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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乡村医生》是一篇梦幻的富有深奥思维的作品，也是卡夫卡本人最喜欢的作品之一，估计写于1917年，小说最初的名字是《责任》，由此亦可见作者写作的初衷。卡夫卡曾经说过他写作并不是为了成为作家，而是为了表现自己的内心，因此可以说《乡村医生》是作者当时心灵困境的诚实写照， “乡村医生”是责任的承担者，是危难的救赎者，然而他的救赎却如此苍白，连自己都无人救赎，只能在茫茫无边的荒野雪地流浪。
[关键词] 《乡村医生》 责任 救赎 无能为力
doi:10.3969/j.issn.1002-6916.2011.14.042
卡夫卡是智慧的，他能比常人更深刻地观察和认识社会与人的生存困境，能更敏锐地捕捉到人类生存的普遍困境：焦虑、恐慌、孤独。他极力挣扎，却又无力摆脱这种困境，“乡村医生”便是他这种精神窘境的映照，乡村医生的悲哀，就是卡夫卡自己的悲哀。作为一个治病救人的“天使”，他既无力挽救女仆罗莎脱离被侮辱的不幸，也没办法拯救年轻人脱离病痛的苦海，反而使自己陷入无人救赎的窘境。
一、天外之马与车夫——阻挡救赎的力量
以往对卡夫卡《乡村医生》的研究论文中对两匹马的关注并不多，在我看来马的作用可以说是至关重要的，它统摄着整篇小说，处处关照着这一荒诞故事的发生与发展，在每一处转折、每一次突变之时都会有马的出现。它们就像两个悠哉的幽灵，用一股强大的力量牵着乡村医生，走向每一个他始料不及的“下一幕”。
该小说中两匹马与车夫的出现是荒诞而且富有戏剧性的，医生在无计可施的窘境中“心不在焉地向多年来一直闲置不用的猪圈破门踢了一脚”，然后奇迹出现了：蓝眼睛的车夫与两匹强壮的膘肥的大马神奇地出现在医生与女仆眼前。犹如上帝的赐福，让他在“山重水复疑无路”之时，指给了他“柳暗花明又一村”。然而“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快乐只是一刹那的，接踵而来的是不尽的灾难，就在他“高高兴兴地上了车”时，也就踏上了一条他从来都没想过的不归路。在这里，作者并没有沿袭古希腊罗马文化传统，将马作为一种神圣的象征（在西方神话中，人物的坐骑通常是马形动物：众神领袖奥丁的坐骑是八足神马史瑞普尼尔，海王波塞冬的坐骑是半鱼半马的海马，英雄波尔修斯驾的是双翼飞马……），而是消解了其神圣性与神秘性，使之变成一种逃避不掉的恶魔式的阻碍的力量。
当“我”明白了车夫的邪恶意图宁愿不去急诊也要救女仆罗莎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因为他已经坐上了马车，车夫一声“驾！”“马车便像在潮水里的木头一样向前疾驰”完全不能由医生控制，这样，他救罗莎的打算就在两匹马的疾驰下被迫夭折；当“我”判定男孩没病只是咖啡喝多了之后，决定结束出诊回家救罗莎时，两匹马的出现又使医生进入了下一个始料不及的转折，“啊，现在两匹马同时嘶叫起来，这叫声一定是上帝特地安排来帮我检查病人的——此时我发现：这孩子确实有病”；最后当他终于使男孩安息，自己跳上马想要逃回家的时候，马匹却呈现另一种状态：缰绳松松地拖曳着，这匹马同另一匹马几乎没有套在一起，双轮马车晃里晃荡地随在后面，皮大衣拖在最后面，就这样行驶在雪地上。“驾！”我喊道，可是马没有奔驰起来，我们像老年人似的慢慢地拖过荒漠的雪地……最后两匹马不仅完全不服从、服务于“我”，而是与“我”的意愿背道而驰。两匹罪恶的幽灵既使得乡村医生无力拯救患病的男孩，又阻碍了他救女仆罗莎，更使自己陷入了无人救赎的境地。
