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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外文学史上，有各种主义的流派滥觞繁衍，但对于我们后世影响巨大以及给广大读者带来最为明显影响的，依然是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两大流派。我们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举出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屈原、李白，西方的拜伦、雪莱、雨果、歌德、卢梭等，他们绮丽多姿的想象、对于自然的推崇书写，铸就了一大批经典名著。现实主义诗人，最为典型的在我国首推杜甫，而当代的作家诗人，我们特别熟悉的是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等著作。也就是说，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作为表现文学的重要方法，佳作迭出，共列于世界文学经典殿堂。对于读者而言，两大流派的作品自然也是令我们都赞叹欣慰的，并随着自己的喜好选择阅读，都是我们不可或缺的良伴。那么回归塞壬本身，这位本名黄红艳的散文作家写作已十五年，但加上这部精选集，她一共才出书四部，作品显然算不上高产。但熟悉她创作的人都知道，她是对书写极为苛刻认真的作者，她的笔触直指社会的最真实面——常常还是最底层面。通读这本新书最强烈的观感即是，她以个人多年的现实观察体验为本，或全面或侧面地书写出了所生活的社会的阳光与阴暗、快乐与悲伤，毫不避讳地展示所遇到的人与事的全貌，即便那上面滴着血与肮脏的东西，她都直面伴着血与泪写出，她就是这样真实地告诉我们——这也是现实的真实的生活。
青葱岁月里的现实书写
对于成长岁月里的点滴书写，是诸多作家写作素材的重要源泉。塞壬也没有例外，她在许多篇章里都直接或间接地写到了自己的成长岁月印痕，而且这些书写都非常具有时代特点，一些篇章有机地串联起来后，甚至可以还原出来塞壬的早年传记效果。
《消失》里记叙了塞壬青少年时期的生活，包括她的父母、伙伴，友情、爱情，初入钢厂实习的种种，真可谓如实记录了塞壬的个人成长史，甚至从个人“管中窥豹”了当时的国家气象。和塞壬一起长大的小伙伴苦贞、许晓东有着各自的不幸——苦贞家有弟弟妹妹，她父亲在采石场被炸死，年少的苦贞不得不辍学，过去的“友谊、诗歌、爱情、音乐，将从她的生活中彻底抽走，她要承担的将是另一种东西……”“对于初恋，苦贞其实早早就让它寂灭，而现在，她要将她的一生也这样寂灭……”而许晓东也很早熟，带着塞壬爬火车投铁块，直至挨打。塞壬在与他的交往中，也逐渐产生了性别意识乃至朦胧的情感。许晓东青春懵懂表达上欠妥，甚至吓坏了塞壬，但，这些恰恰是塞壬对自己青春成长的宝贵实录。
《羊》里记叙了塞壬老家的悲苦女子：疯女人、傻女人，而且不止一个，她们命运似乎更不幸，从小就被男人们垂涎着；嫁人后，生了孩子后，男人和孩子要么死去，随之带给她们的打击也就格外大，她们过早衰老，这是乡村景象中不可忽视的弱势群体；她们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即便掌握，也只是一瞬间。特别是文中写到的慧敏，是这些女子的典型，在乡村，这样的悲苦女子一直在继续着：“怯弱、畏缩的表情，羊的姿态，还有那无尽地，沉默的一生。”
