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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里皮亚季,切尔诺贝利核电厂员工生活区。曾经这里繁荣发展、人声鼎沸,而在那场骇人听闻的核泄漏事故之后,这里变成了一座死城,让人不寒而栗。
10公里 一座鬼城
高楼大厦,社区林立,仿佛穿越一般,一座现代化的社区出现在我们眼前。
普里皮亚季,切尔诺贝利核电厂员工生活区。这里是苏联时代发展最快、最繁荣、最现代化的小镇,当时所有从事核工业的人都视在切尔诺贝利上班、在普里皮亚季居住为莫大的荣耀。
曾经这里居住了接近万人,可惜,一切都因为26年前的核泄漏事故而改变。普里皮亚季离4号反应堆太近了,只有3公里。大爆炸发生后,这个生活区是最先被危及到的地方。
事发后的30个小时里,一千多辆大巴排成了二十多公里长的队伍到普里皮亚季疏散人群。
当时政府并没有公开事态到底有多严重,承诺他们很快就可以回来,所有人都匆匆离去。二十多年过去了,再也没有人能够回到自己的家。
一栋栋大楼安静地矗立在林海中,外墙经过风吹日晒,都已斑驳,有的已经龟裂、坍塌。黑洞洞的窗户像一只只眼睛,看着这片区域。时光轮转,除了无边的死寂,再没有任何东西。
很多当时的公共设施也安静地停留在社区里,铁质的锈迹斑斑,木质的腐朽不堪。蔓延的树枝探进它们的缝隙里,跟它们融为一体。它们曾经是属于普里皮亚季人的,现在,普里皮亚季是属于它们的。以后,它们也将永远留在这里,守护着这座空城。
我努力地在脑海里复原眼前这个游乐场遭弃前的情形:孩子们在里面高兴地玩耍,父母们在旁边聊着天,老人们相互搀扶着下棋。滑梯、旋转木马、摩天轮、过山车都还在这里,安静地待着,却不见了玩耍的孩子们。
特别是那个著名的摩天轮,依然静静矗立,却找不到一丝快乐的痕迹。它从来就没有给人们带来过快乐,摩天轮竣工的时间就是切尔诺贝利核电厂发生爆炸的那一天,它甚至还没来得及正式开放运营。
摩天轮没有留下孩子们的笑容,只留下了灾难的印记。
我们想继续往厂区、4号反应堆前进。向导摇头,他是向导,其实也是军方派来监视我们的人。就我一个人去,他也坚决不许。他说厂区里面布满了摄像头,有警察和安保人员,他们穿着防护服戴着防毒面具,荷枪实弹。如果有人进去,他们会无理由开枪。
难道这儿就是我们切尔诺贝利之行的终点?我有些不甘心,还有太多的东西我没看到。扭头四顾,楼房和茂密的树木挡住了我们的视线。至少,我得找个高地,看看4号反应堆吧。
不能近睹,远观也行。
我指了指一栋楼,有16层高,说我们想上去看看。
向导依然不点头,最后只能用中国方式来说服他同意了——塞钱。这一招放诸四海而皆准,他同意了。允许我们上去15分钟,必须保持安静,不要弄出声响,否则被厂区里的警察看见了,可能会被击毙。最后,出了一切事情自己负责。他和司机不上去,在下面等着。
爬16层楼梯也是个挑战,期间我蹿了几个门。
当时人们匆匆撤离,几乎没带什么东西,他们的生活物品仍全留在了这里,原封不动。生活气息很浓,家具、电器、生活用品、照片,依然在安静地守护着没有主人的家。
如果允许拂掉灰尘,能全景再现26年前,居住在这里的人们的生活环境。普里皮亚季,就是一个大的20世纪80年代苏联实景博物馆,找到一卷废弃的胶卷。好奇作祟,我还是违反了不碰任何东西的承诺,打开了它。胶片上,记录着它主人们的生活。一位苏联的军官,威严俊朗;一个母亲带着孩子,在楼下游乐场外拍照,笑容灿烂;全家福,一家人笑得很开心,幸福洋溢。
