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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号叛逆”在景德镇落网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第一个春节。正月初二这天——１９５０年２月１８日，正在家里准备吃早饭的江西省委常委、公安厅长王卓超，收到厅机要科长亲自送来的特急电报。王卓超打开译电稿，见是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发来的，电报讲到：中国农工民主党主席章伯钧、副主席彭泽民，已两次向公安部报告，要求江西公安部门缉捕出卖邓演达的叛逆陈敬斋。据称陈敬斋匿居在景德镇一带，望省厅从速部署行动，尽早将陈敬斋缉捕归案。电报中还指出：缉捕陈犯为江西省公安厅的重要任务，陈犯系“江西一号叛逆”。是农工民主党向政府提出的特别要求。
出卖邓演达的叛逆陈敬斋，是江西都昌县人，这是王卓超在春节前就了解到的。当时，农工民主党江西委员会有个叫陈其勋的常委，就曾到省厅找过王卓超谈这件事。到任才３个月的王厅长非常重视，将陈其勋反映的情况记在本子上，打算春节后上班部署这一工作。谁知大年初二就接到了罗部长的加急电报，而且罗部长在电报中将陈敬斋定为“江西一号叛逆”。
王卓超阅完电报后坐着思索了几分钟，交代机要科长：“发报给浮梁行署公安处，要老田明天赶来。”
２月１９日下午，浮梁公安处处长田平，乘坐军用吉普，冒着霏霏细雨赶到南昌，坐在了王卓超的办公室。听了王厅长布置的缉捕“江西一号叛逆”的任务后，他那粗浓的眉毛皱成一条毛毛虫，口里像害牙痛那样地“咝咝”倒抽着气。王卓超知道，景德镇的范围那么宽，要在十几万人口中迅速查到江西的“一号叛逆”，的确不是容易的事。厅长明了处长的困境，只向这位才从部队转业下来的东北籍团级干部，笑着说了一句：“什么事还难得住你田平吗？”田平听后带着一丝苦笑作答：“你什么时候不是赶鸭子上架呢？上吧。”
相隔了十余天之后，田平在电话中向王卓超报告：至今没有发现任何线索。王厅长嘟囔了一句：“这下田鸭子真的赶不上架了。”又说道：“你先不要泄气，我马上派人来协助你们。”
３月７日，由省公安厅特别邀请的农工民主党江西省委员会常委陈其勋、民盟江西省委员会常委向法宣二人，乘专车来到浮梁行署公安处。当晚，田平处长召开侦察工作会议，由陈、向二人向办案人员详细介绍“一号叛逆”的各种情况。最后，田处长作了这样的拍扳：将访查对象锁定在５０岁至５５岁之间、在外面混过“码头”的男性，尤其是有文化的人。
专案人员重新查阅刚建立不久的户口册，缩小范围排查。结果发现浮梁县城青峰岭有个开设“利兴福”瓷厂的人，名叫陈福林，其各方面情况与案疑条件相符。办案人员对这个陈老板展开了详尽的调查，了解到陈福林的原籍正是都昌县，便派人到都昌针对性地侦察，基本上认定这个陈福林就是陈敬斋。接着，由陈其勋通过长途电话，几经周折才与北京的章伯钧等人，查询清楚陈敬斋的外貌，一对照相差无误。浮梁公安处将陈福林逮捕，立即组织审讯，陈福林不得不承认自己就是陈敬斋。“江西一号叛逆”落入了人民的法网。田平将电报打到南昌，王卓超愉悦地舒出一口气，说道：“这下可以向罗部长复命了。”
“一号叛逆”的深重罪恶
陈敬斋是怎样出卖国民党反对派领袖——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农工民主党前身）总负责人邓演达的呢？事情得从２０年前说起。
