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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贿赂编辑，他曾半夜偷偷摸摸溜到机关盗取花盆。现在他变得直言不讳，直呼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等传统奖项为“注水肉”
去年深秋，阎连科倚靠在沙发上，以轻描淡写的口吻说：“我下一部小说，叫《回家》。还有三四天就写完了。我很担心它的出版不会顺畅，嘲讽的意味有点过了。”
这部小说就是《风雅颂》。
客厅墙壁上有一面镜子。镜子照不见他，但他仿佛能自己“照”见自己：
“这部作品有对知识分子多余性、懦弱性的嬉笑怒骂。我经常说的‘闲余人等’，有点钱，有点闲，有点多余，这里面也包括了我自己。”
迄今为止，这位河南籍作家已发表了500多万文字，作品译为日、韩、法、英、德等十多种语言在海外出版，其中，两部作品在国内被禁，一部仍饱受争议。
为逃离土地而写
年过三十，阎连科清醒了。
为贿赂编辑，他曾半夜偷偷摸摸溜到机关盗取花盆。现在他变得直言不讳，直呼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等传统奖项为“注水肉”。
他不再是“瑶沟系列”里对自身命运困惑的少年，语言不再重复九流人物的故事，视野也不再局限于军旅中的和平。
他创作了小说《日光流年》。
“这篇小说萌动于一次旅行，在火车上听别人说河南林县有一个地方的人许多都得了食道癌，活不过四五十岁。就在那一瞬间，我忽然意识到一部长篇小说产生了，所有想了10年、20年的东西杂七杂八地在这一刻都联系到一块了，如一团乱麻在一瞬间理出一个头绪来。从1995年初动笔，到1998年底结束。最初脑子里闪过人对于死亡的恐惧与抵抗，至于完成之后，它究竟表达了什么，就不由自己了。”
《坚硬如水》被他视为“转折之作”。文中，他为男女主人公——高爱军和夏红梅，文革中一对无限上纲上线、疯狂革命的男女挖掘了一条地道——一条汇聚爱情、死亡和革命的地道。人物间死去活来的命运，贯穿着地道的两极。而贯穿全文的却是他对那个特定时期的特定语言的熟悉——他曾熟背了10年的《毛主席语录》、“老三篇”、《毛主席诗词》。
“我们经历过一个不讲人话的阶段，我想用自己的语言来写一部作品。”
必须写点什么了
北大中文系教授张颐武说，“阎连科的写作特点是他对农村变化的体验，以及怪诞的想象力。”他更指出，“正因为阎连科无法控制他想象力的井喷，而导致对小说整体结构的失衡。同时，那些具有爆炸性的题材，反而阻碍了他对人性的深挖。”
“文学评论家们会看，不见得会写。我们会写，不见得会评论。”阎连科不动声色地这样评价。
他想后半生过得“受活”一点。《受活》是他通过梦想走进现实的小说。发表后他接受了“凤凰卫视”的一次采访。节目播出的第二天他接到了上级电话，命令他从军队转业，一偿他长久之“夙愿”。“我是彻底地‘受活’了。”阎连科的面相平和，创作完《丁庄梦》时内心无所依附的痛苦和绝望已荡然无存。
《丁庄梦》始于1996年——艾滋病刚被曝光，他在“民间防艾第一人”高耀洁老人的家中，为听到的一个细节惊悸：
“她告诉我，农民当年被采完血后，会因过量卖血而瘫倒一旁。这时，血头就会提着这些农民的双腿，像提只被打死的动物一样上下抖动，等到血走到头上，农民清醒过来后，又会回到地里干活去了。”
缄默中他觉得“必须写点什么了”。
现实远比想象残酷。一个血头亲口对他说，开始采血时还会用瓶装，但考虑成本高，就改用廉价的装酱油、醋的塑料袋儿，接下去想再省成本，就反复使用塑料袋。因为经常在村里的水坑洗袋子，坑里的水变红了，养得蚊子巨肥无比。
“那个地方在河南以东。”每每问及“丁庄”的原型，阎连科总是含糊其辞。