柏拉图曾在《斐德罗篇》（Phaedrus）中用车夫与马的寓言来说明灵魂的三重性：车夫驾着两匹马，白马象征人的理性，黑马代表人的本能，车夫隐喻人的道德层面。而在这篇《乡村医生》中车夫成了道德沦丧的奸淫之士，新的车夫——乡村医生又没有能力驾驭任何一匹马。这样一来，卡夫卡世界中责任承担的破坏者及无力救赎的祸首就是道德的沦丧导致的理性与本能的不可控。
二、该救谁？谁救我？——救赎的无力
作为卡夫卡本人最喜爱的六部作品之一，该篇小说一如既往的荒诞离奇，时不时的悖谬展现着乡村医生在救赎过程中的无力状态。
首先，该救谁？在乡村医生还没有出发去病人的家里时，就已经面临了一个两难的选择：是响应急诊的铃声，去尽一个医生治病救人的天职，还是拯救自己以前忽略了的忠实的女仆罗莎于被侮辱？原本他决定即使放弃医生的职责也要救罗莎，然而当他被飞驰的马车拉去病患者家里的时候，似乎又把罗莎给忘记了；当他给病人做诊断时又突然想起了罗莎，又焦急地想要回去救她；但当他要走的时候，尽管心情急迫却没有拒绝病人家属的挽留。可以想见，他的思想一直在救病人还是救罗莎之间摇摆，但那无用的焦虑使他谁都救不成。
不仅如此，事实上他根本没有力量救治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他对男孩的第一个诊断结果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把头贴在孩子的胸口，他在我的潮湿的胡子下面颤栗起来——得出来的。在这之前他只是观察了一下男孩，拿出镊子检查了一下就放回去了，最后仅凭那颤栗就断定男孩是健康的，只是血液循环方面有些小毛病。他的这种诊断方式的确是可笑的。即便他后来发现男孩真的有病了，他也无计可施，他说“我作为一个医生，要做什么也不是很容易的”。他不会像一个正常的医生那样，按程序给病人消毒、敷药、包扎，却把玫瑰色的伤口比作鲜红的花朵。他无力承担医生的职责，更多的是担当一个精神层面的牧师，把受难当成一种快乐，劝告病人“你安心地带着一个公家医生以荣誉担保的话去吧”。
其次，谁救我？我想这也是作者在这篇小说中真正想要表达的主题。乡村医生也就是卡夫卡自己，乡村医生面临的困境也是卡夫卡面临的困境。现实生活中卡夫卡的内心世界就像结局处的乡村医生，深知自己的渺小，孤立无援，在荒原上踽踽独行，整个人被荒诞、痛苦、孤独包围着，却无力反抗。篇中多次流露出这种痛苦，先是他自己也想死，“我的收入很少，但我非常慷慨，对穷人乐善好施，可是我还得养活罗莎”，表面上的仁义道德已经成了他生存下去的沉重负担，甚至让他产生了死的念头，他渴望别人的理解，渴望他人的救赎，可是没有人，因为“人与人之间要相互了解却是件难事”。后来他被脱光衣服，按倒在病人的床上，老师和学生们唱着荒诞单调的歌曲，逼迫他给男孩治病。他处于如此荒诞的窘境，没人可以救他，他却“镇定自若，胜过所有人”，然而绝境中的智慧与勇气终究还是会丧失的，等男孩安息，他的镇定也随之消失了。接下来则更可怕，那种绝望的处境与救赎的无力达到一种极致：
永远回不到家；兴旺发达的医疗业务也完了；车夫在我的房子里胡作非为，罗莎成为牺牲品。在这最不幸的时代的严寒里，我这个上了年纪的老人赤裸着身体，坐着尘世间的车子，驾着非人间的马，到处流浪。我的皮大衣挂在马车的后面，可是我够不着它，我那些手脚灵活的病人都不肯助我一臂之力。
绝境之中，医生甚至想向病人求助，但是病人都不肯帮助。在那种情况下，没有一丝光亮的现在，没有丁点希望的未来，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只能眼睁睁地陷落，无可奈何，甚至连挣扎都是白费……无法走出的困境，让责任的重担坍塌，让救赎的武器消失，让乡村医生走进虚无……
