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49年2月，上海万象图书馆出版了一本《作家书简》（真迹影印），共收蔡元培、陈独秀、鲁迅、胡适、郭沫若等七十四位现代文坛名家的往来书信八十余通。除少数者外，这些书信多为“断简残札”，大部分是编辑者虞山平衡（平襟亚）在“戊子孟冬，偶然于上海三马路冷摊上”购得的。内中收有废名的一封残简，兹过录于下：
这回想不到先生给了我一个烟士披里纯写了一篇长文章，虽见仁见智有不同，其同为正心诚意之处确是一桩大事，兹敬以呈教。此文在拙作中篇幅虽算长的，若较之先生之妙文章如《怎样洗练白话入文》至多亦不过相等，请准在《人间世》一次登完，千万莫把他切断，因为我本来只写了两千字的，而正在病中吐不过气来还是要把他补成现在这样的篇幅（此话大有叫花子露出疮腿来伸手乞怜的样子，然而确是实在的陈情），是可见其有不可切断之苦心焉，若稿费则无妨打折。是为私心所最祷祝者。久有一点意见想贡献于左右，这回因为抄写这篇稿子遂越发的感觉到，便是简体字提倡也可不提倡也可，别人提倡也可而我们不提倡也可，我们如果偶然写了几篇红红绿绿的六朝那样的文章，岂不是亦大快事，简体字岂不大为之损色？不读书的人岂能看得懂我们的文章？能读书的人恐怕要讨厌简体字。故我以为简体字者非——林语堂先生主办的杂志所提倡之字也。实在简体字者徒不简耳，不简手而烦目耳。在字模子上无所谓繁简，印出来看在眼睛里笔画少而难认耳。愚见如此，不知先生以为何如？中国目下的事情不在这些小事情上面。而我们的文章大事更不在这些小事情上面。匆匆不悉。敬请
道安
废名上言 三月十七日夜。
这封信无上款，编辑者也未注明收件人是谁，但根据信中“若较之先生之妙文章如《怎样洗练白话入文》至多亦不过相等”一语，可以断定此信是写给林语堂的。林语堂时为《人间世》半月刊主编，《怎样洗练白话入文》系其所作，载于《人间世》1934年10月5日第十三期。至于这封信的写作时间，当在1935年3月17日。
废名说，“这回想不到先生给了我一个烟士披里纯写了一篇长文章”。所谓“一篇长文章”，指的是《关于派别》一文，是废名于1935年3月13日、14日花两天时间写的，同年4月20日一次性发表在《人间世》第二十六期上。在《关于派别》开头，废名写道：“林语堂先生在《人间世》二十二期《小品文之遗绪》一文里说知堂先生是今日之公安，私见窃不能与林先生同。”由此可知，触发废名“烟士披里纯”（按：inspiration之音译，意为灵感）的，正是林语堂的《小品文之遗绪》。
废名在致林语堂的信中，最有意思的是针对汉字简化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一点意见”。五四时期，以钱玄同为代表的激进主义者在废灭汉字主张未能得到社会广泛赞同后，又大力提倡汉字简化，作为汉字最终改用拼音的第一步。1934年1月7日，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第二十九次常委会一致通过钱玄同的提案——《搜采固有而较适用的简体字案》，并委托钱玄同负责搜采、编选简体字表。在1934年大众语论战的推动下，简化汉字运动真正进入了实质性阶段。1935年初，蔡元培、陈望道、邵力子、郭沫若、巴金、老舍、朱自清等二百位文化教育界知名人士和小朋友社、太白社、中华教育社、文学社、译文社等十五家杂志社联合组织、发起声势浩大的“手头字”（即简体字）运动，公开提倡和推行手头字，并选定三百个手头字作为“第一期推行的字汇”。手头字运动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些杂志纷纷开始试用手头字铜模浇铸的铅字排印。随后不久，国民政府教育部便在钱玄同所编选的《简体字谱》的基础上，圈定三百二十四个字作为《第一批简体字表》，于1935年8月21日明令正式公布。主张汉字简化者普遍认为，现行汉字笔画太多，难写费时，不适用，是学术上、教育上、文化上的大障碍；而简化字具有“简”、“便”、“明”的优点，易识易写，可提高书写速度，更能够普及到大众。
