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修鞋匠到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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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实现梦想,他赌了整整十年的青春,十年青春挥洒出的汗水换来了知识,而知识又改变了他的命运。
  
  外出打工我报考大学
  1966年冬天,我出生在山东省高密县柴沟镇大王柱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上有3个哥哥,下有一弟一妹,人多地少,父母在泥土里捞生活,稠一顿稀一顿地熬着日子。父亲去世后,我没有考大学而是回家务农了。
  1989年过罢春节,我随一支建筑队来到青岛打工。初来乍到又没有技术,我只能做搬砖的小工。一个人装车、推车、卸车,泥里来灰里去,一天十几个小时干下来,累得骨头都散了架,一倒在大通铺上就再也爬不起来了。有时肚子饿得咕咕叫,就是没劲起来吃饭,等到缓过劲来饭菜早已凉了,胡乱扒两碗,脚都懒得洗,又一头钻进了脏兮兮的被窝。经过几个月炼狱般的生活,手磨烂了,腿跑细了,腰累弯了,人瘦得脱了形。
  好在这种出苦力的生活不久就结束了。原因是我一进建筑队就开始了自学,年底时拿到了“建筑工程预算员资格证书”,恰好这时候建筑队正缺这方面的人才,老板看我本分勤快,就让我当了一名预算员。我的处境有了很大的改观,但我并没有满足,这次命运的小小变化让我认识到,知识真是太重要了。我苦苦思索着自己的出路:“我不能在建筑工地上蜗居一生,我要继续学习,依靠知识改变自己的命运!”
  1990年3月的一天晚上,我正睁大眼睛望着棚顶的石棉瓦出神,一位工友把看过的一张《青岛晚报》扔给我。我懒洋洋地翻着,突然,一条消息闯入我的眼帘,那是一则青岛市职工大学招收“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大专生的简章,我完全符合报考条件。
  我还可以上大学!兴奋不已的我决定报考。此时距离考试不到两个月了,我赶忙买来复习资料,争分夺秒地开始复习。5月,我步入考场。9月,我跨入大学校门。
  就这样,我的打工生涯又多了一份新的内容——上大学。工友们听说后,风凉话吹得我寒透脊背:“你小子是不务正业!”“癞哈蟆想吃天鹅肉!”一位要好的工友劝我:“小姜,你上学还有啥用?不要浪费钱了吧!再说你也老大不小了,该攒点钱回去娶媳妇了。”我笑了笑,没有吱声。我对自己说,认准了的路就要义无反顾地走下去,哪怕前方荆棘丛生,困难重重!
  从此,我比别人更忙了。中午吃过饭,大伙聚在一起抽烟聊天,而我把碗一丢,就离开人群。找个角落去看书。有的工友对我指指点点,骂我是神经病,我装作没听见。每天下班后,虽然累得腰酸背疼,但一想到要听课,我马上抓起两个馒头,边走边啃就往学校赶……
  
  街头修鞋我绝处逢生
  1991年初,我们承建的大楼竣工,建筑队要移师威海。得知消息后我呆了,这可怎么办?如果跟着去,自然会有活干,生活有保障,但大学就没法再上了,而这正是我不能割舍的,也是最让我痛苦的;如果留下继续上学,经济来源切断了,我在这儿无亲无朋,不要说上学,生存恐怕都成问题。我面临着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两难境地。
  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我最终留了下来。那时候,我身上只有200多块钱,这点钱在繁华的都市撑不了几天。我首先必须解决吃住问题,所幸大楼的主人还未搬进来,我还可以在建筑工地上住几天。我去了一家又一家工地、饭店、公司,盼望着哪位老总能给我一个自食其力的机会,但总是碰壁。
  一个雨过天晴的下午,我又徘徊在闹市上碰运气。走着走着,鞋底裂了一条缝,雨水毫不留情地往里渗。我嘀咕着:真倒霉,在这节骨眼上,哪还有钱去买鞋,修修再穿吧!我走到一个修鞋的小摊前,讨价还价了半天,老师傅才开始修鞋。鞋修好了,我递过钱,老师傅顺手装进了围裙的布袋里,并用手按了按。我发现他兜里有一大堆角票,看样子有十好几块哩!我的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我也要摆个修鞋摊!
  但我很快就泄气了,我不会修,咋办?我沉思起来。这时,老人叮叮的锤打声传进了我的耳里,我灵机一动,这不是现成的师傅吗?“对,偷偷学艺!”于是,我有一搭没一搭地同老人唠着闲话,暗中用心地观察着……
  这样偷偷地学了几天,我想自己该“出师”了。当我花去196元钱买了一套修鞋工具之后,身上只剩下4元钱了。我用仅有的4元钱买了4斤挂面,打算每天一斤挂面先对付几天。
  第二天,我挑着修鞋工具来到了马路上。繁华地段不敢去,我专门选了个相对偏僻的地方安营扎寨,开始了修鞋生涯的第一天。没有遮风挡雨的篷布,一个小马扎就是奢侈品了。安置停当,我像模像样地坐等生意上门。其实我心里正像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的,既眼睁睁地盼着顾客光临又害怕人家真的来了,一双鞋好几百块,我没技术修坏了拿什么赔啊!我真想撤“兵”不干了,可我已经身无分文,不修鞋我又靠什么糊口呢?我给自己打气:边修边学吧!
