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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2日，程大伟的“鲁文渔15001号”渔船因涉嫌“非法捕捞”，在黄海海域与执法的韩国海警发生冲突，一名海警受伤，一名海警（李清好）身亡。一天后，韩国警方对船上的9名中国渔民签发逮捕令，罪名是“妨害特殊公务执行罪”，但程大伟的罪名却多了一项“杀人罪”。他的“杀人工具”由开始的玻璃片，最终被认定为驾驶舱内一把25厘米长的刀。
事件在韩国引起震动，有媒体甚至把“非法捕捞”的中国渔民称为“海盗”。此后，韩国海警加大了检查力度，仅在12月16日、17日两天里，遭韩方扣押的“非法”中国渔船就达到了26艘。
冲突为何屡屡发生？如今，当你走进一个个小渔港就会发现：船长程大伟的悲剧，不过是中国渔民命运的一种极端显现。
“在整个渤海都人缘好”
程桂桐无法将自己的儿子与韩国人描绘的“海盗”联系在一起。
看着日历，他盘算着，如果不是“出了事儿”，儿子阳历新年就应该回来了。程大伟的母亲则守着电视，希望知道儿子怎么杀的人。但她看了几天，没有答案。后来，听人说韩国方面可能判儿子死刑，她病了几天，哭着对女儿说，“这下大伟可没法给我送终了。”
程的妻子每天以泪洗面，哭完就忙着办去韩国出庭的护照，找一切能找到的关系。她开始答应记者“我只见你一人”，但很快又反悔，“他们说，都没用了。”
舆论的漩涡中，一点风吹草动都能触动这个家庭脆弱的神经——怕影响两国关系、怕耽误政府工作、怕激怒对方“先斩后奏”——父亲程桂桐反复念叨着：“咱儿子出事咱着急，人家那边死了人更着急。”
直到12月15日，家人才终于在网络上看到程大伟。他戴着白色口罩，在警察押送下进入法庭，太阳穴附近有擦伤，眼部一大块淤青。
在家人的描述中，事发时，程大伟一度被打昏，但昏迷的时间是在韩国海警死亡前，还是死亡后，不得而知。醒来后，程大伟曾在一个中国翻译的帮助下，偷偷给妻子打了电话，内容大概是：“人不是我杀的。你放心，别惦记。”
但在12月19日，一直否认杀人的程大伟又在韩国警方带领下，指认了现场，并承认“警察官打了一下我的头”，“我拿着凶器喊‘不要过来’。”
在程大伟的老家辽宁绥中的张见渔港，渔民们都不相信程大伟杀了人。这座渔港建于2002年，从那时起，程大伟就是港上的名人。有船在海上出了事，渔民们就会去找程大伟，“大伟，赶紧去救人。”
在船长们的描述中，程大伟为人豪爽、仗义，出手阔气，好请客，“有点像当年的绿林好汉。”船长王尽忠至今还记得，刚认识程大伟那年，自己的船在海上遇难，其他船都不予理会，只有程大伟自己驾船从18海里外跑来救援。另一位船长则回忆，他的船在海上飘了三天三夜，直到程大伟的船路过才得了救。
渔港上，忙着收网船员们也对程大伟评价颇高：“人好”，“从不欠小工（船员）工钱”，“救人还差不多，哪里会杀人。”
38岁那年，程大伟第一次因救人上了报纸——2004年9月14日的凌晨4点，载着两千多吨硫酸的福州“金达226号”货轮，在山东石岛附近海域出现故障。货轮在巨浪击打下濒临沉没。不远处，程大伟驾驶的“辽绥渔4415号”和另一艘渔船接到了求救信号，立刻赶去救援。两艘小渔船冒着被巨浪打沉的危险，在海上救了14个人，其中程大伟一艘船就救了9人。
这件事曾被《辽沈晚报》报道，并在辽宁和山东渔民间广为流传，程大伟也因此在渔民中间建立起威信。根据船长们的说法，7年间，他曾在3次海难里救了至少17条人命，“大伟在整个渤海都人缘好。”
