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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岁投身东北抗日联军（以下简称“抗联”），一生戎马，92岁的李敏曾是抗联队伍中年纪最小的女兵，1942年，部分抗联部队被整编成“苏联远东红旗军第88独立步兵旅”，如今她也是这支部队还健在的老兵中最年轻的一位。
自1993年从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的职位上离休之后，李敏投入大量精力到宣传昔日抗联的抗战事迹中去，20余年过去，如今的李敏老当益壮，仍能唱起当年流传在东北的抗日歌曲，“强敌东来侵我国疆，施残暴如疯狂……”
抗联队伍中最小的女兵
1924年，李敏出生在黑龙江省萝北县梧桐河村一个朝鲜族农民家庭。“村里人都很穷，大多数农民的孩子都没有上过学。等到我四五岁的时候，村里来了两个年轻人，称自己是共产主义者，要把穷人从苦难中解放出来，还动员每家的适龄儿童参加免费教育”。听到可以上学，李敏和其他小孩一样，高兴得活蹦乱跳，她拿着母亲用家里换下来的窗户纸糊成的一个6页的小本子，坐进了课堂。
早在1928年，中国共产党满洲省委便委派了多名朝鲜族党员前往三江地区组织开展朝鲜族村的革命运动，开设学校进行讲学。白天，学校是教育孩子文化知识的课堂，晚上则成为向农民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的阵地。当时的李敏还很小，虽然不懂什么是共产主义，但那时候学会的《列宁诞生歌》等共产主义歌曲至今记忆犹新。
李敏的哥哥和父亲都加入了共产党，父亲一直在外地宣传共产主义，很少回家，哥哥也差不多，年幼丧母的李敏经常一个人在家。“父亲死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据说他被俘了；而哥哥也在几年后的一次侦查任务中不幸牺牲，于是我便成了一个举目无亲的人。”李敏回忆。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各地区的农民在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下，纷纷建立起自己的武装队伍进行反抗，李敏所在学校组织的列宁主义儿童团也更名为抗日救国儿童团，开始抗日斗争。“农民一开始的装备只有大刀、长矛，几乎所有的枪械和子弹都是用命从关东军那里换来的。”李敏说，当时有大量正规军队的国民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东北抗战形势非常艰难，“有一次，村里十几个男丁去埋伏袭击几个日本人，只回来了一半人，带回来了一支枪。”
在日本关东军强行占领城市的同时，日本政府也于1936年开始了“满洲农业移民百万户移住计划”，大批日本贫民涌入中国东北，“这也让当时的抗战工作变得越来越艰难”。
1936年冬天，正当12岁的李敏和3个儿童团的小伙伴向农民散发抗战传单时，一队日本骑兵远远冲来，企图抓捕他们。最后李敏侥幸逃脱，遇见了抗联的交通员李升。“那时候，日本人对地下工作者追捕得太厉害，进山参加抗联部队是最安全也是最光荣的出路”。正是这次相遇，经李升的引荐，李敏走进大山，成为抗联队伍中年纪最小的女兵。
一次寻觅大队伍的旅途
在多年的抗联生涯里，李敏没有统计过自己究竟经历了多少次战斗，但每次战斗的场面她都有着深刻的记忆。
