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一九八二年第七期上发表的吕叔湘同志的《由苏东坡作<黠鼠赋>的年龄问题引起的》，读后颇觉高兴。
　　其原因之一是讲理。文章实事求是地批评了文风不正的现象。多少年来，虽然“摆事实，讲道理”的话不少人都知道，一个时期甚至喊得十分响亮，但与说话人的行动似乎毫不沾边。毛泽东同志有一段对“三个凡是”都要批判，决不能让他们自由泛滥的很有名的语录，那后面还有几句很重要的话却很少为人了解和重视：“但是，这种批判应该是充分说理的，有分析的，有说服力的，而不应该是粗暴的、官僚主义的，或者是形而上学的、教条主义的。”旧小说写公堂断案，常用一句描述语叫“不由分说”，幼年读书并未在意，只是在经历了多年来“左”的思想影响下的运动的“分析批判”之后，才逐渐体味到这四个字的真正内涵。俗语云：“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因为“不由分说”，更不用想说“清”，“有理”又可奈何？那时的所谓批判文章，也大都是深文周纳，锻炼人罪的恶霸腔调，打手架势。吕文的好，就好在讲理。，
　　原因之二是厚道。街头巷尾的妇姑勃溪，往往有所谓“得理不让人”的。这“得理”当然是好的，而因“得理”就气势咄咄地“不让人”，也是有伤厚道。“生也有涯，知也无涯”，自己写文章或编审他人的文章中出现这样那样的错误，确乎可以用出版物序跋中常用的那句话，是“在所难免”的。吕文对作者、编者的要求，只是做“他力所能及的事情”，“避免他能够避免的错误”、“改正他能够改正的错误”。不苛求于人。当然，何者为能够，何者为不能够，其间标准是不象度量衡那样精确。不过，只要拿来具体问题，是可以加以判别的。即以这一期《读书》上《三十年代中国文坛的一面镜子》一文中的一段话为例：
　　在鲁迅的日记、书信中，还有一些有关《肖伯纳在上海》的史料线索足值钩沉，如《鲁迅日记》三月一日致台静农笺云：“我们集了上海各种议(疑衍一“论”字——笔者)，以为一书，名之曰《肖伯纳在上海》，已付印，成后亦当寄上。”因鲁迅《序言》写于“二月二十八日灯下”，而此日即云：“已付印”，我估计即于今日(三月一日)发稿付排。
　　这段文字虽然不长，其中却至少有三处是错了而应予改正的：一、《鲁迅日记》显系《鲁迅书信》之误；二、“笔者”加注中的“衍”字显系“夺”字之误，校勘学术语中“衍”指多出的，“夺”才指脱漏；三、现在写文章指说一九三三年三月一日，是无论如何也不可以称为“今日”的，须将“今日(三月一日)”改为“三月一日当天”才对。
　　上述三点，对作者来说，应该是“能够避免”的，而对编者来说，更应该说是“能够改正”的，这恐怕不至有何歧义。所以问题的关键还是在吕文中所说的“认真负责”、“认真阅读”这两个“认真”上。
　　对厚道的期望，理宜严肃对待的。