《1985年的洛丽塔》是非常具有人性深度的，她运用自传体式写出了一位少女对自己的身体、对亲情爱情乃至性的成长认知。青春期发育带给少男少女的冲击无疑是巨大的，随着慢慢长大，那些懵懂的人与事开始逐渐变得清晰，少女更是有了心事，甚至开始觉察到那些本来不想知道的事。这样的成长是蜕变——有痛感，却又不得不经历。塞壬的书写极具共鸣，她写出了母亲、姨妈、表姐和几位女人的生命交集，让爱与性在女人生命旅途中的印迹清晰明朗，里面当然关乎道德的审视，而更多的是人性的温度与亮度。
再如《悲迓》等篇目更是这样。其中，《悲迓》里书写的肖青衣极具小说的形象塑造意味，塞壬的笔法是深具痛感的，却又在历经痛感后回归了生活的平静淡定。塞壬忠实于少年时的经历，甚至可以说是完全实录，将生活的俊美丑恶如实地呈现于作者面前。二十年前的“农转非”让她老家西塞实现了命运的转变，她的两个表哥几乎同时甩掉了农村户口的未婚妻。这样令人震惊甚至亲友中不道德的实录，塞壬坚决不予以回避，绝不为“亲者讳”“尊者讳”，而是执笔直书，堪为“信史”。《悲迓》的主旨不光是青衣的悲迓，还有楚剧的悲迓，“我扫了一眼戏台，楚剧的命运本身就是一曲悲迓啊！”
楚地在中华文化史上可谓是传统文化渊源之一，这里是屈原的故地，楚剧颇有骚辞遺风。作为同乡，生于此的塞壬也很有楚人慷慨激昂又极具个性的舒朗狂放。并且，塞壬的文风是细腻多情的，其早年写诗，散文里也多喜欢用“啊”字结尾，令人想起楚辞里的“兮”！她善于流淌如水地讲述往事，关于她姐姐、她祖父的悲剧故事令人心颤不已——姐姐极其喜爱楚剧，视考进楚剧省校为实现人生梦想的寄托，可祖父却极力阻拦，导致性格刚烈的姐姐为梦想而殒命。往事如昨，讲述的本身扩张了文本的内容和张力，却形神兼备、饱满多汁，即便是个人家族史，却有了时代的横断面，毫无拖沓堆砌之感。那是源于塞壬对自己的创作有明确的解剖与定位：“我悲喜皆哭的性情缘于楚地，缘于那个叫‘西塞’的地方。”可以说，塞壬对自己的写作非常清楚，并且她也感念书写让她的生命又多过了一次：“当我开始写作，我的血，我文字的性格，我的气脉在汉语里逐渐还原成我最初的模样。”
塞壬这种家族史的书写也顺带写出了家族早年的故事，通过她的笔触，她写出了家族里诸多的人物：太祖母、祖母、大婶娘、祖父、小祖父、大伯父、父亲、母亲等一众亲人。而她极为推崇家族里的这些女性们，认为她们拥有“坚韧、温柔、开阔”的优秀品质，可以“擦掉男人们身上的尘埃，让他们发光。”她还写到了当地的民俗，诸如“水稻收割前是要祭拜的。”再比如祖母与她之间的招魂。中邪招魂的书写非常有楚地特色，实际上长辈给晚辈招魂或者叫魂在许多地方都有，塞壬将他们书写出来，融入到了家族史中。再如神圣的木槿花。木槿花在他们村的后山脚，祖母告诉她：“这棵树会在某个春夜开出一树的红花，只一瞬，光灿灿地红，闪电般地抖着红光，通体透明，像是神谕。要是有人在这个时候撞见了，你不管许下什么愿，它都会答应你。”无疑，这又令人感到楚地富于宗教神话色彩的民风民俗，很现实主义，但也同时闪现出浪漫主义色彩。 弱势群体里的现实书写
关于写作的思考，抑或是写作的目的与意义，在塞壬看来，文字不是为了解释世界，而是一个人通向世界的秘密进程，并在这个过程中去呈现真实的自己。塞壬做公益，但她却绝不想自己高高在上，有优越感去体恤怜悯那些弱势群体。对于残障孩子，她做不出准确的承诺答应何时再去看他们时，她只有无助的沉默，并耻于提及“悲悯”“爱”这些在她此刻看来“极富优越感的词”。
《托养所手记》是一篇非常难得的对弱势群体里患有精神心理障碍病儿的真实书写笔记。塞壬到托养所里采访，看到了这个世界的另一面——这里当然是真实的，真实到残酷，到令人不忍直视。虽然“他们从不谈及‘爱’，或者‘生命’这样的词。”这里生活的是被他们的家庭部分放弃乃至完全放弃的精神病儿，但里面依然是有温情的，比如主管为了挽救钟绍晖发病时自残的胸口呵护，便极具人性的关怀。而塞壬甚至为了帮助钟绍晖而违规带他出去，他的目的也没有别的，只是想回家。这里把病儿的患病程度依次分为智障部、精残部、重残部，事实上，里面生活的病人最渴望的都是回家，回到亲人的身边生活，可他们回不去了，一辈子都回不去了。