陈敬斋１９２５年赴广州考入黄埔军校，先后在广州国民党政府《中央军事政治月刊》编辑部、黄埔军校军医处任职，北伐前夕转任第三军卫生材料库库长，随军北伐。１９２６年９月，由鄂入赣的北伐军攻克南昌，陈敬斋调任江西省检察厅检察官。１９２７年１月，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在南昌建立，共产党人王忱心出任秘书。正是在这期间，陈由王忱心介绍加入了中共党组织。１９２７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继而是“宁汉合流”，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也扯旗反共，在南昌“礼送”共产党员出境。目睹敌人刮起的腥风血雨，陈敬斋被吓坏了，脱离了党的组织，回到都昌躲避风头。
陈氏难耐政治寂寞，１９２８年５月跑到上海，找到了王忱心。由王介绍与谭平山见了几次面，加入了第三党，担任该党的地下工作。在陈敬斋看来，加入第三党既无政治上的危险，又有做官的机会。但他工作了几个月后，方知情况并不如他所想。在第三党工作同样要面对政治风险，处在白色恐怖之中。由于王忱心的推荐介绍，陈敬斋受到了邓演达的晋见，并被任命为中央干事会上海分会组织部的负责人。这比原先担任地下工作上了几个台阶。按说陈敬斋理应加倍努力地工作，可他自由散漫惯了，受不了组织纪律的严格约束，工作上几次出现差错。上海分会鉴于这种情况，报经邓演达同意，撤掉了陈敬斋的职务，分派他前往福建工作。陈敬斋知道去福建定然艰苦而有风险，不愿前去。这样，上海分会停止了他的工作。这是１９３１年３月的事。
这时候的邓演达，正在领导第三党积极进行推翻蒋介石反动统治的宣传舆论和实际组织工作。邓在上海组建“黄埔革命同学会”，又在北平、武汉等地创设分会，将一大批黄埔军校出身的高级军政人员团结过来，连蒋介石的嫡系将领罗卓英、杜聿明、宋希濂、周至柔、肖乾等，以及西北军的杨虎城、邓宝珊都加入进来，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强劲政治力量。邓演达频频发表文章，淋漓尽致地揭露蒋介石集团的反动本质。邓演达和他领导的一系列反蒋活动，引起了蒋介石的极大恐慌，除派特务实行暗杀，还公开悬赏缉捕邓演达，赏金是二十万银洋。
陈敬斋就是在被中央干事会上海分会开除工作后整日游荡上海街巷期间，萌生了向蒋介石密告邓演达行踪并得到二十万银洋赏金的念头。这个眼高手低的政治混混，一方面对第三党的前途悲观失望，另一方面见钱起心，决计叛党求荣。
陈敬斋走出的第一步是化名为钟春岑，于１９３１年７月向国民党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稽查处投邮了一封告密信：“我是第三党党员，知悉邓演达在上海的行踪。如有需要我者，请派人前来联系，以钟国昌寻弟名义，在沪《时事新报》上刊登启事，约定联系地点。”密信的末尾提出了密告条件：“希给以经济上之援助与政治上之掩护，希望资助出洋。”
稽查处长邓警铭将这封匿名的密告信送到已内定去江西担任赣省主席的警备司令熊式辉那儿，熊阅后要邓即送上海市长张群。张群看后又转到江苏省主席王懋功手上。这个“皮球”踢来踢去，那是这几个巨头都在心里明白，蒋介石与邓演达的关系非同一般，现在虽然邓反蒋那么坚决，蒋也要悬赏缉邓。但政治上的事万般复杂，邓富有才气，这么能干说不定蒋哪一天又要起用邓。因此，他们都不想插手这件事，为今后带来祸患。那个邓警铭一股怨怒之气无处发泄，干脆向蒋介石报告。蒋在得知这一情况后，知人善任地钦点王柏龄去办这件事，指示收买这个告密者，将邓演达抓获。时任江苏省政府委员兼厅长的王柏龄，系蒋介石的亲信，早在北伐前夕和北伐期间，就与邓演达有隙，故对缉捕邓大为热心。他对邓警铭打气说：“如果能捕得邓演达，你不但可得重奖，还可获得高升。”