推开一扇门,把我吓得不轻,又一具干尸出现在眼前,这次是真的,不是玩具。应该是一匹蹿上来觅食的野狼,触碰或误食到了辐射源,死在了这里。我又想起了电影里那些变异动物们的模样。越想越恐怖,要真从哪儿钻出来一匹,我们扛不住。
这干尸让人瘆得慌,我拦住梁红,没敢让她看。
终于爬上了楼顶。遍地尘埃,零落青苔。盖革计数器疯了似的嘶鸣,显示30毫西弗,超过了警戒线100倍。我算了算,距离累加辐射值还有点儿空间,我们还能在上面再多待一会儿。
魏凯拿着机器拍摄,高辐射之下,我们说话的声音像被电波干扰般,夹杂着“兹兹”的声音,听不清楚,干脆就对口型了。
登高望远,极目远眺,整个普里皮亚季尽收眼底。空旷的楼顶、高耸的烟囱、被树叶遮盖的街道,安然静候。路灯和电线杆钻破了绿色,但使命已不再。透过密林的缝隙,能看见许多已经坍塌的楼房。
此时,我唯一的感觉就是震撼,整个世界,“震耳欲聋”地安静。关掉盖革计数器,可以想象一下这种场景:置身于一座城市的中央,站在一栋大厦顶层,没有人声鼎沸、没有鸡鸣狗吠、没有车水马龙,连鸟鸣啾啾都没有。没有任何城市的声音,只有风声。感觉不到任何人类活动过的踪迹。
安静,死寂,死城一般的沉寂。
背后,是那种莫名的恐怖,深入内心,毛骨悚然。打开盖革计数器,急促的“嘀嘀”声音,仿佛“鬼城”的索命音,让人不寒而栗。
3公里 石棺的致命诱惑
“这才是探险的乐趣,这才是来切尔诺贝利的价值。”下了楼,我边套防护服边说。
接下来的路我们必须穿防护服了,向导说,对外开放的区域都是进行过严格清理的,包括土质和周围的植物都清理过,辐射值在安全范围之内。但是我们去的幼儿园和上的那栋大楼都是从未对外开放的地方,辐射量都很大,再暴露下去,就很危险。
回到车上,计划路线,是到爆炸中心外围开一圈,然后从另外一条路返回。
汽车再也没有停,只在爆炸的4号反应堆外面路过。最近的时候,我们离封锁4号反应堆的石棺只有几十米远。
向导说,那里面封印着恶魔,是世界上最神秘、最致命的地方。我来切尔诺贝利,就是因为它致命的诱惑。 这个石棺,就是切尔诺贝利的恐怖之源。有两百吨的铀,一吨致命的钚,上千吨的实木、铅和沙子,融在一起像陶瓷一样,被封存在里面。
当年爆炸发生后,核辐射非常高,无法进行稀释、消除。为了抑制其强放射性和剩余的破碎堆芯继续溶解,甚至重返临界再次爆炸,政府只能紧急施工,采用大量的中子吸收材料、冷却材料和屏蔽材料,修建一座堡垒,将4号反应堆全面覆盖。形成了现在石棺的模样。
科学家说,这里要完全消除核辐射的影响,需要24万年。对于人类来说,这个时间就是永远。
原计划这个石棺的使用寿命是10年,但现在26年过去了,它还在工作。石棺内部的高辐射性,使混凝土发生脆化,开始裂缝。高温核燃料还与封盖物反应,产生的气体制造了很大的内部压力。现在石棺一直在漏水,甚至有可能坍塌。乌克兰政府已经准备重新修葺。
来之前,我想都不敢想,自己竟然能从石棺身边经过。这是世界上最恐怖的地方之一。车子划过的刹那,我把盖革计数器伸出了车窗。瞬间我就体验到了一种无声的震撼:100倍!外面的辐射值是车里的整整100倍!
危险是如此的真切,我们却看不见它。
突然车子停了。做谢尔盖将军的工作起了作用,向导把我们带进了切尔诺贝利的纪念园。
一个苗圃围绕起来的园区,与我们一路所见的建筑都那么破落风尘不同,这里的一切都是新的,不再肃杀,但却肃穆。
迎面而来的是一堵墙,上面镌着很多铭碑,每个碑上都刻着一个人名。他们是第一批到达这里的消防员,牺牲在了这里。墙壁的正中央挂着一口大钟,警钟长鸣,这是我的理解。旁边是一个十字架,英雄们安息。
园区中央是一座纪念碑。一只手托着一座挂着钟的大楼。
回头,背后居然就是4号反应堆的另外一面。它就在我的面前,我离它只有十几米,就一堵墙的距离!