1938年11月，李敏所在的抗联小分队在黑龙江双鸭山宝清附近的行军途中，遇到了日军突袭，双方发生交火。“敌军有大概300人，企图抢占一个山头，而我们的小分队只有20多人。双方火力全开，我亲眼看到身边的战友小马腹部中弹，倒了下去。”李敏说，小马留给她的最后一句话是：“干下去吧，小李子……”
不多久，抗联小分队子弹就打光了，开始撤退。因为年纪小，战友让李敏跑在最前面。可是跑着跑着，身后却没了战友的声音，就在李敏回头看的时候，敌人的子弹射了过来，李敏就势趴在了地上，又横身躲进了旁边的雪坑。“在雪坑里躲着的时候，我听到了战友在外面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也听到了敌人的枪声渐渐消失。”李敏意识到自己的战友可能已经牺牲了。“我曾想过出来救战友，可是冷静下来，出去的结果就是白白被擒，我要留着我的命去杀更多的敌人”。
当敌人走远，天色渐晚，李敏从雪坑里爬了出来。那时她的手已经冻得不能活动了，但比起寒冷，更让她害怕的是那种孤独和恐惧感。“我就一个想法，赶紧找到大部队。”李敏说，“找大部队的过程也非常惊险，当天晚上我就遇到了狼群。”没有点火的工具，枪里也没有子弹，狼群一步步逼近，李敏想到了一位老前辈教给她的土法：遇到狼群就敲树干，于是她边敲树干边跑，一直跑到听不见狼叫才停下，然后终于累得晕了过去。
第二天，李敏醒来，脚冻得失去了知觉，她只好把鞋脱了，脚在雪地里蹭，直到感到火辣辣的疼，她才又穿上鞋子上路。“路上，我看到了一只死老鼠，躺在枯草里。平时我很怕老鼠，但这次我不怕了，因为饿。我看着这只老鼠，犹豫要不要带走吃了。最后我说服自己，在大雪封山的时候，能有一块肉是多么不容易啊，我就把老鼠用树叶包起来，揣兜里带走了，等到有火的时候烤着吃。”李敏回忆。
后来，李敏又遇到一支队伍，她以为是抗联的大部队，就径直走過去。突然，她发现那支部队留下来的是铁钉皮鞋的脚印，就有点怀疑，因为抗联的军队没有条件穿这种鞋，不过，也有可能是缴获的。她又继续观察，发现那支部队也曾留下白白的手纸，这下她可以断定这支队伍是敌军了，因为抗联没有白纸，写字都是在树皮上写的。然而，李敏刚刚认出那是敌人部队，迎头就遇到一个日本兵，两人都掏出手枪，对峙了一会儿，李敏知道自己枪里根本就没有子弹，只能突然转身撒腿就逃。“多亏突然下起雪来，他没追上。”李敏又一次成功逃脱。
最终，李敏在河边遇见自己的队伍，为了判定是不是抗联的部队，李敏还在一旁听了许久，直到听见有人喊，“同志们，起队了”，“我一听‘同志’两个字，知道终于找到自己人，哇一下子哭了，接着就晕倒了”。战友把李敏抱回了大营，她也踏踏实实地睡了一个晚上。
一把口琴一个牙具袋的爱情
1939年，李敏所在的抗联6军4师由于受到日本关东军和伪军的连续围剿，被迫转移至黑龙江畔。当时中国与苏联以黑龙江主航道中心为界，隔江相望，最后在李敏所在团团长白福厚的指挥下，部队决定暂时退至一江之隔的苏联，避一时之难。 “那天天刚亮，江面上雾蒙蒙的，我们50多个人乘坐着一条帆船渡江，后面日军已经追到江边，在江岸上对我们射击。等到帆船上的白布被打烂、船体被打漏的时候，船已经过了江心进入苏联国界，这样，日军也不敢开枪了。”李敏就这样来到了苏联。
此后的6年里，李敏和抗联队伍共计3次前往苏联修整或者受训。在那里，苏联将抗联部队整编成为远东红旗军独立第88旅。李敏就在苏联学习了医疗和无线电的技术，并受训成为中国首批具备伞降能力的女特种兵，同时，她也在那里收获了滋润自己后半生的爱情。
