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儿子黄雁平不是‘不孝’，而是已于四年前就突发心脏病离开了您。您释然后的无奈，眼神内定格不解那愣愣的瞬间至今让我无法忘记，您居然使出全身的力气一边用肢体语言竖起大拇指，鼓励失去丈夫的我要坚强，一边在我耳边重复地说着，不是‘不孝’就好！”
　　这是2012年1月26日，在婆婆去世周年之际，常梦写的一篇纪念博文。此前她不断哄老人说丈夫出国了，老人临终前，才受全家委托，不得不告诉了婆婆真相。
　　因为回访的原因，我上网搜寻常梦的消息，结果无意间看到了这篇博文，心酸不已。我至今还记得，2007年7月30日凌晨三点收到的常梦那条短信，“刚才我亲爱的老公没了，这就是我做公益最大的（代价）？”
　　那些天，我正在采写主题为“慈善的代价”的专题，刚刚访问了常梦。稿还未发，常梦的丈夫黄雁平却因为操劳过度，倒在了为关爱中心维修房子的工地上。2002年，常梦个人出资创办了北京通州区关爱中心，这是一所残障人员、肢体残疾儿童及智障成人的托养机构，重点帮扶单亲贫困家庭，常梦收取的托养费远远低于运行成本，因而不得不四方化缘。丈夫是她背后的天，陪她渡过了一道道难关。
　　那次报道，是让我感觉最无能为力的一次。而那期封面，恰好是关于“蚁族”的话题，题目叫做《向下的青春》，整本杂志几乎是灰霾中国。我还记得杂志出版以后，受到了领导的表扬，说这期采写不错，“就是太惨了”。真是这样，青年人在社会最底层苦苦挣扎，好人做慈善代价惨重，还有什么比这样向下的社会，更加让人沮丧？

觉醒的力量

　　2007年是我在《中国新闻周刊》专题组任记者的第三个年头。那些年，我们曾竭尽全力，试图捕捉社会转型期中那些微小但具有社会风向标式的变化。从2007年夏天开始，民间慈善开始成为我们关注的焦点。有将近大半年的时间，我几乎一直在采写相关的话题，从《慈善的代价》到《无根的慈善》，再到《天使妈妈》，我亲身感受到了民间慈善在中国觉醒的力量。虽然由于中国慈善的传统先天被腰斩，后天又营养不良，那时民间慈善组织的规模都不大。
　　比如天使妈妈，起初更像个志愿者小组，成立天使之家几乎是出于热心妈妈的本能，是为了有地方救助那些因为先天疾病而被父母遗弃的孤儿。2008年春天，我记得自己第一次到天使之家孤儿寄养点，还来不及采访，赶紧上手先帮忙带孩子。那时我自己也才做妈妈，第一次抱起兔唇的婴孩，孩子无比依恋地偎着我，突然露出了灿烂的笑，我刹那间理解了为什么天使妈妈们说这项事业是“母爱泛滥”的结果，为什么天使妈妈甚至可以毫不犹豫用自己的乳汁去喂养这些孤儿。作为一个母亲，你其实别无选择。
　　报道完天使妈妈不久，就发生了汶川大地震。那是民间慈善得以生存壮大的转折点。以郑鹤红、邱莉莉为代表，天使妈妈志愿者团队立即驰援灾区，一同带去的还有她们募得的价值150万元的奶粉。《中国新闻周刊》进行了追踪，报道了天使妈妈在灾区的志愿行动。那一年，天使媽妈获得了“中华慈善奖”。
　　那一年也是中国民间慈善的黄金年，以汶川地震为契机，各阶层的慈善意识都在提升，民间慈善获得了社会全面的尊重与回报。常梦成为了北京公益榜样。