参考文献
[1]叶廷芳主编 洪天富、叶廷芳译《卡夫卡全集》（第一卷）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年12月第2版
[2]［联邦德国］克劳斯
[关键词] 《乡村医生》 责任 救赎 无能为力
doi:10.3969/j.issn.1002-6916.2011.14.042
卡夫卡是智慧的，他能比常人更深刻地观察和认识社会与人的生存困境，能更敏锐地捕捉到人类生存的普遍困境：焦虑、恐慌、孤独。他极力挣扎，却又无力摆脱这种困境，“乡村医生”便是他这种精神窘境的映照，乡村医生的悲哀，就是卡夫卡自己的悲哀。作为一个治病救人的“天使”，他既无力挽救女仆罗莎脱离被侮辱的不幸，也没办法拯救年轻人脱离病痛的苦海，反而使自己陷入无人救赎的窘境。
一、天外之马与车夫——阻挡救赎的力量
以往对卡夫卡《乡村医生》的研究论文中对两匹马的关注并不多，在我看来马的作用可以说是至关重要的，它统摄着整篇小说，处处关照着这一荒诞故事的发生与发展，在每一处转折、每一次突变之时都会有马的出现。它们就像两个悠哉的幽灵，用一股强大的力量牵着乡村医生，走向每一个他始料不及的“下一幕”。
该小说中两匹马与车夫的出现是荒诞而且富有戏剧性的，医生在无计可施的窘境中“心不在焉地向多年来一直闲置不用的猪圈破门踢了一脚”，然后奇迹出现了：蓝眼睛的车夫与两匹强壮的膘肥的大马神奇地出现在医生与女仆眼前。犹如上帝的赐福，让他在“山重水复疑无路”之时，指给了他“柳暗花明又一村”。然而“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快乐只是一刹那的，接踵而来的是不尽的灾难，就在他“高高兴兴地上了车”时，也就踏上了一条他从来都没想过的不归路。在这里，作者并没有沿袭古希腊罗马文化传统，将马作为一种神圣的象征（在西方神话中，人物的坐骑通常是马形动物：众神领袖奥丁的坐骑是八足神马史瑞普尼尔，海王波塞冬的坐骑是半鱼半马的海马，英雄波尔修斯驾的是双翼飞马……），而是消解了其神圣性与神秘性，使之变成一种逃避不掉的恶魔式的阻碍的力量。
当“我”明白了车夫的邪恶意图宁愿不去急诊也要救女仆罗莎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因为他已经坐上了马车，车夫一声“驾！”“马车便像在潮水里的木头一样向前疾驰”完全不能由医生控制，这样，他救罗莎的打算就在两匹马的疾驰下被迫夭折；当“我”判定男孩没病只是咖啡喝多了之后，决定结束出诊回家救罗莎时，两匹马的出现又使医生进入了下一个始料不及的转折，“啊，现在两匹马同时嘶叫起来，这叫声一定是上帝特地安排来帮我检查病人的——此时我发现：这孩子确实有病”；最后当他终于使男孩安息，自己跳上马想要逃回家的时候，马匹却呈现另一种状态：缰绳松松地拖曳着，这匹马同另一匹马几乎没有套在一起，双轮马车晃里晃荡地随在后面，皮大衣拖在最后面，就这样行驶在雪地上。“驾！”我喊道，可是马没有奔驰起来，我们像老年人似的慢慢地拖过荒漠的雪地……最后两匹马不仅完全不服从、服务于“我”，而是与“我”的意愿背道而驰。两匹罪恶的幽灵既使得乡村医生无力拯救患病的男孩，又阻碍了他救女仆罗莎，更使自己陷入了无人救赎的境地。
柏拉图曾在《斐德罗篇》（Phaedrus）中用车夫与马的寓言来说明灵魂的三重性：车夫驾着两匹马，白马象征人的理性，黑马代表人的本能，车夫隐喻人的道德层面。而在这篇《乡村医生》中车夫成了道德沦丧的奸淫之士，新的车夫——乡村医生又没有能力驾驭任何一匹马。这样一来，卡夫卡世界中责任承担的破坏者及无力救赎的祸首就是道德的沦丧导致的理性与本能的不可控。