在苏联西伯利亚的北野营中，有一位年轻的中国教官，叫陈雷，他也曾是一名抗联战士。“中等偏上的个头，端正的脸上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我们都爱听他讲的课。”李敏回忆，这位年轻的教官吸引了她的爱慕之心，“但当时是不允許谈恋爱的，尤其是陈雷，正处于因为误会被开除了共产党党籍的敏感时期。”于是，李敏和陈雷的关系也很难发生什么进展，甚至一次私底下她与陈雷关于抗联西征的讨论，都被别人说成了“耍流氓”的行为。
因为和陈雷亲近，李敏受到了撤销党小组长职务、调离卫生排去看仓库的处分。自此之后，李敏形容自己“看到男同志一律不说话，心里总好像压着块沉甸甸的东西”。直到1942年的春天，传来陈雷受重伤的消息，李敏哭得说不出话来。“那时我才发现，原来心里一直装着陈雷”。
1942年5月，对于李敏来说有两件喜事，一件是陈雷由于出色的表现恢复了党籍，另一件是她和陈雷“订婚”了。在陈雷恢复党籍后的第3天，李敏托人将一个牙具袋带给即将再次出征的陈雷，而陈雷留给了她一把口琴，“我想，都相互交换信物了，算是订婚了吧。后来就一直希望着战争早一天结束”。
1943年，李敏和陈雷在苏联正式结婚，第88旅的领导给两人辟出了一间地窖作新房，当陈雷把这个消息告诉正在学习的李敏时，李敏都惊呆了。
李敏和陈雷的故事延续了70多年。2006年12月5日，曾任黑龙江省省长的陈雷因病在哈尔滨逝世。从1943年李敏与陈雷结婚开始，李敏就一直将他们的爱情信物小心翼翼地珍藏着，陈雷逝世以后，李敏便更多地将精力放到了宣传抗联历史的活动中来。
抗联的抗战应该是14年
2012年，李敏长达80万字的回忆录《风雪征程》出版，她在书中这样写道，“对于现在的年轻人而言，战争似乎很遥远了，可它在我的记忆里却永远清晰深刻。第一次贴抗日传单，第一次拿枪，在雪地里站岗放哨，与敌人激烈交战，看着身边的战友一个个瞬间流血牺牲，不把他们的英雄事迹说出来，我死不瞑目”。
从1945年8月起，李敏随苏联红军进入东北，在绥化参加建政、建军、妇女群众等工作，后又担任黑龙江省政府文教办副主任、教育厅副处长等职。在“文革”中，李敏被认定为犯特务罪，入狱5年。“我认为自己是清白的，虽然心里非常委屈，但觉得必须活下去”。李敏说，可能是自己在从小在抗联队伍中建立起来的意志和信念，让她在连温饱都成问题的监狱中支撑了下来。
正是那种意志和信念，使得李敏在离休后，也闲不下来。凭借着自己的记忆和寻访为数不多的老抗联战士，李敏开始了对抗联历史的记录。她经常亲自上山寻找昔日的战地和密营的地址，找到一个就为它刻碑立传，同时也做了抗联遗迹的保护工作。
在哈尔滨李敏家的院落中，收集了大量碑刻，让那里看起来更像是一座纪念馆。“每一块碑刻后面都有一个悲壮的战斗故事。我想把他们写下来，作为历史永远传下去。”李敏用这种特殊的方式纪念她找到的每一位烈士和每一个战斗故事。
与此同时，李敏还一直在为抗联14年抗战史正本清源。在她看来，国内长期宣传的“8年抗战”，即从1937年“七七事变”开始计算抗战历史，是不对的。东北陷落的时间比较早，抗联所参与的抗战远不止这8年，应当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计算，抗联应当是进行了14年抗日斗争。
实际上，这场历时14年的残酷斗争中，抗联从最初的五万余人到抗战胜利后不足千人，无论是总司令、军长还是士兵，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在残酷的斗争中饿死、冻死或战死了。抗联仅军级以上的干部就牺牲了30多名，其中包括著名的抗日将领杨靖宇、赵尚志、李兆麟等；师级以上干部牺牲了120余名。
2002年，李敏在哈尔滨成立“抗联精神宣传小分队”，成员包括离休干部、教师、艺术家、记者、工人和企业家，当时最大的84岁，最小的50岁。这些年过半百的老人穿着抗联服装，传唱着抗联歌曲，寻找着抗联遗址，正一点点地还原着那段残酷而苍白的抗联历史。“我们想做的就是力所能及地重现这段历史，让更多的人，尤其是青少年，知晓抗联、了解抗联精神。”李敏说。