从2004年开始，他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去“那个地方”。“回家后，如隔尘世，起码花上一周的时间，才能缓过气来。”
他的老友，《花腔》的作者李洱回忆道：“《丁庄夢》出版以后，我以为他去的次数会少一些了，不料，他还是经常去。年前，有一次我碰到他，发现他情绪很坏，原来他刚从艾滋病村回来。他每次回来，情绪都会坏上几天，因为他在村里结识的朋友又死了几个。他向我讲述村边已经连成了一片的坟。他甚至考虑是否收养一个艾滋孤儿。”
但与他同去艾滋病村采访的记者，曾在手记中描述了一个害怕与艾滋病人握手，不愿接过病人手中的杯子，每晚要跑回县招待所安歇的阎连科……
“阎连科本人是一个极为矛盾的人，他复杂而又简单，暴戾而又温柔，慧黠而又忠厚。”李洱如是说。
为抵抗恐惧而写
“说到底，我是一个非常脆弱的人……抵抗恐惧，大概是我目前写作的原因。”
“少年时候，我曾崇拜三样东西，一是权力；二是城市，19岁时，第一次坐车去洛阳，看到楼那么高，姑娘那么漂亮，就渴望这一辈子能娶个城市姑娘做老婆，能住在城市的高楼里，而且住得越高越好；三是崇拜健康，从记事起，家里一天也没少过病人，因此，就从小渴望自己长大后有健康的身体，能够永远活着，长生不老。”
“现在，我为之奋斗的三样东西，都成为了我的恐惧。崇拜权力——40多岁了，回到老家，还害怕我们村村长，老远见了就忙着给他递烟。崇拜城市——在城市的大街上害怕警察朝自己敬礼；躲在小胡同里走路，害怕从小胡同里窜出来一个高干子弟。崇拜健康——偏偏自己一身的毛病，总让你想到残疾与死亡。”
“对不起，我有点累了。”阎连科的语气有点歉然，他的眼皮略微耷拉着。曾几何时，一旦闲静，他就逼问自己写作的意义。
“像一个法官威严地审逼一个不能控制自己去偷盗的孩子。也许，那个法官得到他理想的回答；也许，那个孩子被逼问至死，也无法回答自己偷盗的理由。可是，被自己逼问久了，就渐渐明白了一个问题：写作也许是一种对人生的偷盗。也许是一种在死亡的笼罩下，偷盗生命的过程。”
去年深秋，阎连科倚靠在沙发上，以轻描淡写的口吻说：“我下一部小说，叫《回家》。还有三四天就写完了。我很担心它的出版不会顺畅，嘲讽的意味有点过了。”
这部小说就是《风雅颂》。
客厅墙壁上有一面镜子。镜子照不见他，但他仿佛能自己“照”见自己：
“这部作品有对知识分子多余性、懦弱性的嬉笑怒骂。我经常说的‘闲余人等’，有点钱，有点闲，有点多余，这里面也包括了我自己。”
迄今为止，这位河南籍作家已发表了500多万文字，作品译为日、韩、法、英、德等十多种语言在海外出版，其中，两部作品在国内被禁，一部仍饱受争议。
为逃离土地而写
年过三十，阎连科清醒了。
为贿赂编辑，他曾半夜偷偷摸摸溜到机关盗取花盆。现在他变得直言不讳，直呼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等传统奖项为“注水肉”。
他不再是“瑶沟系列”里对自身命运困惑的少年，语言不再重复九流人物的故事，视野也不再局限于军旅中的和平。
他创作了小说《日光流年》。
“这篇小说萌动于一次旅行，在火车上听别人说河南林县有一个地方的人许多都得了食道癌，活不过四五十岁。就在那一瞬间，我忽然意识到一部长篇小说产生了，所有想了10年、20年的东西杂七杂八地在这一刻都联系到一块了，如一团乱麻在一瞬间理出一个头绪来。从1995年初动笔，到1998年底结束。最初脑子里闪过人对于死亡的恐惧与抵抗，至于完成之后，它究竟表达了什么，就不由自己了。”
《坚硬如水》被他视为“转折之作”。文中，他为男女主人公——高爱军和夏红梅，文革中一对无限上纲上线、疯狂革命的男女挖掘了一条地道——一条汇聚爱情、死亡和革命的地道。人物间死去活来的命运，贯穿着地道的两极。而贯穿全文的却是他对那个特定时期的特定语言的熟悉——他曾熟背了10年的《毛主席语录》、“老三篇”、《毛主席诗词》。
