国，她最终还是被抓住了，并且选择到荡妇俱乐部做夜女郎。再次相见，听了莫伊拉讲述自己逃跑未遂之后，奥芙弗雷德受到惊吓，因为她从莫伊拉的声音里听到了“麻木不仁，精神涣散”。根据法国精神分析学家拉康的镜像理论，婴儿通过照镜子将镜中的影像误认为自己，从此开始了主体的异化。在拉康看来，自我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幻象，主体是由与他者的认同建构而成的。学者龙丹指出“主体一生中将与不同客体发生多次镜像认同”。正是在一次次对莫伊拉的认同之中，奥芙弗雷德确认了自己具有反叛精神的主体身份。她心中仍有对基列国的不满和抵抗。比如，奥芙弗雷德在经过哨卡之后，冲着检查的卫兵“把屁股扭了扭”，“就像在护盾后面对人嗤之以鼻”。
整篇小说是由奥芙弗雷德的叙述以及对过去的回忆穿插而成的。在奥芙弗雷德对过去的回忆中，她不时会想起自己作为一个主体曾有过的物品。“自己的衣服，自己的肥皂，自己的钱，我自己赚来的钱。”这体现了奥芙弗雷德“她不愿放弃自己的身份，也不愿屈服于主体物化的政策”。过去的她拥有着作为一个人的主体身份，她不断地回想着属于自己的东西进行自我肯定。然而这种自我肯定，却被奥芙弗雷德的同伴奥芙格伦的死击溃。
三、主体的瓦解
主体的瓦解并非一下完成。在《使女的故事》中，当权者利用眼目创造了一个全景敞式监狱。在文章开始，大主教的司机尼克第一次出场时，奥芙弗雷德便告诉读者“也许他是个眼目”。眼目无处不在，却又不为人知，这样使得“每个人都成为被监视者，整个国家就变成了一个无形的连续惩罚空间”。除了无处不在的眼目之外，使女们还互相监视。每个使女出门采购时，必须有一个同伴，两人结伴而行。“据说是为了保护我们……事实是，她监视我，我监视她。” 在《使女的故事》中，视觉规驯的去空间化模式被广泛运用到各个社会空间，令使女们建立起一套内心行为规范准则。福柯将其称为“内在化”，并进一步提出了“内省的凝视”这一概念。福柯认为，在监视系统中的每一个人都会将监视内化，直到自己成为自己的监视者，这样每个个体都在对自己进行监视。学者丁林鹏指出：“这种‘全景敞式’的管理手段不仅规驯了被监视者的身体和行为，更规驯了他们的灵魂，使主体产生自主规驯的机能。”在这样的多重监视之下，使女们的主体被一点点侵蚀。
在奥芙弗雷德出去采购时，遇到了一群日本游客。其中有一些穿着长度刚过膝盖的裙子和薄薄的丝袜的女人。“在我们眼里，她们就像没穿衣服一样。”规训的内在化已经不只是社会规范和行为准则，更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将使女们原有的观念侵蚀，使女们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她们所抵触的东西。正如阿尔都塞所认为的那样，“主体只有经受意识形态的传唤才能成为现实的主体”。此时的使女们已經是被基列国意识形态填充的主体，而非拥有自我的主体了。
有学者指出，在《使女的故事》中，在基列国，除了嬷嬷以外，似乎没有一个人是对基列国变革的忠实信徒。与奥芙弗雷德一同出行采购的奥芙格伦，表面上看起来像是一个忠实信徒，实际上是地下组织“五月天”的成员之一。两人在“安魂经卷”的玻璃窗前相互试探，终于得知彼此并非基列国的忠实信徒。二人成为同盟，奥芙格伦要奥芙弗雷德向她提供有关大主教的信息。但在见证了莫伊拉的归顺之后，奥芙弗雷德对原先具有反抗精神的自我产生了怀疑，她尝试建构自身的主体身份，却沉溺于与尼克的肉体关系中，并期待从中得到安慰。她开始向奥芙格伦诉说自己的胆小和软弱，来掩盖自己已经不想再抵抗下去的事实。“我目前的兴趣已经不在大主教身上。我得竭力不让自己把对他的冷漠表现出来。”最终奥芙弗雷德放弃了和奥芙格伦合作，放弃了抵抗的奥芙弗雷德“如释重负”，奥芙格伦也不再对她抱有任何指望。
教区挽救仪式上四个人的死亡，激起了奥芙弗雷德生的欲望。作为“公共景观”的酷刑再次出现，“维持着这种酷刑实践的……是一种恐怖政策，即用罪犯的肉体来使所有人意识到君主的无限存在。公开处决并不是重建正义，而是重振权力。”供人观看的拯救仪式赋予观看以规训的功能。使女们在观看的同时，也将触犯基列国法律的惩罚内化成自身行为准则的一部分，更进一步地瓦解原有的自我，逐步构建屈服于基列国强权的主体。
后来奥芙弗雷德得知奥芙格伦的死，并且自己和大主教一同去“荡妇俱乐部”被大主教夫人发现，受到这双重惊吓之后，她屈服于基列国的强权，舍弃个人的主体身份，随波逐流，做一个工具。“亲爱的上帝，我心想，你让我绝处逢生，现在你要我做什么我都在所不辞。我愿意消灭自我，倘若你真的希望如此。我愿意掏空自己，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圣餐杯……我想继续活下去，随便怎么活都成。我情愿将自己的身体交给别人任意使用。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对我。我将卑躬屈膝，逆来顺受。”奥芙弗雷德原有的主体被瓦解得一干二净，她已经完全屈服于基列国的强权了。
正如学者刘辉所说的那样，“意识形态要发挥作用必须内化为主体自己的内心体验，通过重复化的、无意识的实践机制，使主体误认为意识形态建构的欲望就是自己真实的欲望”。此时的奥芙弗雷德想要被象征秩序接纳，想要活下去，就必须满足大他者的欲望，也就是要接受自己作为使女的使命——孕育。她只有以这种方式去认同大他者的欲望，并将其作为自己的欲望，才能“通过牺牲的方式被建构。反之，若一直与象征秩序保持距离，将永远被排除在外”，奥芙弗雷德也因此永远无法成为自我的主体，并接受了后果。
四、结语
在基列国压抑人性的管理、监控之下，使女们逐渐成为空无的主体，被“孕育”这一客体填满。权力无所不在，渗透了个人空间和社会空间，每个人活在“上帝的眼目”之下，时时注意自己的言行规范。权力对主体和身体的控制，最终渗透到意识形态，将奥芙弗雷德原有的主体击溃，屈服于基列国的强权。奥芙弗雷德真正的名字始终没有出现，也许她正代表了基列国的众多使女，服从意识形态的幻象，甘心臣服。
（天津师范大学）
作者简介：张可欣（1996-），女，江苏徐州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英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