自1993年从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的职位上离休之后，李敏投入大量精力到宣传昔日抗联的抗战事迹中去，20余年过去，如今的李敏老当益壮，仍能唱起当年流传在东北的抗日歌曲，“强敌东来侵我国疆，施残暴如疯狂……”
抗联队伍中最小的女兵
1924年，李敏出生在黑龙江省萝北县梧桐河村一个朝鲜族农民家庭。“村里人都很穷，大多数农民的孩子都没有上过学。等到我四五岁的时候，村里来了两个年轻人，称自己是共产主义者，要把穷人从苦难中解放出来，还动员每家的适龄儿童参加免费教育”。听到可以上学，李敏和其他小孩一样，高兴得活蹦乱跳，她拿着母亲用家里换下来的窗户纸糊成的一个6页的小本子，坐进了课堂。
早在1928年，中国共产党满洲省委便委派了多名朝鲜族党员前往三江地区组织开展朝鲜族村的革命运动，开设学校进行讲学。白天，学校是教育孩子文化知识的课堂，晚上则成为向农民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的阵地。当时的李敏还很小，虽然不懂什么是共产主义，但那时候学会的《列宁诞生歌》等共产主义歌曲至今记忆犹新。
李敏的哥哥和父亲都加入了共产党，父亲一直在外地宣传共产主义，很少回家，哥哥也差不多，年幼丧母的李敏经常一个人在家。“父亲死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据说他被俘了；而哥哥也在几年后的一次侦查任务中不幸牺牲，于是我便成了一个举目无亲的人。”李敏回忆。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各地区的农民在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下，纷纷建立起自己的武装队伍进行反抗，李敏所在学校组织的列宁主义儿童团也更名为抗日救国儿童团，开始抗日斗争。“农民一开始的装备只有大刀、长矛，几乎所有的枪械和子弹都是用命从关东军那里换来的。”李敏说，当时有大量正规军队的国民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东北抗战形势非常艰难，“有一次，村里十几个男丁去埋伏袭击几个日本人，只回来了一半人，带回来了一支枪。”
在日本关东军强行占领城市的同时，日本政府也于1936年开始了“满洲农业移民百万户移住计划”，大批日本贫民涌入中国东北，“这也让当时的抗战工作变得越来越艰难”。
1936年冬天，正当12岁的李敏和3个儿童团的小伙伴向农民散发抗战传单时，一队日本骑兵远远冲来，企图抓捕他们。最后李敏侥幸逃脱，遇见了抗联的交通员李升。“那时候，日本人对地下工作者追捕得太厉害，进山参加抗联部队是最安全也是最光荣的出路”。正是这次相遇，经李升的引荐，李敏走进大山，成为抗联队伍中年纪最小的女兵。
一次寻觅大队伍的旅途
在多年的抗联生涯里，李敏没有统计过自己究竟经历了多少次战斗，但每次战斗的场面她都有着深刻的记忆。
1938年11月，李敏所在的抗联小分队在黑龙江双鸭山宝清附近的行军途中，遇到了日军突袭，双方发生交火。“敌军有大概300人，企图抢占一个山头，而我们的小分队只有20多人。双方火力全开，我亲眼看到身边的战友小马腹部中弹，倒了下去。”李敏说，小马留给她的最后一句话是：“干下去吧，小李子……”
