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一九九六年第十期刊登的许纪霖先生的文章《出山不比在山清》，基本上反映了丁文江这个历史人物的本来面貌。只是由此引出的话题仍然一言难尽。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以独立的身份参与现实政治是从“好人政府”开始的。一九二二年“好人政府”破产以后，蔡元培、胡适、丁文江等人都参与了国民政府的工作。他们在“主义”上的独立性逐渐被使命感和“知己之感”所淡化。然而使命感亦有正负两个方面，“丁文江们”被界定不清的使命感所驱使，往往陷入痛苦和迷茫的境地。周作人后期的堕落行为，不也是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一个灰暗的例证吗？
　　呼唤“丁文江们”的传人参与现实政治，推进社会进步，并不是今天才有的话题，翻一翻一九七八年以后的报刊杂志，“知识分子参与”问题，不知热过多少回了，然而在“参与热”中始终有一些关键问题没有解决，许多参与者不得不从“政界”进入“商界”，或从“政界”重返“书斋”。
　　“参与”本身应该解决两个层次上的问题。一个是知识分子作为公民的公民权利的实现问题，这也是全社会的普遍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说，知识分子的政治参与是毫无保留的，再一个是解决知识分子群体与政治权力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需要在知识分子群体构建自己的独立的现代意义的人格过程中，通过理性的选择来实现。
　　本世纪初至今的知识分子从未放弃过在政治上的努力，但从基本的价值观和努力的方式上，应该有所改变。他们自身的政治启蒙仍然是一个迫切的任务。他们应该放弃寻求外在支点的幻想，而应致力于自身人格的培养和群体力量的建设。由此而言，知识分子们应该努力，丁文江在注视着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