如前所述，塞壬的写作显然是具有明显的自叙传性质的，在《转身》中，她以个人史的写作展示了90年代末期国企改革给举国一大部分人带来的命运转机。她写到的小师妹菊是比她更为弱势的一类人，而恰如菊一样的人们，塞壬多年来在南方看到“成千上万这样的弱者，他们薄薄的身体，清澈如水的表情，薄薄的，一览无余的命运。”而且塞壬对这段生活的写作是一如既往地实录化，国企改革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共和国大事，通过个人命运的书写，让我们再回首时甚至有触目惊心之感。塞壬的写实散文与班宇的“铁西小说”系列，从南北两个方面共同呈现了九十年代末在国企改革大背景下普罗大众个体的命运起伏。塞壬直面了当年国有企业体制的弊端：“这种体制的重大悲哀在于，为企业造就了一大批技术不精、成天混工、思想陈旧的中青壮年。”当然，这些人虽然通过各种投机取巧的手段暂时保住了既得利益，但随着历史淘洗，他们一样被大浪淘沙。
显然，塞壬书写的对象是愿意指向底层人物的，她也从不认为自己成名后就觉得高人一等，而且她很善于洞悉与肯定这些底层人物的美好善良，“我总是那么容易为人性中的美而感动，哪怕是卑微的，我都会没有任何偏见地，对这样的美表示由衷地赞美和敬畏，并对平凡的人生和苦难的命运满怀热爱和祝福，所有这些，我认为不是你如何先锋、叛逆、有多少学问、读了多少书、获了多少荣誉就能做到的。”所以，塞壬极其接地气的写作饱含人性关怀成分，读其散文有中外写实电影的观感，静水深流的叙述中镜头感十足，而且每个场景的切换自如不突兀。
漂泊岁月里的现实书写
自九十年代末国企改革后，塞壬告别了老家的工厂，她便只身南下闯荡，这期间她走南闯北经历了十几座城市，换了无数工作和住处，历程自然是悲欣交集的，但也让她的文字充满了极其真实的岁月张力。这些漂泊岁月里的现实书写是她多年来写作的重心，我们必须要予以充分的分析论证。
首先，在这里简要说下她文章的讲述特色。笔者通读其作品发现，塞壬的许多散文都有这样的讲述特点——恰如电影的序幕或者讲课的导入，言简意赅却又水到渠成地引出所要讲述人物的故事，而所叙述的人物故事多是饱满完整的，再将自己与他们的人生交际结合起来，这些篇章连缀在一起便构成一部完整的个人成长史。塞壬对自身命运的写作呈现在不同的篇章里，这些篇章呈现了互文的效果，她的命运在不同文章中的书写有了连续性，包括与其相关的人物。比如在《转身》中她写到早年和一位电工师傅互有好感，但命运的决绝和个性的隐忍让她选择了全身而退，放弃了唾手可得的爱情，她将这种情感文脉在《匿名者》中继续提及：“如果我当初留守钢厂，如果我嫁给了那个电工。”直至《沉默、坚硬，还有悲伤》里她更是全面书写了这个故事，“我沉默着，如果不能跟他在一起，如果我们不能相爱，我还留在料场干什么呢？”塞壬对自己是了解的，正是因为她一次次的沉默和坚硬，造就了她不甘心与不服从的性格，也让她一次次离开，在广州、上海、深圳、北京、昆明、东莞、珠海、福州等地一次次漂泊，这种类似于巴尔扎克“人间喜剧”式的人物书写技巧，显然增强了文本的厚度与张力，并且读者在整体的阅读中实现了与主人公命运的呼应，增强了对主人公人生起伏的共鸣感。