不多久，抗联小分队子弹就打光了，开始撤退。因为年纪小，战友让李敏跑在最前面。可是跑着跑着，身后却没了战友的声音，就在李敏回头看的时候，敌人的子弹射了过来，李敏就势趴在了地上，又横身躲进了旁边的雪坑。“在雪坑里躲着的时候，我听到了战友在外面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也听到了敌人的枪声渐渐消失。”李敏意识到自己的战友可能已经牺牲了。“我曾想过出来救战友，可是冷静下来，出去的结果就是白白被擒，我要留着我的命去杀更多的敌人”。
当敌人走远，天色渐晚，李敏从雪坑里爬了出来。那时她的手已经冻得不能活动了，但比起寒冷，更让她害怕的是那种孤独和恐惧感。“我就一个想法，赶紧找到大部队。”李敏说，“找大部队的过程也非常惊险，当天晚上我就遇到了狼群。”没有点火的工具，枪里也没有子弹，狼群一步步逼近，李敏想到了一位老前辈教给她的土法：遇到狼群就敲树干，于是她边敲树干边跑，一直跑到听不见狼叫才停下，然后终于累得晕了过去。
第二天，李敏醒来，脚冻得失去了知觉，她只好把鞋脱了，脚在雪地里蹭，直到感到火辣辣的疼，她才又穿上鞋子上路。“路上，我看到了一只死老鼠，躺在枯草里。平时我很怕老鼠，但这次我不怕了，因为饿。我看着这只老鼠，犹豫要不要带走吃了。最后我说服自己，在大雪封山的时候，能有一块肉是多么不容易啊，我就把老鼠用树叶包起来，揣兜里带走了，等到有火的时候烤着吃。”李敏回忆。
后来，李敏又遇到一支队伍，她以为是抗联的大部队，就径直走過去。突然，她发现那支部队留下来的是铁钉皮鞋的脚印，就有点怀疑，因为抗联的军队没有条件穿这种鞋，不过，也有可能是缴获的。她又继续观察，发现那支部队也曾留下白白的手纸，这下她可以断定这支队伍是敌军了，因为抗联没有白纸，写字都是在树皮上写的。然而，李敏刚刚认出那是敌人部队，迎头就遇到一个日本兵，两人都掏出手枪，对峙了一会儿，李敏知道自己枪里根本就没有子弹，只能突然转身撒腿就逃。“多亏突然下起雪来，他没追上。”李敏又一次成功逃脱。
最终，李敏在河边遇见自己的队伍，为了判定是不是抗联的部队，李敏还在一旁听了许久，直到听见有人喊，“同志们，起队了”，“我一听‘同志’两个字，知道终于找到自己人，哇一下子哭了，接着就晕倒了”。战友把李敏抱回了大营，她也踏踏实实地睡了一个晚上。
一把口琴一个牙具袋的爱情
1939年，李敏所在的抗联6军4师由于受到日本关东军和伪军的连续围剿，被迫转移至黑龙江畔。当时中国与苏联以黑龙江主航道中心为界，隔江相望，最后在李敏所在团团长白福厚的指挥下，部队决定暂时退至一江之隔的苏联，避一时之难。 “那天天刚亮，江面上雾蒙蒙的，我们50多个人乘坐着一条帆船渡江，后面日军已经追到江边，在江岸上对我们射击。等到帆船上的白布被打烂、船体被打漏的时候，船已经过了江心进入苏联国界，这样，日军也不敢开枪了。”李敏就这样来到了苏联。
此后的6年里，李敏和抗联队伍共计3次前往苏联修整或者受训。在那里，苏联将抗联部队整编成为远东红旗军独立第88旅。李敏就在苏联学习了医疗和无线电的技术，并受训成为中国首批具备伞降能力的女特种兵，同时，她也在那里收获了滋润自己后半生的爱情。
在苏联西伯利亚的北野营中，有一位年轻的中国教官，叫陈雷，他也曾是一名抗联战士。“中等偏上的个头，端正的脸上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我们都爱听他讲的课。”李敏回忆，这位年轻的教官吸引了她的爱慕之心，“但当时是不允許谈恋爱的，尤其是陈雷，正处于因为误会被开除了共产党党籍的敏感时期。”于是，李敏和陈雷的关系也很难发生什么进展，甚至一次私底下她与陈雷关于抗联西征的讨论，都被别人说成了“耍流氓”的行为。