是年８月９日至１２日，上海的《新时事报》连续刊登“钟国昌寻弟钟春岑”的启事。陈敬斋见报后按启事约定，来到西藏路一品香旅社七号房，与邓警铭见面、接头。邓警铭在审视了对方的各种情形后，认为告密者是可靠的，遂向王柏龄复命。在王柏龄的布置下，邓带着侦缉队长王斌与陈敬斋多次见面，策划密捕邓演达的方案。此后，陈敬斋每日以主要精力多方探听邓演达的行踪。
８月１５日，第三党在上海静安寺愚园坊２０号秘密开办短期干部训练班。为即将发动的江西武装起义培训骨干力量。这儿是英租界，相对较为安全。陈敬斋在刺探到短训班的情报的当天，便厚着脸皮来到中央干事会上海分会，伪装态度沉痛而诚恳，要求在短训班上“聆听讲话，接受教育”。上海分会将这种情况汇报到邓演达那里，邓同意陈敬斋出席１７日下午的结业仪式。
这天下午的结业仪式由邓演达担任主讲，培训对象只有１３个人。考虑到邓的安全，规定凡参加仪式的人，都在里面用中餐，中途不准出来。下午三时左右，邓演达正在发表讲话，陈敬斋说肚子痛，要求离去。主持者丧失警惕，同意陈离开。溜到外面的陈敬斋立即给侦缉队长王斌挂去电话。下午四时，王斌率特务、警察几十人，将愚园２０号围得水泄不通，在场的邓演达、季方、罗任一等十余人尽被逮捕。
蒋介石见邓演达果然被抓到，不顾社会上的巨大反响和一些黄埔学生的积极营救，下令将这个对自己威胁最大的政治领袖除掉。１９３１年１１月２９日，邓演达被杀害在南京城外麒麟门的沙子岗。
邓演达被蒋介石秘密杀害的消息，直到１２月上旬才透露出来，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应。特别是第三党为折损了自己的主帅感到痛心，在各大报纸上发表文章，斥责蒋介石伤天害理，祸国殃民。宋庆龄于１２月２０日在《申报》上发表反蒋通电，厉斥蒋介石“借反共之名，行反动之实，阴狠险毒，无所不用其极……对忠实的革命人才，必设法置之死地。最近如艰苦卓绝、忠勇奋发之邓演达终遭惨杀，即其一例。”
案审中的一波三折
１９５０年３月２４日，陈敬斋被解押到南昌。不久，由省公安厅与农工民主党江西省委员会共同审理这一案件。邓演达被捕被杀的历史遗案非常复杂，牵涉到很多的历史问题。还有在认识上一时也难以统一。这样使得审讯工作几天来并无进展。
陈敬斋落网归案，对农工民主党来说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也了却了从中央领导人到党员们的一大心愿。邓演达当年被捕遇害后，第三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就了解到正是陈敬斋出卖邓的，要派人除掉这个叛逆。但几年来一直找不到陈的踪迹。还派了人到景德镇寻找未果。第三党后于１９３５年、１９４７年两改其名，但其领导人始终没有忘记历史。建国之初，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和新中国成立庆典后，农工民主党中央就把缉捕陈敬斋归案的工作，提到了重要议事日程。１９５０年１月２４日和２月１日，章伯钧主席和彭泽民副主席，曾两次向公安部长罗瑞卿报告这件事，郑重地向政府提出缉捕叛逆的要求，并称“陈逆系吾党的第一仇敌”。罗瑞卿后来在电报中称的“江西第一叛逆”，就是从中变引过来的。农工民主党中央一面向政府提出要求，一面指示农工民主党江西负责人派人介人这项工作，找到陈敬斋的行踪线索。现在，陈敬斋受捕归案，但迟迟不可审理定性，不禁让农工民主党中央的领导人为之焦虑，只得将此案呈报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欲得到周的帮助。