在漂泊的岁月里，塞壬感知到了现实生活的所有情状所有滋味：比如《匿名者》里的李艺，这个形象是非常典型的，她通过塞壬的帮助进入职场，从最初的青涩到后来的圆熟，她甚至不愿意用、不能用本来的姓名与身份工作，若不如此的话，她们便难以进入向往的职场。而通过这样一个个李艺，塞壬一次次看到了曾经的自己，一次次看到她们或感恩或无情地对待自己。塞壬说，写作让她又把生命过了一次，所以是赚到了。我们在她的文字中的确和她一起穿越时光，对她生命的一些过往进行了重温，那里写满了她的喜怒哀乐。《匿名者》里她记叙的早年奔波中遭遇的虚伪、虚荣、欺骗、卑劣等等生活的不堪，这些故事给予她的磨练、成长、伤害，她都一一吸纳，淬炼成坚韧、成熟、果敢的塞壬。李艺、萨宾娜等人的确是她生命里印记颇深的人，但这些女子即便有诸多令人可恶憎恨的地方，却也直接反映出，她们也是生活的弱者——她们运用高尚的人不屑于不齿于的手段去谋生，她们自然是现实生活里不得不依靠各种本事去活着的“匿名者”，塞壬只是将她们一一挖掘出来，而这些人依旧在现实生活中出现，并且会一直存在。这再次体现了她忠实于生活、忠实于内心的写作态度，我们在她的作品中看到了生命的硬度。
在《耻》《声嚣》《哭孩子》等佳作中，这种现实主义手法更进一步阐释出来。塞壬能够细致全面地交代心理过程，她遇到的遭遇家暴的杨蓉、被飞车抢劫的安妮太太，她发现了这些高高在上的人们的秘密，而且她阐释出来的语言、神态、动作极具画面感，特別有电影戏剧冲突的张力效果，因而给读者带来的冲击力非常大。塞壬一次次从目击这些耻辱的见证者转变为受害者，她或主动或被动地逃离，“然而，我清楚的是，正是这一次次的逃离，我的生命慢慢走向强大。我从未想过去劳动部门维权，从未讨要属于我的公道。除了一身的伤痕，我活得好好地，这就足够了。”塞壬面对自己办公室的女孩时，发现她们都有被抢劫的经历，可塞壬又吃惊地发现，她们的经历有的更加可怖。但当“她们有时展示身体受到伤害的部位，她们的表情是娱乐的，是消遣的，她们在比谁的被抢经历更加可怕。”如此恐怖的经历却被她们谈笑风生地当作谈资，而她们如此操作并不是不恐惧于那些经历，而是选择冲刷痛感，集体遗忘。只是塞壬不能，如她所说，并不是她的伤痛更加惨烈，是她学不会遗忘，以致经常出现在梦里，“慢慢长成一个心痛，郁结成了一个肿块。”塞壬将它们书写出来了，成为了恒久的记忆。 上面是关乎抢劫的耻辱，可谓是身心的直接伤害，特别是肉体伤害。那么，我们看看相对来说间接些的伤害——声音的伤害。《声嚣》里展现的声音显然是复杂的，既有暴躁的侵扰，又有低音低频却有场的压抑声。在南方的私企，整个公司说了算的往往只有一人，“他的声音决定着别人的命运，他的声音制造出压力，一种场，它在我们内心形成一种声嚣，伤害着我们的肉身和魂灵。”这是职场里给塞壬带来痛苦记忆的“声嚣”。塞壬一次次打拼，从基层做起，做到中层，主管，可是她毕竟没有独立创业，所以，她要经常面对顶头上司乃至大老板，而许多时候，这些人并不是温情人性的，而是对塞壬们构成了“声嚣”。再看下班社区生活中的“声嚣，在出租屋的生活时期，塞壬的邻居经常打架——《声嚣》里她就写到了邻居争吵、房事、孩子哭闹等各种声音；《哭孩子》里更是将这类型的邻居细化到东北男人与河南女人这一对邻居带来的各种声音书写中，特别是着重写了邻居这个五岁小男孩的喜怒哀乐。因为这对夫妻不分黑夜白天的吵架，夫妻都是烈性子，还摔东西，不到五岁的男孩发出尖锐的哭声，并且塞壬在广州、深圳、东莞等，任何一处出租生活都遭遇到争吵的邻居与无助哭闹的小孩。这些孩子因为常年生活在父母争吵的阴影中，变得不自信、胆小、自闭，与那些被父母呵护、长相打扮干净俊美的孩子形成鲜明对比。每一次她都想去帮助他们，尽可能的，却又一次次无济于事。
读塞壬的这些系列散文几乎可以勾勒出她的生活轨迹图，包括心路历程，包括场景的转变。塞壬对自己在南方几年的工作与生活的写作几乎是白描式地呈现给读者，而且她经常毫不介意把自己的饮食起居写出来，里面当然有欢乐，但更多是辛酸、无奈、迷茫。初到广州，因为气候的不适应而生出癣疾，住处的潮湿闷热，“盗汗，颧红，白带异常”，甚至写出“还有那没完没了的性欲”。塞壬活得真实，写得洒脱，那时，她孤身一人，工作的不稳定、住处的简陋、气候的不适应，让她处于难过中——“在一种未知的虚妄中，在一种绝对陌生的环境中，除了孤独，我还多了一份不安和一种隐约的恐慌。”