因为和陈雷亲近，李敏受到了撤销党小组长职务、调离卫生排去看仓库的处分。自此之后，李敏形容自己“看到男同志一律不说话，心里总好像压着块沉甸甸的东西”。直到1942年的春天，传来陈雷受重伤的消息，李敏哭得说不出话来。“那时我才发现，原来心里一直装着陈雷”。
1942年5月，对于李敏来说有两件喜事，一件是陈雷由于出色的表现恢复了党籍，另一件是她和陈雷“订婚”了。在陈雷恢复党籍后的第3天，李敏托人将一个牙具袋带给即将再次出征的陈雷，而陈雷留给了她一把口琴，“我想，都相互交换信物了，算是订婚了吧。后来就一直希望着战争早一天结束”。
1943年，李敏和陈雷在苏联正式结婚，第88旅的领导给两人辟出了一间地窖作新房，当陈雷把这个消息告诉正在学习的李敏时，李敏都惊呆了。
李敏和陈雷的故事延续了70多年。2006年12月5日，曾任黑龙江省省长的陈雷因病在哈尔滨逝世。从1943年李敏与陈雷结婚开始，李敏就一直将他们的爱情信物小心翼翼地珍藏着，陈雷逝世以后，李敏便更多地将精力放到了宣传抗联历史的活动中来。
抗联的抗战应该是14年
2012年，李敏长达80万字的回忆录《风雪征程》出版，她在书中这样写道，“对于现在的年轻人而言，战争似乎很遥远了，可它在我的记忆里却永远清晰深刻。第一次贴抗日传单，第一次拿枪，在雪地里站岗放哨，与敌人激烈交战，看着身边的战友一个个瞬间流血牺牲，不把他们的英雄事迹说出来，我死不瞑目”。
从1945年8月起，李敏随苏联红军进入东北，在绥化参加建政、建军、妇女群众等工作，后又担任黑龙江省政府文教办副主任、教育厅副处长等职。在“文革”中，李敏被认定为犯特务罪，入狱5年。“我认为自己是清白的，虽然心里非常委屈，但觉得必须活下去”。李敏说，可能是自己在从小在抗联队伍中建立起来的意志和信念，让她在连温饱都成问题的监狱中支撑了下来。
正是那种意志和信念，使得李敏在离休后，也闲不下来。凭借着自己的记忆和寻访为数不多的老抗联战士，李敏开始了对抗联历史的记录。她经常亲自上山寻找昔日的战地和密营的地址，找到一个就为它刻碑立传，同时也做了抗联遗迹的保护工作。
在哈尔滨李敏家的院落中，收集了大量碑刻，让那里看起来更像是一座纪念馆。“每一块碑刻后面都有一个悲壮的战斗故事。我想把他们写下来，作为历史永远传下去。”李敏用这种特殊的方式纪念她找到的每一位烈士和每一个战斗故事。
与此同时，李敏还一直在为抗联14年抗战史正本清源。在她看来，国内长期宣传的“8年抗战”，即从1937年“七七事变”开始计算抗战历史，是不对的。东北陷落的时间比较早，抗联所参与的抗战远不止这8年，应当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计算，抗联应当是进行了14年抗日斗争。
实际上，这场历时14年的残酷斗争中，抗联从最初的五万余人到抗战胜利后不足千人，无论是总司令、军长还是士兵，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在残酷的斗争中饿死、冻死或战死了。抗联仅军级以上的干部就牺牲了30多名，其中包括著名的抗日将领杨靖宇、赵尚志、李兆麟等；师级以上干部牺牲了120余名。
2002年，李敏在哈尔滨成立“抗联精神宣传小分队”，成员包括离休干部、教师、艺术家、记者、工人和企业家，当时最大的84岁，最小的50岁。这些年过半百的老人穿着抗联服装，传唱着抗联歌曲，寻找着抗联遗址，正一点点地还原着那段残酷而苍白的抗联历史。“我们想做的就是力所能及地重现这段历史，让更多的人，尤其是青少年，知晓抗联、了解抗联精神。”李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