盖革计数器也应景地疯叫起来,我身上的辐射值已经接近设定的安全极限了。再靠近,就是自杀。真没办法了,切尔诺贝利的杀伤力无色无味,带来的恐怖却是如此的实实在在。北京的雾霾还能看得见呢。
石棺就在我眼前,我却只能挥手和它再见。
绕了个圈往回走。向导给我们留了一份礼物,那是一所学校,在10公里辐射圈边缘处。向导说,这是当时救援人员们集结、休整的地方,还有普里皮亚季来不及转移的人,也临时安置在这里。救援人员们都是在核泄漏第一现场待过的,所以这所学校里面会有大量的辐射源。防毒面具和防护服在身壮胆,我们进去了。
又是一个校园恐怖片现场,盘根错节的树枝探了进来,枯叶洒满了操场,风一吹就飒飒作响。教室已经残破不堪,学生们用过的桌椅胡乱摆放。
进入一间空教室,里面是一地的老式防毒面具,成千上万。都是当时救援人员留下的,没有被填埋,随意地堆放着。当年,每个防毒面具后面都有一个英雄,他们把自己的青春和生命全都奉献在了这里。他们后来遭遇了什么,现在是什么样?没人知道。
这里除了老旧许多,一切都还是当年的原样。站在防毒面具堆中,仿佛再次时光穿越了,我有点体会到26年前重返危机现场的感觉。灾难当头,人命关天,舍生忘死。
我走近,捡起一个防毒面具,一抖,里面散落大量灰尘。手上的盖革计数器几乎要爆了,这里有重辐射源!
瞬间,我的无线麦克风就失声了。身后的魏凯也一摊手,摄像机等电子设备一并儿全瘫痪。
回到车里,摆弄着相机,看我们进切尔诺贝利一路拍的照片,发现了问题。我和梁红,原来无论在那儿拍照,都带着笑。在奥伊米亚康零下50℃的极寒下如此,在摩加迪沙的暴力街头依然如此,但在切尔诺贝利的所有照片里,我们的脸上都没有一丝笑意,全透着恐惧。
可能自己不觉得,但表情出卖了我们。
(待续)
摘自《侣行——中国新格调:爱到极致,行到极端》
张昕宇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定价:39.00元
10公里 一座鬼城
高楼大厦,社区林立,仿佛穿越一般,一座现代化的社区出现在我们眼前。
普里皮亚季,切尔诺贝利核电厂员工生活区。这里是苏联时代发展最快、最繁荣、最现代化的小镇,当时所有从事核工业的人都视在切尔诺贝利上班、在普里皮亚季居住为莫大的荣耀。
曾经这里居住了接近万人,可惜,一切都因为26年前的核泄漏事故而改变。普里皮亚季离4号反应堆太近了,只有3公里。大爆炸发生后,这个生活区是最先被危及到的地方。
事发后的30个小时里,一千多辆大巴排成了二十多公里长的队伍到普里皮亚季疏散人群。
当时政府并没有公开事态到底有多严重,承诺他们很快就可以回来,所有人都匆匆离去。二十多年过去了,再也没有人能够回到自己的家。
一栋栋大楼安静地矗立在林海中,外墙经过风吹日晒,都已斑驳,有的已经龟裂、坍塌。黑洞洞的窗户像一只只眼睛,看着这片区域。时光轮转,除了无边的死寂,再没有任何东西。
很多当时的公共设施也安静地停留在社区里,铁质的锈迹斑斑,木质的腐朽不堪。蔓延的树枝探进它们的缝隙里,跟它们融为一体。它们曾经是属于普里皮亚季人的,现在,普里皮亚季是属于它们的。以后,它们也将永远留在这里,守护着这座空城。
我努力地在脑海里复原眼前这个游乐场遭弃前的情形:孩子们在里面高兴地玩耍,父母们在旁边聊着天,老人们相互搀扶着下棋。滑梯、旋转木马、摩天轮、过山车都还在这里,安静地待着,却不见了玩耍的孩子们。
特别是那个著名的摩天轮,依然静静矗立,却找不到一丝快乐的痕迹。它从来就没有给人们带来过快乐,摩天轮竣工的时间就是切尔诺贝利核电厂发生爆炸的那一天,它甚至还没来得及正式开放运营。
摩天轮没有留下孩子们的笑容,只留下了灾难的印记。