  等了两个多小时,第一位顾客终于来了。我老远就看见一位30多岁机关干部模样的女士提着一双黑皮鞋向我走来,我慌忙低下头,心怦怦地跳着,都快蹦到嗓子眼了。“师傅,钉一副鞋后掌多少钱?”人家问我我不得不回答,只好硬着头皮说:“5角钱。”其实别人钉一副后掌大都开价2元钱。女士没说什么放下鞋就走了。我抹了把额上的冷汗,从“百宝箱”里拿出工具开始工作,可是剪刀在我手里就是不听使唤,该圆的地方怎么也剪不圆,剪了好几块皮子才算勉强能用,钉钉子时锤子有几次差点砸在颤抖的左手上,一副鞋掌足足忙活了半个小时。那位女士回来了,拿起鞋一看,笑了起来:“别人钉的鞋掌都是圆的,而你钉的是‘八角形’,你是刚开始学修鞋吧?”我手足无措,脸都红到了脖梗上,连忙站起来嗫嚅道:“对不起,对不起。”不料女士却安慰我说:“没关系,万事开头难,慢慢学吧!”边说边掏出1元钱递过来,我准备找钱,女士说什么也不要,坚持全部给我,我只好收下。这一天,我修了3个人的鞋,共挣了3元5角。
  我在心里永远记住了我的第一个顾客,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她的音容笑貌,她的宽容与善良让我没齿难忘。我真不敢想象,如果换了另一个顾客又会是怎样的情形。
  
  拼命苦修我三读大学
  不管怎么说我总算有了糊口的路子。不久,我在一家民房的楼梯底下租了间废弃不用的小厨房,每月房租30元。打开房门,一股霉气扑面而来,阴暗潮湿的屋子里蛛网密布,我费了半天时间才收拾干净,只有5平方米的空间,放下一张床后想转身都很困难。
  刚开始修鞋技术不好,速度慢,每天只能挣四五元钱,一个月下来,累得腰酸背疼还挣不到200元。这点钱既要吃穿,又要交每学期600元的学费,还有房租和水电费,还要买书,我只能精打细算,省了又省。我给自己订的生活标准是每天3元以内,这个标准可以买一斤大米,5角钱的菜。我要读书学习,不能把身体搞垮了,我就拣便宜的“五花肉”买,4元钱一斤的肉往往要吃上一个星期甚至10天,每次炒菜时就加点肉沫以补充营养。即使如此仍是入不敷出,有时我不得不向同学们借钱。
  每次出摊时,我就穿上在工地时穿的蓝工作服,只有上学时才舍得换上花了50元买的一套“好”衣服。
  为了学习、上课,长期以来我养成了一个生活规律:每天凌晨3点钟就起床,看书到6点,大脑疲劳了再上床躺一个小时,7点起来做饭,一边做饭一边看书,8点准时出摊。下午4点多就收摊,匆匆吃点剩饭就挤公交车去上学。放学回来实在饿极了,就啃点生萝卜充充饥,然后把老师讲的课温习一遍,10点以前上床睡觉。白天修鞋时,如果一时没有顾客,我就掏出随身携带的书看一会儿,有生意了就暂时放下,常常弄得书本油渍斑斑,字迹模糊。下雨天我就在“家”看书,双休日大都要上课自然也很少出摊。对我异常的举动,别人都不理解。一下天午,刚过4点我就收摊了,旁边几个下棋的又议论开了:“这小子脑子一定有毛病,一个修鞋的,星期六、星期天生意最好你不干,每天人家干得正火时你还不干,不是等着受穷吗?”
  1995年,我终于拿到了第一个大专文凭——工业与民用建筑,为了这张文凭,我苦苦学了5年。这主要是因为我高中毕业多年了,书本丢得时间太长,学起来十分吃力。
  我终于成了大学生!我揣着毕业证书到一家又一家建筑公司应聘,然而都失败而归。
  1996年冬天的一个傍晚,我正在为一位老太太修鞋,一位中年妇女走过来,热情地向老太太表示祝贺:“张大妈,您儿子考上了大律师,真了不起!现在律师可是个热门职业啊!”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我眼前一亮,对呀,我为什么不考律师呢?这可是个吃香的职业!