“大船操大心，小船操小心”
程大伟生于绥中网户满族乡小前村，该乡因多渔民、网户而得名。在父亲程桂桐的记忆里，上世纪70年代以前，打渔在当地还是件很容易的事，在海边划个小木船，拉上网，就能打到鱼。年轻的船长们也记得，小时候，在海边随便就能捡到不少螃蟹。
1985年春天，程桂桐從当地的化肥厂下了岗，和村上另外5家人合伙贷了两万块钱，买下一艘小渔船，下了海。小渔船只有7米长、12马力，没有通讯设备，没有拔网机，只能在海岸边跑个十里八里。由于不敢往深海走，一年下来，5家人打的鱼只卖了8000块钱。但在那年景，出海打渔已经是当地人最好的营生。
程大伟喜欢打渔，十三四岁的时候就去屯里的水坑淘鱼，村里的孩子谁也淘不过他，都听他指挥。虽然只读过6年书，但18岁上船的他，很快显露出航海的天赋。20岁那年，他就当上了小渔船的船长，这在整个网户乡也并不多见，但在当时“大伙都挺赞同他”。
程桂桐至今记得，儿子22岁那年出海打海蜇，回来走到一半的时候船上的发动机坏了。程大伟在船上支了个竹竿，把棉被挂上当风帆，顺着东风飘了50里才回了家。那次，程桂桐心里很不是滋味。他看着儿子，只说了一句，“孩子，太不容易了，才20岁。”
程桂桐觉得，如果不是那次儿子命大，赶上了东风，可能就再也回不来了。“大伟出了半辈子海，我跟着惦记了半辈子。”儿子出海的时候，他总要等着看天气预报，一旦刮风了，就悬上一颗心，“担心出事；担心打不着鱼。”
24岁那年，程大伟结了婚。程桂桐跟儿子说：“干脆你去跟别人再搭个伙换艘船吧！”于是，程大伟和别人合股买了艘38马力的新船。也正是从这一年开始，程大伟像很多船老大一样，成了村上最早致富的一批人。此后的若干年里，他贷款买了汽车，在绥中县城住上了楼房，渔船也从38马力一点点贷款换到了200马力。
父亲程桂桐始终不放心。程大伟出事儿后，他突然想起村里那句老话：“大船操大心，小船操小心。”
“渔网能把渤海盖个十层八层”
随着时间推移，张见港的渔船从最开始的20艘发展到了上百艘。渔船的规模也越来越大。当初的十几匹马力的小渔船，变成了现在600匹马力的“大黑皮”。
过度捕捞，让程桂桐经常感叹：“渔民的渔网铺在水平面上，把渤海盖平了，也能盖个十层八层的。”传统捕鱼区开始加速萎缩，近海已经几乎无鱼可打。海上的污染也使得渔民雪上加霜。蓬莱19-3和绥中36-1海上油田相继发生漏油、溢油，影响了辽宁、河北附近海域的渔业生产。2011年，出海打渔的张见港船长，不少都赔了钱。
深海区的资源争夺变得白热化，河北、辽宁、山东三地的渔民常常为争夺捕捞资源产生摩擦。协商不成，渔民们便通过“撞船”武力解决——谁的船小，谁就会挨欺负。渔民们只能不断贷款换大船，于是“船越来越大，‘饥荒’（负债）却越来越多。”
2010年，渤海25渔区，发生了辽宁渔民与河北渔民冲突最为激烈的一次。当时，张见港的一些船长，为了维护自己在此公共海域捕鱼的权利，组成了一支有24艘渔船的“海上雄鹰”船队，与河北昌黎、乐亭的船队联盟展开了一场“海上大战”。混战中，一艘河北渔船被撞翻，造成1人死亡、1人失踪。
一年后，张见港的船长们又发现：为了阻止其他地方的渔民去打渔，有人在38海区附近方圆一百多海里的海底下，放置了带着铁钩的“灰墩子”。这些灰墩子每隔400米一个，渔船只要一进去，撒下的渔网就会被勾坏。
按照张见港几位船长的说法，此次“韩国海警被杀”事件中另一艘渔船“辽葫渔35430号”的船长刘连成，正因为抢不过其他地方的渔船，才跟着表哥程大伟跑到了韩国专属经济区打渔。