我们想继续往厂区、4号反应堆前进。向导摇头,他是向导,其实也是军方派来监视我们的人。就我一个人去,他也坚决不许。他说厂区里面布满了摄像头,有警察和安保人员,他们穿着防护服戴着防毒面具,荷枪实弹。如果有人进去,他们会无理由开枪。
难道这儿就是我们切尔诺贝利之行的终点?我有些不甘心,还有太多的东西我没看到。扭头四顾,楼房和茂密的树木挡住了我们的视线。至少,我得找个高地,看看4号反应堆吧。
不能近睹,远观也行。
我指了指一栋楼,有16层高,说我们想上去看看。
向导依然不点头,最后只能用中国方式来说服他同意了——塞钱。这一招放诸四海而皆准,他同意了。允许我们上去15分钟,必须保持安静,不要弄出声响,否则被厂区里的警察看见了,可能会被击毙。最后,出了一切事情自己负责。他和司机不上去,在下面等着。
爬16层楼梯也是个挑战,期间我蹿了几个门。
当时人们匆匆撤离,几乎没带什么东西,他们的生活物品仍全留在了这里,原封不动。生活气息很浓,家具、电器、生活用品、照片,依然在安静地守护着没有主人的家。
如果允许拂掉灰尘,能全景再现26年前,居住在这里的人们的生活环境。普里皮亚季,就是一个大的20世纪80年代苏联实景博物馆,找到一卷废弃的胶卷。好奇作祟,我还是违反了不碰任何东西的承诺,打开了它。胶片上,记录着它主人们的生活。一位苏联的军官,威严俊朗;一个母亲带着孩子,在楼下游乐场外拍照,笑容灿烂;全家福,一家人笑得很开心,幸福洋溢。
推开一扇门,把我吓得不轻,又一具干尸出现在眼前,这次是真的,不是玩具。应该是一匹蹿上来觅食的野狼,触碰或误食到了辐射源,死在了这里。我又想起了电影里那些变异动物们的模样。越想越恐怖,要真从哪儿钻出来一匹,我们扛不住。
这干尸让人瘆得慌,我拦住梁红,没敢让她看。
终于爬上了楼顶。遍地尘埃,零落青苔。盖革计数器疯了似的嘶鸣,显示30毫西弗,超过了警戒线100倍。我算了算,距离累加辐射值还有点儿空间,我们还能在上面再多待一会儿。
魏凯拿着机器拍摄,高辐射之下,我们说话的声音像被电波干扰般,夹杂着“兹兹”的声音,听不清楚,干脆就对口型了。
登高望远,极目远眺,整个普里皮亚季尽收眼底。空旷的楼顶、高耸的烟囱、被树叶遮盖的街道,安然静候。路灯和电线杆钻破了绿色,但使命已不再。透过密林的缝隙,能看见许多已经坍塌的楼房。
此时,我唯一的感觉就是震撼,整个世界,“震耳欲聋”地安静。关掉盖革计数器,可以想象一下这种场景:置身于一座城市的中央,站在一栋大厦顶层,没有人声鼎沸、没有鸡鸣狗吠、没有车水马龙,连鸟鸣啾啾都没有。没有任何城市的声音,只有风声。感觉不到任何人类活动过的踪迹。
安静,死寂,死城一般的沉寂。
背后,是那种莫名的恐怖,深入内心,毛骨悚然。打开盖革计数器,急促的“嘀嘀”声音,仿佛“鬼城”的索命音,让人不寒而栗。
3公里 石棺的致命诱惑
“这才是探险的乐趣,这才是来切尔诺贝利的价值。”下了楼,我边套防护服边说。
接下来的路我们必须穿防护服了,向导说,对外开放的区域都是进行过严格清理的,包括土质和周围的植物都清理过,辐射值在安全范围之内。但是我们去的幼儿园和上的那栋大楼都是从未对外开放的地方,辐射量都很大,再暴露下去,就很危险。
回到车上,计划路线,是到爆炸中心外围开一圈,然后从另外一条路返回。
汽车再也没有停,只在爆炸的4号反应堆外面路过。最近的时候,我们离封锁4号反应堆的石棺只有几十米远。
向导说,那里面封印着恶魔,是世界上最神秘、最致命的地方。我来切尔诺贝利,就是因为它致命的诱惑。 这个石棺,就是切尔诺贝利的恐怖之源。有两百吨的铀,一吨致命的钚,上千吨的实木、铅和沙子,融在一起像陶瓷一样,被封存在里面。