《在镇里飞》和前文是呼应的，讲述她去东莞开展业务，她心里显然是向往自由生活的，“一个人操作一个区域的业务，有绝对的自主，从另一方面说，我逃离了广州写字楼的办公室打卡、守时制度，逃离了压抑、方格型的办公室，逃离了监控。”“我分明地知道，我的性格里有钢铁的特质，沉默而坚定。”我们必须要明确的是，这些文字固然是她的生活实录，却是带着她的体温甚至是鲜血的，那是在广东打拼多年的艺术提炼升华，固然可以归为“打工文学”“纪实文学”，却又那么令人感到惊叹与悲悯。沉默與坚硬一次次让她离开，四处漂泊，但这就是她的性格，也是她的宿命。同时，我们也坚信，塞壬的写作一定会一如既往地坚守着这样的现实主义写作精神，她不是不会风花雪月，而是她有自己的使命担当一样，她要通过个人的笔触，直接展示出一个时代的底层生活状态，我们可以誉之为“铁肩担道”义，而对于她来说，她是发自本能地书写，唯此，就显得更加可贵。
青葱岁月里的现实书写
对于成长岁月里的点滴书写，是诸多作家写作素材的重要源泉。塞壬也没有例外，她在许多篇章里都直接或间接地写到了自己的成长岁月印痕，而且这些书写都非常具有时代特点，一些篇章有机地串联起来后，甚至可以还原出来塞壬的早年传记效果。
《消失》里记叙了塞壬青少年时期的生活，包括她的父母、伙伴，友情、爱情，初入钢厂实习的种种，真可谓如实记录了塞壬的个人成长史，甚至从个人“管中窥豹”了当时的国家气象。和塞壬一起长大的小伙伴苦贞、许晓东有着各自的不幸——苦贞家有弟弟妹妹，她父亲在采石场被炸死，年少的苦贞不得不辍学，过去的“友谊、诗歌、爱情、音乐，将从她的生活中彻底抽走，她要承担的将是另一种东西……”“对于初恋，苦贞其实早早就让它寂灭，而现在，她要将她的一生也这样寂灭……”而许晓东也很早熟，带着塞壬爬火车投铁块，直至挨打。塞壬在与他的交往中，也逐渐产生了性别意识乃至朦胧的情感。许晓东青春懵懂表达上欠妥，甚至吓坏了塞壬，但，这些恰恰是塞壬对自己青春成长的宝贵实录。
《羊》里记叙了塞壬老家的悲苦女子：疯女人、傻女人，而且不止一个，她们命运似乎更不幸，从小就被男人们垂涎着；嫁人后，生了孩子后，男人和孩子要么死去，随之带给她们的打击也就格外大，她们过早衰老，这是乡村景象中不可忽视的弱势群体；她们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即便掌握，也只是一瞬间。特别是文中写到的慧敏，是这些女子的典型，在乡村，这样的悲苦女子一直在继续着：“怯弱、畏缩的表情，羊的姿态，还有那无尽地，沉默的一生。”
《1985年的洛丽塔》是非常具有人性深度的，她运用自传体式写出了一位少女对自己的身体、对亲情爱情乃至性的成长认知。青春期发育带给少男少女的冲击无疑是巨大的，随着慢慢长大，那些懵懂的人与事开始逐渐变得清晰，少女更是有了心事，甚至开始觉察到那些本来不想知道的事。这样的成长是蜕变——有痛感，却又不得不经历。塞壬的书写极具共鸣，她写出了母亲、姨妈、表姐和几位女人的生命交集，让爱与性在女人生命旅途中的印迹清晰明朗，里面当然关乎道德的审视，而更多的是人性的温度与亮度。
再如《悲迓》等篇目更是这样。其中，《悲迓》里书写的肖青衣极具小说的形象塑造意味，塞壬的笔法是深具痛感的，却又在历经痛感后回归了生活的平静淡定。塞壬忠实于少年时的经历，甚至可以说是完全实录，将生活的俊美丑恶如实地呈现于作者面前。二十年前的“农转非”让她老家西塞实现了命运的转变，她的两个表哥几乎同时甩掉了农村户口的未婚妻。这样令人震惊甚至亲友中不道德的实录，塞壬坚决不予以回避，绝不为“亲者讳”“尊者讳”，而是执笔直书，堪为“信史”。《悲迓》的主旨不光是青衣的悲迓，还有楚剧的悲迓，“我扫了一眼戏台，楚剧的命运本身就是一曲悲迓啊！”