  谁知一打听,参加律考必须有法律专业的大专文凭,我的心凉了半截。但我心里很快又燃起了希望之火,我决定先啃下法律专业的大专文凭。一咬牙,我再次报考了市职工大学法律专业大专班,800元的学费是几位要好的同学借给我的。
  我修鞋同学们开始并不知道,直到有一天我正在街头忙活着,突然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我抬起头,原来是一位职工大学的同班同学。在同学的追问下,我讲了自己的故事,他非但不歧视我,反而向我表示钦佩。不久,我的故事在同学中传开了。
  律师资格考试要考英语。为了提高英语水平,1997年我又报考了职工大学的外贸英语大专班。
  1998年,我修完法律专业,拿到了第二个大专文凭。
  1999年,我修完英语专业,第三个大专文凭又被我捧在手中。
  春节是我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大部分游子都会回家,而我最怕的就是春节。我不敢回家,因为春节期间要走亲访友,像我这样的大龄“光棍汉”,又是一个漂泊在外的修鞋匠,在某些场合会令人十分难为情,所以我干脆不回家。我有10年的除夕都是在青岛度过的,一个人躲在阴冷的小屋里苦读。每逢佳节倍思亲,当别人举家团圆的时候,我特别想家,想母亲,儿行千里母担忧。尤其像我这样30多岁的人,还是光棍一条,怎不叫母亲牵肠挂肚呢。偶尔回家,亲戚朋友就热心地张罗着给我介绍对象,但都被我婉言谢绝了。母亲红肿着双眼唉声叹气:“锦程,我的小祖宗,你就听娘一句劝,好歹娶个媳妇,我也好对你爹有个交待呀!”我心如刀绞,但强忍着不让眼泪流下来。
  
  连搏三年我考上律师
  拿到了法律专业的文凭,我开始全力以赴备考律师。1998年10月的第二个星期天,我走进了律师资格考试的考场,第一次参加激烈的角逐。头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难以入眠。为了这次改变命运的考试,我读了装满几个化肥袋子的书啊!
  但是命运对我太苛刻了,我以5分之差名落孙山。第一次律考失利,这么多年吃的苦受的累一起涌上心头,我异常难受。
  “哎,老天对我太不公平了!”我一声长叹。
  叹归叹,但我并没有消沉。很快,我又出摊了,带着厚厚的书。看书时,我用旧报纸遮挡着偷偷地看,不让别人知道是在学法律,我想知道的人越少越好,这样我心里的压力会小一些。很多人都认为我在看小说,说我“不务正业”。
  1999年10月,我再次满怀希望地走进了律考考场。然而,我又一次跌得头破血流——仅以2分之差落败!得知成绩那天,我欲哭无泪,久久地发呆。唉,难怪人们说律师资格考试是“中国第一考”,比考大学、考研、考博士还要难啊!
  好在经过这么多年的磨炼,我已变得无比坚强。当晚,我又拿起了书本,收拾起心灵的碎片,再次向命运发起挑战。不仅如此,我又报考了山东省政治管理干部学院函授本科班。
  2000年10月,我第三次走进了“中国第一考”的考场。
  考试结束,依然是焦急而漫长的等待。
  终于等来了可以查分的日子!2000年11月12日上午,天气格外晴朗,温暖的阳光轻轻地抚摸着我,我上街找到一部公用电话,准备拨打电话查分。我颤抖着的手怎么也拨不对号码,最后还是在老板的帮助下输完了准考证号。我的心疯狂地跳着,我干脆闭上眼睛,大脑里一片空白。
  电话里传来了小姐柔柔的声音:“姜锦程,233分,今年的录取分数线是231分。”考上了,我考上了!我挥舞着双臂大声喊叫,我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大颗大颗的泪洙沿着我削瘦的脸颊滚滚而下。这一年,律考的过线率仅为10%。
  过了许久,我慢慢平静下来,心想该给家里报个喜,于是拨通了大哥家的电话:“哥,跟娘说一声,我考上律师了……”说不清为什么,此时我说话的语气突然出奇得平静,经过长达10年的风风雨雨,我已荣辱不惊了。
  修鞋匠考上律师的消息不胫而走,经当地新闻媒体报道,我一时成了小小的新闻人物,我修鞋的“工作照”上了报纸,不少大专院校纷纷请我去做报告。2000年12月25日,我应母校青岛市职工大学的邀请,给300多名在校生做了题为《知识改变命运》的报告,讲述了我一边修鞋一边学习的经历,赢得了同学们一阵又一阵热烈的掌声。
  我虽然是个“准律师”了,但必须找单位学习。我向朋友借钱买了一套崭新的西服把自己“包装”了一下,然后找律师事务所“推销”自己。最后,我的脚步停在了青岛市江苏路21号。在这里,琴岛律师事务所敞开她宽广的胸怀接纳了我。
  在琴岛律师事务所,我是个身份特殊的人,因为我的户口还在老家,身份仍是农民。我没有工资,每月只有300元的生活费。这对我来说只是杯水车薪,因为10年的苦学苦读留给我的是8000多元的债务。
  我白天实习,晚上到母校兼职代课,平时还得学习法律本科的课程,忙得不可开交,但我感到非常充实。
  美好的未来,正在我的面前展现出一幅色彩斑斓的画卷。到2002年1月1日,一年的实习期满,我就可以正式执业,成为一名真正的律师了。算一算,到那时我该36岁了。为了实现梦想,我赌了整整10年的青春,但我无怨无悔。因为10年的汗水换来了知识,而知识又改变了我的命运。
  编辑/王凯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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