当年爆炸发生后,核辐射非常高,无法进行稀释、消除。为了抑制其强放射性和剩余的破碎堆芯继续溶解,甚至重返临界再次爆炸,政府只能紧急施工,采用大量的中子吸收材料、冷却材料和屏蔽材料,修建一座堡垒,将4号反应堆全面覆盖。形成了现在石棺的模样。
科学家说,这里要完全消除核辐射的影响,需要24万年。对于人类来说,这个时间就是永远。
原计划这个石棺的使用寿命是10年,但现在26年过去了,它还在工作。石棺内部的高辐射性,使混凝土发生脆化,开始裂缝。高温核燃料还与封盖物反应,产生的气体制造了很大的内部压力。现在石棺一直在漏水,甚至有可能坍塌。乌克兰政府已经准备重新修葺。
来之前,我想都不敢想,自己竟然能从石棺身边经过。这是世界上最恐怖的地方之一。车子划过的刹那,我把盖革计数器伸出了车窗。瞬间我就体验到了一种无声的震撼:100倍!外面的辐射值是车里的整整100倍!
危险是如此的真切,我们却看不见它。
突然车子停了。做谢尔盖将军的工作起了作用,向导把我们带进了切尔诺贝利的纪念园。
一个苗圃围绕起来的园区,与我们一路所见的建筑都那么破落风尘不同,这里的一切都是新的,不再肃杀,但却肃穆。
迎面而来的是一堵墙,上面镌着很多铭碑,每个碑上都刻着一个人名。他们是第一批到达这里的消防员,牺牲在了这里。墙壁的正中央挂着一口大钟,警钟长鸣,这是我的理解。旁边是一个十字架,英雄们安息。
园区中央是一座纪念碑。一只手托着一座挂着钟的大楼。
回头,背后居然就是4号反应堆的另外一面。它就在我的面前,我离它只有十几米,就一堵墙的距离!
盖革计数器也应景地疯叫起来,我身上的辐射值已经接近设定的安全极限了。再靠近,就是自杀。真没办法了,切尔诺贝利的杀伤力无色无味,带来的恐怖却是如此的实实在在。北京的雾霾还能看得见呢。
石棺就在我眼前,我却只能挥手和它再见。
绕了个圈往回走。向导给我们留了一份礼物,那是一所学校,在10公里辐射圈边缘处。向导说,这是当时救援人员们集结、休整的地方,还有普里皮亚季来不及转移的人,也临时安置在这里。救援人员们都是在核泄漏第一现场待过的,所以这所学校里面会有大量的辐射源。防毒面具和防护服在身壮胆,我们进去了。
又是一个校园恐怖片现场,盘根错节的树枝探了进来,枯叶洒满了操场,风一吹就飒飒作响。教室已经残破不堪,学生们用过的桌椅胡乱摆放。
进入一间空教室,里面是一地的老式防毒面具,成千上万。都是当时救援人员留下的,没有被填埋,随意地堆放着。当年,每个防毒面具后面都有一个英雄,他们把自己的青春和生命全都奉献在了这里。他们后来遭遇了什么,现在是什么样?没人知道。
这里除了老旧许多,一切都还是当年的原样。站在防毒面具堆中,仿佛再次时光穿越了,我有点体会到26年前重返危机现场的感觉。灾难当头,人命关天,舍生忘死。
我走近,捡起一个防毒面具,一抖,里面散落大量灰尘。手上的盖革计数器几乎要爆了,这里有重辐射源!
瞬间,我的无线麦克风就失声了。身后的魏凯也一摊手,摄像机等电子设备一并儿全瘫痪。
回到车里,摆弄着相机,看我们进切尔诺贝利一路拍的照片,发现了问题。我和梁红,原来无论在那儿拍照,都带着笑。在奥伊米亚康零下50℃的极寒下如此,在摩加迪沙的暴力街头依然如此,但在切尔诺贝利的所有照片里,我们的脸上都没有一丝笑意,全透着恐惧。
可能自己不觉得,但表情出卖了我们。
(待续)
摘自《侣行——中国新格调:爱到极致,行到极端》
张昕宇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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