程大伟早就发现“渤海不好干了”。他曾想过转行、不再出海。早年，他真骑了辆自行车到外面去卖毛虾，但很快发现：他们这样的海里人，很难适应地上的营生。张见港的其他船老大也想过另谋出路，比如搞水产养殖，却被告知成本投入巨大，把船卖了也不够个零头。
“黑牌子”干脆成了摆设
2003年，程大伟和几个船长听说山东那边鱼多，便一起开着船跑到了山东石岛打鱿鱼。但在当时，他并不知道，中韩两国签订的《中韩渔业协定》规定，从2001年开始，中韩之间的水域已经划为“暂定措施水域”、“过渡水域”和“维持现有渔业活动水域”，其中“暂定措施水域”在2005年转成各自的专署经济区。而中国渔民传统黄金渔场的一部分，正好在韩国专属经济区之内。渔民们若想继续进入这片区域打渔，须得到韩国授权的“入渔许可证”。
由于“入渔许可证”是黑色的，渔民們戏称之为“黑牌子”。在韩国专属经济区的边上打了几年鱿鱼和黄花鱼后，2008年，程大伟花了十几万，也从别人手里买回来这么一块。
这块现在已经价值30万的“黑牌子”，没能改变程大伟的命运。因为，中国渔船进入韩国专属经济区打渔，网目大小、捕捞时间、捕鱼量都有着严格限制。按照韩国的标准，中国渔民根本挣不到钱。为了生计，渔民们只能瞒报捕捞数量。今年4月25日，程大伟被韩国海警罚了10.9万人民币。当时，他在济州遮归岛西北方向27公里处“非法捕捞”了760公斤的海鱼，而捕捞日记上记录只有480公斤。
更多中国渔船干脆铤而走险，直接偷入经济区捕鱼。在韩国海警加强防范的背景下，张见港渔民手里的“黑牌子”成了摆设——“经济区根本就进不去。”后来，程大伟把“黑牌子”转给了别人，决定自己再冒一次险。在此后的几个月里，他常常把船停在禁区的边界，下网等着鱼群。由于使用的是流网，这种做法十分危险，渔网经常就会随风飘到韩国的捕鱼禁区以内。程大伟的渔船曾被韩国的海警拿枪打坏了雷达。
12月12那一晚，据当时在附近船上的船员回忆：刘连成和程大伟两艘船把网撒在“禁区”里面3-4海里处。不久，他们从雷达上发现，一艘韩国炮艇正飞速向他们奔来。两艘渔船先后往禁区外跑，韩国炮艇则放下高速汽艇，继续追赶，落在后面的“鲁文渔15001号”被韩国海警登船，后就渐渐慢了下来……
韩国海洋警察厅的资料显示，今年1月到10月，韩国西部海警厅就扣留290多艘中国渔船，几乎每天一艘。最近5年，韩方对中国渔船罚款总额达294亿韩元。
对中国渔民的反感情绪也在韩国民众间蔓延。今年9月，一部海警题材的偶像剧《波塞冬》在韩国国内热播，剧情中，中国渔民的形象被刻画得蛮横无理。
“‘饥荒’太多，再跑两趟”
11月底，张见港去韩国打渔的4艘渔船回来了两艘。临行时，提前回来的船长王尽忠也曾劝程大伟一起回去，但程大伟坚持留下：“‘饥荒’（负债）太多，再跑两趟。”
与一般船员比起来，船老大们外表光鲜，在海上却要承担着更大的风险。他们就像是在海上碰运气的“赌徒”，稍不经意就可能血本无归。程桂桐亲眼见过，村里的老船长打渔赔了钱，“把‘饥荒’都带进棺材里去了。”
程大伟同样把血本都压在了渔船上。2009年年末，他从信用社贷了60万，又管亲友借了些钱，与乡里一个叫大庆的人一起凑足200万，从南方买了一艘400匹马力的铁皮船。因为绥中只能登记木船，于是这艘船才在山东文登登记为“鲁文渔15001号”。新船买回来在家收拾半年，安装灯光、发电设备，又花了几十万，后半年才出海。后来，大庆退了股，程大伟一个人撑下了船。一年下来，雇了9名船员花了50万；油钱花了50万；春天置一趟网，花了38万；夏天再补一次网，又花了五六万——每年花费都要在150万左右，而打渔挣的钱，也都拿去还了信用社。