１９５０年３月３１日，章伯钧、彭泽民、黄琪祥及民革中央常委朱蕴山、李世璋、王忱心等十余人，联名致函周恩来，陈述陈敬斋出卖邓演达的经过，提出“此破坏革命出卖领袖之叛徒，自应依法处刑，以张人民法典”。
农工民主党中央高度重视而发出的呈函，很快到了周恩来手上，总理马上作出批示，并要中央办公厅督促办理。中央办公厅又函告中共江西省委。省委当即决定由省公安厅长王卓超亲自审理此案，并由省农工民主党领导人廖少仪配合。
不料案审中出现新问题。狡猾的陈敬斋一口咬定出卖邓演达是第三党领导成员王忱心指使干的，并编造了情节，有意把案情搞乱，而且把一盆脏水泼在王忱心身上，使得案情更加复杂化了。
在一时无法取证的情形下，中共江西省委与农工民主党中央商议，决定由公安部直接审理。４月２７日，省公安厅派警卫处长宋达生监押陈敬斋进京。
在陈敬斋解京的几天之前，当年与邓演达一同被捕的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罗任一写来了一份证明材料，证实陈敬斋确是出卖邓的叛徒。６月１９日，当年在上海抗击日寇的十九路军正副总指挥、民革中央常委蒋光鼐、蔡廷锴，致函章伯钧、彭泽民、黄琪翔：“查陈敬斋谋害邓演达先生，罪恶绝无可宽，理应要求政府早正典刑。”
公安部专案组通过外调内查，在民主党派的有力配合下，搞清了一些疑点，提审了陈敬斋。在大量的确凿事实面前，陈敬斋不得不承认出卖邓演达的全部罪恶。
１９５０年１１月，公安部将此案转交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审理。１９５１年６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判处陈敬斋死刑，６月１９日执行枪决。当年出卖邓演达的“一号叛逆”，得到了最终身败名裂的可耻下场。
责任编辑 晏蔚青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第一个春节。正月初二这天——１９５０年２月１８日，正在家里准备吃早饭的江西省委常委、公安厅长王卓超，收到厅机要科长亲自送来的特急电报。王卓超打开译电稿，见是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发来的，电报讲到：中国农工民主党主席章伯钧、副主席彭泽民，已两次向公安部报告，要求江西公安部门缉捕出卖邓演达的叛逆陈敬斋。据称陈敬斋匿居在景德镇一带，望省厅从速部署行动，尽早将陈敬斋缉捕归案。电报中还指出：缉捕陈犯为江西省公安厅的重要任务，陈犯系“江西一号叛逆”。是农工民主党向政府提出的特别要求。
出卖邓演达的叛逆陈敬斋，是江西都昌县人，这是王卓超在春节前就了解到的。当时，农工民主党江西委员会有个叫陈其勋的常委，就曾到省厅找过王卓超谈这件事。到任才３个月的王厅长非常重视，将陈其勋反映的情况记在本子上，打算春节后上班部署这一工作。谁知大年初二就接到了罗部长的加急电报，而且罗部长在电报中将陈敬斋定为“江西一号叛逆”。
王卓超阅完电报后坐着思索了几分钟，交代机要科长：“发报给浮梁行署公安处，要老田明天赶来。”
２月１９日下午，浮梁公安处处长田平，乘坐军用吉普，冒着霏霏细雨赶到南昌，坐在了王卓超的办公室。听了王厅长布置的缉捕“江西一号叛逆”的任务后，他那粗浓的眉毛皱成一条毛毛虫，口里像害牙痛那样地“咝咝”倒抽着气。王卓超知道，景德镇的范围那么宽，要在十几万人口中迅速查到江西的“一号叛逆”，的确不是容易的事。厅长明了处长的困境，只向这位才从部队转业下来的东北籍团级干部，笑着说了一句：“什么事还难得住你田平吗？”田平听后带着一丝苦笑作答：“你什么时候不是赶鸭子上架呢？上吧。”
