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是晚清的政治弄潮儿，也是近代中国思想启蒙运动的先驱人物，他的功业、学问为世人推许，自不必说。单说他教育子女的风范和成果，那也是非常值得崇仰的。
　　梁先生有儿女九人，九人中有学法政的、建筑的、考古的、航天的……几乎个个成名成家。特别是思成、思永、思礼更是成了中国科学院院士。一门三院士，这在海内外都是很罕见吧。
　　对梁氏家族的这种现象，有人或许要弹老子英雄儿好汉的老调。但这种血统论显然片面，名人子女不成才者其实很常见，比如梁的老师康有为即是一例。梁家孩子个个成才，品学兼优，爱国敬业，很大程度上还得归功于乃父的言传身教。
　　梁先生的儿女心极浓烈，极细腻。生活于始终动荡的清末民初社会，又总处于时代的风口浪尖，梁先生有政事重压在肩，各路客人要会，无数文稿催迫在睫。然而，无论如何紧张、忙碌，他总不忘给儿女写信，有时甚至是一天一封。这在以悠然消闲为常态的人眼里简直是奇迹!给儿女们写信，他每以“宝贝”“小宝贝”之类称谓开头，或亲昵地戏称他们，比如唤三女儿思懿为“司马懿”，小儿子思礼为“老白鼻”(白鼻即baby音译)。如此这般，连同他经常给儿女们邮寄小礼物的行为，汇聚成父爱的海呵护着孩子们健康成长。
　　在儿女面前不扮全能者，不摆道学面目或严父姿态，这是梁启超儿女心浓挚、绝无代沟的又一因素。他与儿女聚少离多，但家信中举凡政局艰难，个人烦忧或偶染小疾，或吃了美味等，他都有记述。即使购得一本好书，他也不忘与女儿打趣：“字大寸许极可爱，姑以告汝，却不许撒娇来索。”过年给孩子们压岁钱，他说“吾知汝母尚有金钱数枚”，“汝等何不再开一次国会直往要索耶?”亦全然是一个老顽童父亲形象。对儿女的人生抉择，他亦从不蛮横决定。1927年，在美学习军事的思忠急欲回国，一向热心国事的梁启超却不同意，他肯定儿子“改造环境，吃苦冒险”的精神，耐心详说国内令人失望的复杂政局，希望儿子不要误会老父苦心继续深造云云。周详恳挚的言说风度下，蕴含的是深具平等心的慈父情怀。
　　在教育上，梁启超身为大学问家，其儿女心给予孩子们的教益尤非浅显。他从自身感受出发，要他们注意志趣、心性的培养，比如“求学问不是求文凭”，“学问是生活，生活是学问”，“总要常常保持着元气淋漓的气象，才有前途事业之可言”等，都可说是让人受益终身的见道的话。又如为学方法，梁氏所谓“做学问，有点休息，从容点，所得会深点；所以你不要只埋头埋脑做去”“凡做学问，总要‘猛火熬’和‘慢火炖’两种工作，循环交互着用去”，这就不仅是心疼孩子，尤其是叮咛了为学的要义，堪做求学者的指南。
　　因为深受传统的修身治平文化的影响，梁启超的爱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意识格外强烈，他并且将这种情怀和意识自觉地传输给他的孩子们。梁氏家书中这种笔墨流露既多并且感人，即如1916年2月，他为推翻袁世凯复辟而秘密离京前所写家信说“全国国命所托，虽冒万险万难不容辞也”，就很令人动容。其他诸如“我是最没有党见的人，只要有人能把中国弄好，我绝不惜和他表深厚的同情”，“人生在世，常要思报社会之恩”等，全是一个深沉的爱国者的肺腑之言，而于子女的教育，又岂是“爱国”二字可以一语带过!这是人格大境界的提升，是读书治学恒久动力的促成，惟以名利教育儿女的今人对此应该愧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