此前，废名对汉字问题也有所关注，而且零星表示过自己的一些看法。1932年4月6日，他在为《周作人散文钞》所写的序文中曾说过，汉字之所以能“形成中国几千年的文学”，是因为“有一个必然性在里头”，是由其独特的性质所决定的。他认为，中国研究文字学的人应当认清汉字的历史，不要把气力花在“一个汉字拼音问题”上，而应当从文字音韵方面归纳出一个定则来，这样至少可以解决“今日的新诗的问题”。1933年2月1日，他在给胡适的一封信中讲过这样的话：“天下事真是要试验，单理论每容易违背事实，好比文字这件东西应该由象形而进化到拼音，然而中国方块文字一直沿用到现在，因此而形成许多事实，现在主张改成拼音的人其实是很简单的一个理论罢了。”在写给林语堂的这封信当中，废名站在“读书人”的立场上，对简体字抱着一种“提倡也可不提倡也可”的两可态度。林语堂虽然不是“手头字”运动发起人，但他一直是汉字简化的积极鼓动者。他曾写过一篇《提倡俗字》的文章（载《论语》半月刊1933年11月16日第29期）力倡俗字（其实就是简体字），并主持《论语》半月刊“俗字讨论栏”，号召有识之士共同探讨俗字的制作方法及其运用。林语堂认为：“今日汉字打不倒，亦不必打倒，由是汉字之改革，乃成一切要问题。如何使笔墨减少，书写省便，乃一刻不容缓问题。”由繁到简，毕竟是汉字演变、发展的历史总趋势。废名并没有完全拒斥汉字简化乃至拼音化，他与后来下跪请求中央政府废止简体字的顽固保守者们是有本质区别的。在废名看来，字模子无所谓繁简，简体字既“不简手”又“烦目”。简体字因笔画少，反倒成了习惯于繁体字的“能读书的人”阅读上的障碍。更为重要的是，字体的繁简与文章本身的高下优劣并无直接关联。况且，同“中国目下的事情”和“我们的文章大事”相比，汉字简化问题只不过是一桩“小事情”而已。因此，他借投稿之机顺便“上言”，进劝林语堂不要在其主办的杂志上运用简体字排印。
这回想不到先生给了我一个烟士披里纯写了一篇长文章，虽见仁见智有不同，其同为正心诚意之处确是一桩大事，兹敬以呈教。此文在拙作中篇幅虽算长的，若较之先生之妙文章如《怎样洗练白话入文》至多亦不过相等，请准在《人间世》一次登完，千万莫把他切断，因为我本来只写了两千字的，而正在病中吐不过气来还是要把他补成现在这样的篇幅（此话大有叫花子露出疮腿来伸手乞怜的样子，然而确是实在的陈情），是可见其有不可切断之苦心焉，若稿费则无妨打折。是为私心所最祷祝者。久有一点意见想贡献于左右，这回因为抄写这篇稿子遂越发的感觉到，便是简体字提倡也可不提倡也可，别人提倡也可而我们不提倡也可，我们如果偶然写了几篇红红绿绿的六朝那样的文章，岂不是亦大快事，简体字岂不大为之损色？不读书的人岂能看得懂我们的文章？能读书的人恐怕要讨厌简体字。故我以为简体字者非——林语堂先生主办的杂志所提倡之字也。实在简体字者徒不简耳，不简手而烦目耳。在字模子上无所谓繁简，印出来看在眼睛里笔画少而难认耳。愚见如此，不知先生以为何如？中国目下的事情不在这些小事情上面。而我们的文章大事更不在这些小事情上面。匆匆不悉。敬请
道安
废名上言 三月十七日夜。
这封信无上款，编辑者也未注明收件人是谁，但根据信中“若较之先生之妙文章如《怎样洗练白话入文》至多亦不过相等”一语，可以断定此信是写给林语堂的。林语堂时为《人间世》半月刊主编，《怎样洗练白话入文》系其所作，载于《人间世》1934年10月5日第十三期。至于这封信的写作时间，当在1935年3月17日。