二、该救谁？谁救我？——救赎的无力
作为卡夫卡本人最喜爱的六部作品之一，该篇小说一如既往的荒诞离奇，时不时的悖谬展现着乡村医生在救赎过程中的无力状态。
首先，该救谁？在乡村医生还没有出发去病人的家里时，就已经面临了一个两难的选择：是响应急诊的铃声，去尽一个医生治病救人的天职，还是拯救自己以前忽略了的忠实的女仆罗莎于被侮辱？原本他决定即使放弃医生的职责也要救罗莎，然而当他被飞驰的马车拉去病患者家里的时候，似乎又把罗莎给忘记了；当他给病人做诊断时又突然想起了罗莎，又焦急地想要回去救她；但当他要走的时候，尽管心情急迫却没有拒绝病人家属的挽留。可以想见，他的思想一直在救病人还是救罗莎之间摇摆，但那无用的焦虑使他谁都救不成。
不仅如此，事实上他根本没有力量救治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他对男孩的第一个诊断结果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把头贴在孩子的胸口，他在我的潮湿的胡子下面颤栗起来——得出来的。在这之前他只是观察了一下男孩，拿出镊子检查了一下就放回去了，最后仅凭那颤栗就断定男孩是健康的，只是血液循环方面有些小毛病。他的这种诊断方式的确是可笑的。即便他后来发现男孩真的有病了，他也无计可施，他说“我作为一个医生，要做什么也不是很容易的”。他不会像一个正常的医生那样，按程序给病人消毒、敷药、包扎，却把玫瑰色的伤口比作鲜红的花朵。他无力承担医生的职责，更多的是担当一个精神层面的牧师，把受难当成一种快乐，劝告病人“你安心地带着一个公家医生以荣誉担保的话去吧”。
其次，谁救我？我想这也是作者在这篇小说中真正想要表达的主题。乡村医生也就是卡夫卡自己，乡村医生面临的困境也是卡夫卡面临的困境。现实生活中卡夫卡的内心世界就像结局处的乡村医生，深知自己的渺小，孤立无援，在荒原上踽踽独行，整个人被荒诞、痛苦、孤独包围着，却无力反抗。篇中多次流露出这种痛苦，先是他自己也想死，“我的收入很少，但我非常慷慨，对穷人乐善好施，可是我还得养活罗莎”，表面上的仁义道德已经成了他生存下去的沉重负担，甚至让他产生了死的念头，他渴望别人的理解，渴望他人的救赎，可是没有人，因为“人与人之间要相互了解却是件难事”。后来他被脱光衣服，按倒在病人的床上，老师和学生们唱着荒诞单调的歌曲，逼迫他给男孩治病。他处于如此荒诞的窘境，没人可以救他，他却“镇定自若，胜过所有人”，然而绝境中的智慧与勇气终究还是会丧失的，等男孩安息，他的镇定也随之消失了。接下来则更可怕，那种绝望的处境与救赎的无力达到一种极致：
永远回不到家；兴旺发达的医疗业务也完了；车夫在我的房子里胡作非为，罗莎成为牺牲品。在这最不幸的时代的严寒里，我这个上了年纪的老人赤裸着身体，坐着尘世间的车子，驾着非人间的马，到处流浪。我的皮大衣挂在马车的后面，可是我够不着它，我那些手脚灵活的病人都不肯助我一臂之力。
绝境之中，医生甚至想向病人求助，但是病人都不肯帮助。在那种情况下，没有一丝光亮的现在，没有丁点希望的未来，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只能眼睁睁地陷落，无可奈何，甚至连挣扎都是白费……无法走出的困境，让责任的重担坍塌，让救赎的武器消失，让乡村医生走进虚无……
参考文献
[1]叶廷芳主编 洪天富、叶廷芳译《卡夫卡全集》（第一卷）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年12月第2版
[2]［联邦德国］克劳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