“4月被罚的那次，让大伟前半年几乎都白干了，所以他才拼命往‘禁区’里跑，想挣点钱回家过年。”张见港一位船长说。
现在，父亲程桂桐每天算计着过日子，期待着儿子可以早日归家。他对孙子的唯一告诫是：“谁的班你都可以接，就你爸的班你不能接！”
事件在韩国引起震动，有媒体甚至把“非法捕捞”的中国渔民称为“海盗”。此后，韩国海警加大了检查力度，仅在12月16日、17日两天里，遭韩方扣押的“非法”中国渔船就达到了26艘。
冲突为何屡屡发生？如今，当你走进一个个小渔港就会发现：船长程大伟的悲剧，不过是中国渔民命运的一种极端显现。
“在整个渤海都人缘好”
程桂桐无法将自己的儿子与韩国人描绘的“海盗”联系在一起。
看着日历，他盘算着，如果不是“出了事儿”，儿子阳历新年就应该回来了。程大伟的母亲则守着电视，希望知道儿子怎么杀的人。但她看了几天，没有答案。后来，听人说韩国方面可能判儿子死刑，她病了几天，哭着对女儿说，“这下大伟可没法给我送终了。”
程的妻子每天以泪洗面，哭完就忙着办去韩国出庭的护照，找一切能找到的关系。她开始答应记者“我只见你一人”，但很快又反悔，“他们说，都没用了。”
舆论的漩涡中，一点风吹草动都能触动这个家庭脆弱的神经——怕影响两国关系、怕耽误政府工作、怕激怒对方“先斩后奏”——父亲程桂桐反复念叨着：“咱儿子出事咱着急，人家那边死了人更着急。”
直到12月15日，家人才终于在网络上看到程大伟。他戴着白色口罩，在警察押送下进入法庭，太阳穴附近有擦伤，眼部一大块淤青。
在家人的描述中，事发时，程大伟一度被打昏，但昏迷的时间是在韩国海警死亡前，还是死亡后，不得而知。醒来后，程大伟曾在一个中国翻译的帮助下，偷偷给妻子打了电话，内容大概是：“人不是我杀的。你放心，别惦记。”
但在12月19日，一直否认杀人的程大伟又在韩国警方带领下，指认了现场，并承认“警察官打了一下我的头”，“我拿着凶器喊‘不要过来’。”
在程大伟的老家辽宁绥中的张见渔港，渔民们都不相信程大伟杀了人。这座渔港建于2002年，从那时起，程大伟就是港上的名人。有船在海上出了事，渔民们就会去找程大伟，“大伟，赶紧去救人。”
在船长们的描述中，程大伟为人豪爽、仗义，出手阔气，好请客，“有点像当年的绿林好汉。”船长王尽忠至今还记得，刚认识程大伟那年，自己的船在海上遇难，其他船都不予理会，只有程大伟自己驾船从18海里外跑来救援。另一位船长则回忆，他的船在海上飘了三天三夜，直到程大伟的船路过才得了救。
渔港上，忙着收网船员们也对程大伟评价颇高：“人好”，“从不欠小工（船员）工钱”，“救人还差不多，哪里会杀人。”
38岁那年，程大伟第一次因救人上了报纸——2004年9月14日的凌晨4点，载着两千多吨硫酸的福州“金达226号”货轮，在山东石岛附近海域出现故障。货轮在巨浪击打下濒临沉没。不远处，程大伟驾驶的“辽绥渔4415号”和另一艘渔船接到了求救信号，立刻赶去救援。两艘小渔船冒着被巨浪打沉的危险，在海上救了14个人，其中程大伟一艘船就救了9人。
这件事曾被《辽沈晚报》报道，并在辽宁和山东渔民间广为流传，程大伟也因此在渔民中间建立起威信。根据船长们的说法，7年间，他曾在3次海难里救了至少17条人命，“大伟在整个渤海都人缘好。”
“大船操大心，小船操小心”
程大伟生于绥中网户满族乡小前村，该乡因多渔民、网户而得名。在父亲程桂桐的记忆里，上世纪70年代以前，打渔在当地还是件很容易的事，在海边划个小木船，拉上网，就能打到鱼。年轻的船长们也记得，小时候，在海边随便就能捡到不少螃蟹。