相隔了十余天之后，田平在电话中向王卓超报告：至今没有发现任何线索。王厅长嘟囔了一句：“这下田鸭子真的赶不上架了。”又说道：“你先不要泄气，我马上派人来协助你们。”
３月７日，由省公安厅特别邀请的农工民主党江西省委员会常委陈其勋、民盟江西省委员会常委向法宣二人，乘专车来到浮梁行署公安处。当晚，田平处长召开侦察工作会议，由陈、向二人向办案人员详细介绍“一号叛逆”的各种情况。最后，田处长作了这样的拍扳：将访查对象锁定在５０岁至５５岁之间、在外面混过“码头”的男性，尤其是有文化的人。
专案人员重新查阅刚建立不久的户口册，缩小范围排查。结果发现浮梁县城青峰岭有个开设“利兴福”瓷厂的人，名叫陈福林，其各方面情况与案疑条件相符。办案人员对这个陈老板展开了详尽的调查，了解到陈福林的原籍正是都昌县，便派人到都昌针对性地侦察，基本上认定这个陈福林就是陈敬斋。接着，由陈其勋通过长途电话，几经周折才与北京的章伯钧等人，查询清楚陈敬斋的外貌，一对照相差无误。浮梁公安处将陈福林逮捕，立即组织审讯，陈福林不得不承认自己就是陈敬斋。“江西一号叛逆”落入了人民的法网。田平将电报打到南昌，王卓超愉悦地舒出一口气，说道：“这下可以向罗部长复命了。”
“一号叛逆”的深重罪恶
陈敬斋是怎样出卖国民党反对派领袖——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农工民主党前身）总负责人邓演达的呢？事情得从２０年前说起。
陈敬斋１９２５年赴广州考入黄埔军校，先后在广州国民党政府《中央军事政治月刊》编辑部、黄埔军校军医处任职，北伐前夕转任第三军卫生材料库库长，随军北伐。１９２６年９月，由鄂入赣的北伐军攻克南昌，陈敬斋调任江西省检察厅检察官。１９２７年１月，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在南昌建立，共产党人王忱心出任秘书。正是在这期间，陈由王忱心介绍加入了中共党组织。１９２７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继而是“宁汉合流”，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也扯旗反共，在南昌“礼送”共产党员出境。目睹敌人刮起的腥风血雨，陈敬斋被吓坏了，脱离了党的组织，回到都昌躲避风头。
陈氏难耐政治寂寞，１９２８年５月跑到上海，找到了王忱心。由王介绍与谭平山见了几次面，加入了第三党，担任该党的地下工作。在陈敬斋看来，加入第三党既无政治上的危险，又有做官的机会。但他工作了几个月后，方知情况并不如他所想。在第三党工作同样要面对政治风险，处在白色恐怖之中。由于王忱心的推荐介绍，陈敬斋受到了邓演达的晋见，并被任命为中央干事会上海分会组织部的负责人。这比原先担任地下工作上了几个台阶。按说陈敬斋理应加倍努力地工作，可他自由散漫惯了，受不了组织纪律的严格约束，工作上几次出现差错。上海分会鉴于这种情况，报经邓演达同意，撤掉了陈敬斋的职务，分派他前往福建工作。陈敬斋知道去福建定然艰苦而有风险，不愿前去。这样，上海分会停止了他的工作。这是１９３１年３月的事。
这时候的邓演达，正在领导第三党积极进行推翻蒋介石反动统治的宣传舆论和实际组织工作。邓在上海组建“黄埔革命同学会”，又在北平、武汉等地创设分会，将一大批黄埔军校出身的高级军政人员团结过来，连蒋介石的嫡系将领罗卓英、杜聿明、宋希濂、周至柔、肖乾等，以及西北军的杨虎城、邓宝珊都加入进来，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强劲政治力量。邓演达频频发表文章，淋漓尽致地揭露蒋介石集团的反动本质。邓演达和他领导的一系列反蒋活动，引起了蒋介石的极大恐慌，除派特务实行暗杀，还公开悬赏缉捕邓演达，赏金是二十万银洋。
