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晚清的“自改革”到辛亥革命后的“新民说”，再到“五四”以后尤其以鲁迅为代表的改造“国民性”的努力，这当中毫无疑问有内在的联系，有一条从维护皇权体制到提倡民主自由的思想发展线索。鲁迅在《呐喊·自序》里用“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一间“铁屋子”，来描绘他所认识和亲身体验的清末民初的中国。这个著名比喻突出的是改革之艰难，而鲁迅之所以在《新青年》、《晨报副刊》上发表《狂人日记》、《阿Ｑ正传》等短篇小说，目的很明确，就是要改变中国的“国民性”或曰“中国人的精神”，而他认为“善于改变精神的”，首先“当然要推文艺”。鲁迅很快在杂文中找到了他认为最适合的形式，在“国民性”批判中，他也主要以杂文为武器，反对“国粹”，攻击旧传统。鲁迅比以前的任何改革派和维新派更坚决彻底，在促使中国文化向现代的转型中，也产生了更深远的影响。鲁迅提倡“拿来主义”，要中国人自己主动，有选择地吸取外国一切有利于中国自强的新思想、新观念，并以此区别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送来”的洋货。所以“拿来主义”是改造“国民性”一个重要的手段。
　　1925年1月，《京报》副刊设立《青年必读书》栏目，向一些名学者征求书目，而鲁迅的回答无疑最具争议性。他说：“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他还说：“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当时守旧的力量很强，政府、军阀和阔人们都主张读经，鲁迅正是针对提倡全国学生读经而言。但这激进的说法令很多人惊讶，尤其激怒了许多声言要保存“国粹”的卫道之士。他们质问鲁迅，要他回答是否主张“‘欧化’的人生”，有人甚至骂鲁迅“卖国”，说“卖国贼们，都是留学外国的博士硕士”。还有一个自称青年的人发表公开信，要鲁迅“搬出中国去”。鲁迅记录了一些对他发动人身攻击的谬论，从中可以见出当时论争之激烈。有人讥讽鲁迅说：“洋奴会说洋话。你主张读洋书，人格破产了!”又说：“你说中国不好。你是外国人吗？为什么不到外国去？可惜外国人看你不起……”像这类无聊的谬论实在不值一驳，可是只要有改革的主张，也必定会有这样的谬论和人身攻击不断出现，所以鲁迅在谈到“洋气”问题时，也不得不“附加一句像是多余的声明我相信自己的主张，决不是‘受了帝国主义者的指使’，要诱中国人做奴才；而满口爱国，满身国粹，也于实际上的做奴才并无妨碍”。仔细想来，“爱国”和“洋化”或“西化”是否水火不兼容呢？改革者正因为感慨于中国的贫弱，希望发奋图强，使中国能够自立于现代世界而不受列强欺侮，才力主变革，提倡向西方学习。所以，改革派的“洋化”或“西化”恰好出于爱国之心，其目的是要使中国变得富强。与此相反，闭眼不看外部世界的保守派，误把守旧当成爱国，其固步自封、抱残守缺恰恰会使国力愈加衰弱，其狭隘民族主义的情绪也绝不等于真正的爱国热忱。
　　更重要的是，爱国绝不等于拥护当权者的主张或盲从社会上的主流思想，放弃知识分子社会批判的职责。在这个意义上，鲁迅批判中国人的国民性，赞许“洋气”，提倡“拿来主义”，可以说正是他爱国的表现，出于他对中国和中国人深切的爱。事实上，“西化”、“洋化”、“现代化”等观念，与中国近代历史有分割不开的关系，而反对者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对这些观念的攻击。清末的保守派用“夷夏大防”这类陈腐思想反对改革，民国建立后又有以“爱国”和保存“国粹”等名义来反对者，他们攻击改革为“洋化”、“西化”，是“崇洋媚外”，甚至是“卖国”。当然，也有一些真心希望维护民族传统和民族尊严者，担心“西化”或“洋化”会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鲁迅对此曾有不少论述，研究鲁迅的学者也早已作过许多评论和探讨，我们似乎没有再进一步讨论的必要。可是中国经历了“文革”之后，评论界对有关问题又掀起几次新的争论，说明这类问题与当代现实仍然有密切联系，仍然能激发人们的思考。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检讨有关“洋化”问题以及鲁迅关于“洋化”和“国民性批判”引起的争论，似乎并没有失去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