楚地在中华文化史上可谓是传统文化渊源之一，这里是屈原的故地，楚剧颇有骚辞遺风。作为同乡，生于此的塞壬也很有楚人慷慨激昂又极具个性的舒朗狂放。并且，塞壬的文风是细腻多情的，其早年写诗，散文里也多喜欢用“啊”字结尾，令人想起楚辞里的“兮”！她善于流淌如水地讲述往事，关于她姐姐、她祖父的悲剧故事令人心颤不已——姐姐极其喜爱楚剧，视考进楚剧省校为实现人生梦想的寄托，可祖父却极力阻拦，导致性格刚烈的姐姐为梦想而殒命。往事如昨，讲述的本身扩张了文本的内容和张力，却形神兼备、饱满多汁，即便是个人家族史，却有了时代的横断面，毫无拖沓堆砌之感。那是源于塞壬对自己的创作有明确的解剖与定位：“我悲喜皆哭的性情缘于楚地，缘于那个叫‘西塞’的地方。”可以说，塞壬对自己的写作非常清楚，并且她也感念书写让她的生命又多过了一次：“当我开始写作，我的血，我文字的性格，我的气脉在汉语里逐渐还原成我最初的模样。”
塞壬这种家族史的书写也顺带写出了家族早年的故事，通过她的笔触，她写出了家族里诸多的人物：太祖母、祖母、大婶娘、祖父、小祖父、大伯父、父亲、母亲等一众亲人。而她极为推崇家族里的这些女性们，认为她们拥有“坚韧、温柔、开阔”的优秀品质，可以“擦掉男人们身上的尘埃，让他们发光。”她还写到了当地的民俗，诸如“水稻收割前是要祭拜的。”再比如祖母与她之间的招魂。中邪招魂的书写非常有楚地特色，实际上长辈给晚辈招魂或者叫魂在许多地方都有，塞壬将他们书写出来，融入到了家族史中。再如神圣的木槿花。木槿花在他们村的后山脚，祖母告诉她：“这棵树会在某个春夜开出一树的红花，只一瞬，光灿灿地红，闪电般地抖着红光，通体透明，像是神谕。要是有人在这个时候撞见了，你不管许下什么愿，它都会答应你。”无疑，这又令人感到楚地富于宗教神话色彩的民风民俗，很现实主义，但也同时闪现出浪漫主义色彩。 弱势群体里的现实书写
关于写作的思考，抑或是写作的目的与意义，在塞壬看来，文字不是为了解释世界，而是一个人通向世界的秘密进程，并在这个过程中去呈现真实的自己。塞壬做公益，但她却绝不想自己高高在上，有优越感去体恤怜悯那些弱势群体。对于残障孩子，她做不出准确的承诺答应何时再去看他们时，她只有无助的沉默，并耻于提及“悲悯”“爱”这些在她此刻看来“极富优越感的词”。
《托养所手记》是一篇非常难得的对弱势群体里患有精神心理障碍病儿的真实书写笔记。塞壬到托养所里采访，看到了这个世界的另一面——这里当然是真实的，真实到残酷，到令人不忍直视。虽然“他们从不谈及‘爱’，或者‘生命’这样的词。”这里生活的是被他们的家庭部分放弃乃至完全放弃的精神病儿，但里面依然是有温情的，比如主管为了挽救钟绍晖发病时自残的胸口呵护，便极具人性的关怀。而塞壬甚至为了帮助钟绍晖而违规带他出去，他的目的也没有别的，只是想回家。这里把病儿的患病程度依次分为智障部、精残部、重残部，事实上，里面生活的病人最渴望的都是回家，回到亲人的身边生活，可他们回不去了，一辈子都回不去了。
如前所述，塞壬的写作显然是具有明显的自叙传性质的，在《转身》中，她以个人史的写作展示了90年代末期国企改革给举国一大部分人带来的命运转机。她写到的小师妹菊是比她更为弱势的一类人，而恰如菊一样的人们，塞壬多年来在南方看到“成千上万这样的弱者，他们薄薄的身体，清澈如水的表情，薄薄的，一览无余的命运。”而且塞壬对这段生活的写作是一如既往地实录化，国企改革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共和国大事，通过个人命运的书写，让我们再回首时甚至有触目惊心之感。塞壬的写实散文与班宇的“铁西小说”系列，从南北两个方面共同呈现了九十年代末在国企改革大背景下普罗大众个体的命运起伏。塞壬直面了当年国有企业体制的弊端：“这种体制的重大悲哀在于，为企业造就了一大批技术不精、成天混工、思想陈旧的中青壮年。”当然，这些人虽然通过各种投机取巧的手段暂时保住了既得利益，但随着历史淘洗，他们一样被大浪淘沙。