“我们经历过一个不讲人话的阶段，我想用自己的语言来写一部作品。”
必须写点什么了
北大中文系教授张颐武说，“阎连科的写作特点是他对农村变化的体验，以及怪诞的想象力。”他更指出，“正因为阎连科无法控制他想象力的井喷，而导致对小说整体结构的失衡。同时，那些具有爆炸性的题材，反而阻碍了他对人性的深挖。”
“文学评论家们会看，不见得会写。我们会写，不见得会评论。”阎连科不动声色地这样评价。
他想后半生过得“受活”一点。《受活》是他通过梦想走进现实的小说。发表后他接受了“凤凰卫视”的一次采访。节目播出的第二天他接到了上级电话，命令他从军队转业，一偿他长久之“夙愿”。“我是彻底地‘受活’了。”阎连科的面相平和，创作完《丁庄梦》时内心无所依附的痛苦和绝望已荡然无存。
《丁庄梦》始于1996年——艾滋病刚被曝光，他在“民间防艾第一人”高耀洁老人的家中，为听到的一个细节惊悸：
“她告诉我，农民当年被采完血后，会因过量卖血而瘫倒一旁。这时，血头就会提着这些农民的双腿，像提只被打死的动物一样上下抖动，等到血走到头上，农民清醒过来后，又会回到地里干活去了。”
缄默中他觉得“必须写点什么了”。
现实远比想象残酷。一个血头亲口对他说，开始采血时还会用瓶装，但考虑成本高，就改用廉价的装酱油、醋的塑料袋儿，接下去想再省成本，就反复使用塑料袋。因为经常在村里的水坑洗袋子，坑里的水变红了，养得蚊子巨肥无比。
“那个地方在河南以东。”每每问及“丁庄”的原型，阎连科总是含糊其辞。
从2004年开始，他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去“那个地方”。“回家后，如隔尘世，起码花上一周的时间，才能缓过气来。”
他的老友，《花腔》的作者李洱回忆道：“《丁庄夢》出版以后，我以为他去的次数会少一些了，不料，他还是经常去。年前，有一次我碰到他，发现他情绪很坏，原来他刚从艾滋病村回来。他每次回来，情绪都会坏上几天，因为他在村里结识的朋友又死了几个。他向我讲述村边已经连成了一片的坟。他甚至考虑是否收养一个艾滋孤儿。”
但与他同去艾滋病村采访的记者，曾在手记中描述了一个害怕与艾滋病人握手，不愿接过病人手中的杯子，每晚要跑回县招待所安歇的阎连科……
“阎连科本人是一个极为矛盾的人，他复杂而又简单，暴戾而又温柔，慧黠而又忠厚。”李洱如是说。
为抵抗恐惧而写
“说到底，我是一个非常脆弱的人……抵抗恐惧，大概是我目前写作的原因。”
“少年时候，我曾崇拜三样东西，一是权力；二是城市，19岁时，第一次坐车去洛阳，看到楼那么高，姑娘那么漂亮，就渴望这一辈子能娶个城市姑娘做老婆，能住在城市的高楼里，而且住得越高越好；三是崇拜健康，从记事起，家里一天也没少过病人，因此，就从小渴望自己长大后有健康的身体，能够永远活着，长生不老。”
“现在，我为之奋斗的三样东西，都成为了我的恐惧。崇拜权力——40多岁了，回到老家，还害怕我们村村长，老远见了就忙着给他递烟。崇拜城市——在城市的大街上害怕警察朝自己敬礼；躲在小胡同里走路，害怕从小胡同里窜出来一个高干子弟。崇拜健康——偏偏自己一身的毛病，总让你想到残疾与死亡。”
“对不起，我有点累了。”阎连科的语气有点歉然，他的眼皮略微耷拉着。曾几何时，一旦闲静，他就逼问自己写作的意义。
“像一个法官威严地审逼一个不能控制自己去偷盗的孩子。也许，那个法官得到他理想的回答；也许，那个孩子被逼问至死，也无法回答自己偷盗的理由。可是，被自己逼问久了，就渐渐明白了一个问题：写作也许是一种对人生的偷盗。也许是一种在死亡的笼罩下，偷盗生命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