让无根的慈善扎根于制度

　　当我接到编辑的约稿电话，希望对那组慈善报道做一个回访，这令我有些踌躇。如今在中国，慈善在日益变成一个高危行业，我甚至觉得，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
　　好在回访的结果基本令人欣慰。常梦依然忙得风风火火。她创办的机构幸运地获得了政府拨款，也获得了各界支持捐助。厕所的无障碍设施解决了，孩子们过冬的煤储存够了，找到了愿意承担残障人支持性就业的餐厅，关爱中心的孩子们每周可以去做一些简单的工作，譬如迎宾、清洁、端盘子。在帮助残障人正常融入社会的过程中，常梦找到了活着的价值。
　　天使妈妈已声名远播。她们与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签约，除了天使之家孤儿寄养点，还建立了救助贫困家庭患儿的天使妈妈基金。2012年，天使妈妈们从民间募集善款1000多万元，救助了500多个孩子。团队核心成员基本都还在，从当初的兼职变为专职。天使妈妈团队负责人邓志新说，这是她们后半生的事业，她为此辞去了外企数十万年薪的工作。
　　回访中，一个普遍的感受是，民间慈善的处境这些年确实有所改善。随着社会财富的增加，民间慈善取代国家慈善的大趋势已经不可逆转。但这也是个表面热闹，其实沉寂的春天。因为关于民间慈善的相关政策法规并没有实质性松动，最突出的问题仍然是民间慈善组织的身份暧昧。
　　天使妈妈团队如今最大的困难，已经不是钱的问题，而是一直无法获取独立身份，不能完全独立自主运营，由此产生各种管理软肋，乃至不得不面对人为的失误。回访期间，天使妈妈团队正在应对新一轮关于财务透明度的质疑，准备邀请第三方进行独立审计，公开征询捐赠人和网民意见。而另一方面，袁厉害的悲剧是否会影响到类似天使之家这样的民间孤儿寄养点，邓志新也忧心忡忡。
　　这是一个好人难做的时代，因为仅仅依靠觉悟和爱心，已经不能支撑民间慈善的发展。而一个好人，也远远不如一个好的制度更保险。袁厉害事件同样刺激了常梦，她感慨，我们可以忙忙碌碌，但是不能盲盲目目。她当然希望政府的支持力度能再大一点，但是首要的还是自己的管理更完善一些。她的梦想是建设品牌公益。几天前，有祖孙三代人来到关爱中心捐款，声明不要发票，常梦回答说，“请不要助长我们犯错误的机会。”
　　更透明、更高效、更专业，业已成为中国民间慈善的生命通道。但前景依然不容乐观。天使妈妈发起人郑鹤红，如今已经是资深的公益人。在她眼中，缺乏指导，仅靠自己摸索的专业化进展仍然太过缓慢，而如今做慈善的道德感和成就感都在持续下降。慈善争议和丑闻此起彼伏：慈善秀、诈捐、郭美美事件、天价餐费……慈善公信力的沦陷，已经殃及了中国整个慈善生态系统。即使是有免费午餐这样的种子项目，仍不能催发整个慈善的春天。郑鹤红伤感地表示，慈善组织正在为全社会的不信任买单。

　　至今支撑中国公益人坚持走下去的，除了个人的坚韧，还因为中国社会贫富现象日益分化，越来越多无力自救的人需要援助。是“被需要”推动着公益人前行，这已经是一条不归路。在回访中，我发现天使妈妈们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男人看见一个小男孩，正在捡起水洼里的小鱼，并且用力把它们扔回大海。
　　“孩子，这水洼里有几百几千条小鱼，你救不过来的。”男人忍不住说。
　　“我知道。”小男孩头也不抬地回答。
　　“哦？那么你为什么还在扔？谁在乎呢？”
　　“这条小鱼在乎！”男孩儿一边回答，一边拾起一条鱼扔进大海。“这条在乎，这条也在乎！还有这一条、这一条、这一条……”
　　是的，你在乎，我在乎，他也在乎。我希望多年后还能够有机会对中国慈善再进行一次追访。希望那时善良有制度保障，从事慈善的人们更从容，不用疲于自证清白；而普通的我们，养老金还在，医保账户没有亏空，一旦需要救助，马上就有人伸出援手。
　　所谓慈善，说到底不过是我本善良，对人如是，对国家和组织亦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