显然，塞壬书写的对象是愿意指向底层人物的，她也从不认为自己成名后就觉得高人一等，而且她很善于洞悉与肯定这些底层人物的美好善良，“我总是那么容易为人性中的美而感动，哪怕是卑微的，我都会没有任何偏见地，对这样的美表示由衷地赞美和敬畏，并对平凡的人生和苦难的命运满怀热爱和祝福，所有这些，我认为不是你如何先锋、叛逆、有多少学问、读了多少书、获了多少荣誉就能做到的。”所以，塞壬极其接地气的写作饱含人性关怀成分，读其散文有中外写实电影的观感，静水深流的叙述中镜头感十足，而且每个场景的切换自如不突兀。
漂泊岁月里的现实书写
自九十年代末国企改革后，塞壬告别了老家的工厂，她便只身南下闯荡，这期间她走南闯北经历了十几座城市，换了无数工作和住处，历程自然是悲欣交集的，但也让她的文字充满了极其真实的岁月张力。这些漂泊岁月里的现实书写是她多年来写作的重心，我们必须要予以充分的分析论证。
首先，在这里简要说下她文章的讲述特色。笔者通读其作品发现，塞壬的许多散文都有这样的讲述特点——恰如电影的序幕或者讲课的导入，言简意赅却又水到渠成地引出所要讲述人物的故事，而所叙述的人物故事多是饱满完整的，再将自己与他们的人生交际结合起来，这些篇章连缀在一起便构成一部完整的个人成长史。塞壬对自身命运的写作呈现在不同的篇章里，这些篇章呈现了互文的效果，她的命运在不同文章中的书写有了连续性，包括与其相关的人物。比如在《转身》中她写到早年和一位电工师傅互有好感，但命运的决绝和个性的隐忍让她选择了全身而退，放弃了唾手可得的爱情，她将这种情感文脉在《匿名者》中继续提及：“如果我当初留守钢厂，如果我嫁给了那个电工。”直至《沉默、坚硬，还有悲伤》里她更是全面书写了这个故事，“我沉默着，如果不能跟他在一起，如果我们不能相爱，我还留在料场干什么呢？”塞壬对自己是了解的，正是因为她一次次的沉默和坚硬，造就了她不甘心与不服从的性格，也让她一次次离开，在广州、上海、深圳、北京、昆明、东莞、珠海、福州等地一次次漂泊，这种类似于巴尔扎克“人间喜剧”式的人物书写技巧，显然增强了文本的厚度与张力，并且读者在整体的阅读中实现了与主人公命运的呼应，增强了对主人公人生起伏的共鸣感。
在漂泊的岁月里，塞壬感知到了现实生活的所有情状所有滋味：比如《匿名者》里的李艺，这个形象是非常典型的，她通过塞壬的帮助进入职场，从最初的青涩到后来的圆熟，她甚至不愿意用、不能用本来的姓名与身份工作，若不如此的话，她们便难以进入向往的职场。而通过这样一个个李艺，塞壬一次次看到了曾经的自己，一次次看到她们或感恩或无情地对待自己。塞壬说，写作让她又把生命过了一次，所以是赚到了。我们在她的文字中的确和她一起穿越时光，对她生命的一些过往进行了重温，那里写满了她的喜怒哀乐。《匿名者》里她记叙的早年奔波中遭遇的虚伪、虚荣、欺骗、卑劣等等生活的不堪，这些故事给予她的磨练、成长、伤害，她都一一吸纳，淬炼成坚韧、成熟、果敢的塞壬。李艺、萨宾娜等人的确是她生命里印记颇深的人，但这些女子即便有诸多令人可恶憎恨的地方，却也直接反映出，她们也是生活的弱者——她们运用高尚的人不屑于不齿于的手段去谋生，她们自然是现实生活里不得不依靠各种本事去活着的“匿名者”，塞壬只是将她们一一挖掘出来，而这些人依旧在现实生活中出现，并且会一直存在。这再次体现了她忠实于生活、忠实于内心的写作态度，我们在她的作品中看到了生命的硬度。