1985年春天，程桂桐從当地的化肥厂下了岗，和村上另外5家人合伙贷了两万块钱，买下一艘小渔船，下了海。小渔船只有7米长、12马力，没有通讯设备，没有拔网机，只能在海岸边跑个十里八里。由于不敢往深海走，一年下来，5家人打的鱼只卖了8000块钱。但在那年景，出海打渔已经是当地人最好的营生。
程大伟喜欢打渔，十三四岁的时候就去屯里的水坑淘鱼，村里的孩子谁也淘不过他，都听他指挥。虽然只读过6年书，但18岁上船的他，很快显露出航海的天赋。20岁那年，他就当上了小渔船的船长，这在整个网户乡也并不多见，但在当时“大伙都挺赞同他”。
程桂桐至今记得，儿子22岁那年出海打海蜇，回来走到一半的时候船上的发动机坏了。程大伟在船上支了个竹竿，把棉被挂上当风帆，顺着东风飘了50里才回了家。那次，程桂桐心里很不是滋味。他看着儿子，只说了一句，“孩子，太不容易了，才20岁。”
程桂桐觉得，如果不是那次儿子命大，赶上了东风，可能就再也回不来了。“大伟出了半辈子海，我跟着惦记了半辈子。”儿子出海的时候，他总要等着看天气预报，一旦刮风了，就悬上一颗心，“担心出事；担心打不着鱼。”
24岁那年，程大伟结了婚。程桂桐跟儿子说：“干脆你去跟别人再搭个伙换艘船吧！”于是，程大伟和别人合股买了艘38马力的新船。也正是从这一年开始，程大伟像很多船老大一样，成了村上最早致富的一批人。此后的若干年里，他贷款买了汽车，在绥中县城住上了楼房，渔船也从38马力一点点贷款换到了200马力。
父亲程桂桐始终不放心。程大伟出事儿后，他突然想起村里那句老话：“大船操大心，小船操小心。”
“渔网能把渤海盖个十层八层”
随着时间推移，张见港的渔船从最开始的20艘发展到了上百艘。渔船的规模也越来越大。当初的十几匹马力的小渔船，变成了现在600匹马力的“大黑皮”。
过度捕捞，让程桂桐经常感叹：“渔民的渔网铺在水平面上，把渤海盖平了，也能盖个十层八层的。”传统捕鱼区开始加速萎缩，近海已经几乎无鱼可打。海上的污染也使得渔民雪上加霜。蓬莱19-3和绥中36-1海上油田相继发生漏油、溢油，影响了辽宁、河北附近海域的渔业生产。2011年，出海打渔的张见港船长，不少都赔了钱。
深海区的资源争夺变得白热化，河北、辽宁、山东三地的渔民常常为争夺捕捞资源产生摩擦。协商不成，渔民们便通过“撞船”武力解决——谁的船小，谁就会挨欺负。渔民们只能不断贷款换大船，于是“船越来越大，‘饥荒’（负债）却越来越多。”
2010年，渤海25渔区，发生了辽宁渔民与河北渔民冲突最为激烈的一次。当时，张见港的一些船长，为了维护自己在此公共海域捕鱼的权利，组成了一支有24艘渔船的“海上雄鹰”船队，与河北昌黎、乐亭的船队联盟展开了一场“海上大战”。混战中，一艘河北渔船被撞翻，造成1人死亡、1人失踪。
一年后，张见港的船长们又发现：为了阻止其他地方的渔民去打渔，有人在38海区附近方圆一百多海里的海底下，放置了带着铁钩的“灰墩子”。这些灰墩子每隔400米一个，渔船只要一进去，撒下的渔网就会被勾坏。
按照张见港几位船长的说法，此次“韩国海警被杀”事件中另一艘渔船“辽葫渔35430号”的船长刘连成，正因为抢不过其他地方的渔船，才跟着表哥程大伟跑到了韩国专属经济区打渔。
程大伟早就发现“渤海不好干了”。他曾想过转行、不再出海。早年，他真骑了辆自行车到外面去卖毛虾，但很快发现：他们这样的海里人，很难适应地上的营生。张见港的其他船老大也想过另谋出路，比如搞水产养殖，却被告知成本投入巨大，把船卖了也不够个零头。
“黑牌子”干脆成了摆设