陈敬斋就是在被中央干事会上海分会开除工作后整日游荡上海街巷期间，萌生了向蒋介石密告邓演达行踪并得到二十万银洋赏金的念头。这个眼高手低的政治混混，一方面对第三党的前途悲观失望，另一方面见钱起心，决计叛党求荣。
陈敬斋走出的第一步是化名为钟春岑，于１９３１年７月向国民党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稽查处投邮了一封告密信：“我是第三党党员，知悉邓演达在上海的行踪。如有需要我者，请派人前来联系，以钟国昌寻弟名义，在沪《时事新报》上刊登启事，约定联系地点。”密信的末尾提出了密告条件：“希给以经济上之援助与政治上之掩护，希望资助出洋。”
稽查处长邓警铭将这封匿名的密告信送到已内定去江西担任赣省主席的警备司令熊式辉那儿，熊阅后要邓即送上海市长张群。张群看后又转到江苏省主席王懋功手上。这个“皮球”踢来踢去，那是这几个巨头都在心里明白，蒋介石与邓演达的关系非同一般，现在虽然邓反蒋那么坚决，蒋也要悬赏缉邓。但政治上的事万般复杂，邓富有才气，这么能干说不定蒋哪一天又要起用邓。因此，他们都不想插手这件事，为今后带来祸患。那个邓警铭一股怨怒之气无处发泄，干脆向蒋介石报告。蒋在得知这一情况后，知人善任地钦点王柏龄去办这件事，指示收买这个告密者，将邓演达抓获。时任江苏省政府委员兼厅长的王柏龄，系蒋介石的亲信，早在北伐前夕和北伐期间，就与邓演达有隙，故对缉捕邓大为热心。他对邓警铭打气说：“如果能捕得邓演达，你不但可得重奖，还可获得高升。”
是年８月９日至１２日，上海的《新时事报》连续刊登“钟国昌寻弟钟春岑”的启事。陈敬斋见报后按启事约定，来到西藏路一品香旅社七号房，与邓警铭见面、接头。邓警铭在审视了对方的各种情形后，认为告密者是可靠的，遂向王柏龄复命。在王柏龄的布置下，邓带着侦缉队长王斌与陈敬斋多次见面，策划密捕邓演达的方案。此后，陈敬斋每日以主要精力多方探听邓演达的行踪。
８月１５日，第三党在上海静安寺愚园坊２０号秘密开办短期干部训练班。为即将发动的江西武装起义培训骨干力量。这儿是英租界，相对较为安全。陈敬斋在刺探到短训班的情报的当天，便厚着脸皮来到中央干事会上海分会，伪装态度沉痛而诚恳，要求在短训班上“聆听讲话，接受教育”。上海分会将这种情况汇报到邓演达那里，邓同意陈敬斋出席１７日下午的结业仪式。
这天下午的结业仪式由邓演达担任主讲，培训对象只有１３个人。考虑到邓的安全，规定凡参加仪式的人，都在里面用中餐，中途不准出来。下午三时左右，邓演达正在发表讲话，陈敬斋说肚子痛，要求离去。主持者丧失警惕，同意陈离开。溜到外面的陈敬斋立即给侦缉队长王斌挂去电话。下午四时，王斌率特务、警察几十人，将愚园２０号围得水泄不通，在场的邓演达、季方、罗任一等十余人尽被逮捕。
蒋介石见邓演达果然被抓到，不顾社会上的巨大反响和一些黄埔学生的积极营救，下令将这个对自己威胁最大的政治领袖除掉。１９３１年１１月２９日，邓演达被杀害在南京城外麒麟门的沙子岗。
邓演达被蒋介石秘密杀害的消息，直到１２月上旬才透露出来，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应。特别是第三党为折损了自己的主帅感到痛心，在各大报纸上发表文章，斥责蒋介石伤天害理，祸国殃民。宋庆龄于１２月２０日在《申报》上发表反蒋通电，厉斥蒋介石“借反共之名，行反动之实，阴狠险毒，无所不用其极……对忠实的革命人才，必设法置之死地。最近如艰苦卓绝、忠勇奋发之邓演达终遭惨杀，即其一例。”
案审中的一波三折