在《耻》《声嚣》《哭孩子》等佳作中，这种现实主义手法更进一步阐释出来。塞壬能够细致全面地交代心理过程，她遇到的遭遇家暴的杨蓉、被飞车抢劫的安妮太太，她发现了这些高高在上的人们的秘密，而且她阐释出来的语言、神态、动作极具画面感，特別有电影戏剧冲突的张力效果，因而给读者带来的冲击力非常大。塞壬一次次从目击这些耻辱的见证者转变为受害者，她或主动或被动地逃离，“然而，我清楚的是，正是这一次次的逃离，我的生命慢慢走向强大。我从未想过去劳动部门维权，从未讨要属于我的公道。除了一身的伤痕，我活得好好地，这就足够了。”塞壬面对自己办公室的女孩时，发现她们都有被抢劫的经历，可塞壬又吃惊地发现，她们的经历有的更加可怖。但当“她们有时展示身体受到伤害的部位，她们的表情是娱乐的，是消遣的，她们在比谁的被抢经历更加可怕。”如此恐怖的经历却被她们谈笑风生地当作谈资，而她们如此操作并不是不恐惧于那些经历，而是选择冲刷痛感，集体遗忘。只是塞壬不能，如她所说，并不是她的伤痛更加惨烈，是她学不会遗忘，以致经常出现在梦里，“慢慢长成一个心痛，郁结成了一个肿块。”塞壬将它们书写出来了，成为了恒久的记忆。 上面是关乎抢劫的耻辱，可谓是身心的直接伤害，特别是肉体伤害。那么，我们看看相对来说间接些的伤害——声音的伤害。《声嚣》里展现的声音显然是复杂的，既有暴躁的侵扰，又有低音低频却有场的压抑声。在南方的私企，整个公司说了算的往往只有一人，“他的声音决定着别人的命运，他的声音制造出压力，一种场，它在我们内心形成一种声嚣，伤害着我们的肉身和魂灵。”这是职场里给塞壬带来痛苦记忆的“声嚣”。塞壬一次次打拼，从基层做起，做到中层，主管，可是她毕竟没有独立创业，所以，她要经常面对顶头上司乃至大老板，而许多时候，这些人并不是温情人性的，而是对塞壬们构成了“声嚣”。再看下班社区生活中的“声嚣，在出租屋的生活时期，塞壬的邻居经常打架——《声嚣》里她就写到了邻居争吵、房事、孩子哭闹等各种声音；《哭孩子》里更是将这类型的邻居细化到东北男人与河南女人这一对邻居带来的各种声音书写中，特别是着重写了邻居这个五岁小男孩的喜怒哀乐。因为这对夫妻不分黑夜白天的吵架，夫妻都是烈性子，还摔东西，不到五岁的男孩发出尖锐的哭声，并且塞壬在广州、深圳、东莞等，任何一处出租生活都遭遇到争吵的邻居与无助哭闹的小孩。这些孩子因为常年生活在父母争吵的阴影中，变得不自信、胆小、自闭，与那些被父母呵护、长相打扮干净俊美的孩子形成鲜明对比。每一次她都想去帮助他们，尽可能的，却又一次次无济于事。
读塞壬的这些系列散文几乎可以勾勒出她的生活轨迹图，包括心路历程，包括场景的转变。塞壬对自己在南方几年的工作与生活的写作几乎是白描式地呈现给读者，而且她经常毫不介意把自己的饮食起居写出来，里面当然有欢乐，但更多是辛酸、无奈、迷茫。初到广州，因为气候的不适应而生出癣疾，住处的潮湿闷热，“盗汗，颧红，白带异常”，甚至写出“还有那没完没了的性欲”。塞壬活得真实，写得洒脱，那时，她孤身一人，工作的不稳定、住处的简陋、气候的不适应，让她处于难过中——“在一种未知的虚妄中，在一种绝对陌生的环境中，除了孤独，我还多了一份不安和一种隐约的恐慌。”
《在镇里飞》和前文是呼应的，讲述她去东莞开展业务，她心里显然是向往自由生活的，“一个人操作一个区域的业务，有绝对的自主，从另一方面说，我逃离了广州写字楼的办公室打卡、守时制度，逃离了压抑、方格型的办公室，逃离了监控。”“我分明地知道，我的性格里有钢铁的特质，沉默而坚定。”我们必须要明确的是，这些文字固然是她的生活实录，却是带着她的体温甚至是鲜血的，那是在广东打拼多年的艺术提炼升华，固然可以归为“打工文学”“纪实文学”，却又那么令人感到惊叹与悲悯。沉默與坚硬一次次让她离开，四处漂泊，但这就是她的性格，也是她的宿命。同时，我们也坚信，塞壬的写作一定会一如既往地坚守着这样的现实主义写作精神，她不是不会风花雪月，而是她有自己的使命担当一样，她要通过个人的笔触，直接展示出一个时代的底层生活状态，我们可以誉之为“铁肩担道”义，而对于她来说，她是发自本能地书写，唯此，就显得更加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