废名说，“这回想不到先生给了我一个烟士披里纯写了一篇长文章”。所谓“一篇长文章”，指的是《关于派别》一文，是废名于1935年3月13日、14日花两天时间写的，同年4月20日一次性发表在《人间世》第二十六期上。在《关于派别》开头，废名写道：“林语堂先生在《人间世》二十二期《小品文之遗绪》一文里说知堂先生是今日之公安，私见窃不能与林先生同。”由此可知，触发废名“烟士披里纯”（按：inspiration之音译，意为灵感）的，正是林语堂的《小品文之遗绪》。
废名在致林语堂的信中，最有意思的是针对汉字简化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一点意见”。五四时期，以钱玄同为代表的激进主义者在废灭汉字主张未能得到社会广泛赞同后，又大力提倡汉字简化，作为汉字最终改用拼音的第一步。1934年1月7日，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第二十九次常委会一致通过钱玄同的提案——《搜采固有而较适用的简体字案》，并委托钱玄同负责搜采、编选简体字表。在1934年大众语论战的推动下，简化汉字运动真正进入了实质性阶段。1935年初，蔡元培、陈望道、邵力子、郭沫若、巴金、老舍、朱自清等二百位文化教育界知名人士和小朋友社、太白社、中华教育社、文学社、译文社等十五家杂志社联合组织、发起声势浩大的“手头字”（即简体字）运动，公开提倡和推行手头字，并选定三百个手头字作为“第一期推行的字汇”。手头字运动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些杂志纷纷开始试用手头字铜模浇铸的铅字排印。随后不久，国民政府教育部便在钱玄同所编选的《简体字谱》的基础上，圈定三百二十四个字作为《第一批简体字表》，于1935年8月21日明令正式公布。主张汉字简化者普遍认为，现行汉字笔画太多，难写费时，不适用，是学术上、教育上、文化上的大障碍；而简化字具有“简”、“便”、“明”的优点，易识易写，可提高书写速度，更能够普及到大众。
此前，废名对汉字问题也有所关注，而且零星表示过自己的一些看法。1932年4月6日，他在为《周作人散文钞》所写的序文中曾说过，汉字之所以能“形成中国几千年的文学”，是因为“有一个必然性在里头”，是由其独特的性质所决定的。他认为，中国研究文字学的人应当认清汉字的历史，不要把气力花在“一个汉字拼音问题”上，而应当从文字音韵方面归纳出一个定则来，这样至少可以解决“今日的新诗的问题”。1933年2月1日，他在给胡适的一封信中讲过这样的话：“天下事真是要试验，单理论每容易违背事实，好比文字这件东西应该由象形而进化到拼音，然而中国方块文字一直沿用到现在，因此而形成许多事实，现在主张改成拼音的人其实是很简单的一个理论罢了。”在写给林语堂的这封信当中，废名站在“读书人”的立场上，对简体字抱着一种“提倡也可不提倡也可”的两可态度。林语堂虽然不是“手头字”运动发起人，但他一直是汉字简化的积极鼓动者。他曾写过一篇《提倡俗字》的文章（载《论语》半月刊1933年11月16日第29期）力倡俗字（其实就是简体字），并主持《论语》半月刊“俗字讨论栏”，号召有识之士共同探讨俗字的制作方法及其运用。林语堂认为：“今日汉字打不倒，亦不必打倒，由是汉字之改革，乃成一切要问题。如何使笔墨减少，书写省便，乃一刻不容缓问题。”由繁到简，毕竟是汉字演变、发展的历史总趋势。废名并没有完全拒斥汉字简化乃至拼音化，他与后来下跪请求中央政府废止简体字的顽固保守者们是有本质区别的。在废名看来，字模子无所谓繁简，简体字既“不简手”又“烦目”。简体字因笔画少，反倒成了习惯于繁体字的“能读书的人”阅读上的障碍。更为重要的是，字体的繁简与文章本身的高下优劣并无直接关联。况且，同“中国目下的事情”和“我们的文章大事”相比，汉字简化问题只不过是一桩“小事情”而已。因此，他借投稿之机顺便“上言”，进劝林语堂不要在其主办的杂志上运用简体字排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