2003年，程大伟和几个船长听说山东那边鱼多，便一起开着船跑到了山东石岛打鱿鱼。但在当时，他并不知道，中韩两国签订的《中韩渔业协定》规定，从2001年开始，中韩之间的水域已经划为“暂定措施水域”、“过渡水域”和“维持现有渔业活动水域”，其中“暂定措施水域”在2005年转成各自的专署经济区。而中国渔民传统黄金渔场的一部分，正好在韩国专属经济区之内。渔民们若想继续进入这片区域打渔，须得到韩国授权的“入渔许可证”。
由于“入渔许可证”是黑色的，渔民們戏称之为“黑牌子”。在韩国专属经济区的边上打了几年鱿鱼和黄花鱼后，2008年，程大伟花了十几万，也从别人手里买回来这么一块。
这块现在已经价值30万的“黑牌子”，没能改变程大伟的命运。因为，中国渔船进入韩国专属经济区打渔，网目大小、捕捞时间、捕鱼量都有着严格限制。按照韩国的标准，中国渔民根本挣不到钱。为了生计，渔民们只能瞒报捕捞数量。今年4月25日，程大伟被韩国海警罚了10.9万人民币。当时，他在济州遮归岛西北方向27公里处“非法捕捞”了760公斤的海鱼，而捕捞日记上记录只有480公斤。
更多中国渔船干脆铤而走险，直接偷入经济区捕鱼。在韩国海警加强防范的背景下，张见港渔民手里的“黑牌子”成了摆设——“经济区根本就进不去。”后来，程大伟把“黑牌子”转给了别人，决定自己再冒一次险。在此后的几个月里，他常常把船停在禁区的边界，下网等着鱼群。由于使用的是流网，这种做法十分危险，渔网经常就会随风飘到韩国的捕鱼禁区以内。程大伟的渔船曾被韩国的海警拿枪打坏了雷达。
12月12那一晚，据当时在附近船上的船员回忆：刘连成和程大伟两艘船把网撒在“禁区”里面3-4海里处。不久，他们从雷达上发现，一艘韩国炮艇正飞速向他们奔来。两艘渔船先后往禁区外跑，韩国炮艇则放下高速汽艇，继续追赶，落在后面的“鲁文渔15001号”被韩国海警登船，后就渐渐慢了下来……
韩国海洋警察厅的资料显示，今年1月到10月，韩国西部海警厅就扣留290多艘中国渔船，几乎每天一艘。最近5年，韩方对中国渔船罚款总额达294亿韩元。
对中国渔民的反感情绪也在韩国民众间蔓延。今年9月，一部海警题材的偶像剧《波塞冬》在韩国国内热播，剧情中，中国渔民的形象被刻画得蛮横无理。
“‘饥荒’太多，再跑两趟”
11月底，张见港去韩国打渔的4艘渔船回来了两艘。临行时，提前回来的船长王尽忠也曾劝程大伟一起回去，但程大伟坚持留下：“‘饥荒’（负债）太多，再跑两趟。”
与一般船员比起来，船老大们外表光鲜，在海上却要承担着更大的风险。他们就像是在海上碰运气的“赌徒”，稍不经意就可能血本无归。程桂桐亲眼见过，村里的老船长打渔赔了钱，“把‘饥荒’都带进棺材里去了。”
程大伟同样把血本都压在了渔船上。2009年年末，他从信用社贷了60万，又管亲友借了些钱，与乡里一个叫大庆的人一起凑足200万，从南方买了一艘400匹马力的铁皮船。因为绥中只能登记木船，于是这艘船才在山东文登登记为“鲁文渔15001号”。新船买回来在家收拾半年，安装灯光、发电设备，又花了几十万，后半年才出海。后来，大庆退了股，程大伟一个人撑下了船。一年下来，雇了9名船员花了50万；油钱花了50万；春天置一趟网，花了38万；夏天再补一次网，又花了五六万——每年花费都要在150万左右，而打渔挣的钱，也都拿去还了信用社。
“4月被罚的那次，让大伟前半年几乎都白干了，所以他才拼命往‘禁区’里跑，想挣点钱回家过年。”张见港一位船长说。
现在，父亲程桂桐每天算计着过日子，期待着儿子可以早日归家。他对孙子的唯一告诫是：“谁的班你都可以接，就你爸的班你不能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