１９５０年３月２４日，陈敬斋被解押到南昌。不久，由省公安厅与农工民主党江西省委员会共同审理这一案件。邓演达被捕被杀的历史遗案非常复杂，牵涉到很多的历史问题。还有在认识上一时也难以统一。这样使得审讯工作几天来并无进展。
陈敬斋落网归案，对农工民主党来说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也了却了从中央领导人到党员们的一大心愿。邓演达当年被捕遇害后，第三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就了解到正是陈敬斋出卖邓的，要派人除掉这个叛逆。但几年来一直找不到陈的踪迹。还派了人到景德镇寻找未果。第三党后于１９３５年、１９４７年两改其名，但其领导人始终没有忘记历史。建国之初，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和新中国成立庆典后，农工民主党中央就把缉捕陈敬斋归案的工作，提到了重要议事日程。１９５０年１月２４日和２月１日，章伯钧主席和彭泽民副主席，曾两次向公安部长罗瑞卿报告这件事，郑重地向政府提出缉捕叛逆的要求，并称“陈逆系吾党的第一仇敌”。罗瑞卿后来在电报中称的“江西第一叛逆”，就是从中变引过来的。农工民主党中央一面向政府提出要求，一面指示农工民主党江西负责人派人介人这项工作，找到陈敬斋的行踪线索。现在，陈敬斋受捕归案，但迟迟不可审理定性，不禁让农工民主党中央的领导人为之焦虑，只得将此案呈报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欲得到周的帮助。
１９５０年３月３１日，章伯钧、彭泽民、黄琪祥及民革中央常委朱蕴山、李世璋、王忱心等十余人，联名致函周恩来，陈述陈敬斋出卖邓演达的经过，提出“此破坏革命出卖领袖之叛徒，自应依法处刑，以张人民法典”。
农工民主党中央高度重视而发出的呈函，很快到了周恩来手上，总理马上作出批示，并要中央办公厅督促办理。中央办公厅又函告中共江西省委。省委当即决定由省公安厅长王卓超亲自审理此案，并由省农工民主党领导人廖少仪配合。
不料案审中出现新问题。狡猾的陈敬斋一口咬定出卖邓演达是第三党领导成员王忱心指使干的，并编造了情节，有意把案情搞乱，而且把一盆脏水泼在王忱心身上，使得案情更加复杂化了。
在一时无法取证的情形下，中共江西省委与农工民主党中央商议，决定由公安部直接审理。４月２７日，省公安厅派警卫处长宋达生监押陈敬斋进京。
在陈敬斋解京的几天之前，当年与邓演达一同被捕的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罗任一写来了一份证明材料，证实陈敬斋确是出卖邓的叛徒。６月１９日，当年在上海抗击日寇的十九路军正副总指挥、民革中央常委蒋光鼐、蔡廷锴，致函章伯钧、彭泽民、黄琪翔：“查陈敬斋谋害邓演达先生，罪恶绝无可宽，理应要求政府早正典刑。”
公安部专案组通过外调内查，在民主党派的有力配合下，搞清了一些疑点，提审了陈敬斋。在大量的确凿事实面前，陈敬斋不得不承认出卖邓演达的全部罪恶。
１９５０年１１月，公安部将此案转交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审理。１９５１年６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判处陈敬斋死刑，６月１９日执行枪决。当年出卖邓演达的“一号叛逆”，得到了最终身败名裂的可耻下场。
责任编辑 晏蔚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